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殖民时期拉丁美洲城市的建立及其对拉美社会的影响_西班牙人俱乐部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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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者在征服、掠夺拉美的同时,新的城市随之建立起来,并把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风俗习惯、社会心理、行为规范等带到了拉美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拟就殖民地时期拉美城市的建立作全面的考察,并试图解释其对拉美社会产生的独特影响。

一、殖民地时期拉美城市的建立

我们今天看到的几乎所有的拉美主要城市,都是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内迅速建立起来的。成为西班牙美洲各地区中心的部分城市建于1520-1541年。如墨西哥城、普韦布拉、瓜达拉哈拉、奥萨卡、危地马拉、圣萨尔瓦多、安提瓜、波哥大、卡利、基多、特鲁希略、利马、库斯科、阿雷基帕、亚松森、布宜诺斯艾利斯和智利的圣地亚哥。1540-1600年间,随着葡萄牙殖民地上的累西腓、萨尔瓦多、圣保罗、里约热内卢的建立,巴西的城市网络也建立起来。这期间,西班牙美洲城市网络进一步扩大,其中只有蒙得维的亚和麦地林是16世纪以后建的①。

西班牙美洲城市网络的迅速形式,是西班牙王权、教会、贵族和各种各类冒险家控制美洲矿产资源和人口资源欲望的反应。

首先,西班牙殖民者来到新大陆所要的第一件东西就是黄金,所以在新大陆所建的第一批城市大都是在金银矿区。

在墨西哥,西班牙人在征服墨西哥城以后,占领该城周围的矿区,一些城镇随之迅速建立起来。如塔斯克·帕丘卡,原是印第安人的村落,是比较重要的产银中心,西班牙人把它们发展为矿城。在墨西哥城的北方,1546年在萨卡特卡斯发现了富银矿后,萨卡特卡斯就发展成为墨西哥第二大城市。在萨卡特卡斯周围的矿区也建立了一些城镇。1542年建圣米格尔,1548年建瓜那华托,1592年建圣路易斯波托西。另外,西班牙人还沿西马德雷山脚下的富银矿区兴建了一些城镇。如费雷斯尼略、松布雷特和杜兰戈等。

西班牙人从墨西哥和巴拿马快速扩展到中美洲地区,其目的也是为了寻找金银财富。1527年以后,尼加拉瓜的新塞哥维亚成为一个重要的产金中心,该城也发展起来。在洪都拉斯的金银矿区,1537年建了科马亚瓜,1578年建了特古西加尔巴。但总起来看,与墨西哥、南美洲相比,中美洲对西班牙人的吸引力相对小些。一方面,中美洲没有西班牙人所追求的巨大金银财富;另一方面,大约在1625年以后,英国、法国和荷兰等开始向西班牙人的海上霸权挑战,这些国家的海盗船队经常洗劫西班牙人在中美洲的城市,使城市在这一地区的发展遭到严重破坏。

由于对金银财富的疯狂占有欲,西班牙人很快从早些时候沿加勒比海和后来在太洋沿岸建立的一些基地出发,扩展到南美内陆。在哥伦比亚的考卡河谷、安提奥基亚和太平洋沿岸发现了金矿,16世纪30年代中期这些地区发展为主要的矿区。中哥伦比亚在此不久也发现了一些含金量小的矿区。在这些地区,矿业开采刺激了城镇的兴起。其中最重要的是安提奥基亚城,它是当时哥伦比亚矿业贸易的中心。

在1545年以后,西班牙人的注意力被吸引到有丰富银矿的塞罗里科山,矿城波托西也随之发展起来。尽管由于它的海拔高度高,气候恶劣,不适宜进行农业生产,但因为这里银的产量超过了当时世界的二分之一,所以发展很快。到1570年,波托西城拥有人口12万人,1600年达16万人。这在当时的拉美是最大的城市,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在这个城市里有100多个炼银厂,整座城市就好象一个大矿场。它对利马和布宜诺斯艾利斯之间的城市网络的形成有巨大的影响。银是这座城市的主要产品,这些产品支撑着利马作为一个行政管理中心和重要的港口。而且它也是一个巨大的农产品和矿产品的消费市场。象艾卡之类的一些低地居民点为波托西提供粮食,是作为波托西城重要的农产品服务中心发展起来的;万卡佛利卡在1563年发现水银之后,成为波托西城的水银供应地,为波托西城提供炼银用的水银;阿里卡是作为波托西城的主要服务港口发展起来的,从万卡佛利卡运出的水银和运往波托西城的物资都是经过这里中转,波托西城的白银也是经过此港运往利马的;许多城市是作为从波托西城到利马之间的交通站而发展起来,如1548年建立的拉巴斯,该城是现在玻利维亚的最大城市。同时,波托西城也直接影响了许多城镇在玻利维亚的低地地区和西北阿根廷的建立和发展。在玻利维亚,这些城镇包括1582年建的圣克鲁斯和1574年建的塔里哈。在阿根廷,1553年建的圣地亚哥-德埃斯特罗是这些城镇中较古老的。1556年建的图库曼和1574年建的萨尔塔也是波托西银矿直接影响的结果。萨尔塔是专门为波托西城提供从东南阿根廷运来的骡马等牲口的贸易中心。

其次,为了把拉美分散的人口资源集中起来,西班牙人在开拓殖民地建立殖民城市时,也把注意力放在印第安人稠密的地区,试图建立一个控制印第安人的综合网络。因此,西班牙人的殖民城市很大部分建在原印第安人的居住中心,把印第安人城镇改造为西班牙城市。

西班牙人在进入墨西哥之前,这里的印第安人文化已有相当高的水平,城市已经出现,并具有相当规模。阿兹特克人的首都特诺奇蒂特兰居民在1519年就已超过了10万人。在当时欧洲只有少数几个人口超过10万人的城市,象巴黎、那不勒斯、威尼斯和米兰。而塞维利亚,在西班牙征服者离开之前,也仅仅是一个5万人的城市。可以说特诺奇蒂特兰是当时世界上最大城市之一。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大的城市也为西班牙殖民者所摧毁。到1521年8月,该城以绝大多数阿兹特克人的殉难而为西班牙人所攻破,城市被毁几乎达六分之五以上。西班牙人胜利之后,按照西班牙风格,重建了墨西哥城,并在该城周围印第安人比较稠密和土地肥沃地区建立了一些农业城镇。1523年建瓜达拉哈拉城,1532年建普韦布拉城,1536年又建了瓦哈卡城。这些城市和一些小镇是管理印第安人的政治中心和宗教活动场所,印第安人在这里被强迫集合在一起,放弃他们原来的宗教信仰,皈依天主教。

1526年,西班牙人来到厄瓜多尔海岸,并于1534年以后占领基多和印加帝国的首都库斯科,把它们改造为西班牙城市。起初,西班牙人企图将基多建为教会中心,在这里修建了许多教堂和修道院。到18世纪初,仅有3万多居民的基多城建起了十个华丽的大教堂、十个修道院、两所教会学校及其他一些小礼拜堂,神职人员多达400人,被称为“美洲的寺院”②。西班牙人还占领了其他一些印第安人城市,如阿雷基帕和阿里卡。

再次,西班牙人在美洲建立的另一种城市类型就是充当内地城市和西班牙之间联系的贸易中转站。通过这些城市,西班牙人把在新大陆掠夺来的金银等财富源源不断地运回西班牙,而从西班牙运来的各种商品,特别是开矿用的机械等,又经过这些城市再分送到内地、矿区,如韦腊鲁斯、巴拿马、卡亚俄和卡特基纳等即为此类城市的典型。

从以上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出,哥伦布以后西班牙美洲城市的起源明显不同于欧洲和北美。欧洲的城市一般是在地区农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作为农村的服务中心而发展起来。11世纪以后欧洲各地城市主要是靠着农业而兴起的。农村和农业实际上是城市的命脉所在。这也就是说欧洲的城市是农业起源的或是农民起源的。在北美,随着边界向西拓展,与之紧密配合的城市网络逐渐扩大,但城市仍是作为农村的服务中心而发展起来的。而在西班牙美洲,“城市是对新世界占领、剥削和管理力量的源泉。”③换言之,西班牙美洲城市的建立不是农村需要城市服务的结果,而是西班牙主权和殖民地的代理机构。西班牙王权通过这些殖民城市控制和管理辽阔的美洲大陆,掠夺美洲财富。因此,西班牙美洲城市的兴起是西班牙殖民者掠夺美洲的产物。西班牙美洲城市的职能与欧洲北美城市也有本质的区别。殖民城市依靠西班牙主权控制和管理周围的农村地区,包含了宗教、行政和军队的作用。对于一个特定的城市地区来说,城市的管辖权是不受限制的,它包括周围的农村地区,直到下一个城市的管辖边界。城市拥有对周围地区的经济所有权和行政控制权。城市被所谓合法移民控制着,他们凭借“委托监护制”把分散的印第安人集中起来,运用自己拥有的自治权去巩固和扩大他们的地产(或财产),正如莫里斯所指出的:“随着社会民主的提前到来,建立在土地占有基础上的寡头统治得到巩固。”④

尽管西班牙殖民者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在美洲迅速建立起了城市网络,但是16世纪以后,西班牙美洲城市网络的发展陷入停滞状态。在以后的两个多世纪内几乎没有多大的发展。这主要是由于在如此庞大的城市网络背后缺乏与之紧密相联的经济基础所导致的。(一)由于西班牙人把注意力集中到金银矿藏上,宗主国又对殖民地的工业生产实行限制政策,某些农业生产也受到了扼制。因此,在16世纪凡是有金银开采的地方,城市已建立起来。随着矿藏的枯竭,有些城市也就衰落了。除非是在金银矿藏丰富的地区,城市还能够保持一定的繁荣,象波托西城。(二)许多西班牙人城市开始是建立在印第安人比较集中的地区,印第安人的减少势必会影响城市的发展。中美洲在这点上表现尤为突出。到1650年,中美洲的印第安人从1620年的1100万人下降到250万人⑤。所以,早期殖民时期在中美洲建立的城市,逐渐衰落下来。其他一些印第安人分散的地区,由于劳动力的缺乏,城市发展也大受限制。(三)西班牙当局限制殖民地城市与西班牙之间的贸易往来。在每一地区只允许一个城市与宗主国发生贸易联系,这也限制了其他城市的发展。与此同时,在殖民地城市之间存在着落后的运输技术和长途运输之间的矛盾,殖民地城市之间的商业联系也比较少。以上这些因素就限制了在16世纪建立起来的西班牙美洲城市的发展。能够进一步发展的城市主要限制在总督辖区的中心及把美洲与西班牙联系起来的贸易中转站或港口。

与西班牙美洲相比,葡萄牙美洲(巴西)城市的发展有自己的特点:

第一,巴西最早的城市是在16世纪30年代出现的,首批城市的建立是为了进行领土占领,防止外敌入侵。因此,这一时期葡萄牙人建立的城市主要用于军事目的,或者说是由于防御的需要。最初,葡萄牙人由于在离本国最近的着陆点--巴西的东北沿海地区没有发现丰富的金银矿藏,加上在北非和亚洲的殖民及贸易的需要,使葡萄牙人把注意力转离巴西。只是在法国和西班牙扩张的刺激下,才引起葡萄牙对美洲殖民地的关注。因此,葡萄牙人来到巴西建立城市,首先是为了防止欧洲其他国家对这块土地的侵犯。如圣文森特、皮拉特宁加⑥和奥林达城,这些城市当时典型建筑和设施是炮台或碉堡、施刑用的木柱。这些特点显示了葡萄牙人在巴西建立首批城市的目的。

第二,与16世纪以后西班牙美洲城市的陷入停滞不同,巴西城市的建立和发展持续上升。由于葡萄牙对巴西地方经济的发展控制松散,巴西城市的建立和发展往往是由地方经济的发展而带动起来的。因此,整个殖民地时期,在每一个经济发展周期,巴西相随出现一批城市。故此巴西曾有蔗糖城市、棉花城市、烟草城市、咖啡城市之说。其中,在米拉斯吉拉斯州因采金热而出现的一批城市最具典型意义。奥雷·普雷托(黑金城)是这类城市中的典型。1696年,这里发现大金矿,该城应运而生。发了黄金财的富豪和暴发户在这里建造起富丽堂皇的住宅和教堂,城市因此成为米拉斯吉拉斯州的政治中心,直到新州府贝洛奥里特藏于1897年建成。目前,该城已被联合国确认为“国际文物”而受到保护。随着黄金周期向咖啡周期的转移,一方面某些矿业城市衰落下来。例如奥雷·普雷托,在1725年至1750年间,淘金热达到高潮,该城人口高峰时达6万人,但到1800年,随陶金热的消失,其人口降至8千人⑦。另一方面,随着咖啡种植业的发展,在咖啡产区,先是在帕拉伊巴河谷,尔后是圣保罗高原,兴起了一批“咖啡城市”。如圣贡萨罗、雷曾德、坎塔加罗、坎波格兰德、巴纳纳尔、坎皮纳斯等。其中一些城市至今仍是巴西重要的工业城市。

二、殖民城市的建立对拉美社会的影响

西班牙和葡萄牙人按照本国的模式在新大陆迅速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城市网络,这些新建的城市把征服者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等带到新大陆,对拉美社会产生了深远、持久的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西班牙和葡萄牙人在新大陆建立城市的同时,也成立了市政议会,主要为土生白人所掌握。19世纪殖民地人民开始独立运动之时,土生白人即首先掌握和利用这一组织,为革命而发号施令。

在西班牙美洲,起初市政议会不仅是土生白人麇集的地方,而且是地方权力运转的主轴。它管理着城市及其周围的广大郊区。首席市长是行政长官,拥有宪警权,掌握私人事务的审判,确定农产品和手工制品的管理条例、税则。有关市政的决策和在市政利益受到威胁时,他们可以召开公开的市政会议进行表决。在总督府,当总督死亡时首席市长可以代行其职。可以说市政议会是整个西班牙美洲政治结构的基石。在委内瑞拉历史上发生的两件事很能说明市政议会在殖民地政治史上的特殊地位。

1560年委内瑞拉几个城市的市政议会委派特鲁布略城的公民桑丘·布城森略作为这些城市的代表向国王陈述事务。布里森略从国王那里争取到了四项让步:(1)委内瑞拉诸城每年可以经办一艘船,运载货物从加迪斯启航,只付普通关税的一半。(2)免税进口200名奴隶到矿区和农场服务。(3)给缺少土地的牧师提供更好的供给。(4)对现任省长死后由谁来管理该省的人选作了最后的决定,并明文规定如省长空缺,管理权交城市的市长⑧。

第二件事是1675年委内瑞拉省长去世后,圣多明戈检审庭任命了一名法官为临时省长。根据西班牙传统和市政议会权力,新的临时省长必须接受市长们对他的审查。这位临时省长向市政议会提交了委任书,但是,市长们与市政议员协商后拒绝承认他行使职权,理由是检审庭无权任命省长,在西印度事务院任命的正式省长到任前应由市政议会代行其权力。

这些事件表明,市政议会逐渐演变为独立于王权之外,代表土生白人利益的一种势力,土生白人利用市政议会扩大他们的自治权,削弱王室对美洲殖民地的控制,市政议会就成为地方势力的堡垒中心。土生白人逐渐取得了政治上对半岛人的优势,使宗主国对美洲殖民地的驾驭颇感力不从心。为此,从1700年之后,波旁王室历代君主试图加强对美洲殖民地的控制,限制、削弱市政议会的权力,使土生白人丧失代表自己利益的权力中心。这更引起土生白人的强烈不满,土生白人与半岛贵族之间的矛盾加深,斗争愈演愈烈不可调和这样,一场旨在摆脱西班牙统治的独立战争就拉开了帷幕。

在葡萄牙巴西,由于葡萄牙王室本身力量较弱,无法对巴西这样大的殖民地实行严密的控制。所以,巴西的市政议会自始至终比西班牙美洲市政议会的权力要大得多。但这个权力被一小撮富有而跋扈的大封建领主和大种植园主严密控制着。他们比西班牙美洲庄园主的势力还大。葡萄牙王室甚至巴西的总督都对他们奈何不得。所以,巴西的一位学者对他们有过这样的描写:“巴西实际上不是被里斯本的国王,也不是被巴伊亚的总督统治着,而是被各地区的统领,被分布在人烟稀少、幅员辽阔各地域内的形形色色的大家族首领所统治着。”⑨正因为如此,后来巴西的独立运动带有白人贵族封建分离主义的色彩。

(二)西班牙美洲在独立之后分解为许多国家,而葡萄牙巴西在独立以后仍保持完整,这与它们各自的特殊城市网络有密切的关系。

西班牙美洲城市是中世纪卡斯蒂尔公社模式的移植,而西班牙城市又是古代罗马帝国城市的翻版。城市具有古代城邦国家的某些特征,它是一个城市共同体,范围包括广大的周边地区。尽管矿业是殖民地最获利的企业,但城市对小麦、牛肉、猪肉、酒、糖等产品的需求量很大,因此在城市周围地区,商品性农业也是赚钱的。富裕的西班牙人(最初是监护主)大量投资于农牧业,城市周围的农牧业也就发展起来。这样,在每一个城市地区,以重要城市为中心、以周边的农村地区为外围兴起了能够自给的区域经济,形成了自己的经济圈。经济圈之内的联系比较广泛、密切,但经济圈之间的联系则很少,相互之间的商业作用也很小。这一方面是因为西班牙王室为了有效地控制殖民地,严格限制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另一方面落后的交通运输工具也是它们之间联系的一个障碍。例如,在18世纪晚期,使用马车从圣胡安往萨尔塔运酒需要40余天。有些季节交通道路则完全中断。这些因素刺激了区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区域经济发展了,区域政治精英也随之崛起。这些区域政治精英为了维护他们区域的利益,不但要与宗主国进行斗争,而且还要与别的区域的政治精英进行斗争。这样,在每一个城市共同体之内既有一致的经济利益,又有共同的政治利益。随着西班牙美洲的独立,当时具有重要意义的城市连同它周围的地区,就演变为城市--国家模式,形成一个个独立的国家。

葡萄牙巴西在独立后仍保持完整,这与葡萄牙王室对巴西松散的行政控制有密切的关系。巴西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比较密切。在巴西东北部的两个城市萨尔瓦多和累西腓是糖业贸易中心,而里约热内卢则是米拉斯吉拉斯州的矿业中心。它们是殖民地时期巴西三个最大城市。即使到了1850年只有这三个城市人口超过7万人,其他的城市人口没有达到5万的⑩。而这三个城市地处沿海,联系相对容易些。以这三个城市为主,巴西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比较密切,可以说它们有共同的经济利益,这为独立以后的巴西仍保持统一完整奠定了经济基础。

(三)西班牙和葡萄牙人按自己的文化传统在新大陆建立城市,同时也把母国的文化传统带到新建的城市中,特别是天主教文化中巨大的、众多的不利因素给拉美社会带来了恶劣的影响。

西班牙和葡萄牙人在征服新大陆的过程,铁蹄所至教士随之,每建立一座城市都要修建天主教堂。在印第安人比较集中的城市,殖民者限制和摧残印第安人的民族文化,尽可能减少印第安人的民族意识,用欺骗、愚弄和强行灌输的手段向印第安人传播天主教教义和文化。印第安人的社会生活受到教士的严格控制。印第安人的“家庭生活、衣著、礼仪和道德,都受教士的约束,连休息娱乐都受着管制。”(11)印第安人的社会生活是环绕着传教区而运行的。天亮时,传教区鸣钟召集所有的人到教堂去,中餐和休息以后,傍晚的“奉告祈祷钟”再召唤印第安人去祈祷。到了晚上印第安人才得到轻松(12)。在这种封闭的、充满宗教气氛的社会环境中,印第安人很难再进一步发展自己的文化传统,也很难接受天主教文化之外的其他外来文化的影响。况且,在殖民早期和中期,西班牙王室为防止“邪教异端”的传入,一切非天主教徒和非西班牙人不得随便移居美洲殖民地,因此去拉美的移民以及他们的后代都是清一色的天主教徒,由这样一些人所建的城市理所当然地弥漫着天主教文化和风尚。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移居拉美的人大多数是贵族、教士、商人、各式各样的冒险家和流氓恶棍,而劳动人民较少。这些人来到拉美后,把这儿看成“黄金土地”和“冒险家的乐园”,把在母国时寄生、腐朽、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带到拉美新建的城市里。在墨西哥城、利马等总督区首府,有着与母国相媲美的宫殿和贵族及高级教士们的豪华住宅。在那里,“赌博和异性谈情是他们最重要的事情,看斗牛是他们爱好的娱乐。”在墨西哥城,“每天傍晚五点钟,大道上就排列着有钱的妇人们的马车,她们穿着中国来的丝绸,在她们前面走过的是一群骑士的行列。这些骑士们的马匹配戴着多处嵌银的鞍辔,披着挂银铃的皮罩……。到晚上完全更换了衣服之后,这些贵妇人和他们的骑士在剧院相会,或者在假面舞会上跳舞……,到八月间全城居民都参加奥古斯丁节日到特检巴姆去。在这里,一下午的时光用成堆的银子赌博或者看斗鸡,晚上跳舞……。”(13)在利马,有一个富有的土生白人,为了迎接总督到利马,竟用银子铺了一个十字路口(14)。因此可以这么说:“这个殖民地社会从上到下都喜爱娱乐,人们喜欢长达几个星期的节日、斗鸡、比武、马术。黑人和印第安人,还有西班牙人,都爱看斗牛。人人蜂拥着马队游行,化装游行。戏剧十分流行,有印第安人参加的宗教圣礼剧的露天演出,以及室内剧场演出的西班牙戏剧。较上层的阶级喜欢讲究礼节的社交活动,例如,每天的散步和拜会,以及某处贵族诞辰举行的舞会……炫耀奢侈,在各方面都毫无节制。在殖民社会中,根据这种节日的性质,西班牙精神由于新的环境和种族之间的混血,也发生了变化,倾向于安富尊荣、夸张虚饰。”(15)拉美城市的这种好逸恶劳、安富尊荣、骄奢淫逸的风气习俗对拉美社会产生强烈的腐蚀作用,使这个社会安于享乐而不求上进,对独立后的拉美各国是一种不利的消极因素。

拉美城市中流溢着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与北美社会崇尚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勃发向上的精神形成鲜明对照。众所周知,移居北美的多数移居是在欧洲拥护宗教改革而遭受迫害的各派新教徒,他们崇尚民主自由,他们在北美建立的城市里洋溢着宗教宽容和信仰自由的精神,这为北美殖民地的相对思想自由和大量资产阶级进步革命思想的输入和传播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一点与受大一统天主教会严密控制的拉美城市有本质的区别。再者,来到北美建立城市的人大都是富有上进精神的劳动人民,他们崇尚勤奋耐劳、勤俭节约、开拓创业,使北美城市充溢着艰苦创业、勤奋进取的新教精神。可以说,在影响北美拉美独立以后走上不同发展道路的因素中,这种不同的城市文化和精神是最持久、最深远的影响力。

注释:

①⑤⑦参阅Brian W.Blouet and Olwyn M,Blouet Latin America:An Introductory Survey Chapter 6 New York 1982 P.209 P.220.

②拉丁美洲丛刊编辑部:《拉丁美洲列国志》,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第106-107页

③A.Portes and J.Walton Urban Latin America:The Politcal Conditions From Above and Below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76 P.26.

④(10)R·N·Gwynne:U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in Latin America 1985,P.137、P.139.

⑥二者分别为今天的圣多斯城和圣保罗城

⑧S·德·马达里亚戈:《西属美洲帝国的兴起》,伦敦1947年版,第80页,转引自苗枫林、王春良编著:《世界改革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1-92页

⑨(14)李春辉:《拉丁美洲史稿》(上册),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39、91-92页

(11)威廉·福斯特:《美洲政治史纲》,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8页

(12)艾·巴·托斯:《拉丁美洲史》第一册,商称印书馆1973年版,第277页

(13)派克斯:《墨西哥史》,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94-100页

(15)阿·托雷斯-里奥塞科:《拉丁美洲文学简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22-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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