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借信息技术重塑民主治理———个日益值得商榷的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信息技术论文,议题论文,民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导言
在《理想国》(The Republic)一书中，柏拉图把民主描述成“具有魔力的政府形式，充满变数、杂乱无章”，最终导致暴政。柏拉图担心，如若允许人民集体决策，他们就会只顾私利，政策最终只不过是个人贪婪与欲望的共同体现。在他的雅典政制建设中，民主象征着人民的统治。
柏拉图赞同“哲学王”(philosopher king)的统治，而亚里士多德则把民主描述成穷人按照自己的利益所进行的统治。密尔倡导一种规范的“理性民主”，在此种民主下，一个人处在最终对多数人负责的少数开明人士的统治之下。形成对比的是，在美国的环境中，托克威尔在把民主政治文化与民主社会相融合时遇到了一种窘境。他观察到，社会民主不一定会导致自治意义上的政治民主。因此，他选择了这条“中间”道路，并认为民主文化应当制度化，以阻止匿名机构的治理。然而，马克思则认为民主是无产阶级的统治。
当今参与式民主的主要表征是通过把人们引入辩论和决策程序从而符合他们的利益。民主的参与促进了自决，且民主制是追求政治平等最有效的政府形式，同时它也是经过深思熟虑才获至同意的当然形式。民主制有助于社会福利、自决、平等、参与和表决，有助于分权，其结果可防止大权在握之精英的腐败。因此，民主政府通常比其它任何政府形式更不易出现独裁与专制。而代议民主制的负面作用正如温斯顿·丘吉尔的隽语所言：同所有已知政府形式相比，民主是“最糟的”政府形式，因为它总是把多数人的意愿强加给少数人。因此，民主所能阻止的比它所能带来的更有价值。民主本身并不是一种政治模式，它是使其运作的一种工具。
本文探讨代议民主制的当代状况，提出由于信息技术(IT)的发展使得直接的自由主义民主成为可能，同时讨论了信息技术对于民主治理的质量及民主形式的影响。最后得出结论，无论采纳何种民主形式，关键是不应使当选代表的职责与责任相分离，应采用各种方式使公众在更大程度上参与政策实施，同时也应使当选代表继续对政策结果负责。
民主与个人权利
在上个世纪所实行的代议民主制来源于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这一理念预先设定了一个建立在自由民主之上的社会秩序，社会只是由“自由”与“竞争”的个人所组成的聚合体。个人是绝对的、不可削弱的、分离的，在本体论上应优先于社会。因此，个人与父母、子女、家庭、祖先、集体、环境及自然毫无关联。
集体与社会责任的理念曾是参与民主制的主要内容，但为了自由却已被抛弃。在此种自由主义的结构中，个人总是遇到“集体”，并感到自由受到永久、根本性威胁这样的矛盾。个人主要关注的是完整的自我，同其他人相分离并不惜一切来保护自我空间。因此，个人要在自我与社会、归属的慰藉与选择和重选不同道路的自由之间进行道义的抉择。所以在总体上个人与集体之间不可能有真正的统一。
自由民主的目的主要是提供给个人各种可能的方式，以告知其他人他们之所欲，甚至以牺牲集体为代价。因此，实行自由民主给政府带来了一种矛盾。政府在采取措施达到集体、社会、文化、经济或政治目标时，这些目标通常是保障财富的平等分配以及向所有人提供平等的教育和医疗保险，与此同时，政府仍需要使个人拥有自我管理的权利。
立宪民主制根据其定义是既要民主又要立宪，实际上两者互不相容，甚至关系紧张，相互矛盾在此种民主中更加明显。根据民主的原则，应当服从多数人的意愿。因此，对于民主主义者来说，限制多数人的权利是不合法的。与民主主义者不同，立宪派要在某种程度上提防民众，尤其是民众保护个人权利的愿望与能力，因为少数人所拥有的权利能够无视多数人的意愿。民主赋予了政治群体中所有有资格的成员在政治决策中的发言权。然而，由于财富、发言权、知识的不平等，以及当代社会可直接导致政治权利不平等的通讯技术以及信息获取的不平等，在实践中通常被称为民主的社会远未达到这种理想。民主社会应依靠如此理念而生存：政策要得到被统治者的许可，民众拥有更换决策者及拒绝政策任一部分的最终权利。政治平等、人民主权及多数统治这些鉴定民主的要素应通过民主理论发展史得以传播。
另一方面，被许多民主理论作为基础的宪法理论，并不是简单地建立在多数的基础之上。宪法的制订是为了保护个人和群体免遭多数人做出的某些决定的侵害，即使多数的决定是符合大众利益的也是如此。宪法的中心任务是在多数人的权力和个人自治之间，或者是在多数权力的合法与非法实践之间设定边界。在其他事物中，运用大众的权利来支持个人自治是通过两种方式进行的，其一是限制大多数人都可以行使的权力，即“实质性权利”，其二是限制多数人行使权力的方式，即“程序性权利”。这样，多数权力无论何时侵入受保护的自治领域或者扰乱个人自治，它都将会失去合法性。因此，“从某种角度来看，立宪主义是反民主的。宪法最基本的功能是将某些决定从民主程序中删除，也就是要束缚社会的手脚。”多数人进行统治的自由和个人不被统治的自由，这两者之间保持着持久的张力。例如，在信息时代，多数人要求政府机构提供容易获得的相关信息，这种要求可能会对个人或少数群体的私人空间形成冲击。
民主制的选择模式
民主的潜能就是公民有效地参与社会建设过程，即行使权力的能力。把国家视为利益的体系层面便可区分民主的潜能。然而，国家事务正不断受到体系间和个人程序的影响，也就构成了政治上毫无关联的社会环境的辨别特征。理解行使民主与公民权力的部分作用就在于发现这些程序在社会环境中的内涵。
一些理论家把具体的信息技术与某些政治形式和程序相联系：“嗓音”联系民主与城邦国家；“印刷术”联系官僚制与民族国家；网络的出现则与电子民主的模式相对应。民主治理的模式有多种，并且每一社会都有其独特的模式以反映其“形式的语境”——制度安排、文化价值、民族取向、历史背景及反映意识形态和确定目标的认知结构。然而，在无数的民主形式中，三种民主制度最具特征：亚里士多德式的直接民主制、代议民主制和电子传媒式的“直接民主制”。
亚里士多德式的直接民主制(Aristotelian Direct Democracy)
亚里士多德在公元前4世纪曾说过，比雅典这个城市国家更大的国家无法实行民主。原因之一就是在民主过程中所有公民应当能够集中在一个地方去聆听演说。因此，人类嗓音所及范围就限制了民主的规模。甚至到了18世纪中叶，部分由于传媒的局限，政治思想家仍然反对大规模的民主。美国的成立，确立了按照历史标准的大型民主体制，才终结了此种争论。19世纪初，新发明使得报纸印刷的费用大大降低，公众能够接受报纸的价格，了解政治信息变得很方便。因而扩大了这一时期的参政范围。
无线电和电视的出现扩大了媒体在政治选举中的影响。报纸、电视等公共传媒的发展使得政治信息不是传播到人类嗓音范围内的几百或几千人，而是几千万人。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使得直接民主成为可能。今天，互动、直接的信息交流不仅可能使娱乐业，而且会使公共和政治对话的本质产生革命性变化。此外，新闻媒体可迅速处理大量信息，同时提供更广泛的平台以利公众获得信息并参与。
代议民主制(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民主的最简单形式就是公民直接对政策进行投票。然而，在大国内这是不明智甚至不可能的，而参与投票就会呈现几种形式。首先，公民选举代表，而代表制订政策。大多数直接民主的批评者认为普通人没有渠道、时间、能力，或不想成为政治事务和政治候选人方面的专家。即使集体的意愿得到极好的诠释，但个人的行为动机与集体的意愿仍互不相容。直接民主最多只能缓解政治信息问题，而不可避免地带来信息超载。
普遍认为，代议民主制的不同结构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因此，代议民主制没有简单的公式，在较大的政治辩论中也不可能把大众的喜好与政治结果相联系。不幸的是，技术和民主机制没有与发展同步。许多社会只是有民主的理想，但缺少了解信息并全心投入的选民为这些理想奋斗。结果常常是政府既不了解也不会满足公民的意愿。某些公司和公共机构在执行法律、道德或安全方面的限制措施时完全失败，产生了明显的道德问题。许多个人对当选代表的能力及代表他们利益的媒体失去信心，像复决投票或市政会议这样的直接民主就更加具有吸引力。
电予民主制(Electronic Democracy)
电子民主制是指为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的程度与质量的新型通讯环境的能力。例如，因特网能够使一些公民在选举、复决投票和公民投票中进行电子投票，也可极大方便公民意见的反馈。因此，在加强政府与公民、政治候选人与选民之间的联系方面具有极大的潜力，并且影响着正在产生变化的民主治理的实质。使这一切变为可能的技术创新包括日益复杂的电脑芯片、激光、光缆、低能耗电视、数码录制、传真以及公共和商用卫星等。
早在20世纪60年代，学者和研究人员就开始探讨新电子技术在公共管理方面的潜能，并广泛使用了一些新术语，如远距离民主(teledemocracy)、技术政治(technopolitics)、即时投票(instant polling)、卫星政治(satellite polities)、录像民主(video democracy)、电子民主(electronic democracy)、网络民主(cyberdemocracy)等。林林总总的电子民主模式开始出现，但只有四种模式尤为重要：电子政府(electronic bureaucracy)、信息管理(information management)、民粹社会(populist society)和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
电子政府模式是指借助电子技术提供政府服务。此种模式在美国和澳大利亚的联邦及州政府日渐成功，他们正在推广“政府在线”和“一站式机构”（一个部门能够处理多个政府部门的事务）。这种模式的目的是让公司与公民更方便、快捷地办理在政府中的事宜，从而缩小政府的规模。但一些人认为这种服务的发展会在有条件接入因特网的“信息丰富”的个人与公司和无条件的“信息匮乏”的个人与公司间产生新的不平等。
信息管理模式有利于更有效的交流，在公民与决策者之间架起了桥梁。美国和澳大利亚的联邦和州政府的某些部门为公民提供电子公共服务与信息使这种模式受到了一定的欢迎。使用公共场所的电子触摸屏或家中的个人电脑，公民便可获得政府信息，或给他们的代表、政府机构发送信息。在美国，克林顿政府曾尝试使用这种模式。总统的法令、演讲和其它信息都通过因特网直接传送给公民。国会的法案和政府的公告若能如此，就能使公民更加了解政府信息。
民粹模式使得公民能够就时事阐述自己的观点，并总是与直接民主相一致。罗斯·佩罗在参加1992年总统竞选时提出“电子市政厅”的构想，使这一模式受到了关注。1992年10月5日第一次电子“市政会议”在纽约州召开，公共电子网络促进24小时电子市政会议的发展，标志着无中介交流时代的到来。报纸编辑、信使及电视记者不再是民众与官员之间的重要媒介。此种电子市政会议意指快捷、直接、互动的政府与民众的对话。因此，一些人建议这种市政会议可以被用来教育人们以及进行政策决策。既然政治包括对话，不仅仅是发布信息，那么电子论坛可以为这两种目标服务。电子复决投票形成了这样的概念，电子投票是一种真正的民主选择。在美国，正在进行的无数项目表明电子市政会议不久将是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公民社会模式指的是政治文化的转变，且这种模式只有在信息技术带来更广泛转变的语境中才能得到认可。其目标是加强公民之间的联系，为公民辩论提供一个健全、自治的场所。在美国，辩论的焦点集中在是否需要一个“电子权利法案”；而在瑞典和德国，人们愈来愈关注即将到来的几乎或完全没有隐私的民主时代——更像一种“电子专制”。除美国外，互动的在线公共服务在其它国家的政府中也得到应用。然而，这种应用都是有限的，因为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提供足够的光缆以供公民的大量接入。
虽然以上四种模式都有其实用性，但是公民社会模式需要认真地探讨。未来公民对话的质量要受到人际关系变化、雇佣模式及组织结构，尤其是公共部门组织结构的影响。信息所具有的日益增长的文化和商业价值也与此相关，政府也将会对诸如技术、隐私及法规等政策问题做出反应。新技术在决策方面对参与制民主具有重大影响。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不仅可以检查电子选举或电子邮件管理的技术细节，更可以揭示民主的未来。此外，这种立场观点应具有以下前提条件：民主不仅仅是决定政府的机制，而应当是公民参与的真正机遇、更加开放和负责的政府、广泛进行政策讨论以及促进培养了解政策、评判政府的公民。
当代代议民主制模式批评
民主社会已经证明能够保护人权、在政治过程中促进公民参与、提供经济自由以及保护言论和出版自由。然而，在新千年伊始和民主在全球不断发展之际，对代议民主制的悲观情绪开始不断公开表露出来。许多失去信心时选民要求把代议民主制恢复到直接民主制。悲观情绪的出现部分由于民主过程中所形成的自私群体胜过智慧、背离胜过容忍、短期利益胜过精神追求、激烈的经济竞争胜过合作、群体变化胜过稳定。这种悲观主义的目标不是要形成民主原则，而是要形成不同语境中民主过程的治理。
今天以自由为主要内容的代议民主制依据自由主义的内涵与结构而建立，似乎旨在促进激进的个人主义、突破道德禁忌、狂热的消费主义以及其它为自由主义提供肥沃土壤的极端内容。实际上，目前的民主形式与西方已进行实践的自由主义似乎无法形成除地理因素限定外的任何集体认同。随着市场与资本的全球化以及自由民主制无法促进集体价值，伦理价值的建构便显得尤为迫切。
自由代议民主制模式似乎对无组织或非正式部门的公民存有偏见。强有力的游说组织能动用各种资源来影响政府的议程，而无资源的组织无法影响政府的政策和过程。游说所造成的不平等可能是现行自由代表民主制模式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为政治利益进行的游说与关注长期公共政策经常无法相互协调。欲进入全球市场的公司所进行的游说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及某一方面的政策制订起着关键作用。由于政权的排他性和“赢者通吃”的原因，游说虽有争议，却是竞争性政治相互作用的一种可接受的形式。
一些人认为当代民主过程使得有才干的人无法有效介入政治过程。政治过程，尤其是国家层次的政治过程，重视有韧性、意志坚定、以自我为中心、能承受谩骂以及驾驭媒体人士。除了比对手多得一张选票、低于或超过某一年龄以及没犯重罪外，智者没有其它工作要求。另一方面，智者应具有创造力、洞察力、了解生活、精明、乐于变革、能够处理不确定性事物及冲突、充满激情而不失灵活、具有前瞻性和强烈的价值感——但由于这些智者缺乏这些素质，因而在处理当代民主程序时束手无策。
另一些人认为，对于自由代议民主制，现在比任何时候更需要道德高尚的领导人。智者不再自我选择或以自我为中心——他们通常不会向世界宣布他们最聪明，因为那会违反他们的价值观。像苏格拉底一样，他们不会显示自己的智慧，此外，20秒的电视商业片或难题并不能测试他们的智力。现代政治程序常常不会让智者处在最前沿，因为许多政党并不把智慧作为政治生涯的主要特征，因而多年来不能发现或培育智者。民事挫折、滥用政治、无所不包的盖勒普民意测验以及媒体渗透都值得特别关注。但是，高新技术政治的到来使得广泛的公民直接参与和改善政府程序具有了极大的可能与潜力。
许多人把民主与经济繁荣等同起来——经济下滑期会导致对代议制民主的幻灭。一些人对代议民主制日渐不抱幻想，部分由于其未能实现经济的发展。另一些人，如福山，把自由市场经济的胜利与代议民主制的胜利等同起来。然而，这些观点就代议民主制的本质与能力提出了更多的问题。一些人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何民主的俄罗斯面临经济困境，而共产主义的中国经济如此繁荣?
还有一些人认为，现代自由国家的根本缺陷在于政治与社会的分离、政治职责与公民的分离，从而产生公民参与率极低、选择范围小及政策传递性差。政策制定与政策传递的治理机制没有满足社区的需求。政府经常被精英所控制，对于涉及选民利益的问题只提供简单的、单一维度的解决方式。公民选择以全部备选政策为基础，而一旦政治组织取得权利，这些政策便常常模糊不清并被抛在一边。许多民主国家的政治制度几乎没有能力在不确定情况下做出艰难决策，甚至更无能力从时间中得到教训。因此，有人提出当今的代议民主程序（并非原则）并不完善，从长远观点来看无法使社会可持续发展，当然也无法迎接未来甚至最基本义务的挑战。
新技术运用后的民主治理潜能
越来越多的文献在讨论信息技术对民主的重要性，其焦点是信息技术在促进公民直接参与政治决策的潜能。在了解公民的政治态度及倾向方面，通常现代技术的价值极大。互动媒体能提供相互间的对话，这种交流有助于回归苏格拉底时代真正的“对话”。信息技术将提供新的方式来建立共识，并将使公民的参与制度具有活力。定期的对话与反馈使得公民与官员能够了解公共价值与判断的发展方向。公民反馈与信息技术的结合具有一些显著的优点：能够扩大政治对话的范围，让某些事件成为公众的焦点并允许公众进行讨论，从而起到一种教育作用。除了公民参与外，反馈也促进对公共政策更好的执行与理解——以真实生活和普通公民的关注问题为基础，政府官员会对某一事件考虑更多的政策选择。
虽然即时投票和复决投票使公众感觉不象立法那样经过深思熟虑，但的确有存在朝着更加成熟的民主程序发展的潜能。过去20年中对远程投票者的实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美国俄勒冈州最近的一次参议员选举允许通过邮件进行投票。结果投票率达到了67%，几乎达到了近20年来非总统选举中参议员选举的两倍。信息技术与不断壮大的公民运动、可持续发展及公民对话相结合将极具发展潜能。
信息技术的其它优点在于改善了公民对公共部门讨论决策的了解。在美国，有线电视频道已经覆盖了参、众两院和国会听政会，同时也包括了州、地方的各种会议。通过电视、电脑或两者的结合，新技术也可用来召开电子市政会议，这样公民可直接与公共部门的官员接触，而不必通过记者这个中介。与远程投票结合起来，电子市政会议能够大大改善复决投票的状况。同时，可以更方便地了解政府信息，改善了西方民主国家信息自由法案中的烦琐程序。然而，与个人、团体或安全相关的信息却要得到保护。电子信息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日渐增加，某种形式的电子民主制很可能为信息技术在全世界的普及提供动力。
有人认为，代议民主制的弊端可以通过信息技术得到弥补，公民能够直接接触其代表，因而会给很多组织、媒体、特殊利益群体等造成压力。虽然信息革命会改变政治制度，但也会导致代议民主制的崩溃，因为它会被“信息时代的民主”——一种直接民主所取代。选举官员时依靠其观点的自由竞争、分散的权利基础，因而会形成一种成功与地位不依靠行使政治权力的文化氛围。然而，信息技术对社会和民主潜能的影响取决于信息与通讯技术的完善、限制信息与通讯技术使用的规则以及制定规则这一实体的本质。下一个世纪社会将会繁荣还是停滞不前依赖于对信息基础设施的投资。
电子民主的下降趋势
如若人类知识以信息为先决条件，那么一个民族的集体知识能力——它的人力资本——将依赖电子信息的获得程度。信息技术的发展，如电讯网络、卫星、光纤、数据库等，为信息技术的未来提供了美好的前景。同时，由于声音、图像、数据及文本汇聚成一种庞大的“远距离传送”网络，由于如虚拟现实此类的综合技术模糊了分类界限，并把言语与行为区分开来，所以立法愈加困难。
民主是公民共同利益的体现，用各种方式进行选举本身便表示电子民主的一种下降趋势。然而，数字民主主要是通过电脑键盘表达个人意愿。由于缺乏制度化的方式规劝与保障集体行为，因而以一种可接受的方式来集中民意将变得更加困难。此外，不恰当时刻的过分参与可能导致政府的瘫痪。
由于先前各种民主中的规定与限制在数字民主中并不存在，电子民主可能会把民主决策的范围危险地过度扩大到本应该属于个人或公司的决策范围。
例如，一个国家就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而举行的电子市政会议可能会导致无休止的辩论，几乎不可能有任何的共识与结论。在政治危机时，无法做出决策可能很危险。在正常情况下，公民参与决策很有可能延误时机。一些人认为，互动技术为瞬间回应提供了可能，但却使民主抉择的深思熟虑和谨慎实施受到了打击。还有一些人认为，虽然电子民主所需的许多技术已经在一些社会中存在，但是没有人能够真正断言这些技术将会极大地改善参与民主制，还是会导致公民进一步分化和个人主义。信息技术，正如目前所实践的那样，并没有平等地使公民参与直接民主，而只是给一小部分并非典型的年轻、富裕群体提供了机会，因为只有他们才是网上一族。
公民坐在电脑前怀疑政治代表使个人主义产生了新的衡量标准。信息时代的直接民主给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瘠者带来了新的社会分化的挑战。信息贫瘠者无法影响政治议程。
此外，信息技术目前所存在的问题——从网络色情到网上诈骗、信用卡盗窃、病毒攻击、非法进入系统破坏数据以及非法阅读电子邮件和盗取密码——也可能损害电子民主。像一夜致富的传统欺骗手段也被网页与电子邮件这样的技术注入了新动力。使用新技术修改投票模式可能会成为一种新的电脑犯罪方式。在信息化程度全球第二的澳洲，警察部门成立电脑犯罪科也只是20世纪90年代的新鲜事物。但最近3年所接受的投诉增长了3倍，而澳洲犯罪学研究所指出，官方报道的电脑入侵案只是冰山之一角。在日益增加的经济交往中，特别是股票交易、无国界资本和全球化生产与营销，要求在打击和预防信息犯罪方面制定全球政策与进行国际合作。同时，地区贸易壁垒和经济的主导地位也会为信息犯罪提供温床。
随着网上交易量的不断增加，电子商务愈来愈普及。然而，由于把一个虚拟机构迁移到国外或创建新的电子交易形式更为便利，所以为税收目的而监控与跟踪商业交易将会更加复杂。对电子商务及电子货币缺乏适当的监控政策可能会给政府在制定公司与个人的征税方案时带来更大的麻烦。国债不断增加，制定社会政策更加保守，联邦政府在社会政策方面的开支全面缩减。在当前这些压力之下，弱势群体在未来社会中注定更加困难。
在精简高效的压力下，政府及私人机构都转向信息技术以提高效率与服务质量。然而，信息技术可能是一把双刃剑。虽然信息技术在提高政府办事效率与有效交流方面具有巨大的潜能，但若管理不当，也会带来负面效果。
信息技术的发展也就政府如何与公民交流提出了更广泛的问题。从本质上说，信息技术能够通过公民的直接交流而努力形成非政党与媒体主导的公民辩论，因而可以改善民主决策中的政府责任与公民参与。然而，可能会把公民彼此隔离开来，并且只有受过良好教育、拥有技术设备、组织良好与拥有资源的人才可能获得更多的信息，因此信息技术也存在着潜在的下降趋势。
电子民主与电子治理正在成为全球趋势和“可操作性民主”的一个组成部分。建成一个所有公民都能接入的网络设施需要地方与地区合作、前瞻性的政策以及个人与组织的长期努力。
信息技术对公民与代表作用的影响
也许电子民主的最严重问题产生于职责与责任分离的能力。这一问题具有两重性。首先，虽然个人（至少那些用得起信息技术的人）要对影响政治议程负有责任，但他们不应对政策执行的后果负责。柏拉图担心并极力避免的就是人们总是自私自利，最终导致政策只是个人欲望最低级的共性体现。其次，在产生于信息技术的民主要求驱动下，当选代表要对他们并不负责以及几乎不能产生影响的政策负有责任。这样，当选代表讨价还价的权力会被削弱，并且他们也不能理解所达成协议的主要内容。此外，公民的分散和政策缺乏连贯性将会导致社会的脆弱。
在当前的代议民主制度中，有一条规则不言而喻：当选代表在一种社会契约义务下工作，同意某些规则，并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在选举代表时，公民就赋予代表一定的职责并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代表没有达到选民的预期目标就会产生不满并改换代表。如果用契约或代理人这样的术语来解释公民与代表的关系，代表按约行事。其实这种契约既没成文也没明确表达。在这实际并不存在的契约中，委托人（公民）通常告知代理人（政治代表）要做些什么，同时赋予代表如何使用公民税收、支配资源和制定、执行政策等权力。这样，委托人便使代理人要对其行为负责。
然而，信息技术的应用不是创设了一个拥有全体民意的集体，而是形成了个人疏远与分散的状态。他们彼此通过计算机终端进行交流，并且科学家正在研发互动技术以使用户完全沉浸在虚拟世界中。在这样的环境中，彼此疏远的个人很难区分真正情感与“技术情感”。这种发展的长期结果对于整个社会将非常危险。
针对代议民主制以及将之转变成直接民主的观点的批评需要重新审视，其中重点应审视政府的现有机制、党派的结构和目前的政治哲学。到2003年，发达国家传统产业工人只占劳动力的13%，而仅仅在美国，知识工人占到劳动力的30%。因此，需要调整经济政策以适应知识经济为主的世界经济。为有效地进行民主治理，传统的政治哲学和机构设计早已过时。
未来之路：重塑民主治理
即使不考虑以网络民主或虚拟城市取代代议民主制所存在的危险，也需要重塑代议民主制及其治理。重塑的焦点不仅要在参与式网络民主与目前的参与式民主这样的基本问题间进行选择，而且要在综合重组的“虚拟重商主义”与自由贸易中做出选择。重塑民主治理应更能满足民众的需求以及经济全球化中被剥夺权利者的需求。
通常志愿投票要通过复决投票才能产生结果，且只有一部分公民参加投票。在美国，一场激烈而昂贵的选举战后，投票率能达47%便是一个不错的结果。然而，如果实行强制投票，就能够保证当选代表执行的是真正多数人拥护的政策。此外，强制投票模式将使公民以负责的态度进行选举，并将对选举的后果承担责任。
为了能够代表少数群体，在这一模式中应考虑代表的比例。当社会采用了电子民主制，所有公民都能使用信息设备，那么选举模式应真正代表大多数人的意愿。
然而，为避免信息超载，加快政府对公民需求反应的速度，促进公民参与政策分析与设计，那么就要进行分权。地方事务在地方解决，社会事务在国家解决，全球性事务在地区和国际组织中解决。为了提高民主治理的质量并使之更加高效与贴近民众，这种挑战来自政策性问题而并非信息技术，因为信息技术的使用与应用可以进行公开选择，并且这也属于公共政策与治理的范畴。
参与性政策分析的基础就是更好地宣传政策过程，增加机会使公民直接参与，从而拥护这种政治制度及其过程。然而，只有通晓信息技术的公民才能成功参与民主政治过程。因此，保证所有公民了解政策信息，教育他们如何通过通讯技术获得信息，需要纳入政策制定与执行的过程。
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政策信息的畅通(accessibility)、平等(equity)与顺应(adaptability)。畅通是指参与过程对于所有公民都是相同的，同时拥有众多交互式的信息获得方式。这可能不仅要求从游说组织及重要人物那里获得信息，而且要改变结构以促进交流。平等是指在所有公民中平衡费用与利益，并可公开发表不同意见与看法。顺应是指根据环境的变化、知识的更新和意外的结果而愿意不断对政策进行重新评估。
假如每一项政策和每一个执行中的项目都要求以真正民主的方式进行公民参与，那么政客就几乎没有什么用途。实际上，我们需要的是行政管理者每天对多数民众的要求做出反应。公民参与政策制定与执行的确十分重要。然而，随着电子民主的到来，把民主参与过度扩展到本该个人或公司的决策范围却愈来愈盛行，这最终将导致职责与责任的分离。
信息设施的完备，即所有公民都可接入网络，那么公民们能够较舒适地就重大问题进行讨论和投票，且一旦设施到位，那将更经济和高效，也就无须人工计票。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理论上冠冕堂皇、实践中具有欺骗性的选举制可能会广泛应用，从而导致信息超载。因此，信息技术在提高民主治理方面的主要优点便是促进参与式政策分析，使公民更好地了解政策过程并得到教育，进而主动参与。
结论
虽然信息在各种民主中一直起到重要作用，但它目前的作用却是扩大与转化。不仅在地方，而且在国家和国际上，都在使用各种各样的信息转化模式。在相互联系不断加强、日益变化的信息社会中，建立在公共部门、联合机构与国家间有限的信息与交流之上的传统的组织与治理方式已经过时。
信息技术的应用将会使社会更加通达和繁荣，还是会损害民主的基础，使社会进一步两极分化？信息技术的影响却告诫我们，电子革命要使社会更加具有凝聚力而不是更加分散。
要真正实现民众重于一切需要在治理模式上进行重大变革。向公民的有效参与进行转变也许是我们这一时代最伟大的变化。我们承认，在一个高度相互依存的世界中生活和工作，常常会做出难以预料其后果的复杂决定。虽会增加冲突，这也反映了多样性的真正价值，也会更具创造性地处理在社会、工作与私人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政府与企业现在发现了公民参与对其生存极具价值，信息技术使我们这个世界拥有了绝好的机遇，这一机遇决不能浪费。除良好的治理外，民主也需要冲突解决机制、容忍与妥协的政治文化以及领导智慧。由于私人机构无法单独提供像国防和环境保护这样重大服务，现代民主政体应具有广泛而复杂的治理能力。信息技术与领导智慧相结合能够极大地提高民主治理的水平。
网络空间、流动环境与虚拟现实等都属于先验的、变化中集体的概念。缺乏集体观念的个人行为将导致社会的更加异化与分离，扰乱集体平衡。个人与企业都应有集体价值观，并且应形成一种新的哲学，颂扬保持民主原则以及强调个人与集体相结合。“新言论”（新技术中视觉、声音、触觉构成的多维世界的众多分享方式）自由与权利如何应用于信息高速公路这一时代仍需要进一步研究。
校对：罗峰 男(1972-)上海行政学院行政学教研部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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