略论浙江先进的市场经济区域文化——从区域文化角度解读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的高速增长与巨大成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浙江论文,区域论文,文化论文,市场经济论文,改革开放以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区域文化属于社会意识形态范畴，是一个区域民众的主流心理(精神)状态，其中包括人们的价值观念、道德理想、心理素质、行为准则等心理要素。区域文化作为一个区域民众的“灵魂”，它支配着人们的行动、行为和习惯，激发人们的价值创造力，成为创造物质财富的不竭动力，区域文化还会外化成制度、体制、机制等社会环境因素，因而，区域文化被认为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软实力”和核心竞争力。先进的区域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源和“助推器”，而落后的区域文化则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精神罗网。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的经济高速增长，经济发展实力不断增强，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高，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指标早已位居全国前列。浙江巨大成就的取得，在于浙江率先进行的市场化改革及其所形成的先发优势，在于浙江人的因素，在于浙江先进的市场经济区域文化。正如前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在总结浙江经验时曾说，“浙江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在于浙江人的因素、在于浙江文化的内涵：浙江人致富靠的是精神，靠的是‘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的艰苦创业作风。”因此，研究浙江先进的市场经济区域文化的产生、形成的原因，内容及其丰富的内涵，探索其对经济增长产生巨大动力的内在机理，就显得非常重要。这不仅对浙江人坚持和弘扬先进的市场经济区域文化，而且对全国各地学习和借鉴浙江先进的市场经济区域文化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先进的市场经济区域文化是浙江经济发展水平领先全国的根本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在历届省委、省政府及各级政府党政班子的带领下，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克服自然资源禀赋不足、工业基础薄弱、缺少国家资金投入等困难和不利因素，依靠自己的力量，锐意改革、务实创新、奋力拼搏，经济持续、高速、稳定增长，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快速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经济发展的总体势力和发展水平稳定的处于全国领先地位。2006年，浙江全省的常住人口为4980万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3.8％，但是，实现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却达到了15694亿元，占全国GDP的7.5％，连续多年稳居全国第4位；人均GDP为31684元(按年平均汇率折算为3975美元)，为全国人均GDP的1.97倍，也是多年居全国省区第一位。全年出口总额1009亿美元，占全国出口额的10.41％，出口增长31.4％，增幅近年连续居沿海主要省市首位。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325亿元，占全国的6.97％。三次产业增加值结构为5.9∶53.9∶40.2；第一产业比重低于全国5 9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比重分别高出全国5.2个百分点和0.7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比重仅次江苏，列全国第2位，第三产业比重在北京、广东、上海之后，列全国第4位。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7593亿元，占全国的6.91％；其中非国有投资5134亿元，占全省投资的67.6％。实际到位外资88.9亿美元，占全国的12.8％，实到外资额继续为全国第4位。全年在境外投资企业425家，投资总额3.9亿美元，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营业额20.3亿美元，对外投资增幅为全国第一。财政一般预算总收入2567.5亿元，其中地方一般预算收入1298.2亿元，分别占全国的6.52％和1.16％。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达到25005.9亿元，其中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为24413.9亿元，人民币存款余额占全国存款总量的7.3％，人民币存款余额、增量和增速分别居全国第5位、第3位和第1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18265元和7335元，分别高出全国平均数的55.33％和104.49％；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连续六年和连续二十二年列全国各省区第一位。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即居民家庭食品消费支出占家庭消费总支出的比重)分别为32.9％和37.2％，分别低于全国平均数2.9个百分点和5.8个百分点。除了这些总量指标外，浙江在民营经济的实力和竞争力，制造业产业集群的规模，专业市场的数量，县域经济发展，全省经济社会综合竞争力等许多方面均居于全国领先地位。总之，经过改革开放以来近30年的发展，浙江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城乡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浙江从改革开放前一个欠发达的位于全国中等水平的农业省份，发展成为一个工业大省、商贸流通大省、经济强省，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实力和发展水平稳定的处于全国领先地位，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最快、发展活力最强的省份之一。浙江已经实现了从农业社会、封闭性的社会向工业社会、开放性的社会，从自然经济、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成功转型；实现了从温饱向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正在以更加坚实、快速的步伐，以更加成熟和自信的姿态向现代化的和谐社会、法制社会迈进。
与我国西部和东北地区的不少省区相比，改革开放之初，浙江既缺乏资源禀赋优势，也缺乏良好的交通条件和工业基础优势这些经济起飞所必需的条件；与东部沿海的江苏和广东等省相比，浙江没有当时苏南地区那样发达的乡镇集体企业的优势，也没有珠江三角洲地区那样因国家特殊优惠政策和有利的区位条件所带来的港澳台商大规模投资的优势。换句话说，浙江无论从经济理论角度还是国际经验角度来看都不具备经济起飞所必需的基础和条件，根本无法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但在事实上，浙江却取得了比上述其他地区都毫不逊色的增长业绩，而且在增长的动力上具有更加明显的持久性。这种理论与现实的悖论就是人们不可思议的“浙江现象”、“浙江奇迹”或者叫“浙江之迷”。破解浙江之迷，学习浙江经验早已成为中西部地区许多政府部门、民间组织及感兴趣的人们的热门话题。浙江何以能够取得经济发展的奇迹?浙江经济高速持久增长的内在动力和外在支撑条件到底在那里?浙江经济“增长之迷”的“谜底”究竟是什么?笔者认为“谜底”就在浙江人所创造并形成的民营经济的体制优势，产业集群形式的制造业优势，专业市场为特色的商贸流通优势，以浙江人、浙江企业、浙江资本的外拓、外扩为特征的外向型经济优势，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浙江先进的市场经济区域文化的优势，先进的市场经济区域文化是浙江经济高速增长的不竭的动力源泉。因为，在上述这些优势中，其他优势都是人以外的“物”的东西，是人创造出来的、派生的，而先进的市场经济区域文化是属于观念的东西，是存在于人自身的东西，是与人分不开的；其他优势是“客体”，而先进的市场经济区域文化属于“主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物质的东西是可以通过交换即通过购买得到而作为非物质的观念性的东西是交换即购买所无法能获得的，它需要通过学习、实践，经过磨砺、培养来形成。这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许多地区的考察团来下决心、花气力，领导带队来浙江“学习取经”，但实际收效并不明显，原因在于他们往往只看到、学到了浙江的一些做法，一些形式，一些“物”的东西，而没有看到、学到或者说看到、学到了，但做不到的那些本质性的东西，即浙江先进的市场经济区域文化。笔者认为，中西部经济欠发达省区与浙江最根本的差距并不在于物质方面，而在于精神方面，在于区域文化的明显差异上，学习浙江，最根本的是要学习浙江先进的市场经济区域文化，创新、培育、再造当地的先进区域文化，为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2.浙江先进的市场经济区域文化形成的基础和条件
区域文化是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在特定地理、生产方式、政治制度、历史传统等条件下，在与外来文化的交流、融合的过程中产生、形成并不断演进和发展的。浙江先进的市场经济区域文化的形成也不例外，也有其产生的特定地理、经济、政治、社会、历史渊源。浙江素来就有崇尚财富、重视工商、不讳言利、讲求功利的鲜明的区域文化传统，这是浙江先进的市场经济区域文化形成的基础和“内核”，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是浙江先进的市场经济区域文化形成的现实条件，它使浙江区域工商文化传统得到极大的展现、磨砺和升华，进而上升为浙江先进的市场经济区域文化。
从经济、地理角度看，浙江地处江南腹地、东海之滨，是古越国之所在，历史上的鱼米之乡、文化之乡，物产丰富、经济发达，物产剩余，而发达的水陆交通对剩余物品的流通、集散、贸易提供了便利的条件；浙江1000多公里的海岸线和许多天然良港，具有得天独厚的对外贸易的条件，自古海外贸易发达。浙江的中、南部地区地处山区，人口稠密、耕地资源稀缺，仅靠土地难以丰衣足食，生存的压力迫使人们不得不在农业以外另找生活出路，或外出经商或通过手艺、专长谋生他乡者非常普遍。浙江偏安江南一隅，不具备进可攻、退可守，割据称霸的地理条件，并非兵家必争之地，因而就少去了中原逐鹿的战争祸乱，为工商业的持久繁荣、财富的积累和文明的延续提供了保证。
从历史的角度看，进入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后，少数民族不断入主中原，中国北方长期处于战乱分割状态，加上土地不断地被兼并，社会经济、政治动荡不安，北方的豪绅大户以及失去土地的农民为了躲避战乱、谋求生存纷纷南逃，江南地区从此进入到了一个北方移民与当地土著居民一道长期共同开发的历史时期。从三国时期的东吴开始，到东晋、唐朝中后期、北宋、南宋，先后出现了多次中原地区居民向江南迁移的移民浪潮，北方移民占江南地区的人口比重达到10％左右，移民浪潮的出现大大推动了包括浙江在内的江南地区的开发，使得这一地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逐渐形成为全国新的经济、文化以至政治中心。史料研究表明，早在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随着铁器生产工具的大量运用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浙江一带的商人及商业活动就已日趋增多。汉代实行抑商政策及汉末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仍，中原一带商业日渐凋敝，浙江由于统治势力薄弱且较少战乱，却使得商业能够依然保持活跃和兴旺的景象。隋唐以来，浙江地区工商业空前繁荣，隋朝开凿大运河，通过水路把江南与北方广大地区连接起来，包括杭州在内的沿运河城市商业日益繁荣，明州(宁波)、温州在唐朝时已是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两宋时期，特别是南宋建都杭州，经济重心明显南移，手工业、商业及其相关的饮食、住宿等城市经济快速兴起，海外贸易空前发展，浙江生产的商品化、市场化、城镇化发展程度开始居于全国前列。元代在蒙古贵族统治下，中原工商活动再次遭到破坏，但相比中原地区，浙江工商业仍算是比较发达。明朝至清朝中后期，社会政治稳定、经济长期发展，人口的快速增长使得浙江的人地矛盾日趋严重，浙江以至整个江南地区更加注重通过变化经济结构来换取发展空间，即从单一的粮食作物转向以棉、桑、粮专业化、多元化的经济结构，于是浙江成为全国重要的棉布和丝织品生产与交中心；农村广大专业户与市场发生着日益紧密的联系，工商资本快速积聚，工商大户日益增多，农村工商业进入到一个空前繁荣的发展阶段，浙江的产品远销全国各地和海外许多地方虽然这一时期中央政府曾厉行海禁，合法的海外贸易一度停滞，但浙江走私贸易却始终异常活跃。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浙江是西方工业文明在我国登陆最早的地区，宁波、温州成为对外通商的重要口岸；西方工业文明的输入一方面加剧了浙江小农经济的破产和传统社会的解体，另一方面也在客观上促进了浙江现代大机器生产和城市工商业的发展；浙江的传统文化在和西方文化的碰撞、融合中得到了发扬光大，宁绍(宁波、绍兴)商帮，温青(温州、青田)商帮迅速崛起，大规模出境移居欧美国家，开拓海外贸易市场形成了高潮。
从政治、人文的角度看，浙江远离中原政治统治中心，意识形态领域也一直处于华夏文化(中原文化)的边缘地带，浙江人较少受到中原传统文化的熏陶，而较多地接受了求新求变的本土文化和海洋文化的影响。历史上，北宋南宋两代是正宗儒家思想——程朱理学形成的时期，程朱理学的核心是封建的纲常伦理道德规范，认为“天理为义，人欲为利”，“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呼吁人们“去人欲，存天理”，强调士大夫应以“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作为立身处事的原则。南宋以后，程朱理学成为官方的统治思想，成为人们日常言行的是非标准。而同在这一时期，浙江却出现了以叶适、陈亮为代表的浙东学派，他们别树一帜，向主流思想宣战，指出“抑末厚本非正论也”，主张“义利并举”、“通商惠工”，强调学术与事功的统一，力倡“事功之学”，明代中叶大哲学家浙江余姚人王阳明提倡“知行合一”，反对固守经典，强调社会实践的重要性；明末清初中国民主启蒙大思想家浙江余姚人黄宗羲对封建制度进行猛烈抨击，直接强调“工商皆本”，反对“重农抑商”。千百年来，这种功利主义思想文化熏陶和鼓舞着一代又一代浙江人，形成了浙江人崇尚财富、重视工商、忌讳言利、讲究功利的特色鲜明的区域文化传统。这种工商文化传统与市场经济具有高度的兼容性，成为推动浙江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重要精神力量。
3.浙江先进的市场经济区域文化的主要内容、丰富内涵及其功能和作用
浙江的工商传统文化是浙江人在长期的奋斗发展中孕育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浙江率先开始的市场取向改革的创举源于浙江的工商文化传统，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又使浙江的工商文化传统不断得到磨砺、锤炼和洗礼，不断得到滋润、丰富和升华，是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铸就和形成了丰富的、具有强大生命力、反映时代特征和要求的浙江先进的市场经济区域文化。浙江先进的市场经济区域文化主要内容及其内涵、功能至少有以下八个方面：
3.1崇尚财富、重视工商的功利主义的价值观。与中原文化的“官本位”价值观不同，浙江人崇尚财富，崇拜获取财富的能力，习惯于以拥有财富的多少来衡量人的成就、价值和社会地位；浙江人自古推崇“百工之技”，能“握微资以自营殖”，认为“利义并存”、“工商皆本”，将工商业推向较高的地位。追求功利、重视工商的价值观在浙江长期的经济发展史上显示了其特有的文化魅力，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这种价值观更显示出了其巨大的精神力量的价值和作用。今天的浙江人把赚钱不仅仅看作人生的目标，而且把赚钱看作自己的事业；浙江人到处经商办厂，不仅是因为他们善于经商办厂，而且是由于他们喜欢和有志于经商办厂。在浙江人看来，有没有金钱意识，已经不仅是一个愿不愿致富的问题，而且是一个有没有责任感的问题了；一个能够理性地追求金钱和利用金钱的人，就是一个对待自身和社会都严肃认真的人，一个能够给人们带来幸福、对社会带来希望的人。正是基于这种功利主义价值观，浙江人的身份等级观念要比内地人淡薄得多，在浙江人看来，不管从事何种经营，只要有利可图就会乐于去做，他们既生产价值昂贵、利润丰厚的金银珠宝制品，同时也不放弃不值钱的利润微薄的牙签、耳挖子等不起眼的小商品的生产。正因为如此，浙江人能较早地进入那些历来被认为低人一等的非公有制经济和商业服务领域，从而率先致富。此外，由于功利主义价值观，还使浙江人形成了对他人财富的认同感和尊重获得财富的成功人士的社会风俗，进而形成了产权保护非制度安排的良好社会秩序，而这种社会风俗和社会秩序在市场发育不成熟和法制不健全条件下，对于有效降低市场交易费用和社会管理成本，提高市场交易和社会管理效率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3.2自强不息、矢志不渝、坚忍不拔的奋斗精神。浙江人的这一精神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古代的吴、越之争，越国战败，越王勾践被俘，放回越地后，他“卧薪尝胆”，“十年教训，十年生聚”，最后灭了吴国。越王勾践矢志不渝，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浙江人。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人自强不息、矢志不渝的精神集中表现在浙江人锐意改革、不畏艰险、奋发有为、百折不挠的精神风貌和意志品质上。凭借这种精神风貌和意志品质，浙江人面对改革中的各种困难和问题，知难而进，积极进取，勇往直前，经受着各种各样的考验和磨炼；凭借这种精神风貌和意志品质，浙江人克服自然资源匮乏、工业基础薄弱的不利因素，不等不靠，自主办厂、自建市场，发展起了数以千计的区域块状经济和专业市场，使浙江从一个农业省份变成一个市场大省和经济强省，差不多所有重要经济指标都位于全国前列；凭借这种精神风貌和意志品质，浙江人背井离乡，拖儿带女，转战各地，开创自己的事业，无论天南地北、城市乡村，每个可能赚钱的角落都留下了浙江人的足迹；凭着这种精神风貌和意志品质，浙江人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砺出了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坚韧的意志力量，像石缝中的野草一样能够在任何艰难的条件下生存下来。
3.3独立自主、自我创业、自我发展的市场经济主体意识。浙江在计划经济时期，国有经济基础薄弱、本来就较少受到计划经济文化的影响，改革开放的新形势给浙江人展现了无限的发展机遇，他们果断地彻底地抛弃了对计划经济体制的留恋和幻想，摈弃了“等、靠、要”和“大锅饭”、“铁饭碗”思想，依靠市场自己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浙江人小到做个体商贩，大到投资数千万甚至上亿元的企业，基本上都是独立自主来经营的，面对困难和问题也都是靠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来解决的。在这种独立自主、自我创业、自我发展的意识支配下，浙江人不愿意依赖别人，善于“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敢闯、敢干、敢为天下先，敢于经受市场经济风浪的锻炼。在浙江，有劳动能力的人很少有靠政府的安排来解决自己工作的，自主就业、自个开店、自办企业早已蔚然成风，大学毕业生不屑于别人施舍所谓的“铁饭碗”，而是依靠自己的能力自己给自己找饭碗、造饭碗；自己创业，自立门户，自我积累，自我发展，开创一番自己的事业是他们不变的信念和追求。
3.4敢想敢干、敢为人先、敢冒风险、勇于创新的精神。浙江人自古以来就有创新的精神，这与浙江的地理特点不无关系，浙江水系发达，自北至南有钱塘江、曹娥江、甬江、瓯江、飞云江、鳌江等大江大河，还有长达1840公里的海岸线。浙江的江河海洋既给浙江人赋予了水的灵性、水的恩泽，也给浙江人带来了水灾，台风、海潮袭击的挑战，浙江人在应对这些挑战的过程中练就了勇敢、冒险和创新的精神。历史上浙江的哲学家、思想家，像宋代极力倡导“事功之学”的叶适、陈亮，明末清初猛烈抨击封建主义伦理道德的黄宗羲，清代决心革除“万马齐喑”风气的龚自珍等，无一不是灵活变通，勇于创新的典范，展现了不迷信权威，不墨守成规，冲决一切罗网的精神气概。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浙江人继承了先人勇于创新的优良传统，把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同制度创新融为一体，坚决摈弃了计划经济年代留下的旧观念，勇于冲破各种陈规陋习和僵化思想的束缚，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大胆地进行“闯”、大胆地进行“试”，进一步锻炼和培育了第一个“吃螃蟹”的创新精神和“争喝头口水”的超前意识。浙江人树立了“万事万物皆变，唯有‘变’是不变的”这一辩证法思想，认为要在瞬息万变的市场上取胜，不仅要有过人的智力，出众的才华，更要有敏锐的思想、灵活应变的能力；浙江人最害怕是头脑僵化，在浙江人看来，最大的风险，就是不敢冒风险，把机遇活活地关在门外。因此，浙江人做事情，既不看领导讲过没有，也不看别人做过没有，只看事情本身需要不需要做，实践中能不能做得通，只要实践中能够做得到，他们就不怕冒风险，千方百计想办法去做。浙江人正是凭借敢想敢干、敢为人先、敢冒风险、勇于创新的精神，根据新变化、新形势，不断地总结和探索新的有效推动经济发展的手段，不断地进行自我创新和自我超越才使浙江能够始终具有一种人无我有的先发优势，始终能够抢占先机获得发展的主动权，始终保证了经济发展的勃勃生机、无穷活力和强大的竞争力。
3.5求真务实、效率取胜，永争第一的前列意识。求真务实就是崇尚真理、注重实效、反对空谈、踏实苦干。浙江人历来重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问题，追求和热爱富足美好的生活。改革开放后，在市场经济强烈的功利意识驱使下，浙江人习惯于以经济效益的大小、多少作为想问题、办事情的基本原则，不喜欢搞缺乏效率和效益的内形式主义，这种务实而且精明的文化个性，使浙江人在进行决策时“不惟上”、“不惟书”、“只惟实”，怎样有利怎样干；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中，浙江人坚持“不搞争论”，“拿事实说话”的原则，面对指责，不屑一顾，面对成绩，也不张扬，当不少地区为“姓资姓社”争论不休，是坚持改革还是走回头路犹豫不决时，浙江人则不声不响地乘机大干，乘机发展，赢得了一次又一次地发展的先机。效率取胜是市场经济的竞争规律，是求真务实的必然要求，在经济活动中，浙江人不仅善于快速高效地进行决策，而且善于快速高效地执行决策；决策一经形成便立即实施运作，十分重视和强调行动的执行力，“今日事、今日毕”，这是浙江人决胜市场的竞争力的重要因素。永争第一，走在前列既是浙江的重要的成功经验，也是新的历史时期浙江各级政府、企业和人民群众展示出的精神风貌和共同的行为理念和准则。浙江人做产品，不做便罢，要做就要争取做到在同行业中最大、最精、最特、最好，浙江产品在全国的各种“第一”有多少说不清楚，但可以肯定，一定是全国最多的；浙江历届政府一直都把“在全国率先实现现代化”作为全省人民的奋斗目标。
3.6强烈的合作意识，成熟的信用观和市场观。浙江人地矛盾突出，矿产资源贫乏，浙江经济发展对外依赖性很强，浙江人懂得只有向外开拓，只有通过发展市场经济才能解决自己生存和发展问题，因此，浙江人非常重视同外部建立关系，在对外交往中选择合作是浙江人的理性原则。浙江人长期接受市场经济的洗礼，熟悉市场经济的运作机制和规则，懂得信誉对于保证市场经济正常秩序的重要性，因而浙江人特别珍惜自己的商业信誉，建立起了相对较好的信用，带来了较高的市场交易效率浙江有500多万人在全国各地及海外经商办厂，不能想像，如果浙江人仅有经商的意识和能力，而没有良好的商业信誉，能够打开如此广大国内外市场!浙江人对市场的认识不断深化和成熟，在浙江，生产什么、怎么生产、为谁生产?是完全听从市场安排的，市场是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方式。谁最先发现了市场的需求，创造出了市场的需求，并生产或提供了受市场欢迎的产品和服务，谁就找到了利润之源；谁的产品和服务拥有了消费者的信赖、受到消费者的青睐，谁就找到了衣食父母；在许多浙江商人看来，哪里有消费者的抱怨，哪里有消费者的不满，哪里就有他们的市场机会，他们充分关注消费者使用自己企业生产的产品的感受，认为消费者的所有不满意都是厂家的责任，都必须立即改进，以最大的努力赢得消费者的赞成票。
3.7大气开放，外扩、外拓的外向发展意识。对外开放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基本规律，是发达国家和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及地区经济发展的共同经验。浙江濒临东海，历史上一直是对外交往的前沿地带，特别是宁波、温州在宋朝时就已成为海运中心，人的视野相对比较开阔，他们较多地接受了海外文明、西方文明的影响，也把中华文明介绍和传播给世界；宁波、温州人历来就有闯海外的特点，华侨遍及世界各地，是全国著名的侨乡。浙江的温州、金华地区由于地处山区，土地贫瘠、人口稠密，人民生活艰苦，因而不大依恋故土、固守一方，而是喜欢到外地去闯荡，开拓生存空间，实现人生价值，形成了强烈的向外拓展的传统；近代以来，浙江商人的足迹遍及全国各地，近代上海崛起的过程中，浙江人就是主要的开拓者之一，上海市仅宁波籍的人就占了30％以上。改革开放中，浙江人继承和弘扬了善于吸收外来文化、善于外扩、外拓的开放精神，确定并实施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面向国内外两个市场，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学习国内外先进经验，博采众长，发展浙江经济。进入新世纪以来，受经济发展与资源供给矛盾不断加剧的制约，浙江提出并实施“走出去发展战略”，“跳出浙江发展浙江”，有实力的民营企业不仅纷纷向上海转移，而且大举投资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以及海外市场。浙江本土以外形成了“第二个浙江”，年销售额超过10000亿元人民币，它虽不计入浙江的GDP，但却属于浙江人的经济。
3.8以民为本、以民为先，科学管理、有效服务的施政理念。历史上，浙江一直远离中原政治统治中心，民间创新思想和创新行为活跃，官方的统治力量相对薄弱，与内地政府的“强势”形象相比，浙江地方政府显得更为“温和”而“无为”。受这种地方政府管理文化的影响，改革开放初期，当浙江温州农民冲决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率先发展家庭工业，自主创建流通渠道时，当地方政府并没有强行地予以打击和取缔，而是从实际出发，尊重实践、尊重群众，灵活运用中央改革开放的政策，采取了既不压制也不支持的“无为而治”、“顺势而为”的态度。这种态度在当时“左”的一套仍很盛行的情况下，实属难能可贵，为民间力量冲破政策禁区，自发地进行市场化改革提供了宽松的政治环境，使刚刚起步的脆弱的民营经济萌芽受到了保护、赢得了生存的空间。在上世纪整个8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尚不明朗，许多地方陷于对改革的“姓资姓社”问题争论不休的时候，浙江的市场经济已空前活跃，各级政府充分尊重群众的创业权利和自主选择，群众想干的事不去阻拦，群众不想干的事不去强迫；凡是理论与实践发生矛盾时，先服从实践；凡是政策与群众的意愿不一致时，政策为群众的意愿让路。为了顺应民意，发展民营经济，浙江省委省政府提出“不限发展比例，不限发展速度，不限经营方式，不限经营规模”的“四不限”政策，充分尊重群众创造力，保护了群众创业的积极性，带动了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目标的确定，随着经济发展规模的不断扩大，经济活动的日益多样化、复杂化，经济发展中各种不平衡、矛盾日趋突出，政府加强宏观调控和管理便显得越来越重要。浙江省各级政府顺应形势的要求，从过去的“无为而治”、“顺势而为”转变为主动引导、大力扶持、积极有为；从“听任群众干”上升为支持和带领群众干。政府还加强了科学规划和调节监管，提高政府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能力，把握好经济社会发展主动权。新世纪以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的情况下，浙江积极引入发达国家先进成熟的管理理念、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按照“小政府、大服务”的要求推进政府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政府的职能基本上归位为：制定法规，创新制度，科学规划，出台政策，有效服务，严格监管。浙江各级政府改革开放实践中锤炼、升华和形成的以民为本、以民为先，科学管理、有效服务的施政理念，对保护和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保持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活力产生了巨大作用。
结论：浙江先进的市场经济区域文化是浙江人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浙江的“软实力”和核心竞争力，是浙江的最大的优势，它作为一种文化基因存在于浙江人的血脉里，体现在浙江人战胜困难、奋斗追求的行为中，激发了浙江人敢为人先、创新创业的智慧和勇气，陶冶了浙江人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创业、特别能发现商机、特别能化解危机、特别能适应市场经济的优秀品行。它不仅深刻影响着经济当事人的动机、动力和行为，而且深刻影响着政府工作人员的价值取向，影响着政府行为及其政策取向。应当说，浙江先进的市场经济区域文化，是我国各地区域文化中最能体现市场经济本质要求的、最富有推动经济发展功能的、最有活力和竞争力的区域文化，它代表着我国市场经济区域文化的最高水平和发展方向；浙江先进的市场经济区域文化不仅是浙江最大的精神财富，也是属于全国人民的精神财富；浙江先进的市场经济区域文化不仅是浙江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动力源泉，而且对全国各地的区域文化建设都将产生重要的示范和引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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