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政党政治与苏格兰独立之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格兰论文,英国论文,政党论文,之争论文,独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574(2014)04-0092-13 英国是政党政治的重要发源地，其政治事务往往都会打上政党政治的烙印。在现实中，政党政治往往使政治具有某种灵活性。比如，19世纪的三次议会改革推动了英国大众民主的建立与发展，政党政治功不可没。最近发生在英国，引起世界广泛关注的苏格兰独立公投，也与英国的政党政治密切相关。正如一位国外学者所指出的：“政党，尤其是如同英国的这些长期存在的政党，应当被视为国家机制的一部分，不理解它们的内部生态就无法预测机制改革的影响。”①政党之间的互动与政党的内部生态同样重要，这两大因素共同构成了政党政治的内涵。因此，不深入探究政党政治在苏格兰独立之争的由来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对这一深刻影响英国政治前途的重大事件的理解将是不完全的。通过对苏格兰独立之争中各政党的立场与行为的分析，有助于我们对英国的政党政治有更具体的了解。 一、政党政治与民族政治：放权的宪政改革之路 作为一个“联合王国”，如何处理中央政府与组成联合王国的各个主体之间关系的问题，使英国在过去的几百年中常常面临内部治理模式的论争，政党政治在这些论争中首当其冲。 1.英国的政党政治与民族政治 英国这个“联合王国”，尽管一般被归类为单一制国家，但却比一些联邦制国家更具多样性，其境内有的民族主体保持了相对独立的地域、文化和法律体系，这导致民族问题在英国长期存在，民族政治成为英国政党政治运作中的经常性课题。政党运作的直接目的是争取民意和选举的胜利，从而上台执政。因此，争取民意和议会多数，就成为政党活动的至关重要的目标。对于英国各大政党而言，争取民意支持是获得大选胜利的基础。但这还不够，因为民意支持度(在大选中体现为得票率)还不足以保证一个大党获得议会多数，有时还必须获得其他一些党派在议会中的支持。所以，大党就不得不对一些发挥重要作用的小党做妥协，尤其需要迎合这些小党代表的局部性民意。 英国各民族主体的联合，在政治上表现为共同的英国议会，无论是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从前是爱尔兰)，都在英国议会中拥有代表名额。而这些地区都会出现自己的民族主义性质的政党，有些可能赢得一定数量的议会席位。即使由于选举制度所限，他们在议会中势力不突出，也能够通过在选举中体现的民意而给主流政党施加压力。 一个党选择何种民族政策，除了政治立场和观念因素，更加重要的是政党竞争中的利益考量。如果迎合民族自治的要求，能够换取民族地区更大的民意支持和民族主义政党的合作，那么，一个大党就很可能赋予或增加该民族地区民族自治权。尤其是，在主流大党势均力敌之际，某一政党如果认为自治与本党的价值和理念并不冲突，便很可能通过迎合民族政治为自己谋利，增强自己的政治力量，增大执政的可能性。当然，这并不是说一个大党会把本政党的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毕竟这个党不可能违背国家整体的利益，也不可能冒违背大多数民意的风险。谋取政党利益的前提是国家利益和主体民族大多数对其民族政策的认同。 2.民族主义挑战下的英国政党政治 英格兰作为英国的主体，尽管也有自己的民族主义，但不会危及英国本身的存在。其他三个外围少数民族地区都存在民族主义问题，尤其是北爱尔兰和苏格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英国统一构成威胁的主要是爱尔兰民族分离主义，而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则主要是苏格兰民族分离主义。 面对国内的民族主义和对国家统一的挑战，保守党素来持强硬立场，坚决主张维护国家统一和中央权威，甚至反对给予少数民族地区部分自治权以软化其民族独立主张。而自由党对于民族主义持比较灵活的态度，倾向于赋予少数民族区域部分自治权来换取国家的基本统一。 英国于1800年合并爱尔兰后，一直无法有效安抚爱尔兰的独立情绪。19世纪末期，主张自治的爱尔兰民族联盟在英国议会中掌握80余个议席，成为英国政治中的重要力量，在保守党与自由党的竞争中纵横捭阖。为了迎合爱尔兰人，获得爱尔兰民族联盟的支持，1886年执政的自由党领袖帕累斯顿提出了《地方自治法案》，内容是建立爱尔兰议会和行政机构，并由它们管理爱尔兰内部事务。但是，这一法案不仅未能在议会通过，而且造成了自由党内的分裂，反对爱尔兰自治的党内统一派退出自由党并与保守党结盟②，后来又正式加入了保守党。这使得自由党元气大伤，结束了该党自19世纪30年代以来在英国政坛上的主导地位。 在1922年爱尔兰大部获得自治，成立“爱尔兰自由邦”之后，留在英国的北爱尔兰长期成为困扰英国的严重问题。因为亲爱尔兰的北爱尔兰天主教徒少数派一直要求与爱尔兰合并，其中由极端势力组成的“爱尔兰共和军”开展了武装斗争和恐怖袭击，使英国成为西方大国中为数不多的遭受内部恐怖主义威胁的国家。而且，统一派和独立派各自坚持自己的立场，激烈对立，导致北爱尔兰陷入长期内战。 在与英格兰组成联合王国后，苏格兰的民族主义始终未曾断绝，只是因为大英帝国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大部分苏格兰人满足于共享联合国家的光荣和利益而愿意继续是联合王国的一部分。到19世纪后期，苏格兰民族认同意识有所发展，出现了大量苏格兰自治的言论。英国议会对苏格兰事务的忽视是引发苏格兰不满的主要原因③。但是，这些不满主要是文化上的，并未伴之广泛的独立要求，在当时也没有出现主张自治的政党。对地方自治持积极态度的自由党格莱斯顿政府在试图赋予北爱尔兰自治权的同时，也设立了苏格兰事务办公室和苏格兰国务大臣④。 3.苏格兰民族党崛起与权力下放的宪政改革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苏格兰出现了一些支持独立的组织，尤其是苏格兰民族党的建立影响深远。但当时，大多数苏格兰人并不是民族主义者，也不赞成自治⑤。二战后，随着大英帝国走入历史，苏格兰民族主义也日渐复苏。苏格兰大会成立，并广泛收集签名要求自治和建立议会⑥。主张苏格兰独立的苏格兰民族党逐渐成为继19世纪后期爱尔兰民族同盟之后英国最有影响力的民族主义政党，并提出了苏格兰民族独立的政治要求。进入1960年代后，苏格兰民族党的影响开始扩大，在议会选举中，它在苏格兰地区的得票率突破了长期徘徊在1％以下的状态，1970年选举更是一举突破10％，并第一次在大选中获得一个议席。及至1974年，在当年的两次议会大选中取得佳绩，在苏格兰地区的得票率最高达到30％，议席达到11个。 苏格兰民族党的突起与北海油田的发现密切相关。本来，苏格兰政治上的民族主义还主要处在潜伏状态，很多苏格兰人只希望获得自治，独立主张只局限在少数激进分子当中，这是因为苏格兰与英国其他部分之间密切的经济与社会联系，使得苏格兰缺乏独立生存与发展的能力。英国从1960年代中期开始在北海进行油气勘探，并在1969年发现大油田。由于油气资源主要集中在苏格兰沿海地区，苏格兰民族党马上提出：“这是苏格兰的石油”。石油资源立即成为苏格兰民族主义的催化剂，苏格兰民族党的独立主张就此找到了着力点。从英国议会选举在苏格兰地区的结果(参见表1)不难看出，苏格兰民族党在1970年之后选举中的连续突破恰好与北海油田的勘探与开发同步。石油成为英国经济的福音，却是英国政治的噩梦，并改变了英国政党政治的状态。
苏格兰民族主义的急剧发展和苏格兰民族党的崛起，使得工党和保守党两大党都深感威胁，因为在英国的选举制度下，一旦一个新政党在选举中的得票率突破某个临界点，就可能一举赢下一个地区的大半议席。在当时两大党势均力敌的情况下，苏格兰地区的六、七十个议席将对哪个政党能够上台能产生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影响。尽管1970年大选的胜利到当时为止仍然是苏格兰民族党在英国议会中影响的最高点，但它表明该党已然成为苏格兰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到此时，赋予苏格兰以某种自治地位，成立苏格兰自治机构已经势不可免。早在20世纪初，一些激进的工党人士就主张建立苏格兰议会，他们认为苏格兰问题只有一个能够理解苏格兰问题的本地议会才能解决⑦。这种主张一直不乏支持者。为了遏制苏格兰民族主义最终滑向独立的轨道，赋予苏格兰以自治地位也是一种必要而且紧迫的策略。 两大党尤其是工党迅速地对苏格兰民族党的突然崛起作出了反应。1967年，工党设立了一个委员会来审议苏格兰问题。1973年，该委员会在保守党政府执政时期发布了吉尔布兰登报告(Kilbrandon Report)，建议成立苏格兰议会。但是，保守党态度比较消极，而且很快就下台了。工党与苏格兰民族党同属左翼政党，其在苏格兰获得的选票更有可能遭到分流。1978年，为安抚苏格兰人的民族情绪，争取苏格兰民族党的支持，工党政府通过了一个向苏格兰和威尔士下放权力的法案。但在公投中，尽管有52％选民同意，但投票率只有63.6％，也就是只占全体选民的33％，未能达到全体选民40％同意才算通过的条件，苏格兰人与自治失之交臂⑧。不久保守党上台，连续执政十八年，苏格兰自治进程基本上没有进展。 1997年，“新工党”领袖布莱尔上台，在北爱尔兰力促冲突各方和平解决争端，最终通过艰难的谈判，达成了平息冲突和分享权力的和平协议。同时，新工党政府还把权力下放作为宪政改革的重要内容，主要解决的就是苏格兰和威尔士的自治问题。布莱尔表示自己不是狂热的分权主义者，但是认为权力下放是无法避免的，他决心使这个争论、使这一延宕了上百年的主张成为现实⑨。1998年，英国政府分别在苏格兰和威尔士组织了关于自治问题的全民公投，结果表明大多数人赞成。由此，1999年苏格兰和威尔士各自进行了地区选举，产生了各自的议会和行政机构，分别行使由英国议会授予的职权。当然，苏格兰和威尔士获得的自治权限是不同的，前者远大于后者，这种“看人下菜碟”的做法的依据是苏格兰有更强的自治要求。 二、历史制度主义与理性选择：放权宪政框架下的政党政治 英国工党政府主导的权力下放的宪政改革，对英国的政党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影响的突出体现是：英国议会不再是英国政党和政治家们唯一重要的政治舞台。这使得各政党不得不调整自己的纲领政策，也调整自己的组织结构。 1.权力下放对政党政治的影响 有的学者从历史制度主义解释政党的制度选择，常用的两种视角是历史制度主义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强调在制度选择和制度发展中历史因素的影响，即所谓的“路径依赖”。这对于英国各主要政党在权力下放问题上的立场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历史制度主义对政党行为的解释是不完全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至少同样重要。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强调“理性人”基于个体利益考虑的制度偏好在制度发展中的作用。这一视角尤其适用于解释工党在苏格兰问题上的立场。总体来讲，工党和保守党两大党都是统一主义政党，尤其是保守党立场强硬，自由党则同情自治主张，赞成权力下放或实行联邦制⑩。相对于保守党而言，工党在历史上对于民族地区自治的态度还是比较开明的。早在1918年大选时，作为对苏格兰工会和左翼力量要求建立苏格兰议会的回应，工党把苏格兰自治写入了竞选纲领(11)。 但是，历史制度主义对政党行为的解释是不完全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至少同样重要。工党支持权力下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自己无法在英格兰击败保守党，却可以在苏格兰和威尔士击败他们(12)。1997年大选中，苏格兰地区对工党的支持是工党获得压倒性胜利，这与工党对苏格兰自治的承诺不无关系。因此在执政后，为回报和巩固这一支持，布莱尔很快推出了苏格兰举行自治公投成立苏格兰议会的计划。并顺利通过。可见，工党对苏格兰自治的积极态度与其试图争取苏格兰民意和赢得更多苏格兰地区的全国议会议席这一政党利益密切相关。 工党为迎合苏格兰民意而实行权力下放，确实达到了为自己争取苏格兰民意和议席的效果。国外有学者指出，苏格兰民族主义对工党产生了有利的影响，投工党的票成为地区民族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一种消除英格兰统治的途径，而英格兰又往往掌握在保守党人手里(13)。然而，工党的让步却促成了苏格兰民族党的崛起，使得英国这一联合王国日益岌岌可危。 当然，工党在苏格兰的优势并非全然由于它在自治问题上的让步，某种程度上也是英国议会选举制度和苏格兰选民普遍左倾所造成的。工党在苏格兰地区的支持率在战后大多数选举中都高于保守党，而1959年起所获议席始终多于保守党，大多数情况都在40％以上，至少是40％附近，而保守党则一路下滑。在保守党连续执政的1980年代和1990年代，其在苏格兰的得票率和所获议席更是逐级跌落(参见表1)。正如国外研究英国政治的学者指出的，这是因为撒切尔政府强烈的英格兰民族主义色彩及其右翼政策进一步激发苏格兰民族主义情绪(14)；抗议撒切尔主义是1980年代苏格兰政治的一大主题。由于希望击败撒切尔主义，苏格兰人纷纷把选票投给工党(15)。 由于自民党力量的恢复和苏格兰民族党的崛起，保守党、自民党和苏格兰民族党三党得票率相近，而一党独大的工党在苏格兰地区成为单选区相对多数选举制的最大获益者，以40％的得票率往往能够获得苏格兰地区产生的全国议会议席的三分之二以上(参见表2)。这一点在苏格兰议会成立后仍然没有改变。尽管越来越多的选民在苏格兰议会选举中选择支持苏格兰民族党，但是在大选中却多支持工党，因为他们知道，苏格兰民族党在英国议会中没有多少发言权，更无决定权，工党才能更好地维护其利益。
2.苏格兰民族党：从“抗议党”到执政党 苏格兰民族党持左翼立场，因此得到政策倾向偏左的苏格兰人的强烈支持，但其从“抗议党”逐渐成长为执政党主要还是因为民族主义。有国外学者从阶级政治弱化的角度解释当代地区民族主义和民族主义政党兴起的原因。这种解释认为，从阶级要求和阶级组织转向地区性民族主义要求和组织是阶级分化弱化的标志，随着政党分化的阶级基础被侵蚀，地区性民族主义成为政治行为的决定因素。苏格兰人从支持工党转而支持苏格兰民族党就是其证明，每当工党执政转向温和路线，苏格兰民族主义就会获得更多支持(16)。但从苏格兰的情况来看，因阶级政治弱化而兴起的苏格兰民族主义和苏格兰民族党所侵蚀的不仅是工党的支持基础，还有其他政党，尤其是保守党支持基础。其实，在苏格兰地区的全国性选举中，工党仍然拥有高得票率，在很大程度上是前面指出的选民的策略性投票所致。当然，在1999年以来的苏格兰议会选举中，工党的支持受到侵蚀是显而易见。 与实行单选区相对多数制的英国议会选举制度不同，苏格兰议会选举的选举制度使得很难有一个政党在议会中获得过半数议席而单独执政。在苏格兰议会成立后，工党因其传统优势在前两次选举中都保持了第一大党地位，在自民党支持下执政。苏格兰民族党则借助自治机会不断成熟壮大，也曾在2003年苏格兰议会选举短暂受挫。但曾在1990年代执掌过该党的强势人物萨蒙德于2004年再次成为党的领导人以后，该党很快就在2007年选举中强势回归，甚至以微弱优势取代工党成为第一大党，而此时工党与自民党联合也不足以取得绝对多数议席(参见图1)，所以苏格兰民族党组成了少数派政府。这是这个民族主义政党第一次掌权。可见，权力下放和苏格兰议会的成立确实给苏格兰民族党带来了机会。苏格兰民族党的执政表现，似乎证明了早先主张自治人士所持的苏格兰问题必须有一个能够理解苏格兰问题的本地议会才能解决的观点。正如观察家所指出的，一些苏格兰人认为苏格兰议会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伪议会”并感到失望，希望获得完全的独立，他们期望苏格兰民族党继续壮大；而且苏格兰民族党把苏格兰治理得井井有条，也为其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17)。 图1 苏格兰议会成立后历次选举结果(共129个议席)
资料来源：House of Commons Library,UK Election Statistics:1918-2012,http://www.parliament.uk/briefing-papers/RP12-43.pdf 苏格兰民族党成为执政党后，拥有了在苏格兰事务上的重要决定权，拥有了与英国中央政府讨价还价的资本和能力。2011年苏格兰议会选举，苏格兰民族党令人惊异地实现了更大突破，得票率跃升至45％，而且议席超过了半数，以绝对多数成为毋庸置疑的苏格兰执政党，这意味着它已经可以独自操控苏格兰政治。这是权力下放以来任何其他政党所未曾取得的成就。苏格兰民族党自然将此视为对其独立主张的民意授权，在独立道路上更加跃跃欲试。 三、政党竞争与合作：独立公投论争中的英国政党政治 英国政党政治在苏格兰独立公投这一事关国家统一的重大论争中呈现出复杂凌乱的态势。保守党首相卡梅伦试图以冒险的方式表现本党在解决民族分离主义方面的能力，但是最后在很大程度上政党合作成为拯救国家的一大法宝。 1.保守党的策略变化与独立公投协议 20lO年保守党—自民党联合政府上台后，在对付苏格兰民族党方面先后采取了两项措施。当年11月，联合政府中来自自由民主党的苏格兰国务大臣迈克尔·摩尔(Michael Moore)向议会提交了一份苏格兰法案，旨在向苏格兰进一步移交某些财政权力。2011年苏格兰民族党单独执政并继续向独立道路迈进之后，保守党—自民党联合政府加快了工作进度，并于2012年3月与苏格兰民族党达成协议，确保了该法案在苏格兰议会和英国议会得以通过。在苏格兰民族党看来，这些新的让步都过于微小，苏格兰议会仍然是英国掌控中的一个非自主机构。在软的一手无法奏效的情况下，保守党首相卡梅伦决定直面萨蒙德的挑战。 萨蒙德在独立问题上立场坚定，但是他非常讲求策略，认识到苏格兰的独立进程最好是循序渐进，逐步夯实基础。因此，他的想法是通过进一步的、实质性的自治造成一个事实上自成体系的苏格兰，最终的独立就将水到渠成。卡梅伦看出了萨蒙德的这一企图，因此当萨蒙德要求举行事关独立的公投时，他主动响应，并且希望公投举行越早越好。2012年10月，卡梅伦与萨蒙德在爱丁堡签署关于举行苏格兰独立公投的协议。本来萨蒙德希望在公投时给予苏格兰人两个选项，一是独立，二是进一步的自治。但卡梅伦坚决要求，公投只有“一个简单、直接、清晰的问题”，那就是：“你是否赞成苏格兰成为独立国家？”在坚持这一点的同时，他甚至允许苏格兰当局去组织公投，让萨蒙德有很大的自主权选择公投日期，甚至同意了萨蒙德提出的把投票年龄降低到16岁的要求(18)。 卡梅伦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愿意苏格兰独立，反而是为了断绝苏格兰独立的念头，遏制住苏格兰民族党的分离主义势头，因为在2012年，尽管苏格兰民族党在选举中获得广泛支持，但是民意调查表明，苏格兰独立的支持率很低，只有20％多，几乎是1997年来的最低水平。因此，卡梅伦希望以是否赞成独立这样一个简单问题，尽快举行一次公投，而以当时情势判断，独立选项肯定会被绝对优势所否决。这样，苏格兰民族党就再也没有理由去违背民意地鼓吹独立，只能乖乖接受有限的自治。尽管发展到后来，独立公投的形势发生戏剧性波动，可以说卡梅伦的决定是冒险之举，但他的决定也是当初的动机和形势使然。 另外，我们也应当看到，英国历史上，民族问题一直是国家发展过程中的疮疤和伤痛。民族分合所导致的暴力和战争，多次撕裂英国社会，导致严重的精神创伤和人员伤亡的悲剧。200多年前为了阻止北美殖民地独立，英国派出重兵围剿，双方经过八年惨烈的战争，最终美国还是独立了。在爱尔兰问题上，英国在终于如愿吞并这个邻岛之后陷入了无休止的暴力泥潭，最终英国不得不允许爱尔兰独立。此后近一个世纪，又在北爱尔兰内战问题上骑虎难下，更因爱尔兰共和军的恐怖主义而国无宁日。直到1997年工党再次上台后，经过布莱尔的反复努力才在北爱尔兰恢复和平。在苏格兰，自1707年正式联合以来，苏格兰民族主义浪潮此起彼伏，总体上比较温和的。但是，20世纪后期苏格兰民族主义重新崛起之后，如果采取强压手段，难免不会引发新的暴力反抗。可以说，英国在民族问题上应该痛定思痛，应该认识到无论是合是分，和平、法治才是唯一途径。 2.独立危机中的政党合作 苏格兰民族党政府把独立公投日期定在2014年9月18日。2012年5月和6月，萨蒙德领导的以“是的，苏格兰”为主题的独立派阵营和以前工党政府财政大臣阿里斯泰尔·达林(Alistair Darling)领导的以“在一起更好”为主题的统一派阵营分别开启了游说运动。站在独立派阵营的除了苏格兰民族党，还有苏格兰绿党和苏格兰社会主义党。而英国主流三党都主张统一，但是它们最初没有直接参与，达林尽管是前工党要员，但“在一起更好”运动毕竟算是民间组织。这表明，统一派从一开始就对独立派相当轻视，因为民意调查中独立选项的支持度大大落后于统一的支持度，在当时看来，这种优势几乎是无法改变的。他们也不能想象，大多数苏格兰人会抛弃三百年的联盟，而选择自英国分离。因此，“很多统一派人士都把这当作是萨蒙德独立梦想终结的开始”，苏格兰民众在“公投中如果选择统一，那么分离主义在过去几十年中对苏格兰政治的主导将不复存在”。 工党人士在统一游说中冲在前列的原因在于：工党在苏格兰支持率很高，影响力大；更重要的是，苏格兰是工党的票仓，工党更加依赖于苏格兰地区获得的议席。在苏格兰目前的59个英国议会议席中工党占41个，保守党仅有1个。在政治局势对工党不利时，工党总是依靠在苏格兰和威尔士的地位来抗衡英格兰地区保守党的优势①。苏格兰独立后这部分议席将不复存在，由于保守党在英格兰的优势很大，此后的大选保守党恐将持续占据多数席位，而工党执政机会将变得渺茫。 独立公投时间表确定后，直到投票前一个多月，统一派长期保持着20个百分点的稳定领先优势。进入2014年8月后的民意调查中，独立派支持度开始攀升，与统一派支持度之间的差距不断缩小。9月7日，最新的民意调查发出令人震惊的信息：独立的支持率反超统一的支持率。这使得整个英国都紧张起来，一时间苏格兰独立成真的可能性大增。三大党派紧急行动，卡梅伦取消了例行的首相质询，与工党领袖米利班德和自民党领袖克莱格立即赶赴苏格兰展开紧急游说。 正如前面所分析的，从政党政治的角度讲，苏格兰独立将使保守党大获其利。但是，在国家统一面临危急时刻，国家利益的考量还是远远超出了政党利益的考量，政党合作的需要远远高于政党竞争的需要。以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三大党派都组成过民族团结联合政府，共同对敌，以保卫国家。在苏格兰独立问题上，三党政党利益各有不同，但是立场相同。2014年3月，保守党、自民党和工党就不约而同地拒绝了英国与独立的苏格兰共享货币联盟的主张。面对独立的严峻形势，主流三党领袖很快达成共识，决定赋予苏格兰以更大的自治权，尤其是税收、支出和福利政策的权力。为此三党领袖还签署了联合协议，规定了权力下放时间表，对苏格兰民众做出郑重承诺。 各大政党尤其是保守党和工党携手共同应对独立危机，还有另一动因：如果苏格兰独立，英国两大党都难辞其咎，尽管是现在执政的保守党决定赋予苏格兰组织独立公投的权力，为苏格兰独立打开了方便之门。在投票前的紧张时刻，卡梅伦面临巨大压力，他有可能以导致英国分裂的首相而被载入历史。此外。给予独立派一大刺激因素的也正是保守党主导的英国政府。由于保守党对于权力下放素来持保守态度以及右倾的政策理念，在苏格兰非常不受欢迎。保守党主政英国，恰恰给予了苏格兰民族党一个宣扬独立的理由——只有独立，才能摆脱可恶的保守党和卡梅伦。卡梅伦对此心知肚明，深知苏格兰人的不满在很大程度上针对的是保守党和他本人。他不得不放下身段，对苏格兰动之以情，在演讲中恳请苏格兰民众“区分开暂时和永久”，并说：“没有一个政府或者首相是永久的。如果你们不喜欢我，我不会一直当首相。如果你们不喜欢这个政府，政府也不会一直持续下去……但是分离却会是永久的。请不要拆散我们的家庭”(20)。 同时，工党和布莱尔也难辞其咎，英国工党执政期间建立苏格兰议会的决定，给予了苏格兰民族党发展的空间，把民族分离主义的魔鬼从瓶中放了出来。即使是当初深思熟虑决定苏格兰自治的布莱尔也感叹：“这是一场危险的游戏。你永远都无法确认，民族主义情结什么时候会到头，而分裂主义情结何时会冒头。”(21)确实，如果没有苏格兰议会这个舞台，苏格兰民族党也不会赢得这么大的影响力。 独立公投的最终结果统一派获得55％的支持，独立派得票45％，苏格兰独立遭到失败。可以看出，进入九月后，犹豫票最初大都流给了独立派，但投票时的犹豫票几乎全给了统一派。公投前英国三大党一致签署的进一步向苏格兰放权的协议应该是对苏格兰民意产生了重要作用的。 从英国政党政治与民族政治的互动，尤其是从处理苏格兰民族分离主义的主张与政策来看，历史制度主义和理性选择都发挥了作用。当然，理性选择往往是在历史形成的理念范围之内发挥作用的。保守党始终坚持国家统一和中央集权，反对地区自治和权力下放。直到撒切尔和梅杰时期，保守党仍坚持以威斯敏斯特议会权威为基础的英国认同，坚持英国的宪政框架，尤其是苏格兰和威尔士的地位不变(22)。在1997年工党进行权力下放的宪政改革时，保守党坚决反对权力下放，他们担心这会导致苏格兰最终独立和英国的分裂(23)。 保守党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事情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如保守党所料。但问题在于，保守党把国家统一等同于中央集权，从长远来看，不可能消除民族分离主义，反而可能会激化民族分离主义，甚至导致民族分离主义暴力化。从工党历史上看，一直坚持国家统一，但却一直对地区自治和权力下放持同情态度。自民党在理念上也支持自治。这样，工党与自民党都支持权力下放，并联起手来。但显然，工党对于自治也可能导致民族党崛起，导致民族分离运动强化而非削弱考虑不足。 尽管历史制度主义能够界定政党对于具体制度与政策的选择范围，但是政党仍有根据各自利益进行理性选择的广阔空间。保守党和工党这两大政党在确定具体的民族政策，选择处理苏格兰独立问题的具体方式时，无不受制于本党在政党竞争中的地位的考虑。当然，政党竞争这一基本的政党互动模式，并不排除各党在国家利益面前进行合作。部分是由于政党合作，苏格兰独立的企图还是被挫败了。可以说，卡梅伦的冒险也并非全无根据。政党政治为民族问题的处理带来了复杂性，但同时也为民族问题的处理带来了灵活性。从这个角度而言，即使工党因为苏格兰独立失去大量的议席，但是这也必将迫使其进行政策和组织上的重大调整，以适应新的政治情势，从而形成新的政党政治平衡局面。战后历史上，保守党适应工党的福利国家建设，工党适应保守党的撒切尔主义，莫不如此。 注释： ①Jonathan Hopkin and Jonathan Bradbury,British Statewide Parties and Multilevel Politics,Publius,Vol.36,No.1(Winter,2006),pp.135-152. ②参见[美]克莱顿·罗伯茨、戴维·罗伯茨、道格拉斯·比松《英国史：1688年—现在》下册，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264页。 ③Mikulas Teich and Roy Porter(eds),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Europe in historical contex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pp.26-27. ④Jeremy Black,The Making of Modern Britain:The Age of Empire to New Millennium,Sutton Publishing Ltd,2007,p.129. ⑤Andrew Marr,The Making of Modern Britain:From Queen Victoria to VE Day,Pan Books,2010,pp.313-314. ⑥Mikulas Teich and Roy Porter(eds),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Europe in historical contex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p.27. ⑦Andrew Marr,The Making of Modern Britain:From Queen Victoria to VE Day,Pan Books,2010,p.314. ⑧Mikulas Teich and Roy Porter(eds),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Europe in historical contex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p.28. ⑨参见[英]托尼·布莱尔《旅程：布莱尔回忆录》，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219-220页。 ⑩Stephen Driver,Understanding British Party Politics,Polity Press,2011,p.175. (11)Mikulas Teich and Roy Porter(eds),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Europe in historical contex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p27.Andrew Marr,The Making of Modern Britain:From Queen Victoria to VE Day,Pan Books,2010,pp.313-314. (12)Stephen Driver,Understanding British Party Politics,Polity Press,2011,p.180. (13)Michael Roskin,Countries and Concepts:Politics,Geography,Culture,Pearson education,2009,p.65. (14)[英]比·考克瑟、林·罗宾斯、罗·里奇：《当代英国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64页。 (15)Mikulas Teich and Roy Porter(eds),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Europe in historical contex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p.29. (16)Suzanne Berger,"Bretons,Basques,Scots,and Other European Nations",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Vol.3,No.1(Summer,1972),pp.167-175. (17)Michael Roskin,Countries and Concepts:Politics,Geography,Culture,Pearson education,2009,p.65. (18)Brian Taylor,"Independence referendum:triumphalism deferred",http://www.bbc.com/news/uk-scotland-scotland-politics-19953856. (19)Jeremy Black,The Making of Modern Britain:The Age of Empire to New Millennium,Sutton Publishing Lid,2007,p.252. (20)Matt Chorley,"I won't be here forever.please don't break this family apart",http://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2756228. (21)参见[英]托尼·布莱尔《旅程：布莱尔回忆录》，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220页。 (22)Jeremy Black,The Making of Modern Britain:The Age of Empire to New Millennium,Sutton Publishing Ltd,2007,p.256. (23)"The Devolution Debate This Century",http://www.bbc.co.uk/news/special/politics97/devolution/scotland/briefing/c20scot.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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