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本思潮与先秦历史散文和原始小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先秦论文,思潮论文,人本论文,散文论文,原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学是社会现实生活的反映，而一定的社会观念和社会思潮又总是给文学观念和文学创作以重大而深刻的影响。春秋末年和战国时期，孔子在前人民本思想的基础上加以发展、改造而成人本学说，后经孟子发扬光大，在战国中后期形成了一股人本思潮，它给时人的文学观念以重大影响，从而使彼时的历史散文发生了重大变化，同时也导致了以娱人为主要目的的原始小说的产生。
一、孔子开创了人本学说
人本思潮，即在社会活动中以全体社会成员的“人”为本位的社会思潮。战国中后期的人本思潮，是在春秋时期民本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完成民本思想到人本学说转变的是孔子。
鲁国于公元前594年实行“初税亩”，最早进行封建经济制度改革。公元前537年，封建地主化了的“三桓，季孙、叔孙、孟孙四分公室①，夺得鲁国实权。思想家孔子就生活在这样一个经济制度、政治制度都已封建化了的环境中，他在申述自己以安定封建化小农家庭为特色的社会治理方案时②，对“人”的社会政治作用提出重视并加以系统论说。孔子“以人为社会治理之本”的论说主要包括以下四方面的内容。
其一，所有的社会成员特别是统治者都应当“爱人”，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③，应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④。这种社会成员间特别是统治者与其他社会成员间应人人平等的思想，是孔子“人本学说”的基础，也是孔子对统治者施政的基本要求。
其二，统治者应在“爱人”的思想基础上“富民”。孔子至卫，冉有问对待众多的百姓应怎么办时，孔子说“富之”⑤；子贡请教为政措施时，孔子所讲三条中首先是“足民”⑥。为了“富民”、“足民”，孔子主张“使民以时”⑦，反对过度的徭役；主张“薄赋敛”⑧，强调“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⑨，反对过分聚敛，号召弟子们对为季氏“聚敛而附益之”的冉求“鸣鼓而攻之”⑩。
其三，在“爱人”的基础上提出“教民”的主张。孔子是我国古代教育史上第一个兴办社会化私学的人，他一改以往奴隶主贵族官学只招收贵族子弟的旧例，提出“有教无类”(11)、“学而优则仕”的主张。
其四，在“爱人”、“教民”的基础上提出按贤德才能“用人”的主张。孔子提倡“举贤才”(12)、“选于众”(13)，要求学生“知人”，为政时首先注意“得人”(14)，并对舜不论出身“举皋陶”、汤不计贵贱“举伊尹”大加赞赏(15)，提倡“修己以安人”的“贤人政治”(16)，以推行他那“德化天下”的政治主张。
孔子在论述上述问题时，不管称“人”还是称“民”，他所讲的“爱人”、“富民”、“教民”、“用人”的对象都是指所有社会成员。据杨伯峻《论语词典》统计，“人”字在现存《论语》中共出现162次，其中指广泛社会成员的“人”（杨称为“一般用法”）出现了114次，而指士大夫以上的“人”仅出现了5次。指中下层百姓即社会劳动者的“民”出现了42次，指广泛社会成员的“民”出现了7次（包括“民人”一次），无一处指士大夫以上者。由此可见，孔子及其弟子们在论述社会问题时，是从所有社会成员出发的，这与春秋及其以前的政治思想家们考虑问题的立足点相比有了本质的区别。在“国家政治以谁为本”的问题上，孔子一改其前政治思想家们“以中、下层贵族（或再加上上层庶民）为国家政治之本”的论说，而主张“以所有社会成员为国家政治之本”，完成了“民本思想”向“人本思想”的转变。
这种转变，与孔子“泛爱众，而亲仁”(17)的一贯主张是相适应的。究其转变的原因，除了孔子社会政治思想中的进步因素之外(18)，还在于社会政治现实的变化特别是阶级关系的变动。春秋后期，随着私田的大量出现并被统治者承认其合法性，新兴的地主阶级逐步壮大起来，封建制生产关系渐渐成为社会生产关系的主导，社会主要剥削形式由原来的劳役地租制和徭役制改为实物地租制，社会的主要生产单位也由原来的奴隶大群体生产制变为以家庭为单位的小个体生产制。广大的个体农业生产劳动者，因为自己可以自由地安排劳动时间，故而有了从事社会政治活动的可能；自己直接或间接地向国家纳税交粮，因而成为有独立社会政治权力的社会成员。由此而来，他们便成为社会政治活动中不容忽视的力量，成为国家政治治理的主要对象，因而也就成为社会政治思想家们关注的对象和讨论的对象。这样，努力为以家庭为社会基本单位的新型社会结构寻求有效统治方式的孔子宣扬“以包括农民劳动者在内的所有社会成员为国家政治之本”的学说，便是适应时代要求的自然之事了。
二、孟子全面发展了人本学说
孔子之后对人本思想做过全面论说的是孟子。孟子生活的战国中期，封建制生产关系已经成熟，封建制生产形式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生产形式。农业生产的发展推动了手工业生产的发展。从事个体农业生产的农民和作坊生产的手工业者，不但获得了更大的劳动自由和人身自由，而且也获得了更多的政治自由。农民可以在自己的国家内领受田地耕种，如秦国，一个农夫可以受田108亩(19)，魏国一农夫受田百亩，但邺地农夫却因“田恶”而受田二百亩(20)。农民亦可自由流动，到别的国家受田耕种，如《孟子·滕文公上》曾记楚国的许行跑到滕国，表示“愿受一廛而为氓”，在滕国领受宅基、农田而成为附庸的农耕者。同时，外流的农民也可以弃农从工、从商，去当佣工。《荀子·议兵》所言“市佣”者，《史记·刺客列传》所言“庸保”者，都是流入都邑做雇工或伙计的农民；《韩非子·五蠹》讲其时有“雇工治水”者；有“买庸决窦”者等等。农民的择地而耕、择国而居、择工而处，增加了社会人口的流动，扩大了农民及手工业者的劳动自由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就加大了他们的人身自由度和经济自由度以及政治自由度。
社会劳动者自由度的加大，使得“争民”、“保民”成为当时统治者颇费脑筋的社会问题之一。《孟子·梁惠王上》载孟子到魏，魏惠王因自己尽心养民，但“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而焦心积虑；向孟子求教，便是当时统治者急于“争民”的普遍心境的反映。“争民”、“保民”社会风气的盛行，为人本学说的推行创造了有利的社会条件，为人本学说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从而使人本学说达到了自己的高峰时期，导致了孟子对人本学说的集大成。
首先，孟子对前人的民本思想和人本学说作了总结，充分肯定了社会主体成员在社会政治中的作用。他重申了人心向背决定着国家兴亡，说：“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并举例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因而强调说：“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21)“得乎丘民而为天子。”(22)这些论说，虽然是由春秋时期民本思想家们“民弃其上，不亡何待”(23)等论说发展而来的，但它摆脱了“民为神之主”或“民神并存论”的国神教的影响，把民心向背作为能否争得国家政权的唯一因素，表现出人本思想的彻底性。所以他强调：“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24)
其次，孟子以统治者“保民”为出发点，对劳动者应得的经济权利作了强调。在回答魏惠王如何使“民加多”时，他说关键在于“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即首先为“民”创造一个经济优裕的生活环境，才能“保民”。若要“加民”，还应使百姓有“树桑”的“五亩之宅”，有时间耕种的“百亩之田”，使百姓养畜“鸡豚狭彘”，并“谨庠序之教”使百姓有受教育的机会。另外，还应“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25)，制定一系列扶助农业生产的措施，“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26)，保证农业劳动者的劳动收入和经济利益。还要把经济利益推广到所有社会成员，对鳏、寡、孤、独进行救济，对商人“市廛而不征”、“关讥（稽）而不征”等。
复次，孟子在告诫统治者“与民同乐”的同时，强调了劳动者应得的精神享受。某次，魏惠王接见孟子时，“立于沼上，顾鸿雁麇鹿”，自鸣得意，孟子借此机会，以周文王和夏桀为正反例。向他讲解了“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民欲之偕亡”，“岂能独乐”的大道理(27)。这一方面是为统治者“保民”提供了措施，为统治者行“有德之乐”提供方法，同时也为民人提出了精神享乐的要求。孟子见齐宣王时，也启发他“与民同乐”，“与百姓同园囿”(28)，同样在客观上为民人提出了精神享乐的要求。
最后，孟子为民人提出了人格平等的要求，将社会成员的政治职责和社会人格分开论说。贵族特权制时代，天子是人间至高无上的统帅，同时也就是至尊至贵的精神贵族。贵族臣子，只是他的御用工具和精神奴仆。劳动的奴隶，只是会说话的工具，根本谈不上精神和人格上的地位。进入封建制时代，由于“民”的社会地位的提高，这种状况虽有所改变，但依旧谈不上君主与臣子、民人的人格平等。孟子首先从社会人的出身入手，列举古代圣王如舜，贤臣如傅说、胶鬲、管仲等都出身于民人，靠才学、本领才成了君王、辅相，所以“人人皆可以为尧舜”(29)，君王、圣人、贤臣与民人在社会人格上应是平等的；所以君主应以平等的态度对待臣子和民人，遇事应向左右、众大夫、国人请教(30)。君主附首听臣子之教是一种成大业的表现(31)。从另一角度讲，臣子则不应降低自己的人格，“大人则藐之”(32)，“圣人与我同类”(33)，首先自己要直起腰来，以主人翁的态度对待国政，对待国君。对于“贵戚之卿”来说，“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不听则易位”；对于“异姓之卿”来说，“君有过则谏，反复之不听则去”(34)。卿相臣属与君主只有社会职务上的不同，没有精神人格上的差异，所以臣子、士“去君”、“弑君”是合理的(35)。基于这些观点，孟子对君臣关系、君民关系做出了全新的论述，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36)又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37)这些论说，对千百年来的社会等级观念提出了挑战，为民人和臣子的精神解放和人格平等制造了舆论。
孟子在总结前代民本思想和孔子人本学说的基础上，对民人的经济利益、精神享受特别是所有社会成员的人格平等问题作出新解释，从而在政治上、经济上、精神上对人本学说作了全面发展，带动了战国中后期人本思潮的出现。
三、战国中后期的人本思潮
每一种社会思潮的形成，不但有赖于某些思想家的发动和引导，更需要众多思想家的应和推动，需要广大社会人士的认可。在孔子的带动下，在孟子的大声疾呼声中，战国时期诸多思想家对人本问题有不同程度的探讨和论说，加之某些社会人士的积极应和并努力实践，终于形成了人本思潮。
墨家的开创者墨子生活在孔子之后、孟子之前。他早年“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38)，后来改法更张，创造了一个有别于儒家学说的墨家学派。其实，墨家学说的主要方面都是在孔子“爱人”学说的基础上生发出的。因爱所有的社会成员故号召天下人“兼相爱”、“交相利”，“爱人若爱其身”，“则天下治”(39)；爱别人，爱人室，爱人家，爱人国，故不会发动侵夺战争，“国与国不相攻”(40)；因爱下层社会成员，故要求统治者“节用”、“非乐”；因爱活人，故号召“节葬”；因爱惜人才，故倡导“尚贤”。总之，墨子接受了孔子“爱人”学说的基本方面，从某些地方发展了孔子倡导的人本学说。
法家以探求以法治国为务，主张以吏为师。他们所标榜的官吏，都来自有知识的士阶层。法家在耕战中重视民的力量，提出战胜在于兵强，兵强在于国富，国富在于务农。欲富国强兵，就要用爵赏来刺激，调动民人的积极性(41)。法家的这些主张，不但强调了民人在国家富强、战胜敌国中的决定作用，而且也包含了统治者必须把民人作为独立的经济权力、独立的政治权力乃至有独立人格的社会力量来看待的观念，因而强调统治者必须用爵赏作为交换物去引诱社会成员耕田、战斗，而不是像奴隶主那样把广大民人作为会说话的工具去驱使，因而在社会治理措施上发展了人本学说。
道家倡导率意适性的自然主义，强调人的自然天性的发展，宣扬人性回归大自然。庄子学派说人身是“天地之委形”，人生是“天地之委和”，性命是“天地之委顺”，子孙是“天地之委蜕”(42)，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所以社会应回到无心计的自然状态，过衣食为足的“天放”生活(43)。由此出发，他们对桎梏人性的社会关系与道德观念作了抨击，说：“治，乱之率也，北面之祸也，南面之贼也。”(44)认为人们称颂的历代圣王都是祸乱的罪魁，他们启发了人们的心智，故引发了社会争夺。庄周学派的这诸多论说，是战国中期人本思潮中人性解放说的一个侧面，与孟子的“人格平等说”有一定联系，不过形式更为偏激罢了。
社会思潮的形成，既要有思想学说作先导，又要有社会实践来应合。战国中期兴起的人本思潮的基本特征是尊重人格、重视人才、进用贤才。这主要表现在对知识士阶层的重视和擢用上。以齐国为例，齐威王锐意进取，擢用乐工邹忌为相，实行政治改革；重用赘婿淳于髡，兴办稷下学宫，广招天下贤士至齐，以讨论富国强兵之策，为一统天下作准备。威王之后，宣王继立，对士人态度有变。淳于髡十分着急，利用陪侍的机会评说宣王“好学”、“好味”、“好色”而“独不好士”，并解说随着时代变迁，取士的标准也要随之改变的道理(45)。在“用人”方面进一步发挥了人本学说，用全新的观念去解释作为彼时思想、文化特别是政治统治理论承传者的“士”的概念，赋选士、择士以新标准，为新兴统治阶级确定新的选官制度奠定了思想基础。淳于髡并身体力行，“一日而见七人于宣王”(46)。淳于髡之后，有颜斶与齐宣王辩论过“王贵士贵”问题，喊出了“士贵耳，王者不贵”的时代强音，维护了士人的人格尊严，最后折服了宣王，宣王表示“愿请受为弟子”(47)。另外，这一时期还发生过魏牟谏赵王“贵士”、“用士”诸事。
在上述理论家的呼喊和部分人士社会实践的带动下，一个以“重人”、“用人”为特征的人本思潮终于形成了，各诸侯国都出现了一股礼贤下士、争用士人的热潮。秦孝公用卫鞅为大良造，魏惠王用张仪为相，秦武王用甘茂为左丞相，秦昭王用范睢、蔡泽为相。不但国君争擢布衣之士，连诸侯国权势大臣们也争用士人、礼待士人。齐之孟尝君田文、赵之平原君赵胜、魏之信陵君魏无忌、楚之春申君黄歇、秦之文信侯吕不韦，其所收罗的士人都至数千。为了表现出“礼贤下士”的虔诚，魏无忌不惜以贵戚重臣之身为“夷门抱关者”侯嬴执鞭御车，并招摇过市，不以为耻。这充分说明了当时人本思潮兴盛的程度。
四、人本思潮对早期历史散文的影响
我国现存早期历史文献有《尚书》、《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汉书》等。从文学发展的角度看，战国中期之前、之后的散文有很大不同。其不同点主要表现在人物描写上。
战国中期以前的历史散文以事件发展为纲，战国中期以后的早期历史散文以人物为纲。《尚书》和《国语》以记言为主，表现了某些历史片断；《春秋》是鲁国的断代大事记，行文简括；《左传》据说为传《春秋》而作，它以《春秋》大事记为纲，逐年逐月叙述了鲁国以及其他诸侯国的内政、外交、战争、生活等，其中不乏紧张动人的故事情节，也不乏血肉丰满的人物描写，隐含了历史文学的诸多因素。但从文章结构方式来说，它却不是以历史人物为主线，而是以历史事件的发展作为主要表现对象。它不是把某一历史人物的事迹分散到几则历史事件中，就是只写某一历史事件所涉及人物的几点事迹。若把某些主要历史人物的记述事件串连起来，也可看出某些形象或者可看到人物性格的发展(48)，但就其书整体来看，其文章结构却是以写事为主，而只把历史人物作为历史事件的填充材料，以写人物来为写事件服务的。
战国中期后的早期历史散文，《战国策》是以记述纵横策士们的言行特别是说辞为主的，每个片段都已围绕着一个或几个人物的行事、关系来描写，表现了某些利禄之徒的谲诈、势利、阴险，也表现了某些人物的耿直、义节、高洁，不乏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也不乏复杂、细腻的性格描写。它的文学色彩较《左传》、《国语》大大加强，人物性格描写和表现手法方面，也有较大的变化。
《战国策》收集的文章中，出现了着力描写某个人物的较长篇幅的作品，如《齐策四》所收《齐人有冯谖者》。此文主要用三件大事来描写冯谖这个人物。其一，他“贫贼不能自存”，托人说情寄食于以养士著称的战国“四公子”之一的孟尝君，自言“无好”、“无能”，却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待遇要求，要“食鱼”、要“乘车”、要“养家”，从而引起读者对这个“怪人”的兴趣。作者紧接写了第二件“怪事”在孟尝君选“习计会”之人至封地收债时冯谖却自荐能当此任，惹得孟尝君自责“有眼不识贤士”。冯谖开始受重用却又出人意料地烧掉了债券，矫孟尝君之命赐予薛地民人。这“市义”之举使孟尝君大为不快，曰“先生休矣”。新即位的国王不甘心孟尝君擅权，以“不敢以先王之臣为臣”作借口，罢孟尝君之相，令其就国。孟尝君灰溜溜奔薛，薛地民人得知消息，迎出百里之外，使落难的孟尝君大受感动，感激冯谖所“市”之“义”，佩服冯谖的政治远见，事情似乎有了圆满结局。但作者意犹未尽，又加上一个不小的尾巴：冯谖施展纵横策士的欺诈手段，借助国外力量，使孟尝君“复相位”，并在封地得建田齐宗庙，“复为之凿二窟”，使“孟尝君为相数十年，无纤介之祸”，更表现出冯谖的深谋远虑和老辣手腕。通过这样一波三折的故事描述，把冯谖这个倜傥处世、有政治远见、有高超手腕的战国士子形象呈现在读者面前。整篇文章紧紧围绕冯谖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来组织材料，展开描写，改《左传》之以事为纲、以人物为填充而成为以人为纲、以事件写人，完成了我国历史文学发展史上文章结构方式的质变，开创了我国历史文学“以人为纲”的发展道路。其后《史记》确定的以历史人物传记为主体的纪传体史学写作模式，正是由战国时期像《齐人有冯谖者》作者这样一批史学家们开创的。
历史文学文章结构方式的质变发生在战国中后期，决不是偶然现象。战国中后期，正是人文思潮形成并迅猛发展而达到高潮的时期。“以人为社会政治之本”的思想迅速传播开来并获得社会的承认，各国君王都明白“得人则昌，失人则亡”的道理并努力罗致人才。眼光敏锐的历史学家们看到了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是人而不是其他，因而在记叙历史、追述历史事件时一改其前从历史事件中总结经验教训的写作方式而为从人物活动中总结历史经验的文章结构方法，便是顺理成章而不足为怪的事了。人本思潮，是促使早期历史文学发生重大变化的根本原因。
五、人本思潮对原始小说的影响
我国的古典小说著作，兆始于战国时期，发展于南北朝、隋唐时期，而于明清时达到全盛。南北朝以前的古典小说，在文学表现手法等方面与其后小说有较大差异，呈现着古典小说产生时的初级状态，我们称其为原始小说。
《汉书·艺文志》收有原始小说十五家，一千三百八十篇，并论其渊源曰：“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说，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颜师古注引汉人如淳曰：“《九章》‘细米为稗’，街谈巷说，其细碎之言也。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今世亦谓偶语为稗。”原始小说之流出于稗官，如淳曰“细碎为稗”，是言原始小说起源于内容细琐的小段民间故事；“偶语为稗”，是言“街谈巷说”的传播方式是对面讲授。而汉人桓谭《新论》所说的“合残丛小语以作短书”，则是指“街谈巷说”的收集、整理、结集的情况。
由此可知，原始小说著作出现之前，作为原始小说著作萌芽状态的“街谈巷说”早已存在。统治者为了“知闾里风俗”，便像派“行人振木铎徇于路采诗”(49)那样，派稗官到民间游走，回来后将那些“道听途说”讲给自己听。有人将其记录在短简上，于是成为原始小说的“短书”。
《汉书·艺文志》所记十五部“短书”，今天已经一部也看不到了。从其名字推测，这些“短书”可分为“传人”与“述史”两大类，“传人”者有《伊尹说》、《鬻子说》、《黄帝说》等，大概是将“街谈巷说”中有关某个人物的传说结集而成的；“述史”者有《周考》、《青史子》(50)、《臣寿周纪》、《虞初周说》等，大概是关于某段历史的“街谈巷说”的结集作品，如东汉人应劭谓《虞初周说》曰“其说以《周书》为本”(51)，即言以《周书》为纲而辑录的传说。
“传人”的“短书”虽都亡佚了，但有一部流传至今的作品却应引起我们的注意，那就是《晏子春秋》。《晏子春秋》之名，初见于《史记·管晏列传》，刘歆之《七略》将其列入“儒家”类(52)，《汉书·艺文志》因之。但后人却或据其思想归入“墨家”，或据其形式归为“小说”。近人吴则虞先生考察认为，“《晏子春秋》确是一部短篇小说集”(53)。从文学分类的角度看，此书确实符合原始小说那种杂采“街谈巷说”以成“残丛小语”之“短书”的特点。因其杂采民间传说以成书，故同为路寝之葬，一为逢于何，一为盆成适，出现矛盾；“街谈巷说”容易在流传中失真，故写孔子至齐，晏子讥其穷于宋、陈、蔡，而实际上孔子厄困发生在晏子卒后。
作为原始传人小说的《晏子春秋》，其文学方面的最大特点是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全书通过各种各类的传说故事，从不同的侧面表现了晏子的为国、爱民、刚正、聪明等性格特征。若将这些故事同《左传》等史籍中关于晏婴事迹的记载相比较，可明显地看出加工的痕迹。《晏子春秋》诸多故事所表示的晏子，已不再是历史真实的晏子，而是一个源于历史生活却又增加了诸多理想成分的原始艺术形象。
原始小说中的另一类是述史小说，这类小说流传至今者有《穆天子传》，它也是杂采赵、代、林胡等地的民间传说而成的。它以历史人物周穆王为中心来组织这些传说，加之以夸张、渲染、虚构等艺术加工，把周穆王写成一个既追求政治作为而又不放弃声色之乐、既关心属民而又滥使民力、既英勇威武而又情意绵绵的历史人物。既有历史的真实，又有艺术加工改造，是一个源于历史而又增加了诸多传说成分的原始艺术形象。
不管是传人短篇原始小说集的《晏子春秋》也好，还是述史长篇原始小说的《穆天子传》也好，其共同的最主要艺术特点是对人物形象的刻意塑造。这种主要艺术特点产生的原因，也与战国时期的人本思潮有关。
战国后期，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统治阶层以外的广大社会成员在生产劳动、守卫作战之外也有了追求精神享乐的闲遐时间。而人本思潮所带来的人格意识的觉醒又促使他们在闲遐时自寻其乐，但他们却没有统治阶层那种享受声色狗马之乐的条件，于是便在劳动、作战之余凑在一起谈一些逸闻趣事，这就是《汉书·艺文志》所说的“街谈巷语”，经过稗官的搜寻或知识士子的整理而成为“短书”的原始小说。
战国时期，人在社会活动中的主体作用已充分显示出来，所以人们在闲遐时间谈论的“街谈巷语”也主要围绕着人物来展开，讲述人物的历史功绩，谈说人物的生活琐事，因之在此基础上而成的原始小说，不管是“传人”者还是“述史”者，也都是以表现人物为中心，以塑造原始人物形象为主要特色了。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以讲求“爱人”为中心的学说的孔子对春秋时期形成的民本思想加以改造发展，而使之成为一种主体对象与民本思想有了质别的人本学说。其后经过孟子的全面发展和推动，在诸多政治活动家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了一股以重视全体社会成员的社会活动作用、追求自身价值实现和人格自尊为特征的人本思潮。从文学发展的角度看，人本思潮使得历史文学的表现主体由历史事件变为历史人物，从而确定了我国历史文学的纪传体模式；人本思潮使得战国平民们追求精神享乐而出现了“街谈巷说”，为“残丛小语”的原始小说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同时，人本思潮所导致的社会成员们对自身价值的认识，使得原始小说中不仅“传人”部分、而且“述史”部分也以人物为描写中心。总之，由孔子开创的、由孟子光大的人本学说而导致的战国人本思潮，对战国文学以及后世文学发展的影响是不容低估的。
注释：
①参见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年版）第140页。
②(18)参见《试论孔子的社会治理构想》，载《东岳论丛》1993年第1期。
③(14)、④⑥⑨(13)(15)、⑤(12)、⑦(17)、⑩、(11)、(16)《论语》之《雍也》、《颜渊》、《子路》、《学而》、《先进》、《卫灵公》、《宪问》。
⑧《说苑·政理》。
(19)《商君书·徕民》言方圆百里可“食作夫五万”，是知一夫受田108亩。
(20)见《吕氏春秋·乐成》。
(21)、(22)(32)(37)、(24)(31)、(25)(27)、(26)(29)、(28)(30)、(33)(35)(36)、(34)《孟子》之《离娄上》、《尽心下》、《公孙丑下》、《梁惠王上》、《告子下》、《梁惠王下》、《离娄下》、《万章下》。
(23)《左传·昭公二十三年》。
(38)《淮南子·要略》。
(39)(40)《墨子·兼爱上》。
(41)见《商君书》之《垦令》、《错法》等篇。
(42)、(43)、(44)《庄子》之《知北游》、《应帝王》、《天地》。
(45)见《论苑·尊贤》。
(46)、(47)《战国策》之《齐策三》、《齐策四》。
(48)例如，若将《左传》之《庄公二十八年》至《僖公三十二年》间的相关文字串连起来，可以看出晋文公重耳从一个年轻无知的贵族公子到一个老谋深算的政治家的发展过程。
(49)《汉书·食货志》。
(50)《青史子》下，班固注：“古史官记事也。”
(51)《汉书·艺文志》颜师古注引。
(52)见张守节《史记（管晏列传)正义》。
(53)见吴氏《晏子春秋集释》（中华书局1962年版）《序言》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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