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台湾歌迷看“徽州妇女”的启示_徽州女人论文

从台湾歌迷看“徽州妇女”的启示_徽州女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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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于1955年的台湾,那是个西化的年代,小学同学都是西洋流行歌曲歌迷,中学时 不少英语好的同学能直接打电话到美军电台点歌,我记得一位最红的歌手叫汤姆·琼斯 ,不过我没听过他的歌,或是听过却毫无感觉;我迷的是京戏、越剧、黄梅调,在同学 中被视为异类,十足的稀有动物。我一直很寂寞,同好都是叔伯辈,到“文艺中心”看 京戏,总是被问“小妹妹听得懂吗?”到“红楼”看朱凤卿、喇叭花的绍兴戏,观众都 是中年太太。中学以后连绍兴戏都没得看了,朱凤卿很早就退休了,真的很寂寞,朋友 同好少,能听的戏也少,京剧团虽然有好几个,可是我对所有的演员都熟透了,闭着眼 睛都能知道他们要唱什么。那时我常担心:我才十几岁,着迷的东西就已经看到尽头了 ,那么后半辈子我该怎么办?还好,台湾两家戏曲唱片行“女王”和“鸣凤”为我的爱 好扩充了一些面向,他们偷偷出版了一些大陆1949年以后的新编戏,数量有限,但带给 我无穷的希望,原来20世纪京剧还有新戏新腔新流派可听!这几张有限的唱片背后,代 表的是无穷的宝藏,那里没什么政治立场意识形态,有的只是我从小着迷的声音,我应 该有权利听到全部。这样的信念使我展开了上穷碧落下黄泉的搜寻活动。这样一段成长 经历,使我在台湾的剧场里亲眼看到录音录影里早已熟悉的人物时,是那样地百感交集 。1993年《杨门女将》来台演出,亲眼见到60岁的杨秋玲和王晶华,一时竟无法置信, 心目中的她们一直是戏曲电影里20妙龄的模样,虽然明知那是60年代拍的,却无论如何 不能相信40年时光能这般凭空消逝。毕英琦已逝,采药老人换了刘学钦。当晚我在剧院 泪流不止,只为流年似水沧桑无限。

两岸交流后看京剧总有一份难掩的伤逝情怀,看地方戏比较能冷静一点,不过也有哭到爬不出剧场的经验,那是《徽州女人》。

这10年来台演过的地方戏很多,汉剧、越剧、黄梅戏、豫剧、淮剧、徽剧、评剧、曲剧还有闽南的梨园、高甲、莆仙、芗剧等,票房有起有落。演传统老戏时观众以乡亲和戏曲研究生为主,演新编戏时比较能打开观众层面。10年来,回响最大的大概有:汉剧《求骗记》,《美女涅槃记》,川剧《荒诞潘金莲》以及黄梅戏《徽州女人》(《荒诞潘金莲》台湾的改编京剧版比川剧原版受欢迎),其中最能突破“戏曲观众群”限制的是《徽州女人》。

我本来不太喜欢这出戏的,总觉得剧本并不很细腻,许多重要的转折关键不太具说服力(例如月光和小青蛙对女子的启示),可是一进入剧场,我就被整体气氛征服了。所谓“气氛”,包括一开幕的舞台景观,以及观众在还没开演之前已经“就位”的情绪。这戏最成功的是“选材”,对台湾观众而言,不太会联想到什么封建旧社会,只会关心古代女子的命运,“曾有一个女子在等待中过了一生”,这样的宣传基调,吸引了很多不看戏曲的女性观众进入剧场。性别意识高涨之后,为女性(尤其是反面坏女人)翻案的作品已经看太多了,很多观众很期待抛弃一切“解释、新诠”,单纯进入古代女性的世界,分享她们的心事。《徽州女人》给人这样的期待,因此许多观众一坐进剧院,还没开演就先自顾自地感动了起来。题材选准了,观众情绪已经酝酿到发酵的边际,只要稍稍“戳弄”一下,便足以引爆强烈的共鸣。这是编导成功的第一步,而接下来更令人惊异的是:这戏戳弄观众的手段,不是唱念做打,而是传统戏曲一向并不重视的“视觉意象”。

戏曲的抒情手段一向放在演员的表演艺术上,对于舞美、服装等,虽然越来越有“总体剧场不可缺的一环”的认知,但是无论如何,其作用终究被视为辅助烘托,而《徽州女人》竟然反其道而行,观众对唱腔身段并没有留下太深刻的印象,津津乐道的反而是某几个画面,尤其是静态画面。例如,男人有音信传回时,重新燃起希望的女人,穿起嫁时衣,端坐喜床上,喜床先在舞台前静止数秒,而后缓缓推移往后消逝。这个“被等待框住”的画面,前后好几十秒“喜悦的凝滞”传递给人深沉的伤痛,这已经超越了“走位、舞台调度”的范畴,导演像是以舞台为画版,以演员与服装与道具为彩笔,推出一幅幅精心雕琢的“塑像”。画面构图是这戏的主体,取代了演员表演。大家对韩再芬的印象不在某一句唱腔的转折,而在她某一个凝神远眺的身姿形影。这当然和戏曲的亮相不一样,像是停格,是构图的一部分,整出戏就由这些动人的“剪影”堆砌出震撼力量。

最震撼的一幕是终场前半小时。戏进入最后阶段,进入暮年的女子坐着看儿子上学去,儿子长辩子一甩,雨伞一撑开,画面竟然出现了当年女子出嫁时走过的莲叶田径!就在莲叶田径的景观开展的瞬间,时间的卷轴倏地翻转回头,像是回到生命的原点,40年辰光,就这么无声无息地在幕布一张一合之间流逝了。《徽州女人》的舞台上有塑像有情感更看得见时间,看得见时间的流逝也看得见时间的凝滞!这感觉就像我看到60岁穆桂英佘太君时的悸动。逝者如斯,原是不舍昼夜的,而有时时间竟也可以静止不动,40年如一瞬,动与不动间,无情总一般。这样的感悟不是来自唱词唱腔身段做表,竟来自“视觉意象、画面处理”,这是《徽州女人》的创意,这不是戏曲的手段,这是现代剧场的技法。

前一周看香港导演的现代戏剧《张爱玲请留言》,演到最后,多层透明景片布满舞台,一抹如烟似雾的浮云缓缓流荡,张爱玲的照片以拼贴的方式交替出现,在奔腾逝水的多媒体影片穿插中若隐若现,这张照片永远凑不齐对不上,人生多少失落?多少偶然?几许沧桑陡上心头。此刻,语言退位,情节不再,导演运用的是光影和色泽构成的“意象”。《徽州女人》不也是如此吗?画面取代语言,意象营造氛围,这是现代剧场的处理手段。《徽州女人》因此而能触动现代人的心灵,而能与现代接轨。

或许我对黄梅戏不内行吧,所以只看见构图没听见唱腔,可是,这个年代对黄梅戏内行的又有几人?戏曲要面对的是21世纪的新观众,新观众看电影看电视玩电脑打电动,却未必有戏曲历史的积淀,要“戳弄”他们的心灵首先要抓准“情绪”,而手段呢,可能要利用一些“非戏曲专业”的东西。这使我想到这阵子来台演出的秦腔,演员都很卓越,可是反映并不很好,为什么呢?我觉得太“学术专业”、太戏曲“局内观”了,所有的宣传都在强调“剧种的价值、剧种的特色”,可是,剧场不是教室,观众不是学生,观众进剧场要寻求的不是戏曲知识,而是情感宣泄。《鬼怨·杀生》里面,只看到喷火的技巧,却感受不到李慧娘对裴舜卿一心呵护的浓烈情意,如果这份情意无法让观众深刻感受,“绝活”就只停留在“特技”的层次,而无法转换为抒情的手段;《放饭》(《朱痕记》)里朱春登正在妻子灵前痛哭悼念时,却惊觉席棚外的讨饭婆可能正是其妻,此时演员用了“耍纱帽翅”的技巧,表现内心的疑惑犹豫思索。这套技巧要用颈部力量,难度很高,最初可能是在蒲州梆子《杀驿》里大放异彩,很多剧种很多戏都用过,各有千秋,可是《放饭》里面的使用,却让人觉得过于“炫奇”,因为秦腔的唱做都以“不假修饰、原始、素朴而奔放”为特色,这样的美学风格之中忽然插入了耍帽翅这样“高度程式化、规范化、技巧化”的动作,不免显得突兀。当戏曲已经失去流行的地位时,新观众进入剧场不会专为了某一位演员、某一段唱腔或某一段特殊表演而来的(至于进来增长戏曲知识的更只有特定分子了),大部分的观众根本不管今天看的是什么地方戏(尤其在台湾,所有的方言反正都听不懂),只要看能触动情绪的戏。叙事技法可以尽量多元,无论是京是昆是大戏是小戏是传统是现代是电影还是动画,只要不相互捍格,只要能动人,观众绝对欢迎,《徽州女人》不正是如此吗?虽然无可讳言它的剧本有不足之处,但导演的确抓住了观众,这一点特色就足以为地方戏在当代的处境指点一条途径。很多观众哭着出场以后只记得曾有一个女子这样活了一生,不太记得黄梅戏,不会想在这里寻求什么剧种特色,更不会期待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黄梅戏和《徽州女人》的关联在哪里呢?应该只在“通俗的唱词、旋律以及生活化的身段做表”,而这些剧种特色已潜在融化转换为整出戏的基调内蕴,不必强调不必外显,女人岂止在徽州?西递村不是一个特定的所在,它的意义是普遍性的,是中国古代封闭村镇的代表,《徽州女人》岂能为地域特性所局限?运用多元技法触动现代人心灵,剧种特色内化为美学基调,这或许是地方戏和现代接轨的一条途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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