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震华[1]2003年在《价格竞争产业的产业基础及其作用的有效性因素分析》文中研究说明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产品的市场价格逐渐开始由市场需求和供给来确定，价格竞争也逐渐成为市场竞争中企业主要的竞争策略。频繁爆发于中国各产业的价格战正是各种不同产业因素在不同环境下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些价格战已经给许多企业带来了重大的伤害，其中又以中国彩电行业企业的遭遇最具代表性。在这种背景下，研究价格竞争运做的机理以及影响其有效性发挥的因素对实践具有一定指导意义。本文以迈克尔·波特教授关于竞争强度的五种竞争作用力的研究为基础，通过理论和实证相结合的方法和对价格竞争产生的产业基础以及影响价格竞争有效性发挥的因素做出了分析，并得出结论：价格竞争是产业的一些基本特征的函数。在此基础上，本文还指出面对价格战的企业能够通过遵循的一些基本的策略来缓解价格战所带来的压力。
李孟刚[2]2006年在《产业安全理论的研究》文中指出产业经济学的产生,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但其真正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却是在20世纪的中叶。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产业经济学理论有着广泛的创新和发展空间。现有的产业经济学理论一般包括产业组织理论、产业结构理论、产业布局理论、产业政策研究等四个方面。但是,我们研究产业组织、结构、布局和政策理论的目的都是为了更好的指导产业实践,也就是为了实现产业生存和发展的安全。从这种意义上来讲,产业安全问题应该作为贯穿于现有产业经济学理论的一条主线,产业安全问题也应该作为产业经济学理论研究和实践的终极目的。产业安全是经济安全和发展的基础,是政府制定产业政策、实行经济干预最基本的出发点。尽管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产业安全问题在世界各国和地区的产业政策实践中广受关注,但其在理论研究中却是被普遍忽视的。在很多论着中,产业安全往往被隐含于国家经济安全研究,或被贯穿于国际贸易理论中,至今尚未形成独立、完整的理论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讲,产业安全理论的研究是对产业经济学框架的拓展和对产业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构建产业安全理论、深入分析产业安全影响因素、完善产业安全评价体系及预警机制,不仅有助于产业安全维护实践,并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提高产业的竞争力,同时也有助于推动产业组织、产业结构、产业布局等产业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和提高。研究产业安全理论是产业经济学理论发展的需要,是产业经济研究工作的创新,是对产业经济学理论的重要补充和完善。本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创新点如下:1、本论文首先系统梳理了安全观的演变,并强调产业安全观的产生是安全观的最主要变化,是对经济安全观的重要补充。产业安全核心观的提出丰富了国家经济安全理论的内涵。2、本论文在对现有产业安全研究成果分析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对产业安全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并深入阐述了产业安全的特征、分类及影响因素等。本论文还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创造性的构建了包括产业保护理论、产业损害理论、产业国际竞争力理论、产业控制理论、产业安全评价与预警等五部分的产业安全理论体系,以期丰富和完善产业经济学的理论框架。3、为更深入地运用产业经济学理论框架分析产业安全,本论文在以“传统国家安全理论——现代国家安全理论——国家经济安全理论——产业安全理论——产业安全评价——产业安全预警与维护”为研究路径的同时,又把产业安全放在较为成熟的产业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产业组织理论、产业结构理论、产业布局理论和产业政策理论)框架中进行剖析和观察,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产业安全研究路径。一方面用产业组织理论、产业结构理论、产业布局理论和产业政策理论对产业组织安全、产业结构安全、产业布局安全和产业政策安全进行理论研究;另一方面,也试图说明产业经济学解释产业安全问题的有效性和局限性。基于此种路径的研究,本文创新性地提出了产业组织安全、产业结构安全、产业布局安全和产业政策安全等概
李冰晶[3]2007年在《建筑产业国际竞争力影响因素分析》文中研究表明随着我国加入WTO，我国建筑市场融入国际建筑市场，面对来自国际建筑承包商的竞争，我国建筑业面临着如何提高国际竞争力，获取和保持竞争优势的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就必须对建筑产业国际竞争力影响因素有明确的认识。本课题对建筑产业国际竞争力影响因素加以分析，希望能对我国建筑业如何保持和提高国际竞争力提供建议和理论依据。 建筑业作为一个不同于一般制造业的实物生产部门和不同于典型服务业的服务行业，具有其自身的特点。在充分考虑到建筑业自身特点的基础上，本研究运用对波特的钻石模型加以改进得到的适用于建筑业的竞争力六边形模型，对建筑产业竞争力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确定了竞争力影响因素分为内部因素(要素条件、人力资源、需求条件、企业决策管理、产业性质和政府)六个维度和外部因素(机会、文化和国际因素影响)叁个维度。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初步确定了各个影响因素(共48个)，并加以深入分析。同时，为了解决影响因素的重要程度如何的问题，以帮助决策者据此作出决策向着提高竞争力的方向前进，研究介绍了层次分析法用于本研究的具体做法。 作为对竞争力研究的补充，本研究还对建筑产业国际竞争力的衡量作出尝试——运用简化而相对有效的竞争力评价方法，采用美国《工程新闻报道》(Engineering News-Record)统计数据，得到我国建筑业国际竞争力的概况。并根据有关数据，对我国建筑业参与国际竞争的情况作了专题研究，包括供需模型、竞争态势及竞争优势模型分析。
田夏[4]2011年在《产业链组织结构对产业链技术进步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技术创新是产业发展、生产率提高以及人们生活水平提升的基本推动力,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决定性因素。在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下,产业链作为产业各环节间组织生产活动的联系方式,产业链的组织结构特征会决定产业链内部市场结构并进一步影响企业研发活动。因此产业链的组织结构如何影响技术进步的问题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研究。本文将产业链与技术进步理论相结合,以产业链组织结构为研究视角,对不同产业链组织结构下的技术进步情况进行分析,研究主要通过四个部分展开。第一部分首先在国内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基于“SCP”范式建立了一个“产业链组织结构一产业链市场结构一产业链技术进步绩效”的分析框架,阐述了本文的研究逻辑及方法。第二部分对产业链技术进步的概念和相关理论进行分析,重点分析了产业链技术进步的内涵、特征、驱动力及影响因素,明晰了产业链技术进步的动力核心在于垄断利润的获取,并提出内部驱动与外部驱动两种作用力,接着又进一步分析了产业组织、产业关联和技术溢出效应对产业链技术进步的影响,为之后的理论分析打下基础。第叁部分在前述概念的基础上按照产业链上下游市场结构类型设定了叁种产业链组织结构,从定性分析的角度运用边际分析法,讨论了叁种产业链组织结构下的厂商技术创新的动力与创新障碍,并结合技术扩散理论提出了产业链技术扩散模型,分析了不同产业链组织结构下的技术扩散情况。第四部分为实证分析,选取我国制造业中34个产业2006-2009年的数据,将产业按产业链类型划分后,运用数据包络分析(DEA)分析方法计算各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将其中技术进步因子予以提取,对比分析叁种产业链组织结构下的产业链技术进步情况。研究结论表明,在产业链单一环节中,垄断型环节比竞争型环节具有更强的技术进步动力与技术进步速度。技术创新能够在竞争型产业链环节中有效扩散,而垄断势力的增强会削弱技术创新的扩散能力。叁种产业链类型中,连续竞争产业链对企业技术进步的市场激励最低但技术溢出水平最高,企业创新动力不足导致产业链技术进步速度最慢。单边垄断产业链中垄断厂商拥有较强的技术进步动机与创新能力,但企业相互的学习能力与机会不足。双边垄断的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会在产品定价方面产生讨价还价行为,技术进步的收益由垄断环节双方经过博弈后共同获得,但厂商仍具有很强的技术进步的动机。通过实证分析的检验也进一步印证了前述理论部分的结论。
禹新荣[5]2010年在《县域经济产业竞争力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县域经济是中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在国民经济总量中占有重大比例,也是实现科学发展、协调发展的重点板块。发展与壮大县域经济关系到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伟大事业的进程与成败。发展与壮大县域经济的载体是产业,产业兴,则县域经济强。因此,在激烈竞争的市场环境中,提高县域经济产业竞争力是发展与壮大县域经济的必要手段和路径。在此背景下,研究县域经济产业竞争力的机理与动力,探索县域经济产业竞争力的一般规律和特征,提出县域经济产业竞争力提升的具体措施和建议,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基于竞争力理论、从中观的层次和产业的视角,首次完整提出县域经济产业竞争力的命题,对其基本理论、形成机制和评价体系进行阐述和分析,创新产业竞争力研究在县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模式,构建了县域经济产业竞争力轮动模型。在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前提下,强调人对经济活动的主动把握和组织管理,强化和改变内生变量及外生变量,可以增加或减少产业轮动力,为提升县域经济产业竞争力提供兼具理论价值和实际操作性的新方法和路径。首先,在界定县域经济产业竞争力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县域经济产业竞争力形成的理论基础,并创建了县域经济产业竞争力轮动模型。提出在市场需求环境和产业盈利能力背景下,受内外因素的影响,县域经济产业竞争力的轮动轨迹。其次,对产业轮动模型的影响因素进行定性与定量分析。提出资源禀赋是县域经济产业竞争力的基础、制度安排是县域经济产业竞争力的核心、发展战略是县域经济产业竞争力的关键、区域品牌是县域经济产业竞争力的优势、文化科技是县域经济产业竞争力的动力、政府管理是县域经济产业竞争力的保障等观点,对区域经济一体化、国家产业政策、行政体制改革和城乡协调发展等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第叁,基于县域经济产业竞争力的理论分析与轮动模型,构建了县域经济产业竞争力轮动模型的评价分析式和指标体系,提出县域经济产业竞争力轮动模型的主导产业评价观点。根据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统计数据,实证分析湖南邵东县域经济产业竞争力的动态变化,以及与中部百强、湖南省十强县、浙江义乌的差距与优势。认为邵东县域经济产业竞争力逐步提升,但速度缓慢,某些具体产业的竞争力呈下降趋势,县域经济主导产业不强。由于制度创新、发展战略和政府管理等因素而落后于中部百强、湖南省十强县与浙江义乌。最后,根据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的结果,提出提升县域经济产业竞争力的建议与对策。认为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统筹城乡发展、产业调整与国家“扩权强县”、“省直管县”等政策背景下,应强化战略的科学性和实用性,促进文化创新、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加快品牌建设,合理授权、放权与分权,提高政府管理能力,做强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提升产业竞争力,促进县域经济健康快速发展。
邱兆林[6]2016年在《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中产业政策的绩效研究》文中认为产业政策是市场经济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普遍采用的干预经济运行的手段,在各国经济发展初期,政府通过产业政策保护和扶植特定产业,对推动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政府相继出台了大量的产业政策文件,从产业政策的范围来看,制造业是政府实施产业政策较多的领域,可以说,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和制造业转型升级都是在产业政策的引导下完成的。对于中国产业政策的有效性,学术界一直存在较大争论,很多学者从中国产业政策的特征出发研究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认为中国的产业政策延续了计划经济时期政府直接干预经济的传统,阻碍市场竞争,产业发展滞后；也有学者认为,政府制定的产业政策对经济转型期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快速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本文认为,要对产业政策的绩效进行评价,需要区分不同类型的产业政策。根据1994年国务院颁布的《90年代国家产业政策纲要》中将产业政策划分为产业结构政策、产业组织政策、产业技术政策和产业布局政策,以及拉尔(Lall,2003)关于选择性产业政策和功能性产业政策的划分。我们界定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中产业政策的目标主要包括：结构调整、组织优化、技术进步和就业稳定四个方面,并运用理论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产业政策的有效性。最后基于实证分析的结论,指出了传统选择性产业政策存在的缺陷,以及实施功能性产业政策的政策建议。主要内容分别如下：第一,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分析了产业政策在制造业结构调整中的实施效果。根据耗散结构理论,产业发展的动因源自分工网络内部的自发演进,产业结构变迁是在市场条件下自发实现的,产业政策发挥作用的基础是市场机制正常运转,产业政策的作用方向与产业自身发展规律相一致。中国传统的“选择性产业政策”倾向于挑选规模较大且国有资本比重较高的特定行业进行扶持,这种选择性行为违背了市场规律,产业政策的效果往往并不理想。我们选取了2004—2014年中国工业34个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产业政策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把政府固定资产投资作为资本投入,政府研发资金投入作为技术投入,以要素投入倾斜来衡量产业政策偏向。结果发现,固定资产投资倾斜与行业产出增长率之间存在负向关系,政府投资倾向于规模较大且国有资本比重较高的行业,这些行业的产出增长率较低；固定资产投资倾斜对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改进有显着的正向影响,对技术效率的影响不显着,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主要得益于技术改进,技术改进则表现为对国外先进机器设备的引进,这主要是通过固定资产投资来完成的。研发资金倾斜对产出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都不显着,表明中国政府研发支出的利用效率较低1。第二,对比分析中国钢铁行业和家电行业的产业政策特征及产业政策的绩效。首先系统梳理了1994年以来的钢铁产业政策,分析产业政策的演变过程和特征,发现钢铁产业政策的最大特点是政府行政权力对经济的强势干预。通过测算钢铁行业的市场集中度和生产效率来反映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结果显示：钢铁行业市场集中度偏低,2012年钢铁行业的集中度CR4和CR10分别只有27%和45.9%；钢铁企业空间分布比较离散,各地区重复建设严重；钢铁行业的生产效率呈下降趋势,从2006年的0.617下降到2012年的0.586。中国钢铁产业政策失效的原因主要包括政策制定不合理和执行不到位两方面的缺陷：钢铁产业政策延续了计划经济的传统,政府选择代替市场竞争,不利于激励企业提高生产效率；地方政府对企业的直接干预,扭曲了企业的投资行为,导致过度投资和产能过剩2。作为对比,我们以家电产业的发展历程为起点,探讨家电产业政策的特征及其对家电产业发展的影响。总体来看,家电产业政策遵循了产业发展的客观规律,针对产业发展的特点采取扶植和诱导的政策手段。选取了18家家电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实证分析家电企业的市场结构和技术进步：首先,采用新实证产业组织方法测算家电企业的市场势力,结果显示市场势力溢价为0.842,说明家电企业不存在很强的市场势力,属于竞争型市场结构；其次,采用DEA-Malmquist方法测算了家电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结果显示,家电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高,这主要得益于技术改进,而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还不高。家电产业政策以优先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为前提,充分的市场竞争促使整个行业的技术水平不断提升,宽松的外部环境和产业政策的有效引导共同推动家电产业快速发展。第叁,基于行业和区域两个层面实证分析了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创新效率以及产业政策在促进技术创新方面的绩效。借鉴余泳泽(2010)的研究,价值链视角下,高技术产业的创新过程可分为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两个阶段,采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SFA)研究中国高技术产业研发效率和转化效率及产业政策的绩效。行业层面：2000-2012年中国高技术产业16个细分行业两阶段创新效率水平总体偏低,2012年两阶段创新效率分别为0.41和0.25,相对而言,研发效率高于转化效率；从动态趋势看,两阶段创新效率都处于不断提升过程,研发效率发展更快,2000-2012年研发效率的平均增长率达到8.36%,转化效率年平均增长率只有0.3%1。区域层面：2000-2012年中国23个省份高技术产业的研发效率总体偏低,转化效率相对较高,区域层面上两阶段创新效率与行业层面截然不同,说明大部分省份的高技术企业还不具备核心技术的研发能力,新产品销售的利润率较低,企业主要从事技术含量较低的加工组装工作,依靠资源和劳动力的低成本优势来获取微薄利润；分区域来看,不同省份研发效率差距较小,但转化效率差距较大,东部发达省份在成果转化阶段优势明显,北京、天津、上海、江苏、福建、山东、广东等省份的高技术产业发展较快2。我们用政府研发支出和知识产权保护来表示产业政策,实证分析产业政策和市场因素对两阶段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发现：政府研发支出和知识产权保护对两阶段创新效率都有正向影响,但政府研发支出的贡献度较小,知识产权保护对研发阶段创新效率的正向影响更大；比较发现,企业研发支出对技术创新的正向促进作用比政府研发支出的效果更大,市场竞争对两阶段创新效率的正向作用显着。因此,市场机制下,企业应该成为研发活动的主体,政府构建企业研发创新的激励机制,间接引导和鼓励企业创新,而不是主导企业的研发活动。第四,基于财政支出的视角分析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中产业政策的就业效应。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制造业转型造成经济增速下滑,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趋弱,稳定就业必将成为产业政策的重要内容。作为政府实施产业政策的重要工具,财政支出对就业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基于财政支出的增长效应和社会效应将财政支出分为经济建设支出、教育支出、技术支出和社会保障支出四类,理论分析不同类型财政支出对就业的影响机制。然后采用2007-2013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财政支出规模和结构对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财政支出对就业的影响存在滞后效应,滞后一期财政支出规模对就业具有正向影响；不同类型财政支出的就业效应差别较大,其中,经济建设支出对就业的影响不显着,技术支出只在当期对就业有正向影响,而教育和社会保障支出对就业的长期正向影响显着。因此,政府可以通过调整财政支出规模和结构来实现“稳就业、调结构”的目标,提高政府在教育、技术和社会保障方面的财政支出比重,改善教育支出结构、技术创新激励机制和社会保障缴费体制1。第五,在实证分析产业政策绩效的基础上,本文指出了选择性产业政策存在的缺陷,以及功能性产业政策的转型方向。选择性产业政策体现出政府直接干预微观经济、政府选择代替市场竞争的特征。随着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其阻碍竞争、创新激励不足和维系行政垄断等弊端逐步显现出来,制约了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长期增长。因此,适应于市场经济发展和制造业转型的需要,产业政策应该由选择性产业政策向功能性产业政策转型,形成竞争政策优先、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协调互补的公共政策体系。产业政策的作用范围应局限在市场失灵和社会服务领域,政策手段由直接干预向市场监管和间接引导转变2。
孙亚忠[7]2011年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政府竞争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竞争是广泛和全面的,贯穿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体育活动的各个方面。对竞争和竞争力的关注首先是从经济领域开始的,主要在经济领域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在非经济领域如政治和社会领域也存在竞争及竞争力问题,特别是作为特殊社会组织的不同政府之间也必然存在竞争,竞争不仅存在于不同国家的政府之间,而且存在于一国范围内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存在于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存在于同一级政府的不同政府部门之间。但与市场竞争理论相比,政府竞争的理论研究比较薄弱。此外,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不仅是世界各国企业之间竞争的过程,也是世界各国政府之间竞争的过程,因此,研究政府竞争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目前,政府竞争研究的理论成果主要集中地方政府竞争说和制度竞争说两个方面。鉴于目前国内外学者对政府竞争的研究状况,加上现实世界中影响政府竞争的因素非常复杂,既有经济因素,也有政治因素,还有社会文化等因素,因此,政府竞争的研究必须综合运用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行政学、管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构建政府竞争的一般理论。政府竞争是不同国家的政府或一个国家内部的不同地方政府,为吸引资本、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以及提供公共物品或公共服务,而在投资环境、政府效率、制度创新等方面开展的跨国界、跨区域的竞争。政府竞争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吸引更多生产要素的流入,通过生产要素的流入使政府能够获得更多财政收入,用以增加本辖区公共物品或公共服务供给的数量,提高本辖区公共物品或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增强国家和地区的综合实力。政府竞争具有与产业组织竞争或企业竞争不同的特点,分属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边界,但两者也有一些相同的特点,并存在密切的内在联系。激励和约束政府竞争的各种一般要素构成了政府竞争的一般条件,如政府具有独立的产权、利益和决策权利,并能分享竞争收益权；要素的可移动性以及经济的开放性,流动的收益大于流动的成本；不同国家或地区政府既有同质性,也有异质性。需要指出的是,制度变迁、经济分权、税制改革并不是政府竞争的动因,它们只是为政府竞争创造了条件,是政府竞争的一般性前提。其实,政府竞争的动因有内生性,政府竞争是政府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一种自觉行为,是政府对资源稀缺性的一种本能的利己行为,是政府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或区域竞争而不得已的行为,是政府对市场供求矛盾的本能反映,是辖区内选民的选票压力和政府的政绩考核压力促成的。政府竞争有利于促进政府不断学习进取,优化政府决策；有利于政治企业家的成长,不断实现政府制度的创新和优化；有利于提高政府效率,优化公共产品的供给；有利于保护产权,促进经济增长。但是,政府竞争失范和不当,也会产生恶性的税收、规制竞争以及贸易保护,而贸易保护造成了市场分割,严重阻碍了全球或全国统一市场的深化；扭曲了市场运行机制,使市场调节机制失灵,破坏了正常的市场秩序；导致重复投资,使资源不能在全球或全国范围内优化配置,实现全社会福利总量的最大化；增加了交易成本,从根本上损害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长远利益,削弱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政府竞争是全面和全方位的。从政府竞争的维度看,政府竞争有横向竞争和纵向竞争。横向和纵向的政府竞争,意味着任何一个政府机构与同级政府机构在横向的层面上展开竞争,同时这一级政府机构又与上级政府机构在资源和控制权的分配上处于相互竞争的状态。横向的政府竞争可具体分为不同国家政府之间的竞争、一国内部同级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同级政府职能部门之间的竞争；纵向竞争可具体分为上下级政府尤其是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上下级政府职能部门之间的竞争。从政府竞争的结果看,政府竞争有进取性政府竞争、保护性政府竞争、掠夺性政府竞争、破坏性政府竞争。从政府竞争的性质看,政府竞争有合作性竞争和非合作性竞争。从政府竞争的方式上看,政府竞争有直接竞争和间接竞争。政府竞争的领域也非常广泛,主要有产权界定和保护的竞争、公共产品供给的竞争、产业竞争、制度竞争、财政竞争等。政府竞争与政府竞争力是相互联系的,有政府竞争就有政府竞争力问题。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我们不仅需要研究企业竞争力,也需要解释为什么有的国家或地区的政府竞争力强,有的国家或地区的政府竞争力弱；或者什么样的政府能够具有长久的竞争力,什么样的政府一定不会有竞争力。政府竞争力最直观地表现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府能够持续地比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政府更有效地向社会提供公共物品或公共服务,并且能够获得自身持续发展的能力或综合素质。政府竞争力也表现为政府能创造一个良好的国家环境。每个国家或地区的政府或多或少具有一定的竞争力,但未必具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政府核心竞争力通常是政府所具有的不可交易、不可模仿、不可替代的独特的价值优越性和异质性,往往是难以进行直接比较和直接计量的,它可以成为政府竞争力中最具有长远性和决定性影响的内在因素。决定和影响政府竞争力的因素有关系、资源、能力和知识四个方面。尽管不同学者对政府竞争力的定位不同,但政府竞争力在国家竞争力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政府的各种政策直接影响国家竞争力,由政府主要供给的制度和创造的环境间接影响国家竞争力。政府竞争力是在政府竞争层面上某一政府所表现出的在政府结构、政府能力和政府执行方面参与竞争的能力,具体由公共财政、财政政策、商务立法、制度框架、社会框架五方面的竞争力构成。在政府竞争力的提升过程中,政府竞争力结构呈现出规律性的变化。评价政府竞争力,需要构建政府竞争力评价的指标体系。政府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需要运用政府竞争、管理、经济、社会发展的最新理论,去观察和测度各国、各地区政府竞争力的发展过程和趋势,遵循内在性和客观性、现实性和理论性、系统性和层次性、通用可比性和实用可操作性等基本原则。评价政府竞争力必须综合运用指数因素分析法、标杆测定评价法和内涵解析法等多种评价方法,综合采用各种评价指标体系,全面、系统、客观、准确地评价各国、各地区政府的竞争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竞争力在波动中逐步提高,特别是公共财政竞争力和财政政策竞争力具有一定的优势,但在制度框架、社会框架和商务立法处于劣势,尤其在政府透明度、腐败控制、政府监管、社会关系、社会管理、社会公平等方面的劣势明显,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无序也影响了中国政府整体竞争力的提升。总体上说,中国政府竞争力尚处于政府竞争力发展的初级阶段,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提升中国政府的竞争力,必须根据政府竞争力发展的一般规律来优化政府竞争,努力保持和充分发挥现有的政府竞争力优势,改善政府竞争力的劣势。为此,必须通过提升中国共产党的竞争力来提升中国政府的竞争力,而要提升中国共产党的竞争力,必须从根本上改革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调整和重塑党的执政理念,实现由直接执政向间接执政的战略性转变；必须解决政府职能存在的越位、缺位、错位问题,调整政府职能的界阀,重构和优化政府职能的结构,实现政府职能的社会化和政府规模的适度化,以降低政府成本,实现中国经济社会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必须遵循平等、自愿、互利、协商的原则,强化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开展地方政府在政策层面和功能层面上的合作,建立和完善地方政府之间的沟通机制、协商机制、协议机制、利益分享和补偿机制、监督和裁决机制,通过地方政府合作的多种路径来塑造整体政府,以消解政府竞争的负面效应,提升政府的整体竞争力。
朱丽萍[8]2014年在《中国电信产业技术创新与激励规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世界电信产业已经成为各国重要的基础产业，是体现一个国家竞争能力、创新能力的重要产业。与世界大多数国家电信产业发展水平相比，中国电信技术水平比较低，电信产业综合发展水平较低。本文研究的目的就是分析中国电信产业的规制体系中影响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并提出建立激励规制体系的建议。通过分析世界电信技术创新、电信产业发展水平以及各国电信产业的政府规制的发展历程，认为技术创新是电信产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电信产业的性质在技术创新推动下不断改变，从竞争到自然垄断，再到竞争。随着性质的改变，世界各国的政府规制也从加强规制、放松规制向激励规制转变。这种技术创新、产业发展、政府规制之间的作用关系，呈现出一种螺旋迭代的关系，因此，本文建立了电信产业螺旋迭代发展模型，以解析技术创新、产业发展、政府规制之间作用的机理。运用该模型分析中国电信产业，发现与发达国家以及世界大多数国家相比，中国电信产业是一种结构性规制，这种规制模式是在保持国有产权占主导地位的前提下，通过产业的不断重组加强产业竞争，却忽视了国有产权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作用，从而导致中国电信产业呈现出技术水平低下，发展落后，规制滞后的特点。落后的电信产业发展、技术创新水平不仅与中国经济大国的国力不符，更是会对中国的国际竞争力造成不利的影响。所以，根据本文提出的世界螺旋迭代发展模型，中国电信产业的结构性规制历程没有进入螺旋迭代发展模型的轨道。为了提高中国电信产业技术创新能力、产业发展水平，必须对中国电信产业的规制体系进行改革，建立一套适合技术创新的激励规制体系，以促进中国电信产业向正确的方向发展。本文提出的主要观点有：1.技术创新是电信产业发展的根本动力和原因。技术创新促进了电信产业的发展，不同阶段的技术创新决定了不同阶段的电信产业的技术特征与产业特征，从而使得电信产业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产业性质，如竞争、自然垄断、垄断竞争等，当电信产业形成自然垄断性质的时候，政府规制出现，构成技术创新的制度环境。2.世界电信产业的技术创新与电信产业、政府规制之间是一种螺旋迭代作用关系。技术创新在一定的规制环境下发展，规制成为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在规制约束下的技术创新推动电信产业的发展。电信产业由于成本的变化，性质也发生变化，政府规制就此做出相应的改革，以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改革后的规制成为下一阶段技术创新的约束条件，新一轮的技术创新又推动电信产业的性质发生新的变化，导致新的规制出现，由此，它们之间交叉迭代，螺旋式上升，形成螺旋迭代发展模式。3.中国电信产业的政府规制的模式是结构性规制。20世纪80年代，在技术创新的推动下，中国电信产业引入竞争，但在之后20多年来的规制改革中，中国电信产业的政府规制一直采取的是保持国有产权主导地位不变的前提下进行产业重组，是一种结构性规制，而不是螺旋迭代发展模式。结构性规制注重的是产业竞争，依靠竞争促进价格的下降和规模的扩大，而螺旋迭代发展模式是通过规制改革，改善电信技术创新的规制环境，以技术创新降低成本与价格，推动电信产业的发展。发展模式的差异导致中国的电信产业技术创新能力低下，产业发展水平落后，规制体系滞后于世界的发展。4.中国电信产业的规制体系不利于技术创新。中国电信产业的规制机构众多，都属于政府部门，规制成本较高，部门利益难以协调。进入规制是以国有所有制为主导的产权结构，并限制私人资本的进入；缺少实质意义的退出机制。这些规制措施导致电信运营企业缺乏足够的技术创新动力。不做调整的价格上限规制也对技术创新激励不足；结构规制下的国有寡头企业易于形成串谋。这些问题造成中国电信产业技术创新激励不足。本文的理论创新是：1.运用制度经济理论、规制理论、产业组织理论以及博弈论建立了世界电信产业技术创新、产业发展、政府规制之间的螺旋迭代发展模型。这一模型的建立，打通了政府、产业、企业叁个层面相互作用的机理关系。而已有的电信产业规制理论是从微观层面研究不同主体之间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展开的博弈关系，由于过于强调利益在各主体之间的分配关系，而忽视了技术创新这一重要推动力量与产业、规制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2.提出了中国电信产业结构性规制的发展模式。将螺旋迭代发展模型与中国电信产业发展路径相比较，发现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电信规制的实质是结构性规制，是一种体制内对产业结构不断调整的规制，以平衡各个国有运营企业之间的市场份额，这种规制模式只注重产业竞争关系，而忽视了规制对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中国电信产业结构性规制模式的提出，深刻揭示了中国电信产业规制与世界电信产业螺旋迭代式发展模型的差异，找到了中国电信产业呈现出技术创新能力不足、产业发展水平低下、政府规制滞后的原因。3.运用博弈论提出了国有产权下管理者技术创新的激励模型。螺旋迭代模型的理论与实证检验证明国有产权对技术创新是一种显着的负向影响，而中国电信产业规制与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差异就在于中国是以国有产权为主导，缺乏独立规制机构的规制体系。本文通过建立国有产权下管理者技术创新的激励模型，揭示出了中国电信产业技术创能力缺乏的原因。本文的实践意义是：1.建立的螺旋迭代发展模型勾勒出世界电信产业发展的规律，这一规律对于各国处理技术创新、产业发展与政府规制的关系具有指导意义。由于政府规制是技术创新的制度条件，而技术创新又是电信产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因此，政府规制必须消除阻碍技术创新的因素，建立有利于技术创新的激励规制体系，才能够提高电信产业发展水平。2.通过比较研究世界电信产业在技术创新推动、规制约束下的螺旋迭代发展路径，充分揭示了中国电信产业的结构性规制导致的政府规制、技术创新、产业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以及世界平均水平的差异，这种差异有助于政府、企业全面了解中国电信产业发展不足的表现。3.本文提出的中国电信产业结构性规制的观点充分显示了中国电信产业近20年来的产业规制与产业发展的特点。中国实施结构性规制的主要原因是要在保持国有运营企业地位的基础上，为了刺激产业竞争不得不进行的一种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的根源还是规制体系中保持国有产权主导制。所以，本文的研究为中国电信产业国有产权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4.建立了中国ICT产业的激励规制体系。体系中的八项规制内容是在现代激励规制理论与制度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的逻辑整体。建议尽快颁布实施规制ICT产业的法律《信息通讯法》，设立独立的规制机构；提出尽快开展国有产权改革；实施网业分离，批发环节的价格上限规制与零售领域的市场决定规制，建立技术创新的标尺竞争规制；运用公共利益规制理论提出了实施普遍义务规制与网络安全规制。这些建议对于当前中国电信产业规制体系改革具有实践意义。
黄建伟[9]2013年在《自然垄断产业的组织演化与规制调整》文中研究说明电信、电力、铁路、民航运输、自来水和燃气供应等行业,投资大、回报周期长,资产专用性强,沉淀成本大。通常这些产业还具有网络经济性的共同特征,在网络建成并投入使用后,生产企业的固定成本很高而边际成本极低,规模经济性十分明显,这样的产业常被称为自然垄断产业。为了防止垄断企业制定高于边际成本的价格从而导致生产的低效率和社会福利损失,对其进行政府舰制符合经济效率的原则。然而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都表明,产业组织自然垄断的性质本身不是固定的,而是不断演化的,当产业自然垄断的性质已经弱化为具备竞争产业的特征时,经济性规制的放松或退出也就成为可能。传统的自然垄断产业通常由一系列具有垂直关系的业务部门组成,产业组织自然垄断的性质演化往往不是整体性的,而是体现在垂直产业链的某些业务部门上。因此通过分析产业组织演化的规律,明确这些业务的垄断与竞争性质,并实施相应的分类管制政策就显得很有意义。民航运输业从整体上看是传统的自然垄断行业,但是从其垂直产业链的不同业务类型看,各业务的技术经济特征并不相同。本文将民航运输业分为机场服务业务、客货运输业务、空中交通管制业务、航空保障业务、航空延伸业务、航空器维修与培训等六个不同业务。对民航运输业的不同业务类型,应该考虑分业务类型实施不同的规制措施。本文第一章阐述了论文的选题背景和意义,在分析已有文献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本文的研究目标、思路和方法；第二章从产业组织理论关于市场结构演化的思想,演化经济学关于产业演化的相关理论,自然垄断理论本身的演化,需求和技术进步等影响自然垄断产业边界变化的实际因素等多个角度闸述自然垄断产业组织形态演进的理论依据：,目的存于考证本论文研究命题的科学性；第叁章主要闸述自然垄断和政府规制的关系,政府规制是自然垄断治理的各种可选方法中使用最广泛和最成熟的,但是却不存在完美的规制定价方法,引入激励机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传统规制的负效应。但是如果自然垄断产业或者其某些业务的技术经济属性已经演化,那么相应的规制措施应该被放松或调整；第四章通过规模经济等方面的实证分析,说明了航空公司客货业务具有一定自然垄断性,但是航空运输需求不断扩大、航空公司业技术进步以及替代竞争等因素,使得其自然垄断程度在弱化,与此相对应的是规制必须放松,并利用1986-2011年的中国航空公司业时间序列数据,检验了我国航空公司业放松规制的市场绩效；第五章阐述了机场的区域自然垄断性,总结了各国机场规制的内容和方法,通过一个理论模型分析了机场规制的福利效应,并在比较研究各国机场规制经验基础上,提出了我国机场价格上限规制的初步方案：第六章研究了民航运输业自然垄断和行政垄断的结合的复杂关系,利用层次分析法,通过建立评价指标体系,估算了民航运输业的行政垄断程度,并计算了2002年以来民航运输业由于行政垄断带来的福利净损失、总成本的增加和福利转移,据此提出了我国民航运输业行政垄断规制的思路;第七章提出了先重组后分类规制的基本策略,总结了五种重组方式的优缺点,分析了重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可以采取的对策,并从价格规制和进入规制两个方面分别提出了民航运输业各业务类型的规制改革思路。本文的研究思路和分析框架,不仅适用于民航运输业,对其它自然垄断行业的改革与发展同样具有参考价值。
王凤飞[10]2016年在《我国电子商务与传统商务协同发展研究》文中指出目前,电子商务作为我国一种新型的营销管理模式,其运行优势日益凸显,市场交易额突飞猛进,商业效率成倍递增,显示出强大的市场竞争力和发展潜力,深刻影响着经济的运行方式和人们的思维模式。然而,不容置否,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给我国传统商务的运行模式带来了剧烈冲击,严重撼动着传统商务先前“一家独大”的市场地位,双方的市场竞争空前激烈,因此我国电子商务与传统商务两者之间是合作还是竞争,以及合作或竞争的发展机理如何已经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要课题。论文以我国电子商务与传统商务的协同发展作为研究对象,基于宏观经济的视角,研究电子商务与传统商务两种模式的协同发展。通过考察我国电子商务与传统商务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联关系,寻求并论证电子商务与传统商务协同发展的必要性、两者目前协同发展的耦合度以及影响协同发展的具体因素,并对两者协同发展的实现机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首先,对我国电子商务与传统商务协同发展机制进行基本理论分析。论文综合运用竞合理论、耗散结构理论等来分析掌握两者协同发展在不同条件下涨落、突变、涌现的演化过程及实现机制。理论分析可得:电子商务子系统与传统商务子系统要素间的差异性互动关系是耦合互动的直接原因,两个子系统间的共同作用和相互作用是耦合关系发生的源动力,系统整体与外界能量流、信息流、物流的转换传递与交替循环是系统耦合的驱动力,而且,两个子系统的协同互融模式一定程度上又会加强系统间的联动传递效应。其次,对电子商务与传统商务协同发展的必要性从现实需求和博弈模型构建两方面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以电子商务与传统商务的发展现状为出发点,分析揭示电子商务与传统商务单独发展模式所存在的弊端和发展瓶颈,从现实需求视角论证了电子商务与传统商务协同发展的必要性。之后通过非合作博弈模型和合作博弈模型的比较分析,从实证角度论证了两者协同发展的必要性、可行性,并得出如下结论:如果电子商务系统与传统商务系统采取“排斥”策略,两者都不重视对方利润而进行独立发展,销量总量较协调行动虽有所增加,但相对应边际成本而言,市场价格降低,最终独立策略会因为利益对抗导致双方利益皆受损;而从长期发展的视角以及社会整体的协同角度出发,两种模式协同运作的获利均会高于系统自身占优的排斥策略所带来的收益。因此,电子商务和传统商务两者的市场行为是可以被协同和预期的,两者协同发展是必要的,并且是可行的。再次,构建了协同发展影响因素的Logit模型对两者协同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用户体验、商品定价、网络安全以及物流配送等方面都会影响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和偏好。因此,在电子商务与传统商务的协同发展过程中,应有针对性地对影响两种商务营销模式的显着因素进行宏观统筹协调、区别对待部署,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差异化、多样化的现实需求,积极构建实体与电商、线上并线下的全面、立体、协同的营销环境。随后根据系统间作用影响的强弱程度,论文将电子商务与传统商务的协同轨迹划分为叁个阶段:直接嵌入式的初级耦合发展阶段、交叉融合式耦合成长发展阶段和互促互补式的紧密耦合优化发展阶段,并运用灰色关联模型对目前电子商务与传统商务协同发展的程度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目前我国电子商务与传统商务的协同度仍处于嵌入式的初级阶段,双方并未实现全方面的合作机制。然后,论文对我国电子商务与传统商务的协同发展机理利用系统动力学进行仿真实验,仿真结果表明:电子商务子系统与传统商务子系统独立发展的各项指标仿真结果均不敌两者的协同发展模式,两者的整合协同发展模式不仅能有效优化配置社会资源,提高市场运作效率,而且随着时间推移,协同发展系统会显示出更加强大的正外部经济效应,从而实现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的双赢目标。最后,根据以上研究结论,论文对我国电子商务与传统商务协同发展模式的实现机制进行了探讨,并对电子商务与传统商务的协同发展研究进行了展望。论文的创新点主要有:(1)理论观点创新。论文提出电子商务与传统商务协同发展的动力是竞合关系,电子商务与传统商务的协同发展会经历竞争→合作→协调的协同过程;电子商务子系统与传统商务子系统要素间的差异性互动关系是耦合互动的直接原因,两个子系统间的共同作用和相互作用是耦合关系发生的源动力,系统整体与外界能量流、信息流、物流的转换传递与交替循环是系统耦合的驱动力。(2)研究视角的创新。论文基于博弈的研究视角对我国电子商务与传统商务协同发展的必要性、可行性进行了论证。(3)研究方法的创新。一方面运用灰色关联模型分析法对我国电子商务与传统商务协同运行程度进行剖析;另一方面运用系统动力学方法对电子商务与传统商务的协同发展进行仿真实验分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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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中产业政策的绩效研究[D]. 邱兆林. 山东大学. 2016
[7].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政府竞争研究[D]. 孙亚忠. 南京大学. 2011
[8]. 中国电信产业技术创新与激励规制研究[D]. 朱丽萍. 山西财经大学. 2014
[9]. 自然垄断产业的组织演化与规制调整[D]. 黄建伟.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3
[10]. 我国电子商务与传统商务协同发展研究[D]. 王凤飞. 中国矿业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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