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史官散文产生的文化背景述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官论文,文化背景论文,散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史官散文的产生，与史官的建置密切相关。《汉书·艺文志》论述《春秋》与《尚书》的起源时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然后世不信其说。清人章学诚《文史通义·书教上》说：“左史记言，右史记动，其职不见于《周官》，其书不传于后世，殆礼家之愆文与？后儒不察，而以《尚书》分属记言，《春秋》分属记事，则失之甚也。夫《春秋》不能舍传而空存事目，则左氏所记之言，不啻千万矣。《尚书》典谟之篇，记事而言亦具焉；训诰之篇，记言而事亦见焉。古人事见于言，言以为事，未尝分事言为二物也。”章学诚从文献之印证与情理之推衍两方立说，根本推翻了左史右史之别记言记事之分。近人张西堂则在章氏论说的基础上，征引甲骨金文的材料，证明太史内史分掌言事无真凭实据，亦无所谓左史右史之名（详张西堂《尚书引论》）。
由上述可知，班《志》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之说，全为附会之词，想当然耳。至于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这“王者”又“古”到何时，亦是十分模糊的说法。
“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这是许慎的解释，他肯定“史”的原初意义就是记事之史官。后世学者大抵沿袭其说，如王国维《释史》认为“中正为无形之物德，非可手持”。于是对“中”字提出了重新解释。如吴大溦《说文古籀补》认为“中象简形”。江永《周礼疑义举要》则认为“中”为簿书，簿书犹言案卷。章太炎在《文始》卷七中，从字形、字音、字义三方面进一步证明“中”为簿书。而王国维则释“中”为“盛策之器”，因此，“史之职”乃是“专以藏书读书作书为事”（见《释史》）。可见从许慎到王国维都认为“史”的职掌就是“记事之官”。但很明显，这些说法都是受了《汉书·艺文志》“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影响，并以此为前提所作的假设论证。
然而，根据文献所载，“史”字最原始的意义，或曰最初的职能却是“巫”。《国语·楚语下》记载观射父之语说：“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观射父所言，正是原始时代巫风大盛的情况。说原始巫风而将“巫史”连言，这正是巫史同源最有力的证据。此外，在古代典籍中，“祝史”连言的地方也很多。如：
祝史正辞，信也。（《左传》桓公六年）
今君疾病，为诸侯忧，是祝史之罪也。（《左传》昭公二十二年）
凡执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医卜及百工。（《礼记·王制》）
“巫史”“祝史”连言，正从语源学上证明了“史”之最初的职能与“巫”相同，其职业特点便是“接神见鬼”。《国语·楚语》：“在男曰觋，在女曰巫。”韦昭注曰：“觋，见鬼者也。”“巫，主接神。”史与巫的职业一样，当然便是充当沟通人鬼的角色。
在原始时代，巫史就是当时社会知识与文化的创造者与承传者。不言而喻，他们的社会地位无疑是非常崇高的。王国维说，殷商以前，其官之尊卑虽不可知，“然大小官名及职事之名，多由史出，则史之位尊地要可知矣。”由“史”之一名而分化出各种“大小官名及职事之名”，正透露着巫史分流及“史”之内部分化的若干信息。
第一，大小官名及职事之名由史出，说明这时巫史已经开始了分流，从巫分化出来的“史”，便是各种执政之官。
第二，由于文字发达至渐趋于成熟，这些大小官员及执事，在进行国家或邦族内部的行政管理时，不可能不用自己所掌握的文字作文书以用于上传下达。殷商时代，巫卜们既然能用文字将占卜过程以及占卜结果契刻在甲骨上，其它官吏也未必不能将自己行政范围内的有关文书写在别的物件上。《尚书·多土》周成王的诰命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则殷代已有竹木简的典册，并非完全不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官吏又都是“藏书读书作书”之“史”。
第三，这些大小官吏，虽然从总体上说是当时知识与文化的承传者和创造者，但并不是说他们每个个体的资质都是一律的。因此，在这些官吏之中，文字能力强的必然要比文字能力差的担负更多的文字写作任务。久而久之，便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专以读书藏书作书为事”的官吏，这就是“乍册”。“乍册”之名，在殷虚卜辞中已经出现。如《殷虚书契前编》第四卷第廿七叶第三片所记晚殷帝乙帝辛时代的卜辞：
王其宁小臣
，叀乍册商□□王弗每。
这“乍册”便是后世掌管历史记载的史官的前身。不过，“乍册”之名与“史”发生明显关系，乃是从西周开始的。清人孙诒让认为“作册”乃“内史”之异名。王国维更以古书与古器的材料证成其说（见《释史》）。因此，在殷代掌管官方文书写作的官吏“乍册”，到西周便称作“内史”了。称“内史”，以其官衔言之；称“乍册”，乃以其职事言之；当然亦有官与职合而言之者。
根据《周礼》及其他载籍，周代的“史”不止一种官职，而且有多种不同的分工。如《周礼·春官》所云“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之职掌。他们除了掌管各种官方文书档案之外，还以其“作书”“读书”的职能，参与当时的多种政务活动。一是参与策命公卿大夫，二是参与朝觐会同，三是参与祭祀丧葬。当然，除上述掌管文书档案以及参与各种政务活动之外，“史”最为重要的职能，仍然是起草王命，上传下达：
凡四方之事书，内史读之，王制禄则赞为之，以方出之。……内史掌书王命，遂贰之。（《周礼·春官·内史》）
由上述可见，自“乍册”之职与“内史”之官发生联系后，周代的“史”便以“藏书读书作书为事”了。因此，《周礼·天官·冢宰》云：
六曰史，掌官书以赞治。
由此可见，“掌官书以赞治”，这是周代史官的具体职责与社会作用的最简单明了的概括。
然而，尽管“史”已经从巫的职能演变为“掌官书以赞治”的职能，但他们还只是作为王朝和诸侯的文书官而存在，略类于当今各级政府的秘书或机要员。与有意识地执简以记事且“君举必书”之“史”以及整理史料以成系统的历史著述之“史”尚有一段遥远的距离。不过，自从“史”分化成“掌官书以赞治”的文职官员之后，就预示着其宽阔的发展前景。
如前所述，周代史官一种重要职能就是收藏各种文书，管理官方文件档案。如“内史掌书王命，遂贰之”。“贰之”即誊抄副本以为保藏。“史”不仅收藏自己所作的文件副本如“邦国之志”“建邦之六典”等；还收藏各地上达的文书副本，如《周礼·地官·乡大夫》云：“乡老及乡大夫群吏，献贤能之书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内史贰之。”可见“史”所藏的文书范围是相当广泛的。至于收藏这些文书的目的，则是“执国法及国令之贰，以考政事，以逆会计”（《周礼·春官·内史》），即对照已颁布的法令考察其贯彻的情况，统计其实施的成果。正是在这种人事档案的收藏过程中，人们便可能意识到人类自身的力量和价值，同时也产生了传世与不朽的意念。此外，根据周代史官们收藏“建邦之六典”、“邦国之志”以及“八枋之法”（见《周礼·春官·内史》）。从这些说法来看，当时史官们所保藏的文书大抵是有关贵族的事功勋绩及王朝对他们进行封爵赏赐的记载。这些事功与勋绩，当然体现着人自身力量的伟大以及人之作为人存在的价值，由此而萌发传世与不朽的意念是不足为奇的。这一点，有产生于两周的大量铜器铭文为证：（一）从内容上看，两周铜器铭文，大抵是有关贵族的事功，讼断与赏赐的记载；（二）作器与勒铭的目的，都是为了纪念某件自以为非常重大的事件，并希望这彝器能够永久流传下去，因而每篇铭文的结处照例都有“子子孙孙万年永宝”之类的文句，其希图传世与不朽的意蕴是不难体味出来的。在这种希图传世与不朽的观念支配下，那些有权势的王公贵族，就有可能产生将自认为重要的言行举止都记载下来以传诸后世的念头。于是在“掌官书以赞治”的史官行列中，又分化出以执简册以记事为职掌的记事之“史”，即《左传》所载的南史、董狐之类的史官。这类记事之“史”的分化，开启了中国文化史上“史载笔”（《礼记·曲礼》）“君举必书”（《左传》庄公二十三年）的悠久传统。
在传世与不朽的观念支配下，产生了专司记事的史官；同时，又由于专司记事之“史”的产生，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希图通过载入史册以传世与不朽的观念。《左传》昭公元年有一则记载是颇可玩索的：
六月丁巳，郑伯及其大夫盟于公孙段氏。罕虎、公孙侨、公孙段、印段、游吉、驷带私盟于闺门之外，实薰隧。公孙黑强与于盟，使大史书其名，且曰“七子”。
公孙黑强与于盟，并要求太史将自己的名字载入史册，其动机无疑是希望青史留名。至于战国时秦赵二王为渑池之会，各命其御史书某年某月为之鼓瑟为之鼓缶，则是二王权力的滥用以及对“史载笔”这种优良文化传统的误导，不足为训。然究其潜在的动机，仍在于求不朽。
当然，任何事物都存在着二律背反，载入史册既可能流芳千古，亦可能遗臭万年。这样，发生为掩盖事实真相而杀掉敢于犯颜直书的史官之事，便在情理之中了。《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崔杼杀大史二人”的记载，则是人们熟知的事实。此外，也有因为事情做得不得体而嘱令史官不要记入史册的，如《左传》成公二年记：晋使巩朔献捷于周，周定王以为不合礼制，因而怠慢巩朔，其后又私自赠送巩朔礼品。于是周定王使礼宾人员告诉史官“非礼也，勿籍”，意谓不合礼制，不要记入史册。
专司记事之“史”的产生，揭开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崭新一页，它预示着在不久的将来会有系统的编年史书的问世。据此，我们似乎可以作出这样的推测：中国古代专司记事之“史”的产生，最早大约在西周末年。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证实：
第一，传世与出土的长篇记事铭文，大部分是西周末至春秋末的作品，再往下，不仅作器之风渐行渐衰，铭文的篇幅亦大不如前。个中原委，学者们曾作过多种解释，但究其主要原因，还是因为记事之“史”产生之后，传世与不朽的愿望可以通过“著之竹帛”来实现，用不着铸器勒铭这样繁难的手段了。
第二，《国语》记事起自周穆王，终于鲁悼公。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在《国语》中，记有周穆王、周恭王各一条，厉王二条，此后记周宣王、幽王、惠王以及襄王之事。记宣王之前三王，没有明确的记年，而记宣王则出现二次记年：一是“三十九年战于千亩”；一是“三十二年春，宣王伐鲁”。记宣王以下各王都出现了明确的年份。我们认为，这样的记载决非偶然。它暗示着：周王朝设立“史”以记事很可能就是从周宣王开始的。厉王之难与周召共和，在西周历史上是非常重大的事件。在周人看来，周宣王即位，是王朝历史的转折，宣王亦号称中兴之主，这些都是值得纪念的大事，是应该书之竹帛，藏之宗庙的。此外，中国历史上有明确的纪年，是从共和元年开始的，这也是周宣王设“史”记事的有力佐证。不过共和元年大有可能是周宣王执政之后，太史开始记事而上溯的年份，不会是当时的记载。
第三，周王朝有“史”记事之后，各诸侯国初不敢僭越。平王东迁之后，王纲解纽，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各诸侯国亦先后设置记事之官，记载国史。《春秋》记事起自鲁隐公元年，其时乃周平王四十九年。鲁为周公之后，于诸国最为守礼，故东迁之后四十余年才设记事之史。今传《春秋》一书，实即鲁国旧史，并非出自“圣人”的掐头去尾。《公羊》家说《春秋》起自鲁隐公，是由哀公上溯十二公以取天之数的结果，则纯属无稽之谈。隐公之前，鲁国无记事之“史”，鲁之《春秋》当然只能起自鲁隐公了。
由上述三个方面来看，中国古代设专史记事，当始自周宣王。
当然，设专史记事，只是预示着将有系统的编年史书的问世，但离编年史书的产生尚有一段距离（注：从《春秋》与《左传》记述的历史来看，这“距离”至少有二百五十年左右。先儒所言“孔子作《春秋》是非二百四十二年”，则是专史记事到系统编年史成书的大致年代距离。）。刘知几说：
夫为史之道，其流有二。何者？书事记言，出自当时之简，勒成删定，归乎后来之笔。然则当时草创者，资乎博闻实录，若董狐南史是也；后来经始者，贵乎俊识通才，若班固陈寿是也。必论其事业，前后不同，然相须而成，其归一揆。（《史通·史官建置》）
“书事记言，出自当时之简，勒成删定，归于后来之笔”，刘氏此言至不可移。然而，从“当时之简”到“后来之笔”，这种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其突变的契机何在，惜乎刘氏未能明言。
任何一门学说，一种社会思潮的产生都不是无缘无故的。春秋战国时代，社会的激剧动荡，思想观念的普遍更新，促使它完成了最后的飞跃。孟子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孟子·离娄下》）《诗》的时代，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时代，象征着尊卑有别，上下有序的社会秩序。而王纲解纽，周王朝失去了实际的统治能力，不仅“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甚至于“陪臣执国命”。礼崩乐坏，象征着既往社会秩序的崩溃。在政治生活紊乱无序，世道人心逸出常轨的现实之中，人们感到茫然无措。于是将目光投向了过去，希图从中找到历史的借鉴，以匡济现实人心。这种寻觅的动机，在学术文化上的表征之一，就是根据现实的需要，有意识地搜集和整理历史文献以资于世用。
现存先秦文献中，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典籍就是《尚书》与《春秋》。我们看流传下来的二十九篇今文《尚书》，其一贯的思想倾向是“以德配天”，这似乎体现着当日收集整理那些原始文书档案时的思想原则。当然《尚书》最后的整齐划一，可能完成较晚，有学者认为是秦统一前后的事。但《尚书》从王室档案最初流传到一般学人手中，其根本动机还在于寻觅古鉴。而《春秋》一书，相传为孔子“笔削”鲁史，具有“微言大义”。《春秋》有无“微言大义”，可暂置勿论，就其“依鲁史成文”这一点而言，仍然属于史料的性质。不过，其史料的排比方法，是“表年月以首事”（《春秋序》），以故今人谓之编年史。除《尚书》与《春秋》之外，《国语》的编辑成书，其性质与过程亦属于史料的整理。与上二书不同者，《国语》的材料来源，除了官方文书档案以及各国的记事简策之外，尚有少部分材料是依据当时的口头传说而编写的（参见顾颉刚《春秋三传及国语之综合研究》）。以上三书，虽然时代有先后，材料有古今，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都是在寻觅古鉴的动机支配下产生的。
现实社会动乱无序，其发展前景也一时难以预测，保证社会秩序稳定，人际关系和谐的基本质素究竟是什么？换言之，人的行为究竟要具有什么样的规范性才能使社会得以稳定有序地发展，才能使种族得以绵绵不绝地蕃衍？这是当时思想界普遍关注的问题。然而，要反映这个沉重的历史主题，仅仅是在个别的社会行为上作一对一的“以史为鉴”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对人类自己所走过的既往历程，作深层次的反思，以探求某种保证社会秩序稳定、人际关系和谐的“公理”。在这种历史反思的学术潮流中，以阐释“微言大义”为宗旨的《春秋》三传便应运而生（注：《左传》于先秦已有成书，而《公》、《榖》二传则于先秦只在学人之间口耳相传，至汉初才著之竹帛。）。它们打着“解经”的旗号，或描述历史事件的过程，或褒贬历史人物的德行，或品评历史行为的是非。而作为褒贬品评的标准，当然便是他们所认为的“社会公理”。因此，《春秋》三传既展示了中国古代一段历史时期生动宏伟的历史图景，亦蕴含着深邃睿智的历史哲学。反映出当时的哲人对人类既往历程的深沉思考。
综上所述，从巫史同源到“掌官书以赞治”的“史”的产生，为“史”进一步分化出记事之官打下了基础，铺平了道路。从“掌书之官”产生之后，不仅相继产生了传世与不朽的历史意识，同时也产生了以古为鉴的理性和良知，不仅产生了描绘历史进程的宏伟画卷，也留下了哲人们深沉睿智的历史思索。在史官文化的鼎盛时期产生的《春秋》三《传》，对于塑铸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1996年春季初稿于北京
1997年冬天删定于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