疏离#183;缺失#183;寻求——关于“新时期”20年文学批评的批判性回顾与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批评论文,批判性论文,新时期论文,缺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站在世纪之交的分水岭上，回望“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批评走过的20年历程，我们宛然发现：一条追求“现代性”而以“多元主义”和反抗“社会中心价值”面目出现的精神之链，从滋生、蔓延到走向困境的发展路线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一个由“迟到者”的英姿勃发、锐意进取，沦变为“漂泊者”无地可栖的话语主体形象立现在世纪末的人文景观之中。“我们找不到历史，历史是别人的创造物；我们找不到现实，现实为他者占有”。这是“我们”——“那些在当下状况的语词中找不到自我精神的基本空间”的话语者们日感绝望的自省[①]。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承认，你能不能接受，事实上你都无法漠视这样一个现实存在：历史已经从“我们”的创造之手中脱缰而去，并正以其本来的强力形式，强行地改造着“我们”。
置身于“无言”的困窘之中，我们命中注定地要面对诺思·弗莱的反复追问：“批评应何为？”我们也必将被迫面对历史作出自己的深刻反思：我们为什么会“无言”？在我看来，这不仅是当下社会“转型”期，知识分子自身的精英意识形态受到商业化社会有力挑战的结果，还更在于80年代的文学批评，曾经在“现代性”名义的遮蔽下以各种极端形式拆解诸种“中心”价值，而又缺乏一种内在的、一致的文化精神建设愿望，从而在“转型”的今天难以找到表达自己的根据，以至精神危机和“无言”的痛苦构成了我们这个文学时代的一种深刻的精神主题。本文试图以此为论题，对“80年代”与“90年代”文学批评历史演变的内在规律作出探讨。需要说明的是，这两个时期的划分只是相对的，并不具有绝对的文学史分期的含意。
一、“现代性”的歧途与80年代文学批评
几乎所有关注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发展的人都会注意到：文化精神、批评意识、批评话语层面的“现代性”寻求构成了整个80年代中国文学批评主体的一个重要精神特征。从反抗过去左倾极权话语对文学的压迫，到批评自身对左翼以来形成的整个现代批评传统的有意识疏离；从80年代初期呼唤“现实主义”、“人道主义”的回归，到80年代中期各种批评主张林立，“文学观念年”、“方法论年”的不断涌现，当代文学批评对历史话语场中的“意识形态性”和“传统性”这样两个“中心”表现出绝对的抗拒。这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当历史穿越过“文革”10年，当所有的批评家们都似乎从绝对主义幽灵中警醒过来之后，他们开始对过去那种一直笼罩在政治意识形态运行规则之下的“非文学批评”进行彻底的集体反省。无论是刚刚踏入文坛的青年批评家，还是过去发挥过不同作用的中、老年批评家，都在呼唤着批评角色意识的自觉。他们纷纷开始寻求新的发言立场、发言方式，开始重新审定文学、文学批评自身。加上以世界文学发展为座标，当代的中国批评家们意识到了“中国”与“西方”之间文艺理论和创作实践方面存在着几近一个世纪的落差。整个80年代的中国文学批评，基本上处在一种“迟到”的焦虑状态之中。这种焦虑感与对现代传统话语的拒绝纠结在一起，形成了当代中国文学批评价值选择上的两极效应：纵向上，它以批判性的态度审视一些传统理论命题，从清理错误命题设置开始，逐渐走向疏离了“传统”的道路；横向上，它以西方100多年来的理论发展为参照，“在参照比较中选择了现代化”的批评道路[②]。就80年代的文学批评而言，它的“现代性”寻求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一是批评意识上以个人性取代政治意识形态性的话语意识。“新时期”文学批评在逃离“政治”这一达摩克利斯之剑的逼视之后，开始回首反思文学及批评自身的价值。1979年4月《上海文学》发表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工具论’论》为肇始，文学批评凭借自身的理性思辩力，展开了对过去迷失本性的文学批评的激烈否定，纷纷呼唤批评主体意识的自觉与独立。批评不再是转述某种公共意识、代政治立言的角色，而是宣扬、表达个人化的审美意识的文化选择与生命情致。只要留意80年代的有关文章，你就会发现，以“我的”、“重写”命名的文章或口号的出现是多么令人欢欣鼓舞。因为，“我的”意味着个人性的自由独立取消了过去“我们的”那种群言人和代言人方式；而“重写”也意味着对“过去”的坚辞和拒不接受。为了追求批评精神、批评风格、批评话语等的个人自由，当代批评家们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努力。
二是批评话语形态上的向“现代”转型。在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上，这种批评向“现代”的转型有两次：一次是王国维开创的。他借西方理论和方法来评价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于1904年发表了《〈红楼梦〉评论》，这篇文章被称为“现代批评的开篇”之作[③]。它突破了传统的点评式、考证式框框，为现代批评作出了垦拓与奠基工作。之后经由“五四”时期的革命性变革，承受多元的外来影响，终于形成了众多不同倾向和流派的现代文学批评局面。稍加归纳，就有茅盾、周扬等的社会历史批评；郭沫若、成仿吾等的“表现论”批评；李健吾的印象主义批评等等。另一次就是“新时期”以来的当代文学批评。这次批评运动以突破长期以来政治大一统局面下形成的新的“文以载道”传统为旨归，力图挣脱过去的那种僵硬的话语模式的囿限。一方面，批评开始真正地把“美的”、“艺术的”审美准则运用到批评实践中来，打破了过去“政治标准第一”或“政治标准唯一”的批评局面；另一方面，在阅读和阐释方式上，他们急迫在寻找种种新的阐释代码来表达自己对文学的某种理解。西方的众多批评理论被大量输入，文学的语言、叙述等文体形态，作家的情感经验、心理无意识等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毫无疑问，这种批评的“现代性”寻求具有双重文化意义：它既是一种历史批判、文化批判的方式，也是一种具有建设意义的精神实践方式。它之所以能够形成并不断得到扩展，与80年代的整个社会文化语境是密切相关的。“文革”结束之后，我们的民族在沉痛的历史反思之中跨进了“现代化”的世纪之梦。有着代社会立言这一精神传统的当代人文知识分子们，依然没有放弃他们的精英品格，他们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走在思想文化运动的前沿。改革、开放的社会为知识分子的精神漫游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知识分子自身的精英意识形态也同样迎合了社会的需要。这种双向遇合、认同，为80年代批评的“现代性”寻求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也使得这一时期的文学批评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
文学批评应该具备的“个人”意识、“审美”意识被唤醒；
多方位的批评实践强化了批评学科的自身建设，廓大了批评的参与空间；
批评不再定于一尊，一种多元、开放型的批评格局正式形成。
…………
然而跨过80年代，从我们今天的立场以及文化思想运动发展自身的结果来看，这场持续十余年的寻找“现代性”壮举尽管成就斐然，但同时也留下了许多粗疏、不完善的地方，甚至还夹杂着许多未来文化建设中起着不小阻滞作用的副产品。
墨西哥当代文论家、作家奥·帕斯在他的《批评的激情》一书中曾这样解释过“现代性”一词，“现代性是作为对宗教、哲学、伦理、法律、历史、经济和政治的批判而开始的。构成‘现代’的一切都是批判的产物，它应理解为研究、创造和行动的方式。”[④]以此来观照当代中国文学批评，我们不难看出，80年代批评的“现代性”追求，在显文化层次上是对整个社会走向“现代化”的一种文学响应，而在亚文化层次上，它则是当代批评家反抗“规范”和过去左倾极权话语的一种心理隐喻。由于批评家们对历史上的集权政治的压抑都有不约而同的逆反心理，“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批评，在解构“政治”这一逻各斯中心的“在场”，以及中止意识形态写作方面，几乎是不遗余力而又心照不宣的。破除旧的意识形态神话，不仅使得当代批评在批评形式、表达策略上竭尽所能地谋求花样翻新；在价值位置的确立上，他们也同样以“颠覆”行为表达了他们的否定性声音。然而，这场外表看来轰轰烈烈的“颠覆”行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或许将会以其激烈的反叛态度和革新意识载入批评史册，而未必是它们的具体的实质上内容。因为从根本上讲，当代批评在破除“旧”的一套批评话语的同时，并没有为我们创设一套“新”的批评话语。它的意义仅在于“突破性地提出了很多过去所回避的或干脆闻所未闻的命题，而不在于它已如何成功地解决了这些命题”[⑤]。理论形态上，我们借用的是西方百年累积的现成话语；价值定位上，我们除了毫不掩饰地表露出对“为政治服务”这一现代误区的反击之外，并没有为当代文学预示一种新的前景。我们除了对“一致性”表示极端鄙薄、对“多元化”表现出盲目乐观之外，在人文意义上，我们并没有为“现代性”批评作出有价值的探讨。相反，由于缺乏内在的、一致的文化精神的节制，许多批评家对“新”的表现出无区别的承认，只要是“新的”就是好的，一切“新的”都是无可厚非。在西方理论引进方面，他们基本上采取整体认同态度，不加选择地一律予以接纳。整个批评界对“新的”与“西方的”表现出“西线无战事”，体现出价值选择上“无根”的漂泊与浮泛。
而与此相联系的是，有些批评家在把“意识形态”看作为一种僵硬的社会政治文化的理念性符号，并竭力抗拒其对文学的渗透的同时，也存在着无视意识形态的历史合理性内容，而采取了简单粗暴的、扩大化的抛开态度。简而言之，他们抛开的不仅是“文学为政治服务”这一为人熟知的教义式规范，甚至在深层批评意识中，还刻意割裂了文学同社会、历史、人生、理想、道德规范的联系。如果说在中、老年批评家的现实主义、人道主义倡导中，这些还不失为一种内心价值需求的话，那么，在年轻一代批评家那里，这一切却被极度淡化了。黄子平就此曾评论到中国的“现代派”：“对现代人道主义的理论探讨未能深入下去，当代中国文学对现代世界、人、历史的‘形而上’层次的思考（至少从表面看来）让位于‘技术’层次的探索”[⑥]。这句话虽不是专就当代文学批评而言，但却十分深刻地指出了同样存在于批评界的偏颇。文学批评中的技术主义操作和游戏化心态在80年代暴露出来，这既是批评家对抗主流意识形态导致的结果，也是他们寻求“现代性”以及西方文化渗入后诱发的一个畸形物。以语言分析为基点的创作——批评路向是现代西方流行近半个世纪的潮流。这种文学批评的语言分析与试验在意识形态解读层面上，是西方现代社会特别是二战以后踌躇满志、悠然自得心情的表露——它表明，对于一大批批评家来讲，重大的社会问题已经永远解决了，他们把文学批评弄成了语言技巧的玩弄。对此，拉沃夫·科恩在他的《文学理论的未来》一书中批评它是“远离社会、历史的语言游戏”[⑧]。对于中国批评家而言，这种“游戏”又意味着什么呢？是出于“悠然自得”的心境吗？我想显然不是。它只能说明：由于我们疏忽了“现代性”意义上的人文建设，我们的文学批评并没有解决自己“根”的问题。无“根”的多元，只能是一种浮泛而缺乏建设意义的多元。因为，多元之“元”无论如何都应该是从一元之“元”中生发开去的……
二、“寻根”运动与90年代文学批评
德国诗人海涅说过，“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这句话用来表述一个深刻思想在传播过程中，产生的结果却与其本意大相径庭是颇为贴切的。这种现象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可谓屡见不鲜。就象本世纪的尼采、韦伯、弗洛伊德，他们关注价值和自我的主旨意在破除理性的陈规，高扬人的创造。然而价值多元理论本身却潜藏着滑向虚无主义的极端倾向。这种负面效应可能是尼采、韦伯们所始料不及的。
中国的当代文学批评也是这样。如果说整个80年代是一段“现代性”名义遮蔽下无“根”的多元主义从滋生、蔓延到不断扩张的历史的话，那么，90年代则是其日益走向困境，并且是话语主体们不断自尝苦果、承受代价的时代。众所周知，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我们所处身的社会已经发生了深刻的转型。随着社会市场化的进一步确立，商业主义气息已弥漫性地扩散到我们生存的一切空间中去了。人们的价值追求、心理状况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他们对经济、物质生活的追逐在任何一种程度上都超过了对知识、精神的追求。知识及文化的传播者、操作者们已经被逐出了历史曾经为他们营造的“理想国”，从而不再享有精神牧师的权力。在这样一种文化状态里，我们不得不面对事实上已经存在的困境：一方面，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形态受到了商业主义的有力挑战，显示出难以招架的窘迫来；另一方面，80年代的对抗主流意识形态到了90年代的商业化社会里，却进一步演化为一种拒绝一切理性价值、消解中心意义的文化思潮。如果说80年代它还有其一定的必然性，那么，现在这种思潮却是整个社会文化发展所具有的内在含义，是商业主义思潮极度扩张的结果。因此，对于文学批评来说，出路的选择必然是矛盾而且困难重重的：我们既要迎接商业化社会有意义的挑战，同时也得重新选择我们的立足点。
然而，我们的立足点又在哪里？我们将凭什么迎接挑战？显然，注目于“对抗”和“现代性”追逐的80年代一直没有为我们解决精神安顿问题，也不可能先验地为我们预设一个新的社会环境下“精神”的现实生长点。从价值形态上看，我们做的一直是“除旧”工作，而在“布新”方面事实上毫无建树。而且80年代的“唯新”时尚与不计后果的“对抗”，使得文学批评漏失、疏忽了批评应该承担的社会文化和道德责任；理论形态上，我们也日益感到窘迫，中西方再也没有现成话语可供我们选择，批评面临着寻求一种新的话语的急迫课题。
价值定位和话语寻求方面的双重困境，意味着我们将要为80年代付出代价。我们之所以会在商业化社会里陷入困境，虽然可理解为商业主义对知识分子精英意识形态采取拒斥态度的结果，但更主要的，我认为还在于80年代以来，我们一直沉湎于“现代性”的虚妄信念，沉湎于话语上创新却忽略了人文精神建设的重要性。我们一直没有自己精神上的“根”。尽管80年代的知识分子不乏精英品格，但这种品格对当时的社会政治文化有很大的依赖性，两者之间构成了共生关系，一旦那种社会文化语境消失，知识分子的精英品格也就不复存在了。诚如一篇文章检讨的那样，“精英文化缺乏自己的独立人格；缺乏独立角色的价值观，事实上没有深厚的文化根基。因此，商品化浪潮的几个浪头就把文坛打得七零八落。”[⑧]
当下的批评现状也昭示了这一点。由于缺乏自己独立的人格和价值信仰，当世俗化潮流在我们身边漫上来的时候，当代批评与社会政治文化在历史批判基础上结成的契约情势迅速被解体，几代批评家合作经营的精英神话和“现代性”大课题也显得不堪一击。当代文学批评在无可奈何之中走向了两极分化。
一种情况是，一种认同世俗、妥协现实的批评“媚俗”倾向越来越严重。批评沦为一种丧失精神内涵、道德力量的“职业”。有些批评家接续起80年代的某些不健康情调，更为肆无恣惮的游戏文学与批评，以制造“热点”为荣为乐。他们与杂志刊物联袂表演，不断抛出一个个精心策划的“热点”，其热乎劲相比80年代有过之而无不及，标“新”立“后”之风久盛不息。有些评论则变成作家与批评家之间的个人交谊和私人馈赠品，评论蜕变成“吹”、“拍”、“哄”、“炒”的工具。李洁非以《批评家的情调》为题，针对这种现象提出了尖锐批评，“每每在文内文外联袂亮相，努力用衔接紧密的谈话来掩盖每个人价值观念、个性以及趣味上的差别，在击鼓传花的亲切气氛下以评论、印象记‘我眼中的×××’等形式加深友谊，制造家庭般的欢乐”[⑨]。作家孙犁则更是不无担忧地直陈弊害，“当前，因为评论不太正常，使得原来不错的青年作家变坏了，有的因为红得发紫，变得忘乎所以，谁也不敢碰一点了”[⑩]。种种病态批评现象，都可以说是商品化社会中批评家内心发生倾斜的结果，是社会理性价值砝码不足的表现，是精神无“根”的深刻见证。
而另一种情况是，也有为数不少的批评家不甘于沉沦，他们勇于对论坛现实说一个“不”字，对批评的世俗化倾向和精神丧失进行激烈抵制和批判。商业化社会在无情地嘲弄了他们的种种精英神话的同时，也唤醒了沉睡在他们文化记忆深处的艺术良知和社会责任感、使命感。1993年《上海文学》自第6期起，陆续推出一批当代文论家的对话录。这些对话录一方面正视世纪末人文精神的危机，另一方面进一步深刻反思了知识分子在精英神话受挫于世俗主义之后重新定位的时代课题。王晓明、陈思和、李辉、南帆等一批青年学者首先站出来，高举起“人文精神”这面大旗。他们不仅指出当前人文精神危机的现实：“今天的文学危机……不但标志了公众文化素养的普遍下降，更标志着整整几代人精神素质的持续恶化”(12)，还更进一步探讨了知识分子自身的价值规范，“知识分子应该有知识分子的话语体系”，它应该“对社会始终采取批判的态度”(13)，这次关于“人文精神”重建问题的讨论波及面之广、历时之久、争论之激烈实为近年所罕见。不久，《读书》杂志也连续刊载了总题为《人文精神寻思录》的系列对话录，其它诸多刊物也纷纷参与这场讨论。中、老年批评家如谢冕、洪子诚、孙绍振等，年青批评家如许明、邵元宝、吴炫等，作家中如王蒙、张炜、张承志等也纷纷发表文章加入讨论。
但是，勿庸讳言，这场被称为“人文学者反击世俗思潮的漂亮行动”的大讨论，至少从目前看来仍没有解决我们的“认同”困境问题。这一问题毕竟被悬搁得太久了，当我们意识到它的重要性时，竟是无从说起。近几年纷纷出笼的“新儒学”、“重建乌托邦”、“新意识形态批评”、中国古代“洁”的精神、“第三种批评”、“圆型批评”……批评家们开出了一剂又一剂“治世”良方，力图寻找自己的话语，能于“礼崩乐坏”之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其急切心情和“寻求”的混乱都是显而易见也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从积极的意义上看，这次精神“寻根”大行动还是有其文化史意义的。这是个历史的转折点。它不仅表明了当代人文知识分子已经从80年代的误区中走出来了，开始了重返家园、重建家园的艰难行程，并且在“重建”的方式、方向、态度、观念各方面都已初步显露出积极可行的势头：
首先，它放弃了80年代那种夸张的精英意识形态神话，以更加切实的态度关怀自身的精神性生存问题。我们不妨回顾比照两次全国性的当代文学批评研讨会：1984年海南岛的那次青年批评家聚会上，讨论得最为热烈的是批评的主体性、批评的自我意识问题。那次聚会揭开了批评向“中心”挑战的序幕。而1994年十年之后北京的一次批评家聚会上，与会者却发出了“寻找自己的话语”的呼吁。尽管两次会议突出的都是“我”的问题，但内涵上却有根本性的差异；与前者不同，后者表达的是寻找“中心”的愿望。正如“第三种批评”倡导人之一吴炫所说的那样：“我们不是为自己的话语而自己的话语，‘自己的话语’是为了能有效地解决我们的精神依托和支撑，在根本上解决精神意义上的文化转型问题。”(14)正是这种切实的态度，使我相信他们“寻找自己的话语”绝不同于那些为了博取某种名号和“创新”头衔的哗众取宠之作，显示出这一时代不为时势所左右的一些批评家的倔强思考和艰苦探索。
其次，这种“寻根”是建立在自我批判精神之上的，并且蕴含着一种潜在的“对话”倾向。如果说80年代批评寻求“现代性”的两大主题是历史批判和寻找自我的话，那么，正是由于“自我批判”的缺席，才使得那一切得到极度扩张，使得文学批评走向了误区和90年代的“失语”状态。因此，进入90年代以后，伴随着批评界的精神寻根，“自我批判”也日益受到批评家们的自觉重视。许多刊物纷纷开辟专栏，如近几年来《作家》的“作家沙龙”、《上海文学》的“批评家俱乐部”、《广州文艺》的“先锋批评”、山东《作家报》95年6月份以来的“关于批评的批评”，陆续发表理论批评界的文章，探讨批评自身的问题，开始对“自我”与“他者”进行重新认识。就象一家刊物在“编者按”里评价的那样，这种重新认识是“与‘校正’的勇气与‘纠编’的精神相伴而生的”(15)。而与此相联系的是，建立在自我批判和新的历史批判基础之上的当下文学批评中，一种跳脱出中／西、古／今、自我／他者这些二元对立模式，在更为广阔的文化视界中寻求沟通的新型“对话”意识已经初露端倪。这种“对话”不仅发生在批评家个体与个体、群体与群体之间，还发生在当下话语者与“西方”、“传统”、“现实”、“意识形态”这些曾经被我们要么一味抛弃、要么被一味地张扬的话语载体之间。当代批评家开始真诚地面对这一切，重新审定这一切，并且希望从中找到出路。如“圆型批评”倡导者们就提出，要以中国古代哲学中关于“圆”的思想为基础，以社会文化历史为“圆心”，以达到中国古代文学的朦胧圆通和现代批评的严密精确两者在更高层次的综合(16)。“新意识形态批评”也明确地指出，要建立一种新的批评思想，建立一种“以人文核心为内涵的文学观”，“使它越来越成为直接与社会对话的文本，而不是只供语言分析的文本”(17)。
最后，几乎从一开始，这一切就是以社会关切、文化关切的姿态出现的，“对社会始终采取批判的态度”。他们不再缅怀“昨天的太阳”，那一切已黯然失去光辉。他们更多地是关注当下文化现实，把文学当作“一种理想，一种境界，或者说近乎一种宗教”。这种“新理想”以批判世俗化思潮为前提，以“独立、自由、强大的理性的精神”为立足点，无意“媚俗”，一心只在“内在心灵的需要”(18)。他们对自己是这样定位的：“知识分子应该是那些为一个民族确定核心价值观念的人。如果失去了对价值的关注，那就不成其为知识分子了”(19)。
从某种意义上讲，以上的三种批评态势不仅指向人文意义上的精神“寻根”，它还意味着对批评作为一种精神文化实践方式的独特功能的寻求。从当代批评自身20年发展史上看，它正在完成一个环球旅行：从一元独断到多元并立；从并不成熟的多元，又在朝向以“人文”为核心中介的一元整合……当然，这只能是一种简单的方向性描述，因为一切尚在进行之中，我们也无意于在这里作出“预见”。但是，我宁愿相信，有了20年经验、教训、语话累积的中国文学批评将不会在“沉默”中走向“灭亡”。奥·帕斯曾这样展望过21世纪的文学批评：“今天我们成了又一场伟大变化的见证人。我们不知正在经历着现代的终点还是它的革新。在这时代的转折中，诗歌的作用会是什么？如果像我相信和期盼的那样，产生一种新的政治思想，这种思想的创造者们将必须倾听这‘另一个’声音”(20)。
我们也同样于焦灼中期盼着倾听“另一个”声音……
注释：
①张新颖：《黑暗中的声音》，《上海文学》1994年4期。
②季红真：《在创作和理论之间》，《当代文艺探索》1985年2期。
③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第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④〔墨斯哥〕奥·帕斯著《批评的激情》23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⑤李洁非、杨劼：《寻找的时代·选编序》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⑥黄子平：《关于伪现代派及其批评》，《北京文学》1988年第2期。
⑦拉沃夫·科恩：《文学理论的未来》序言部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6月。
⑧陈晓明：《走下祭坛，走向平面》，《上海文论》1989年第1期。
⑨⑩：参阅1995年4月29日《作家报》有关讨论文章。
(11)王晓明：《旷野上的废虚》，《上海文学》1993年第6期。
(12)陈思和：《当代知识分子的价值规范》，《上海文学》1993年7期。
(13)樊星：《当代文论与当代人文精神》，《当代作家评论》1995年1期。
(14)吴炫：《第三种批评》，《当代人》1995年第1期。
(15)《当代人》（石家庄）1995年第1期第61页。
(16)见《文学评论》1994年第4期《全国文学批评研讨会摘要》一文。
(17)许明：《“第三种批评”——新意识形态批评是广义的人文批评》，《当代人》1995年2期。
(18)沈乔生：《文学和它所处的时代》，《上海文学》1993年10期。
(19)见《上海文学》1994年5期南帆等对话录《人文环境与知识分子》。
(20)同④第95—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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