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领导理论与实践中的创造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创造性论文,理论论文,领导论文,实践中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邓小平领导理论与实践的突出特征，是它的创造性。创造性，像一根红线贯串在邓小平领导理论与实践的方方面面，是领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宝贵财富，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领导科学需要深入研究的重要内容。
一
真正意义上的革命，是富于创造性的。
革命，一方面是“破”，即打破旧的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和思想关系，另一方面，是“立”，即建立新的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和思想关系。领袖和领导制度，处于这三重关系“聚集”和“焦点”上。因此，革命也包括领导关系的变革。革命，是“破”与“立”的统一。革命的本质是创造，而不是单纯的破坏。
革命与农民起义完全不同。农民起义并不建立新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和思想关系，它们甚至也不打破旧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和思想关系。农民起义受制于它的对象，而革命则超越了它的对象。革命不但超越它的对象，而且，还可以创造它的对象本来所不具备的更多的新东西。
在这个方面，中国革命所表现的巨大创造力是空前的。而只有像毛泽东那样富有这种创造性的革命家政治家，才是真正无愧的人民领袖。需要指出的是，有一种观点认为，毛泽东与中国革命是一种革命，但它只是某种传统主义的而不是现代的革命；它虽然曾经激烈地打破过旧的东西，但是，对于传统，它无可奈何，并且，最终不得不回归传统并停留在其中。这种观点是不能接受的。
这是因为，中国革命所走的道路，是通过革命实现现代化的道路，通过革命实现现代化，首先是实现政治现代化；其次，是为经济社会的现代化创造条件。革命，是现代化的一种形式。中国革命，是现代性的，而不是传统性质的。在这个方面，与其说中国革命停留在传统中，不如说它创造了新的历史，从而延续了传统，又成为这个传统的一部分。
但是，同时也应该指出，革命，典型的，是关系与关怀取向的关系，主要是人际关系的，包括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关怀，主要是社会与其自身的关系，是思想关系。但是，革命几乎不涉及社会与自然的关系，不涉及生产力的发展和财富的增值。革命对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和思想关系的调整和重塑，为生产力的新的发展，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更大的空间与前景。这是革命区别于其他社会变革的另一个可贵品质，也是革命最大最根本的优势。但是，尽管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和思想关系有优越性，然而它们本身并不是生产力。优势，还只是一种潜能。
特别是，在革命热情的尽头，往往伴随着乌托邦的幻灭。这时，才似乎是突然地发现，革命并不带来财富的增值。革命本身不但需要“成本”，而且，不可避免地，还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因此，对革命的真正考验，往往是在革命的后期。“大革命”的悲剧，在历次“后革命的氛围”中都曾经反复出现。悲剧，一方面是因为革命本身的创造力没有得到实现，丧失了活力和吸引力；另一方面是因为革命本身的破坏性倾向丧失了控制。因此，为实现从革命向发展的转变，为避免悲剧性的后果，在革命的后期，需要更为巨大的政治创造力。
二
首先需要的是一种历史的创造性。
历史的创造性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正确对待党的领袖与历史。
在这个问题上，往往有两种极端的倾向。一个倾向是全面继承，如像华国锋那样“两个凡是”。另一个倾向是全盘批判与否定，如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全面继承，实际上延续了个人崇拜。全盘批判，实际上是以为打倒了被崇拜者，个人崇拜就不会存在了。两种倾向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它们都缺乏创造性。
在这个方面，《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继承、发扬了毛泽东思想。这种做法，超越了两种片面倾向，继承之中有否定，否定是为了更好地继承，体现了政治继承中的创造性。它把政治继承及其合法性问题，与政治领袖的个人问题，例如领袖个人一时一地的言论、主张和看法，区别开来。不但如此，它还把合法性问题上升到思想与理论的高度，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实质与历史要求这个角度解决问题。这样来解决合法性问题，本身也就顺理成章地解决了政治继承和从上一代领导到自身的连续性问题。这一做法表现出了解决政治继承与合法性问题的现代意识和政治智慧，表现出邓小平高超的领导艺术。
第二，正确对待自身的领导权威和自身的个人崇拜。
就领导者这个方面来看，领导权威，首先来源于领导者及其领导活动中的创造性。就干部群众方面来看，也需要他们对领导者及其创造性的服从与认同。或者说，正是因为领导人及其领导活动富有创造性，所以，干部群众对他才有服从与认同。领导人越是富有创造性，他的创造性越是巨大和影响深远，干部群众对他的服从与认同，就越会得到鼓励和发展。因此，当领导人确实经受了考验，真的表现出创造性的时候，干部群众对他的服从的认同——即使这种服从和认同发展到崇拜的程度——也就具有了真实的和合理的基础。它无可厚非。
特别是，在危机与转折关头，那些确实表现出创造性的领导人，就更容易在广大干部与群众（如果说不是在作为当事人的领导集体内部中）发展出对他的个人崇拜。如果那个在摆脱危机已然表现出创造性的领导人感到需要和鼓励个人崇拜的话，那么，这个结果不但必然会产生，而且，必然会提前产生。因此，虽然破除了对前任领袖的个人崇拜，但是，在有着个人崇拜背景，特别是，在前任的个人崇拜才刚刚过去不远的情况下，群众的心理惯性、它对崇拜的需要，仍然是严重的，其惯性为量也是强大的。在这种情况下，新的领导人提倡什么，尤其是，他如何对待自身的领导权威，都是十分敏感的。
对待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是一个考验，对待自身的领导权威，对待对自身的个人崇拜，更是一个考验。对待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是个人崇拜问题上的“破”。对待自身的领导权威，对待对自身的个人崇拜，是对待个人崇拜问题上的“立”。如果说破除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还不足以确立什么东西的话，那么，邓小平积极提倡破除对自身的个人崇拜，他在这个问题上的彻底性，完全可以说开创了全新的局面。
第三，把革命热情引导向建设与发展的领域。
首先是，要能够有效地制止革命热情的衰退与减弱。其次是，当革命热情还保持在一个较高层次的时候，把它引导到新的方向和新的领域。革命所涉及的，主要是“人际关系”的领域。建设与发展所涉及的，主要是社会与自然关系的领域，是发展生产力的问题，是“人事关系”的领导。新方向和新领域，主要是发展生产的领域。转变不仅仅是一个历史阶段的问题，也是一个类型转变的问题。
在党的历史上，这个转变是从“八大”开始的。但是，从1956年到1976的20年，这个转变很曲折。1976年以后的两年，还处于徘徊之中。这里，首先有一个把握“时机”与“机遇”问题。如果不能适时地实现转变，当热情减退到低点的时候，不但难以很好地实现转变，而且，这个减退还会危及到对已经建立起来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和思想关系的优越性、合法性的信念。在这个方面，邓小平为实现工作重点转移的政治敏锐性，力挽狂澜开辟新方向、新领域的气魄与能力，都表现出了巨大的历史创造性。
第四，积极引导群众心理。
个人崇拜不仅仅是领袖个人的问题。根本上，它是群众心理的问题。破除个人崇拜，拒绝个人崇拜，其意义不仅仅在领袖个人品质的高尚，而更在于引导群众心理的历史转型。虽然说群众心理的这个历史转型是一个漫长的进程，但是，把它从对革命领袖的崇拜扭转为对发展的投入，这个开创性的进程，是从邓小平开始的。
对于群众心理的历史转型来说，把革命热情引导和转变到发展的领域，这还只是外在的任务和时代的要求。破除和拒绝崇拜，这还是就领袖个人方面来看问题。而破除群众的崇拜心理，把它引导向对发展的投入，则深入到内在的心理类型的转变。比较起来，只有完成了这个深层次转变，历史性的扭转才有了坚实的基础。
三
邓小平领导理论与实践中的创造性，更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从关系与关怀取向的领导活动到任务与成就取向的领导活动，不仅仅是不同的历史阶段的问题，前者也不仅仅是后者手段。更为主要的是，关系与关怀取向的领导活动，与任务取向的领导活动，还是完整的领导活动的价值相等的双重目标。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又面对着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需要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在领导工作中，创造性体现在领导工作不但要勇于，而且善于和能够谋求矛盾对立的两个方面的统一、协调和转化。邓小平新时期的领导理论与实践，充分地体现了这种把对立的方面统一起来的政治创造性。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长期被认为是对立的两极。传统上，这个两极被认为是不能统一的，而且，双方谋求统一的努力，在理论上，特别是在实践上是不成功的。但是，邓小平成功地实现了二者的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理论上，特别是在实践上，是一个空前的创举。
这个创举的重大意义，在多方面的比较中，表现得很突出。我国历史上的“义”“利”之辩是一个“老大难”问题。我国的近代化转型之所以是失败的，根本上是因为，无论是什么政治派别，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它们为“义”“利”关系所提供的解决模式，模仿与沿袭的成份多，“独立自主”的和创造性的成份少。前苏联的失败，也可以归结为它在处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这个根本问题上，缺乏创造性。“市场经济”在西方已有了三四百年的历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可以说都改变了这个历史。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统一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密切相关的。“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基本路线。要搞现代化建设使中国兴旺发达起来，第一，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第二，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我国方针政策的两个基本点”。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这两个基本点是相互依存的”、“相互关联的”[1]。两个基本点（改革开放、四项基本原则）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两个方面是相对应的。两个基本点的统一，不纯粹是理论上的问题。十五大报告指出，两个基本点的统一，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必然要求“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邓小平那里，“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不只是针对个别问题、具体问题，而是全局性和一贯的指导思想。“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首先是要反“左”防“右”。同时，要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社会治安；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
“特区理论”、特别是“一国两制”的提出，在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处于低潮的时期，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大国领袖的政治创造性。“一国两制”的提出，不但改变了资本主义一贯坚持的“实力政治”传统，改变了传统政治学“国内”“国外”的概念，而且，在建构后冷战时期国际经济政治新格局方面，都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在这些方面，我们看到，台湾方面和国际社会，并没有提出什么真正具有创造性的、可以与“一国两制”构想相媲美的东西。
四
革命对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和思想关系的重塑，发展对社会与自然关系、对发展生产力的关注，都是某种“外部”的领导活动。它们较少涉及，事实上也不可能专注于领导制度自身的建立与适应性调整。比较而言，领导活动自身方方面面关系、特别是领导制度的调整与建构，总是相对匮乏的，也是相对滞后的。
这里，可能存在着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领导制度没有建立起来，或者已经建立起来，但是，制度化的程度不高。第二个问题是，已经建立起来的领导制度，表现出某种不适应。不适应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革命所创造的制度不适应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是革命家和政治家个人的超凡魅力，延缓了领导体制本身的变革与转型。
不能说毛泽东的领导是缺乏制度建构的。毛泽东式的领导制度，既是高度“革命化”，也是高度“人格化”和情感取向的。就这个制度本身来看，也不能说它是好的或不好的。但是，对于以发展为目标的时代来说，它是不适应的。另一方面，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也阻碍了领导体制自身的变革。
邓小平关于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指示，就是对领导活动内部关系和自身建设的关注。我们可以看到，调整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和思想关系，这是调整人与人的关系。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对社会与自然的关注。从这两个层面，到对领导活动的内部关系和自身建设的关注，这既是逐渐深入的，又是顺理成章一脉相承的。
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指示，并不否定领袖和领导人的重要性。我们可以注意到，1980年，邓小平提出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而在此之前和在此之后，邓小平是始终强调领导人和选拔领导人的重要性的。
通常会有一种观点，认为邓小平强调的是领导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因此，只要有了好的制度，就足以解决问题，领导人是无所谓的。这是一种片面的观点。当然，从历史上看，有一个从领导人到领导制度的转变问题。在这个转变中，自觉推进从人治向法治转变的伟人的作用，是难得的和不可取代的。但是，从理论上看，领导人与领导制度是同样重要，二者都不可或缺。即使是有了好的领导制度，领导人仍然是不可替代的。在这个方面，邓小平领导思想与实践的创造性体现在，他强调的是领导人与领导制度的并重，而不仅仅是领导制度的重要性。
从历史上看，我国的现代化，基本上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社会转型。这是一种通过革命实现的现代化。通过革命，率先实现了思想文化和政治制度两个层面的现代化。但是，正因为如此，这种现代化与社会转型，存在着自身的独特问题。问题主要有两个：
第一个问题是，生产力层面的现代化，可以说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第三波”或者说“第三关”，也可以说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最后一关。这个层面的现代化，需要实现社会与自然关系的彻底转变。所谓彻底，有两个含义。一是生产力（包括科学技术和社会财富）的高度发达，二是重建社会与自然的和谐。
这两个目标是矛盾的。但是，它们必须实现。否则，不但一二两个层面的现代化最终缺乏基础，而且它们可能功亏一溃；不但“第三波”的“闯关”归于失败，而且，甚至于整个现代化的努力都有走回头路的可能。而一旦走回头路，那么，革命对农民起义的超越，就有可能最终流产；通过革命实现现代化的努力，最终也可能付诸东流。
第二个问题与第一个问题紧密相关。“第三波”现代化中的双重目标和二难情景，必须得到创造性的转化。惟有如此，领导体制本身的变革，才成为至关重要的。“通过革命实现的现代化”所发展出的政治制度、特别是领导制度，是高度“革命化”的。这是一种“战时体制”。因此，如何坚持、改革和完善这种体制，以适应“第三波”的闯关要求，并最终实现这个现代化，是性命悠关的问题。
最终实现现代化，需要在两个方面努力：内部必须变革领导体制，外部必须闯过第三关。而内部的变革与外部的闯关，实际上正是一个问题：那就是创造性地回应挑战。
五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就指出，“在我们党的一切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都是坚持了一般和个别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原则的。实现这两种结合，需要我们党的领导干部在实际工作中自己用心去思索，发扬自己的创造力”。[2]
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更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所必须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虽然我们已经说过都不是什么新问题，但是这些原则在目前的新形势下却都有新的意义，都需要根据新的丰富的事实做出新的有充分说服力的论证”。“这是一项十分重大的任务，既是重大的政治任务，又是重大的理论任务。这决不是改头换面地抄袭书本所能完成的工作，而是需要费尽革命家心血的崇高的创造性的科学工作”[3]
邓小平在评价自己的改革开放事业的时候曾经说，国外有人说我主张改革开放，是改革派。在这个方面，我是改革派。但是，如果说主张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所以，比较准确的说法是我是实事求是派[4]。通常有一种看法，把实事求是的“求”看作是一种创造性的认识活动。但是，实事求是所体现的创造性，恐怕不仅仅是认识上的，更是实践上的。只有实践上的实事求是派，才是真正的实事求是派。
十五大报告指出，邓小平理论是“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的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又是需要从各方面进一步丰富发展的科学体系。“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统一，“贯通”三大领域和“涵盖”十个方面，都需要巨大的政治创造性。我们看到，邓小平的领导理论与实践，正是在这些方面体现了伟大的创造力。
作为富有创造性的政治家，邓小平是伟大的。邓小平以自己的伟大开创了新局面，更以自己的伟大开创了平凡的局面。邓小平把伟大还原为平凡，也把平凡上升为伟大。邓小平既是伟大的，又是平凡的，是平凡的伟大和伟大的平凡。甚至于，邓小平朴实无华但是百折不挠沉稳坚毅的小个子形象，也恰好是伟大与平凡的最好象征。
马克思在评价文艺复兴时说，那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马克思的这个评价指出，各方面的人才、包括领导人才的供给，是按照时代供给和集体供给的。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从那时以来，东（日本）南（亚洲四小龙）西（欧美）北（前苏联）中（中国）的每一次现代化进程，始终都是随着各个领域的巨人、特别是创造性领导人才的不断涌现的。危机与挑战，促成了人才辈出、群星璀璨的局面。
前苏联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努力，最终还是失败了。而中华民族的复兴与现代化，已经历史地和现实地摆在了我们面前。按照马克思的分析，这是一个需要人才的时代。在邓小平奠定的基础上，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可以相信，我们这个时代不但将是一个产生巨人的时代，而且，更是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璀璨的时代。一个富有创造性的时代，一个把平凡的创造性上升为伟大的时代，也就是一个复兴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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