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分配与社会分化——对拉丁美洲国家社会贫富分化问题的考察（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拉丁美洲论文,社会论文,之二论文,贫富论文,分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社会贫困状况的演变
社会贫富分化是拉美国家的一种长期历史现象，但这一现象直到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才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关于拉美国家社会贫困状况比较完整的统计资料出现于70年代初。当时，阿根廷等10国的贫困线和赤贫线标准以委内瑞拉为最高，洪都拉斯为最低，其余国家均在这二者之间。按1970年进口平均汇率计算，委内瑞拉的贫困线（即年人均预算）为252美元，赤贫线为130美元；洪都拉斯分别为142和77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委内瑞拉分别为287和147美元；洪都拉斯分别为162和87美元。
表4 1970年前后拉丁美洲（10国）的贫困状况
国家
贫困线以下家庭占家庭总数％ 赤贫线以下家庭占家庭总数％
城市 农村 全国
城市 农村 全国
阿根廷
5
19
8
1
1
1
巴西35
73
49
15
42
25
哥伦比亚
38
54
45
14
23
18
哥斯达黎加 15
30
24
5
7
6
智利13
25
17
3
11
6
洪都拉斯
40
75
65
15
57
45
墨西哥
20
49
34
6
18
12
秘鲁28
68
50
8
38
25
乌拉圭
10 4
委内瑞拉
20
36
25
6
19
10
拉丁美洲
26
62
40
10
34
19
资料来源：Oscar Altimir， La dimension de la pobreza en América Latina， p.63 CEPAL， 1979.
这个统计资料涵盖了拉美地区全部7个大、中型国家，以及哥斯达黎加、洪都拉斯和乌拉圭3个小国。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国家全部包括在内，而发展水平处于地区内最低层次的国家只选取了洪都拉斯。因此，从反映整个地区的社会贫困状况来说，这个统计资料是具有代表性的。从时间背景来看，1970年前后是拉美国家现代化历史上经济增长最快的时候。资料显示：①拉美地区贫困率相当高，处在贫困线以下的家庭占家庭总数的40％，其中又有将近一半（19％）处于赤贫状态。②农村贫困状况比城市严重，62％的农村家庭处在贫困线以下。③就贫困程度而言，上述10国可以分为4个层次。巴西、哥伦比亚和洪都拉斯3国城市贫困家庭比例都超过1/3；墨西哥、秘鲁和委内瑞拉3国这一比例在20％～28％之间；哥斯达黎加、智利和乌拉圭则在10％～15％之间；阿根廷只占5％。显然，如果就农村及全国范围贫困家庭所占比例来衡量，秘鲁也应列入贫困程度最高的拉美国家之列。
下面，我们根据现有资料来跟踪一下拉美国家社会贫困状况的演变。1998年，拉美、加勒比经济与社会规划研究所公布了两个关于拉美地区社会贫困状况的统计资料。尽管这两份资料在统计范围和方式上有所变化，但其数据同样来自于拉美经济委员会的家庭调查，因此是具有可比性的。
表5的统计范围扩大到19国，但没有提供各国的数据，而只有地区的数据。从这个统计资料中可以得出3点看法：①70年代拉美地区的社会贫困现象有所减少。1980年和1970年前后相比，在全国范围内贫困家庭占家庭总数比例由40％降为35％，城市由26％降为25％，农村由62％降为54％。赤贫家庭比例的下降幅度也大体相近。总体上看，农村贫困现象的减少幅度要大于城市。②80年代拉美地区社会贫困现象大幅反弹，各项相关数据基本上都退回到1970年前后的水平，这是80年代拉美经济持续衰退的直接结果。特别引人注目的是，1990年拉美城市贫困家庭占家庭总数的比例高达36％，比1980年增加11个百分点，反映出城市社会贫困现象大幅度增加。③90年代头几年，拉美社会贫困现象再次出现小幅度减少，这与同期拉美经济转入恢复性增长分不开。
表5 拉丁美洲（19国）：贫困与赤贫的规模（贫困与赤贫家庭占家庭总数的％）
年份贫困家庭
赤贫家庭
全国 城市 农村 全国 城市 农村
1980 35
25
54
15
9
28
1990 41
36
56
18
13
33
1994 39
34
55
17
12
33
资料来源：拉美经济委员会根据家庭调查制表。引自拉美、加勒比经济与社会规划研究所：《关于发展与国家职责的思考》，西文版，第50页，1998年。
说明：贫困家庭中包括赤贫家庭。
表6提供的是拉美地区贫困人口绝对数量的变化趋势。从中可以看出：①1980年以来，拉美地区贫困人口数量一直呈上升趋势，包括在90年代头几年贫困家庭比例略有下降的情况下，贫困人口的绝对数也是继续上升的。②1980年时，拉美农村贫困人口（7300万）比城市多1000万左右，到1990年，城市贫困人口达到1.208亿，而农村贫困人口为7640万，只相当于城市的63％。或者说，在1980～1990年期间，城市贫困人口增加5790万，而农村只增加340万。这进一步说明，拉美的社会贫困现象由以往集中在农村转向主要集中在城市。对于拉美各国政府来说，这种变化意味着社会问题的敏感程度更高，保持社会稳定和解决社会问题的压力都空前加大。
2003年，拉美经济委员会又公布了1990～2003年拉美地区贫困人口的变动数据。尽管其中1990年的贫困人口数据与表6的数据不完全吻合，但差距不大，并不妨碍我们用来观察20世纪90年代以来拉美社会贫困问题的演变趋势。
表6 拉丁美洲（19国）：贫困人口与赤贫人口的规模
单位：千人
年份贫困人口赤贫人口
全国
城市
农村 全国 城市 农村
1980 135900 62900 73000 62400 22500 39900
1990 197200 120800 76400 91900 45400 46500
1994 209300 135400 73900 93800 51900 46400
资料来源：同表5。
说明：贫困人口中包含赤贫人口。
表7 拉丁美洲（19国）：1990～2003年贫困人口与赤贫人口的变化
单位：百万
年份1990 1997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贫困人口数量 200.2 203.8 211.4 206.6 213.6 221.4 226.6
占总人口％
48.3 43.5 43.8 42.4 43.1 44.0 44.4
赤贫人口数量 93.4 88.8 89.4 88.4 91.7 97.4 102.0
占总人口％
22.5 19.0 18.5 18.1 18.5 19.4 20.0
资料来源：CEPAL， Panorama social de América Latina， 2002～2003.p.7.
这个统计资料侧重反映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拉美贫困人口的变化。1997年以后的连续6年中，贫困人口数量仅在2000年一度有所减少。贫困人口的上升与同期经济的衰退几乎完全同步。到2003年，拉美贫困人口总数达到2.266亿，占总人口的44.4％，形势是相当严峻的。在这个阶段，社会贫困状况空前恶化的国家是阿根廷。阿根廷经济自1998年起持续衰退，2001年更是爆发严重危机。1999～2002年，阿根廷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地区的贫困率（贫困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翻了一番，由19.7％上升到41.5％，赤贫人口比例更增加3倍，由占总人口4.8％上升至18.6％。
综上所述，自1970年以来的30多年间，不论是在整个拉美地区还是在各个国家，社会贫困现象尽管在不同时候可能会出现某种程度的缓解，但总的趋势是逐渐加剧的。毫无疑问，80年代的持续经济衰退和90年代的非正常增长，是促使拉美地区社会贫困加剧的重要原因。但是，从拉美社会贫困现象的历史演变过程来看，即便经济恢复正常增长，也只能对贫困现象起到缓解作用。没有国家自觉的社会政策的调节，单靠经济增长这一个途径，是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这种趋势的。社会的贫富鸿沟越深，解决的难度就越大。
四、社会冲突
研究拉美政治史的学者都注意到，拉丁美洲在最近50年间经历了前、后两个政治周期。前一个周期是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至70年代，拉丁美洲经历了一次代议制民主与军事独裁的交替过程。具体情况是：50年代后半期，秘鲁、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古巴、多米尼加等国的独裁政权先后被推翻，出现一股民主化浪潮。但这股浪潮为时短暂，60年代初就被一股军事政变、军人干政的浪潮所取代。
国外学术界对60～70年代拉美军人普遍干政所做的解释历来存在某种偏颇，即认为是由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危机引起的。例如，有学者提出：“民众主义阶段的结束，是与简易进口替代阶段的危机，以及需要为跨国公司提供政治与社会稳定条件这两者联系在一起的。跨国公司是唯一拥有缓解这场危机所要求的资本与技术的经济角色。这场危机是以工业化进程的深化来克服的，从而为所谓的官僚—威权主义政权开辟了道路。这类政权是以外国垄断资本及其在本国的同盟者与军、文人技术官僚的联盟为基础的。这些政权对原来由民众主义动员起来的民众阶层实行排斥和镇压。”（注：Felipe Burbano de lara， Carlos de la Torre， El Populismo en el Ecuador， p.15 ILDIS， Quito， 1985.）这里虽然提到了军政权对民众的“排斥和镇压”，但显然只是把这种“排斥和镇压”看作是对前一阶段民众主义政策的否定，而回避了“排斥和镇压”的真实原因与历史背景。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所谓“简易进口替代阶段的危机”仅仅是指进口替代工业化启动最早的一部分拉美国家，并不具有普遍性。至于拉美国家工业化对跨国公司资金和技术的依赖更不是从这个时候才开始的。真实的历史背景是，由于社会贫富分化的不断加剧，从50年代后期起，拉美国家下层民众对工业化、现代化的前景产生失望情绪，社会冲突进入一个空前激化的阶段。毫无疑问，1959年古巴革命的胜利对业已遍及拉美地区的这种社会冲突起了重要的催化作用。这种社会冲突不是指日常的劳资矛盾，而是出现在众多的领域，并采取空前激烈的对抗形式。例如，在政治领域，左翼政党积极展开斗争，甚至提出夺取政权的口号；资产阶级改良派纷纷在大选中赢得胜利，如巴西的古拉特政府、智利的基督教民主党政府等，特别是阿连德领导的智利社会党在1970年大选中获胜，流亡海外18年的庇隆于1973年回国当政。在学术领域，激进的依附理论于60年代在拉美形成。在社会斗争领域，基层民众的罢工、抗议浪潮此起彼伏，出现了像阿根廷“科尔多瓦风暴”那样震撼全国的大规模罢工运动。更加引起世界关注的是拉美地区的游击战，60～70年代期间，数十支不同政治色彩的游击队在大部分拉美国家掀起的城市与乡村游击战，对各国社会造成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当时，西方舆论几乎众口一词地把拉美社会的剧烈动荡归咎于国际共产主义、特别是古巴的煽动，并借此掀起国际性的反共宣传浪潮。
其实，不论是美国政府还是拉美国家的统治阶级内心都明白问题出在哪里。美国抛出的“争取进步联盟”计划就是最好的佐证。1961年8月在乌拉圭埃斯特角举行的美洲国家组织会议上，由美国肯尼迪政府提出的“争取进步联盟”计划正式出台。这个计划的目标是，美国和拉美国家“更紧密地进行合作，以加速拉丁美洲成员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使它们能在适合它们自身需要和愿望的民主社会里，取得最大限度的福利水平，使所有的人都有均等的机会”（注：肖夏娜·B.坦塞：《拉丁美洲的经济民族主义》，商务印书馆，1980，中文版第156页。）。美国政府不仅承诺为实现计划目标提供资金支持，而且要求拉美国家进行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社会变革。尽管美国表面上强调要实现民主，但实际上是积极支持军事政变的。
20世纪60～70年代，拉美的所谓“军事威权主义”政府与历史上的军事考迪罗政府有明显的不同。第一，基本上放弃了由考迪罗（首领）个人独裁的形式，由陆、海、空三军（有的还加上警察部队）首脑组成的执政委员会行使权力。第二，起用文人技术官僚担任政府部门职务，因此，有学者将这类政府称为“官僚—威权主义政府”。第三，这些军人政权都致力于发展经济，其中巴西、秘鲁、智利等国的军政府还被称为“发展型”的强政府。第四，这些军政府无一例外地对国内左翼或激进政治势力进行残酷镇压，使大批进步人士遭到监禁、杀害，或失踪、流亡，各类城乡游击队更被无情弹压，以至在80年代这些军政府已经交出权力之后，社会各界调查军人统治期间的失踪者、声讨军政府侵犯人权的运动还久久不能平息；阿根廷“5月广场的母亲”为寻求失踪儿女而发出的血泪控诉，更使世人为之动容。60～70年代拉美军人政权的上述特点表明，军人们看到，他们所面对的是一场空前激烈的社会冲突，是一场社会危机、发展危机。他们只能通过加快经济发展来缓解这场危机，而要加快发展首先必须稳定国内局势。军政府恰恰可以发挥文人政府所不具备的优势，实行军事独裁，取消宪法保障，解散议会，停止政党活动并取缔某些政党，对反对派和游击队进行武力镇压；与此同时，启用大批文人技术官僚来管理经济和其他专业性较强的部门。
第二个政治周期始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即1978年左右出现的以军人政权“还政于民”为中心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到90年代初，拉美各国都形成了由民选的文人政府当政的局面，民主化进程由此进入“巩固阶段”。在这个新的政治周期中，拉丁美洲没有重复民主与独裁交替的历史，但出现了一种新的现象：广大民众由对民主政治的热切期待走向了对政治民主的巨大失望。
尽管20世纪80年代是拉美国家现代化历史上经济发展最糟糕的10年，但是，当时广大民众还沉醉于前所未有的政治民主化的欢乐气氛之中，市场化改革也还处于早期阶段，其负面效果尚未充分表现出来。进入90年代以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可以说，拉美国家又进入了新一轮的社会冲突激化期。90年代以来的10多年间，拉美国家先后有5位民选总统被中途废黜或被迫交权，实际上，无一例外都是被群众抗议运动赶下台的（注：这5位总统分别是：厄瓜多尔总统布卡拉姆（1997）、厄瓜多尔总统马瓦德（2000）、阿根廷总统德拉鲁阿（2001）、玻利维亚总统桑切斯·德洛萨达（2003）、海地总统阿里斯蒂德（2004）。）。海地总统阿里斯蒂德2004年初在反政府武装兵临城下时交权出走。从1980年至2003年长达24年中，海地人均GDP累积为负增长，民众不造反才是怪事。阿根廷在上世纪初是世界10大富国之一，到2002年，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地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超过40％。阿根廷 2001年危机所引发的政治动荡尤其具有戏剧性，在短短十多天内更换了5位临时总统，充分显示了“锅碗瓢盆的力量”（指民众敲着锅碗瓢盆上街抗议）。 许多长期活跃在拉美国家政治舞台上的政党政治威望明显下降。以拉美左翼政党为中心的“圣保罗论坛”和以非政府组织为核心的“世界社会论坛”（设在巴西的阿雷格里港），举起了反对全球化，反对新自由主义改革，要求社会公平与正义的旗帜，影响力不断扩大。国际舆论认为，“世界社会论坛”已成为与瑞士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分庭抗礼的国际舞台。种种迹象表明，拉美国家的社会动荡呈现加剧之势，例如，哥伦比亚反政府武装的活动已经延续了半个世纪之久，迄今还没有找到恢复国内和平的有效途径；墨西哥1994年爆发的恰帕斯农民反抗运动还在继续；拉美国家凶杀案的发案率达到每10万人25.1起，为世界之最；拉美的在押犯人超出监狱容纳能力的38.2％，如此等等。因此，尽管拉美国家经过70年代末期以来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之后，拉美的民主国家从来没有这么多，拉丁美洲的民主也从来没有延续过这么长的时间，但是，当前民众对民主的失望也达到了惊人的地步。联合国最近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根据对18个拉美国家的调查，有56.3％的被调查者认为：经济发展比民主更重要；有54.7％的被调查者认为：如果一个专制政府能解决经济问题，他们将支持专制政府（注：参见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思想与贡献：拉丁美洲的民主》，2004。）。
五、几点深层原因
从总体上说，拉美国家属于资源丰富，人口密度小，教育普及程度较高，工业化与现代化也起步较早的发展中国家。为什么这些国家社会贫富分化的现象长期以来不见缓解呢？从我们对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初步考察来看，似乎除了上文分析过的一些政策层面的原因外，还存在某些值得关注的深层原因。
1、社会财富的占有过于集中
人们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参与收入分配的权力大小是与其对生产资料的占有状况直接相关的。拉美国家生产资料被少数人垄断性地占有出现于殖民地时期，是在欧洲殖民者肆意掠夺印第安人财富和殖民地奴隶制度的基础上形成的。18世纪末至19世纪头25 年间拉丁美洲所经历的独立革命并不是一次社会革命。这场革命虽然使一大批拉美国家赢得政治独立，但没有改变社会财富的分配状况。殖民地时期以大地产制为代表的财产占有制度被新独立国家的统治阶级（土生白人地主、天主教会和军事首领们）原封不动地继承下来。
从独立以来，特别是从1870年前后现代化进程初步启动以来，这种社会财富占有高度集中的状况为什么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呢？
原因之一，上层统治阶级对土地、自然资源等主要社会财富的进一步兼并。从独立到19世纪末期，上层统治阶级以土地兼并为中心的财富扩张主要是以两种方式进行的。其一，在19世纪中期以前，许多拉美国家的统治阶级借助国家政权的力量，对殖民地时期处于“边远”地区的印第安人进行征服，“收回”大片土地加以瓜分，如阿根廷对布宜诺斯艾利斯以南的广大地区的征服，智利对南方地区阿劳乌干人的征服，等等。又如，19世纪初葡萄牙王室逃亡到巴西后，王公贵族们就掀起了土地兼并的大浪潮。其二，19世纪中期以后的半个世纪内，拉美国家普遍进行了自由改革。这场改革的宗旨之一是建立“自由的”土地与劳动力市场。一方面，大量剥夺天主教会的地产，以削弱教会的政治地位；另一方面，广泛剥夺小农、特别是印第安人村社的土地，迫使他们进入劳动力市场。通过上述途径获得的大量土地主要被权势阶层廉价收购或无偿占有，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大地产制度，加剧了社会的贫富分化。
原因之二，在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拒绝进行必要的社会变革。1910年墨西哥大规模农民运动的爆发，第一次把拉美国家的农民土地问题提上了政治议事日程。遗憾的是，1910～1917年的墨西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被某些政治势力引上了改良主义道路。墨西哥的土地改革从那时起断断续续地进行了100多年，始终未能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在其他拉美国家，如玻利维亚、危地马拉、秘鲁、智利、尼加拉瓜等国，虽然从20世纪50年代起也先后发生了规模不同的革命或改革运动，但或因其取得的成果本来就有限，或因其取得的成果被新上台的右翼政府一笔勾销， 都未能实现社会变革的目标。对更多的拉美国家而言，即便在古巴革命的强烈冲击之下，统治阶级也没有在社会变革领域迈出任何实质性的步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拉美国家的上层统治阶级奉行的是所谓“现代传统主义”。根据学术界的解释，现代传统主义“是一种精英意识形态。其宗旨是既要推动经济增长与现代化，又要避免在社会结构、价值观和权力分配等方面发生变革，或至少要将这类变革减少到最低限度”（注：CEPAL， Desarrolloy cambio social en América Latina， p.7，1979.）。
原因之三，在现代化过程中忽视了中小私营企业的发展。拉美国家在早期工业化阶段（1870～1930）就采取大量引进外资的方针。国内原有的手工业阶层基本上被外来商品的竞争所淘汰。本国私人工商企业主主要来自于少数大地产主和较有实力的外国移民，并始终处于一种弱势地位。随着20世纪30年代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的出现，国家资本迅速崛起，在拉美国家中由国家资本、跨国资本和本国私人资本构成的“三角架”结构中，本国私人资本始终是一条“软腿”。本国私人资本中并不乏实力雄厚的大企业，但中小企业呈现先天不足状态。一方面，长期囿于国内市场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客观上限制了中小企业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国家的政策支持过分偏重于本国私人大企业，对中小私人资本创业规定的“门槛”过高，政策支持力度不够。80年代以来急剧的对外开放过程使大批中小企业在激烈的外来竞争中破产倒闭。因此，拉美国家的经济改革就伴随着一个社会财富集中化的过程。此外，拉美国家的农业现代化走的是在大地产制基础上的机械化、技术化道路。这种模式可能对加快农业产业化有利，但严重限制了中、小农业企业的发展。
2、对现代化进程中城市创造就业的潜力缺乏科学的预计
就业是民生之本。拉美国家从早期工业化阶段起就一直采取鼓励国内移民的政策，导致近100年来持续的农村向城市移民浪潮和城市化的失控。实行这一政策的初衷是想缓解农村因土地问题引发的社会冲突，因而鼓励向城市移民被认为是一道“排气阀门”。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人们对于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城市创造就业的潜力缺乏科学预计。直到20世纪60、70年代，随着城市就业问题凸显，非正规就业大量涌现，城市社会冲突激化，人们才开始对城市化的速率问题、城市创造就业的实际能力问题等有所反思。拉美国家的历史教训之一可能是没有充分发挥农村与农业的就业潜力。面对80年代严重的经济衰退，尽管拉美各国都采取降低报酬、维持就业的政策，但城市公开失业率还是大幅上升。进入90年代后，不仅市场化改革和经济低迷对就业造成负面影响，而且国际竞争加剧和产业结构调整使就业弹性普遍下降。可以说，拉美国家的就业问题是历史遗留的问题与新形势下出现的问题叠加在一起，解决的难度更大。
3、国家未能有效地发挥调节社会收入分配的职能
在拉美国家，20世纪80年代以前国家在调节社会收入分配方面做出了不少努力，例如，普遍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加大公共教育投入和社会开支，颁布改善劳工待遇的劳动立法，等等。但与此同时，许多相关制度和政策又很不完善，例如，在社会保障制度方面，人们享受养老、医疗等的待遇往往因其所在部门、行业与政府讨价还价能力的大小而出现重大差别，大多数拉美国家都没有建立诸如工伤保险、家庭救助等主要面向体力劳动者和贫困家庭的保障机制；在教育领域，公共教育开支过分地向高等教育倾斜，因而主要是高收入阶层从中受益；经常性的高通货膨胀严重损害了工薪阶层的实际收入；国家的税收政策、信贷政策等则长期有利于高收入阶层，等等。如果说，80年代拉美各国政府社会开支的普遍缩减主要是由于经济形势所迫，那么，随着市场化改革的展开，削弱国家的社会职能就成为一种有意识的改革目标，导致像阿根廷这样过去有“福利国家”之称的地方社会问题也空前恶化。正如阿根廷一位社会学家所说：“在现代社会，没有社会凝聚力也就没有国家（Nación）。社会凝聚力是需要经济成本的，这个成本不能由最弱势的群体来支付。即便为达到最起码的凝聚力水平，国家（Estado）的作用也是不可或缺的。”（注：Susana Torrado， Ajuste y cohesion social Argentina： el modelo para no seguir， en Tareas， Revista del Centro de a Estudios Latinoamericanos de Panamá， p.23.mayo-agosto， 2004.）
标签：贫困人口论文; 拉美国家论文; 农村人口论文; 贫困问题论文; 人口问题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贫富分化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