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流动人口的流动模式与其社会适应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流动人口论文,模式论文,关系论文,年轻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问题提出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城市经济改革的逐步发展，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涌入城市，流动人口成为当今中国最具特色的一个社会现象。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显示，我国农村流动人口数量为1.2亿人，而这一数字仍呈快速增长的趋势。专家估计，在未来5～10年内，流动人口将以每年500万人的速度快速增长，至2010年流动人口数量将接近1.6亿人[1]。现阶段流动人口的流动呈现出经济发达地区以人口流入为主、经济欠发达或农村地区以人口流出为主的总体特点，东部沿海地区和京津地带成为中国流动人口最稠密的区域[2]。其中，北京市2003年外来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显示，该市的外来流动人口数量为409.5万人，比2002年增长6%。来京一年以上的流动人口占55.8%，比2002年上升3.6个百分点。15～39岁的人口占78.1%，受过初中及初中以上教育的流动人口占74.2%[3]。
数量庞大的农村人口流动给当代中国城市和农村的经济、社会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但他们在城市中的工作和生活状况却不尽如人意。就全国范围的调查而言，流动人口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居于较低位置，他们一般从事技术含量低且本地人不愿干的脏、累、苦、险和有毒工作，同时，他们在工作过程中随时可能遇到就业歧视及被雇主克扣工资等不公平待遇[4]。他们的居住条件普遍很差，一般住在市区的地下室或城乡结合部农民出租的房屋里，面积小且屋内缺乏必要的设施[5]。由于受到户口制度的约束，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在城市中没有必要的医疗和工作保险，缺乏必要的社会支持和关注[6]。同时，流动人口一般都感受到本地人对他们的一定程度的歧视，而流动所导致的家庭支持和约束的缺乏更使他们成为城市中的弱势群体，并对他们的身心健康产生重大的消极影响。[7,8]
国外大量的研究发现，流动会使流动人口出现许多社会适应不良的问题。这些研究指出，流动所导致的社会歧视会引发流动人口出现焦虑等负面情绪，并进而影响到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9－11]。但这些研究主要关注那些寻求永久居留权的跨文化和跨国家的移民或战争难民，且一般是在美国或欧洲等发达国家中进行的。我国的流动人口与这些国家的流动人口存在巨大的差异，首先是属于同种文化和同一国家内的流动，其次，大多数流动人口的受教育水平都非常低下，从事的都是比较低层次的工作。这些差异有可能使我国的流动人口的社会适应具有很多不同的特点。
我国政府、社会和研究机构已开始关注流动人口的生存状况，但目前有关流动人口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流动人口的基本人口学特点（如性别、年龄、职业分布、婚姻状况和受教育水平等）、流动模式（包括流动流出省份、流动时间和地点等）、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和流动人口管理上，且大多数研究为理论探讨或一般性的社会调查，缺乏从心理学角度对流动人口的社会适应进行全面、系统的实证研究。而开展有关流动人口社会适应的研究，有助于揭示流动人口在社会适应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而发展有针对性的心理预防和干预方案，帮助流动人口更好地适应和融入城市生活。为此，我们拟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探讨农村流动人口的流动模式特点，及其与流动人口社会适应的关系，为今后开展针对农村流动人口的心理预防干预工作提供依据。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本研究所使用数据来自我们开展的有关农村流动人口性病艾滋病预防研究。为保证样本的代表性，在抽样时，需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1)选取有代表性的职业。我们根据北京市政府信息办公室公布的2000年北京市农村流动人口职业分布情况，选取了90%以上流动人口所从事的职业，包括建筑业、工厂工人、餐饮业、宾馆饭店、保姆小时工、保安、修理业、娱乐业、保健按摩和洗浴业、美容美发业、商贩等进行取样；(2)同一工作场所取样不超过100人；(3)年龄18～30岁。共获得2222被试，去除无效被试21人，获得2201名有效被试。在有效样本中，女性共866人（比例为40%），男性1335人（比例为60%）；年龄在18～19之间的被试为18%，年龄在20～24岁的被试为54%，年龄大于25岁的被试为28%。
2.2 研究工具
采取自编的《外来务工人员健康情况调查问卷》进行数据收集。本研究共使用到以下几个方面的测查数据：
2.2.1 流动模式
包括两个指标，一为总体流动时间，要求被试回答迄今为止他们外出打工的总年数；另一个为流动城市数量，要求被试报告他们曾经流动过的城市总数，为5点量表，从“1个”到“5个及5个以上”。
为了更好地反映流动人口的流动性，在分析时，将流动城市数量除以总体流动时间作为流动人口流动性的衡量指标，分值越大表明流动性越大。
2.2.2 社会适应
本研究主要从外显行为和内隐适应两个方面来考察流动人口的社会适应，具体包括：
(1)吸烟、醉酒行为。要求被试回答过去一个月中每天吸烟的支数，为6点量表，从“没有吸过烟”到“一包以上”。同时，要求被试报告过去一个月中醉酒的次数，为5点量表，从“没有喝醉酒”到“4及4次以上”。
(2)性行为。包括婚前性行为和性伙伴数量两个指标，要求被试报告他们是否发生过婚前性行为，以及如果发生过性行为的话，迄今为止的性伙伴数量。为便于统计，对被试的性伙伴数量进行分类，分别为“1个”、“2～3个”、“4～5个”和“6个及超过6个”。
(3)抑郁。采用Radloff编制的抑郁量表[12]，要求被试回答在过去一个月中出现各种抑郁状况的频率。为5点量表，从“从不”到“几乎每天”，共20道题，本研究得到的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 α)为0.83。在统计时，对被试的答案进行重新编码，将“从不”和“一月一两次”编码为“0”，将“一周一次”编码为“1”，将“一周几次”编码为“2”，将“几乎每天”编码为“3”，然后将被试在每题上的得分相加得到被试的抑郁得分，分数越高表明被试的抑郁程度越严重。
(4)满意度。共2道题，要求被试回答对自己目前生活和工作的满意程度，为5点量表，从“很不满意”到“非常满意”，分数越高表明被试对生活和工作越满意。
2.3 研究程序
在选取被试时采用研究人员选取及社区工作人员、中间人和被试介绍相结合的方法。问卷调查的主试为受过专门培训的北师大心理学院的本科生和研究生。问卷施测在流动人口的工作场所进行，正式调查之前，主试均向被试讲解问卷调查的目的和原则，并宣读知情同意书，在被试同意参加问卷调查后实施调查。调查过程中要求无关人员离开现场，以保证被试能如实地填写问卷。当遇到不识字的被试时，则采取一对一的方式，由主试向被试说明每道题的内容，然后由被试自己作答。调查结束后对问卷填写情况进行检查，保证没有漏题、前后矛盾等问题的出现。
3 结果
3.1 流动人口的流动模式
从表1可知，总体上，18～30岁的流动人口外出打工的时间平均接近4年，平均到过2个城市打工，流动性为0.77，即在一个城市打工的时间超过一年。
表1 流动人口的流动模式
注：*P＜0.05**P＜0.01***P＜0.001；下同
表2 流动人口的社会适应状况
从年龄差异来看，ONEWAY方差分析发现，三个年龄组之间在流动时间、流动城市数量和流动性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结果说明，年龄越大，流动人口的流动时间和流动城市就越多，但是其流动性却越低。
从性别来看，t检验发现，男性的流动时间和流动城市均显著地多于女性，但是两者的流动性并不存在显著差异。
从受教育水平来看，ONEWAY方差分析发现，不同受教育水平的流动人口的流动时间和流动性并无显著差异，只是在流动的城市数上存在显著差异。结果表明，受教育水平为初中的流动人口的流动城市数显著多于其余两类受教育水平的流动人口。
从婚姻状况来看，t检验发现，已婚的流动人口的流动时间和流动城市数显著地多于未婚的流动人口，但流动性却明显地低于未婚流动人口。
3.2 流动人口的社会适应
总体上，流动人口在过去一个月中平均每天吸1～5支烟，平均喝醉过一次；67.4%的流动人口发生过婚前性行为，在发生过性行为的流动人口中，平均性伙伴数量超过1个；流动人口的抑郁得分在一周一次以下，对生活的满意度为一般，对工作的满意度接近一般。
从性别差异来看，男性的吸烟行为、醉酒行为、婚前性行为和性伙伴数量显著地多于女性，而抑郁、生活和工作满意度没有明显的差异。
从年龄差异来看，随着年龄增加，流动人口的吸烟行为、醉酒行为，生活和工作满意度呈明显的上升趋势，而婚前性行为和抑郁程度呈明显下降趋势；在性伙伴数量方面，20到25岁组的流动人口明显地多于其余两组流动人口。
3.3 流动模式与社会适应的关系
为便于统计，将流动时间、流动城市数量和流动性进行再编码。将总体流动时间“少于1年”的归为第1组，“1～2年”的归为第2组，“3～4年”的归为第3组，“5年及5年以上”的归为第4组；将到过1个城市打工的归为第1组，将到过2个城市打工的归为第2组，到过3个及3个以上城市打工的归为第3组；对流动性则按照人数三等分的原则将流动人口分为1、2、3组，组别越大流动性越大。
表3 流动人口的流动模式与社会适应
ONEWAY方差分析结果表明，随着流动时间的增加，流动人口的吸烟行为、醉酒行为、生活和工作满意度均呈明显上升趋势，而婚前性行为、抑郁却呈明显的下降趋势，而性伙伴数量没有明显差异。
从流动城市的多少来看，随流动城市的增加，流动人口的吸烟行为、醉酒行为和性伙伴数量呈明显的上升趋势，但婚前性行为、抑郁、生活和工作满意度并没有明显的差异。
从流动性来看，流动性越大，婚前性行为和抑郁越多，而生活和工作满意度越低，但吸烟行为、醉酒行为和性伙伴数量并没有明显的差异。
3.4 流动模式对社会适应的预测作用
运用分层回归的方法，将性别、年龄作为回归的第一层强迫其进入回归方程，将流动时间、流动城市数量和流动性以stepwise方法放置回归的第二层，以综合考察各变量对流动人口社会适应的预测作用。得到结果如下：
从表4可知，在排除性别和年龄的预测作用之后，流动时间可以显著地预测吸烟行为，流动城市的数量可以显著地预测醉酒行为，而流动性可以显著地预测吸烟行为、性伴数量、抑郁、生活满意度和工作满意度。结果说明，流动性是流动人口众多适应行为较为良好的预测指标。
表4 流动人口的流动模式与社会适应的关系
4 讨论
4.1 流动人口的流动模式
研究结果表明，流动人口的流动时间平均接近4年，平均流动城市为2个左右，流动性为0.77。这一结果说明，总体来讲，流动人口的流动处于较低水平，也就是说，流动人口在一个城市中停留的时间接近两年。该研究结果与已有的调查结果相符，这些结果均表明，近年来流动人口在一个城市居住的时间普遍延长，北京市2001年和2003年开展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结果均表明来京半年和一年以上的流动人口呈上升趋势[3,13]，同样的趋势还出现在广州和上海等省市[14]。研究结果说明，流动人口越来越愿意留在同一个城市中生活。如何帮助愿意留在城市生活的流动人口更好地适应和融入城市生活，使他们真正成为城市生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摆在政府和社会面前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我们的研究还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年龄较大和已婚的流动人口的流动时间和流动城市的数量远远多于年龄较小和未婚的流动人口，但其流动性却远远低于后者。这一结果说明，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结婚，流动人口更愿意过稳定的生活，而不是到处漂泊不定。
4.2 流动人口的社会适应
结果发现，流动人口平均每天吸1～5支烟，在过去一个月中平均喝醉过一次。男性在吸烟、醉酒等物质滥用行为上显著地多于女性，同时，随着年龄的增长，流动人口的吸烟醉酒行为也随之增加。这些结果证实了以往的研究，即流动人口吸烟、醉酒的危险性较高，应将这部分人群纳入到国家禁烟、防酗酒的预防干预体系中去[15]。
而在性行为方面，67.4%的流动人口报告婚前性行为，这一比例要远远地高于在城市(45%)和农村未流动居民中(23%)所做的调查[16,17]。究其原因，我们认为这与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的生活状况有密切关系。本研究与其他研究结果均表明，婚前性行为大多发生在20岁左右甚至更早[18]，此时正是流动人口流动的早期阶段，他们在城市中的就业和生活均处于动荡和未稳定状态，城市的漂泊生活使他们倍感孤独和寂寞，而与自己在农村中的订婚对象或在城市中认识的男／女朋友住在一起不仅可以节约有限的金钱，更能从心理上得到必要的安全感，并缓解城市生活所带来的寂寞、压力和无奈。不仅如此，本研究的结果中值得注意的另一点是，流动人口的平均性伙伴数量超过1个，男性和20～25岁流动人口的性伙伴数量分别显著地多于女性和其他年龄段的流动人口。由于性伙伴数量与性病艾滋病有直接紧密的关系，而流动人口已经成为我国性病、艾滋病感染和传播的高危人群[19]，因此在流动人口中开展切实、针对性强的性教育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研究结果还发现，不同年龄段流动人口的抑郁、生活和工作满意度存在显著的差异。具体而言，20岁以下的流动人口抑郁程度最高，生活和工作满意度最低。究其原因，这一结果与该年龄段流动人口的自身素质以及由此所带来的对城市生活和未来发展的迷茫和无助有紧密的关系。在本研究的被试群体中，20岁以下的流动人口受过高中或高中以上教育的人数最少
，同时，与其他年龄段的流动人口相比，他们较缺乏必要的生活和工作技能，由此，他们对在城市中的生存倍感艰辛。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流动之前往往对城市生活怀着无限的憧憬和向往，当现实与期望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时，很多人迷失了对目前和未来生活的目标和方向，因此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处于较低的水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流动人口到城市后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了很大改善，但是他们的满意度并不是特别的高。目前，政府已经采取了很多措施来改善流动人口的生存和工作状况，这对于提高流动人口的生活和工作满意度会有助益。
4.3 流动模式与社会适应的关系
研究发现，流动人口的流动时间越长、流动城市越多，吸烟、醉酒行为也越多；流动的城市越多，流动人口所拥有的性伴数量也越多。同时，流动性越大，婚前性行为发生率和抑郁程度就越高，生活和工作满意度越低。进一步分析发现，总体流动时间和流动性可以显著地预测流动人口的吸烟行为，流动城市数量显著地预测流动人口的醉酒行为和性伙伴数量，而流动性是预测流动人口的抑郁、生活和工作满意度等内隐性社会适应的重要因素。这些结果充分说明，流动模式与流动人口的社会适应关系非常密切。
本研究结果从实证角度验证了以往的理论假设[20]。社会控制理论和社会隔离理论指出，个体由于受到所处的社区和家庭的控制和约束，因而表现出与社会规范、价值相符合的行为。然而，若个体与代表主流的团体之间缺乏接触和维系，则会促使个体采取不良的行为获得他们认为社会拒绝给予他们的东西，以减轻社会孤立所带来的窘境和忧虑。这些理论表明，流动使流动人口所受到的来自于家庭和户籍地的社会控制大为削弱，社会监督和约束力差。同时，流动人口普遍难以融入到城市主流社会中，感觉与当地社会和居民保持相当大的距离，而他们在城市中的社会交往保持着浓烈的“地缘”和“血缘”特点，以同乡和亲戚朋友作为主要的交往对象。这种游离于主流之外的生存特点加剧了因生活不稳定、未来不确定和缺乏必要的社会支持所带来的巨大的压力感，导致他们出现吸烟醉酒、不安全性行为和不良的心理适应等问题，甚至成为他们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重要诱因。
不仅如此，本研究结果更说明，流动性越大，流动人口的社会适应水平越低。该结果得到了理论和实践的验证，麻国安的社会流动性理论指出，流动性越大，社会不平等程度越高，其成员的相对被剥夺感越强，产生犯罪的可能性越大[21]。而北京市2000年所处理的外地违法犯罪案件中，80%的涉案人员为来京时间不满一年、就业和生活不稳定者[22]。可见，要提高流动人口的社会适应水平，需要多角度、全方位、多部门和多学科的参与。一方面，政府和研究机构要努力减少流动人口的盲目流动，提高他们对流入地的了解，帮助他们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流入地以降低流动性；另一方面，应对城市中的流动人口，尤其是刚流出不久的年轻流动人口实施必要、有效的心理预防和干预训练，从心理学角度提高他们与当地居民的沟通交往技能、协商和问题解决技能，培养他们的情绪自我调整能力和压力应对能力，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提高流动人口的社会适应水平，使流动人口对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始终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
5 结论
18～30岁的北京流动人口外出打工的时间平均接近4年，平均流动过2个城市，在一个城市中停留的时间超过一年。同时，流动时间、流动城市数量和流动性存在显著的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和婚姻状况的差异。
流动人口的社会适应水平偏低，平均每天吸1～5支烟，在过去一个月中平均喝醉过一次。超过三分之二的有过性史者发生过婚前性行为，性伴数量平均超过1个。在不同年龄的流动人口中，年龄越小，抑郁程度越高，生活和工作满意度越低。
流动模式与流动人口的社会适应存在明显的关系。在排除性别、年龄的作用之后，流动时间、流动城市数，以及流动性分别可以显著地预测流动人口的吸烟行为、醉酒行为、性伴数量、抑郁、生活和工作满意度。其中，流动性的预测作用更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