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的外部性与经济安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崛起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言
不管其形态如何，人类的经济活动必然伴随财富的创造和分配。但在不同的经济形态中，财富创造与分配的方式却不同，对本国稳定和对外关系也带来不同的后果。自然经济的自给自足性，使得市场交易很少，不具备将聚积起来的财富转化为资本的功能，而只能满足生存所需。在生存条件恶化时，就产生对外武力征战的巨大冲动，以量的扩张舒缓矛盾，此时，国家的安全主要表现为国防安全。当一国经济进入市场经济的快车道后，就有条件越过生存阶段，满足发展所需了。此时，利润就成了各国追求的绝对目标。为此，较早进入市场经济的国家，在最初往往是通过最大限度压低国内消费来使企业利润最大化，其结果会导致国内社会矛盾激化。为了达到在不降低利润率的前提下缓和国内矛盾的目的，这些国家便开始向外扩张市场。国内市场、国内资源的有限性和资本扩张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不仅是资本主义经济，也是所有形态市场经济的基本矛盾之一，同时也是市场经济，特别是刚进入市场经济轨道国家的内部社会矛盾产生的重要根源（张文木，2000）。现代化追赶过程中，国家安全就主要表现为经济安全。
对现代化赶超史和相关理论的回顾表明，大国的兴起不再像前现代时期那样依靠武力征战，依靠现代化的学习和追赶，就能够实现一国的经济起飞，这为中国的和平崛起提供了历史借鉴和理论基础（周立，2005）。仿照已有的赶超先例，中国正在进行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现代化赶超。这一赶超带给中国和世界的变化将是独一无二的，由此引起经济安全上的广泛争论，也是可想而知的。本文拟从外部性理论着手，分析中国崛起对经济安全的影响与对策。
外部性理论与国家崛起的外部性
中国崛起的对外影响和外部反作用，可以用外部性理论做出说明。
外部性（externalities）是指一个经济单位的活动会产生对其他经济单位的有利的或者有害的影响，而不能从这种影响中获得收益，或为此付出代价。按照外部性理论创始人布坎南（J.M.Buchanan）和斯塔布尔滨（W.C.Stubblebine）1962年发表的《外部性》（Externality）一文① 对外部性的定义：只要某一个人的效用函数（或某一厂商的生产函数）所包含的变量是在另一个人（或厂商）的控制之下，就存在外部性。外部性的一般情况，可做出如下表述：以j、k表示同的经济单位，当经济单位j的目标函数O[,j]不仅受其自身可以控制的变量Z[,jk]，（i＝1，…，n）影响，而且也受某些不受其自身控制的变量Z[,mk]的影响时，则对单位j而言，存在单位k带给它的外部性。可以表述为下式：
O[,j]＝O[,j]（Z[1j]，Z[,2j]，…，Z[,nj]，Z[,mk]），j≠k
布坎南和斯塔布尔宾将上式中类似于Z[,mk]的活动，解释为“任何可以计量的人类行为，如吃面包、喝牛奶、向空中吐烟圈、在公路上洒水以及救济穷人等”。由于有外部性的存在，使得经济活动决策中所依据的价格，既不能精确地反映其全部的社会边际收益，也不能精确地反映其全部的社会边际成本。原因在于，外部性不仅是客观存在，而且在技术上很难排除他人对于经济成果的分享（即“非排他性”消费）。这样，外部性就无法通过市场交易获得补偿。② 外部性又有正负之分。 像在公园里种植众多绿树花草，路人与周围的居民，即使不用付费进公园，也能享受到美丽环境与清新空气。这是正外部性的例子。而像工厂废气粉尘废水的排放，路过的人或周围居民则不得不忍受环境的污染。这是负外部性的例子。如果再加上消费和生产这个维度，外部性就存在四种情况：（1）消费的正外部性；（2）消费的负外部性；（3）生产的正外部性；（4）生产的负外部性。同时，由于存在一些资源在使用上很难具有排他性，于是又有：（5）公共资源问题（common resource problem）或曰“公地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即一种公共资源如果没有排他性的所有权，就会导致对这种资源的滥用，产生负外部性。正、负外部性划分的意义在于，正外部性带来的收益很难内部化。如公园不能要求行人和周围居民为享受优美环境和新鲜空气而付费。负外部性带来的损失则往往会被要求内部化。如工厂会被周围居民投诉，政府环保部门会要求其限期整改，花钱搞环保，并对已经造成的周围居民的健康损害进行赔偿。外部性的存在，使得政府的作用显得十分重要。在一个国家内部，负外部性可以通过政府的纠正性税收使之内部化，正外部性可以通过政府的纠正性财政补贴使之内部化。但在国家之间，情况就不是这样了。由于事实上不存在一个全球性的政府，所以国际社会中不存在类似于国家内部的纠正性财税措施，来使得外部性内部化，由此带来国际社会正外部性的“搭便车”（free rider）和负外部性的“公地悲剧”问题。
中国的崛起，使世界各国普遍享用了正外部性（搭了便车）。比如，各对华贸易国居民在享用中国出口的廉价货品和中国进口带来的就业机会，各来华投资商在享用中国高速发展所带来的丰厚利润，各国政府在享用一个负责任的、友好的大国所带来的地区稳定和国际合作。很明显，各国不会为这种正外部性的获得去主动付费。
但是，中国发展的负外部性，却要中国自己付费解决。比如，美国、日本、韩国、墨西哥、欧盟等国，在其居民享用中国廉价纺织品、鞋子、萝卜、大葱的同时，其生产厂商则抱怨中国的商品冲击了他们的市场，纷纷对华提出反倾销诉讼，一些国家的政府为了政治选举的需要，甚至指责中国以不合理的补贴，以不合理地压抑人民币汇价，来压低出口成本，进行不平等的贸易，带来了他们的贸易逆差，甚至夺去了他们国民的饭碗。另外，类似的指责还出现在生态环境保护、人权等诸多问题上。至于“中国威胁论”的论调，则是他们对中国发展恐惧症的外包装。
中国崛起的负外部性——威胁论
中国崛起的负外部性集中体现在“中国威胁论”论调上。出于对中国崛起的畏惧，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纷纷面世。这些言论否认中国经济崛起能与世界其他国家互惠共赢，认为中国的崛起对其他国家带来了危害。
一个典型的中国威胁论观点是“黑洞论”。该观点认为中国的增长掏空了世界各国的产业结构，并导致了贸易赤字。如美国传统基金会2002年公布，由于日本制造业向中国的大规模转移，中国已经成为日本经济和政治上的威胁。“中国对日本的工业领导地位构成了经济上的威胁……为了促进经济发展，我们（美国）必须大力发展中国赶不上的先进技术，而日本必须生产中国无法模仿的质量卓越的产品，我想这是日本唯一的出路。”③ 美国加州大学的日籍教授大前研一认为，中国大陆经济迅速增长，将成为黑洞，可能吞噬东盟、韩国和台湾地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以东盟为代价的。过去投向东盟的大批外国直接投资转向了巨大的中国市场，这一现象使人们产生了中国将会掏空东南亚的担忧。”④ 世界经济论坛负责亚洲事务的董事里希特在中国《财经》杂志2002年第21期撰文说：“中国的崛起在很多方面都给东南亚国家蒙上了一层阴影”。这些国家担心中国会像黑洞一样吸走外国投资；中国产品将会席卷东南亚，使各国产业出现“空心化”。⑤
另外一个较有影响的中国威胁论观点是“人民币低估论”。2001年8月7日，英国《金融时报》发表了“中国的廉价货币”一文；2001年9月6日，《日本经济新闻》发表“期盼人民币升值——日渐强烈的中国威胁论”一文，将日本经济减退归咎于人民币升值过低。日本财务大臣盐川正十郎在2003年2月21日至22 日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向其他六国提交人民币升值的议案，要求通过一项与1985年针对日元的《广场协议》类似的文件，来逼迫人民币升值。⑥ 德国之声的网站评论员Kerstin lohse在《奇佳的中国经济特大的潜在威胁》⑦ 一文中认为，“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有一个最大的潜在威胁：那就是中国的汇率。在全世界通货膨胀的今天，中国仍然在通货紧缩。这仅仅用中国国内购买力不足为由是解释不通的。实际上，这个现象证实了世界上许多经济学家的看法：中国货币的当前汇率已经大大低于实际水平……中国货继续以奇低的价格流向世界。中国正在成为世界工厂。但这个奇低的价格是人为的，也就是说，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中国政府控制汇率造成的。”该文还提到一位日本友人告诉他的话“与13亿人口的国家做邻居，压力大极了。好像自己家有一个儿子而邻居家有13个儿子，有点害怕。”
在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的同时，中国人在崛起的外部性研究上却存在话语权的缺失，以至于国外研究者提出的“非正常国家论”、“中国神秘论”、“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充斥着国际舆论（王逸舟，2004）。这反映了，在当前中国，人们关注更多的是如何崛起的问题，而忽视了对崛起的外部性的研究，以至于对中国崛起的话语权被国外政客与研究者垄断。在中国形象被种种论调扭曲的同时，我们自己却失语，这将使中国的追赶战略非但得不到应有国际认可与同情，还有可能被敌视和打压。实际上，从世界历史来看，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必然对现存国际关系产生巨大的冲击，国际摩擦呈现一条“倒U”曲线。崛起之前，国际交往较少，利益冲突不多；崛起时期，由于要打破以往的国家政治经济格局，国际摩擦大幅度上升；待崛起成为既成事实，被世界广泛认可后，摩擦就会减少（见图1）。当前，中国正处于崛起时期，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接连不断，就可以理解了。有了“中国威胁论”，随之而来的就是“围堵中国论”。显然，既然中国必然要成为一种威胁，那么就必须加以“围堵”，并且早“围堵”要比晚“围堵”要好。比如，《日本时报》曾刊载“中国将引发第二次亚洲经济危机”的文章，以此号召亚洲各个国家和地区“围堵”中国。⑧《英格兰之鉴》更宣称“中国制造业发展导致美国大量失业”，号召美国与全球各国从技术和市场上封锁中国。⑨ 可见，“中国威胁论”对中国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 它实际上要联合各国危及中国的经济安全，对中国崛起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外部遏制力。
图1 大国崛起时期国际摩擦的倒U曲线
实际上，为了消除这些负外部性，中国一直在承担着被贸易制裁的损失，付出反倾销应诉的费用，并且不得不屡屡派出庞大的政府采购团，购买我们现在并不一定需要，或即使需要，也不一定非要从美国进口的波音飞机、通用汽车……而且，我们还要为消除他们的恐惧心理，为他们渲染起来的民众对中国的不满负责，由此要增加对外援助，放开本来就十分脆弱的农产品市场……为消除这些负外部性，又加剧了国内固有的结构矛盾。实际上，这种负外部性都因为外部遏制，都内部化为中国的负担了。高盛经济研究表明：“中国作为一个低成本的工业制造者而崛起，并没有掏空亚洲或其他地区的制造业；相反，对外贸易迅速开放和经济高速增长所带来的代价，绝大多数都由中国自己来承担了。”⑩
中国崛起的正外部性——机遇论
基于与“中国威胁论”盛行的同样原因，世界各国的政客和研究者并不着力渲染中国崛起的正外部性，即中国和平崛起带来的发展机遇。但各国的工商业者十分清楚中国崛起带给他们的巨大市场机会，大多不事声张地纷纷抢滩中国。使得中国连年成为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之一。
实际上，中国发展给世界、给亚洲都带来了巨大机遇。就中日贸易而言，不存在“黑洞论”所言的替代效应，而是互补性很强（见表1）。
表1 中国对美、欧、日商品贸易
资料来源：高盛经济研究。其中中国与美欧日的贸易为2000年数据，中日贸易为1998—2000年平均数据。根据胡祖六等（2003）第46页，158页整理计算。
由表1可见，由于美欧日早已将劳动密集型工业和轻工业转移出去， 中国的投资和贸易对他们的影响很小。即使在资本密集型产品中，中国出口的也多是加工型产品，进口的却是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中国对美欧日的制造业几乎没有什么重要影响，他们所谓“濒危”的轻工业其实早已转移到了国外生产。中国对美欧日的出口大都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占到70％，电子产品占到20％。同时，中国从美欧日进口的都是国内生产成本相对较高的产品：资本密集型的机械、设备、电子产品和与自然资源相关的产品，这些产品占了中国内地从美欧日进口总额的85％，这样的贸易十分符合经典贸易理论。(11) 就中日贸易而言，中国和日本进出口结构中，仅有15％—16％的产品有可能处于竞争关系，但实际上也多是不同档次产品间的交换。这种贸易很大程度上是发挥了各自的比较优势，从而是相互依赖、相互补充的。高盛经济研究表明，“中国对日本的出口实际上与从日本的进口同样多……中国并没有引发日本的通货紧缩，日本的通货紧缩是自身的问题引起的”。(12) 日本内阁2002年底的一份报告也宣称，美国从中国和日本进口的产品中，处于竞争关系的只有16％，互补关系的则占84％，中国现阶段不能称为威胁， 双方的贸易是双赢游戏（Win- win Game）。(13) 2003年9月， 马来西亚时任总理马哈蒂尔在马中伙伴峰会上讲话称，“中国的经济起飞对马来西亚是一件好事，而它（中国）的快速发展也肯定有助于促进亚洲的繁荣……肯定的是，中国将会给东南亚带来许多挑战，但东亚经济共策会将能协助解决这些挑战，东南亚应该共享中国繁荣和稳定所带来的机会……西方国家采取围堵中国的策略是行不通的。”(14) 著名投资银行摩根斯坦利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说：“实际上，美国消费者从美中贸易得益最多。2003年，美国从中国购买了1500多亿美元价廉物美的商品，这有助于美国控制通货膨胀。低通货膨胀为就业机会短缺、收入受限制的美国消费者提供了意外的购买力，为此，美国应该感谢中国……中国根本不是什么威胁，而是其他国家应该效仿的榜样。”(15) 比如，截至2003年底，中国购买了美国1440亿美元国库券，相当于美国以外拥有美国政府债券总额的9.6％，中国仅次于日本居于第二位，远远高于第三位的英国。
实际上，中国不仅向美国、日本等世界各国提供了廉价货品，提供了投资，中国还给发达国家提供了产业结构升级转移的机会。一些国际舆论认为，中国成为了“世界工厂”。不管这一评价的用意如何，中国都需要阐明，承担“世界工厂”的责任是中国对全球的贡献而不是威胁。中国制造业的迅速发展，是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跨国投资的结果，是国际产业结构调整和转移的结果（张幼文，2004）。即使强说中国“威胁”了其他国家，那也是各个国家跨国公司将生产基地转移到中国的结果。也就是说，“威胁”不是中国主动造成的，而是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威胁”了他们自己的国家。实际上，由于中国最主要的比较优势是廉价劳动力和低税收，而不是人民币币值的低廉。中国参与的国际分工主要是垂直分工而非水平分工，所以中国是不得已成为“世界工厂”的。而且，发达国家也只有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后，他们的产业结构才能顺利升级。由此，片面强调中国崛起的负外部性，而忽视了正外部性，是站不住脚的。
结论：利用外部性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由上可见，中国崛起的巨大影响，使世界各国出于自身经济安全考虑，而抛出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论调。威胁论观点只强调了中国崛起的负外部性，而机遇论观点则强调了正外部性。这两种论调，反过来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安全本身。中国提出“和平崛起”的概念，就是为了有效回应“中国威胁论”，宣扬“中国机遇论”。但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概念上。而应在对外经济安排上加强地区内的分工与合作(16)，使各个国家分享中国崛起的正外部性。同时，中国发展的负外部性，集中体现在国际经济、政治摩擦的数量增多和程度加深。这需要中国通过种种外交斡旋，使得更多国家，特别是中国周边的邻居感到中国的崛起不是威胁，而是机遇。通过宣传“中国机遇论”，来消除“中国威胁论”，减少可能出现的国家政治经济摩擦，维护国家经济安全，降低中国崛起的外部成本。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70403019）；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资助（05JA630058）。
注释：
① 载《经济学》（Economics）杂志1962年第11月号。
② 虽然科斯定理认为，在产权明确、交易成本可忽略条件下，外部性可以通过交易而内部化（internalize），但在现实生活中产权界定可能并不清晰，交易成本总是存在。国家之间的情况更是如此。
③ 见《创新——击败中国挑战的唯一出路》，载新加坡《海峡时报》2002年9月13日。
④ 见《东盟必须联合起来行动》，载新加坡《商业时报》，2001年7月24日。
⑤ 转引自马立诚《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载《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6期。
⑥ 据《亚洲华尔街日报》2001年9月27日报道，日本曾提出要求，认为“从中国进口的廉价商品激增，使我国处于困境的制造业雪上加霜。七国集团及其他国际机构必须考虑出面协调各国的汇率制度，尤其是被严重低估的人民币应该升值。”
⑦ 援引自2002年12月29日《报道中国》。另见http://home.donews.com/donews/article/3/38943.html。
⑧ 该报称，“中国制造业蒸蒸日上， 而世界其他国家还没有为此做好准备……中国是一个来势汹汹地新晋竞争者，很可能是自上世纪初的美国以来发展最为迅速的国家。不用很久，中国的崛起将引发第二次更严重的亚洲经济危机。然而与触发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货币投机者不一样，中国绝不会撤离。”见《中国将制造下一次亚洲金融危机》，载《日本时报》2001年7月30日。
⑨ “只要我们向中国提供技术，他们制造的一切产品都能比美国制造的更便宜。从微观经济的角度来讲，制造商把生产都搬到中国合乎情理；然而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这将给美国经济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因为这将导致美国所有的制造业都转移出去，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将会失业，他们也就没有能力再购买任何产品。”见《中国军工企业血汗工厂纵览》，载《英格兰之鉴》1988年7月20日。
⑩ 见胡祖六等（2003），第35页。
(11) 见胡祖六等（2003），第47页。
(12) 见胡祖六等（2003），第159—160页。
(13) 见http://www.xttzw.com/dm/news/news153.htm。
(14) 据《星洲日报》消息，转引自http://www.rednet.com.cn 2003—9—26。
(15) 见斯蒂芬·罗奇《我们为什么应该感谢中国人》，载美国《财富》双周刊，2004年3月22日。
(16) 比如，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强调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同时，大力推动中日友好，不赞成朝鲜发展核武，搁置南海争议，积极促进10＋3（中、日、韩与东盟10国）沟通交流，致力于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10＋1），启动湄公河流域开发计划，豁免部分国家债务（柬埔寨、越南、缅甸等）。2002年11月4日，朱镕基在中日韩领导人会晤中，提出适时启动中日韩三国自由贸易区的研究等等，使人们对“亚洲新时代”产生了期盼，即在尊重各国文化特性的基础上，推动亚洲经济一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