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世界文学与“他者编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界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当今的所谓“世界文学”是以西方文学的价值标准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在这一体系中，第三世界文学被西方的“他者”进行“编码”后，便常常被加以扭曲或变形地理解。这种被“编码”的境遇使得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学都有脱离过去传统、失去民族特性的可能，从而也加剧了其边缘化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第三世界的文学家们要想改变现状，就必须通过对“他者编码”的具体分析而采取一种开放的、适合本民族文学健康发展的文化策略。
有一句名言是“科学无国界”，如果这句话是正确的话，那么下面一句也该同样是正确的，即“文学有国界”。
从逻辑上分析，“科学无国界”表明了科学的客观性和中立的态度，它并不向某一国家的社会制度、文化类型有所偏倚，如自由落体的公式是“9.8米／秒[2]”，光速约等于每秒30万公里等，这都是由实验得出的结果，并不具备什么文化上的和意识形态上的意义。反之，文学则不然，岳飞的《满江红》是爱国词作，但对当时入主中原的异族来说，听之却有芒刺在背之感。《鲁滨逊漂流记》在英国乃至整个欧美文化中都是一种正面意义的作品，但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它体现了歌颂早期殖民者的意识，对于那些争取独立的殖民地的人民来说，它可能具有负面性的意义。
有国界的文学随着世界各国交流的扩大和拓展，也就有了相互的融合和吸收。上世纪歌德曾富于预见性地指出：
所以我喜欢环视四周的外国民族情况。我也劝每个人都这么办。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①
歌德在这里所说的“世界文学”主要是指的各民族文学相互影响、借鉴、吸收之后形成的新形态的文学，但这只是歌德所提出的理想或设想，而实际的状况则是，所谓的“世界文学”确实是在今天降临了，但它主要是将处于文化优势地位的文学扶上“世界文学”的宝座，而其它国家的文学则处在它的外缘，形成众星拱月的局面。也就是说，其它国家文学发展的现状、水平等，要由处在中心的“世界文学”的角度来评价它，这样的一些文学缺乏了自身形成、发展时所酝酿出的那套美学标准，它们被“编码”到“世界文学”的总格局上。
一般来说，被编码的文学是那些处于经济上、文化上相对弱势的第三世界国家，而编码的主体则是处于相对强势的欧美诸国。不过也不容忽视的是，由于文化是可以渗透、可以整合人的心理和行为的，所以也有另一种状况是，将本国文学编码到实际上是由别国文学为基本内核的“世界文学”中时，操作者其实就是第三世界国家自己的文化人和知识精英，他们在创作出本国文化的精神产品，为丰富本国文化而作出贡献的同时，也消解了本国文学的特性，这一状况的出现，更加深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学被编码的命运。
这里有必要对“他者编码”的含义作一说明。编码本只是计算机操作上的术语，是指将信息运算对象改换成某一数码、符号以输入计算机运算的行为。将其引申，则社会行为中许多方面都是被编码的，如商品被编码在货架上，图书被编码在书橱中。就连人自身，也是作为某国公民、某一职业者，某一党派成员等被编码的。问题是这种编码应是“我”来进行，或依照我的需要、我的要求来进行，就象房间的布置要依居住者的需要、爱好一样，如被他人安置在当事人并不惬意的布局中，房间使用起来就可能有不便之处。“他者编码”的状况与之相似，第三世界的文学被西方的“他者”编码后，往往被置于一个只是西方文学的幼稚阶段或相近层次的地步。黑格尔将艺术和审美活动分为三个阶段，在欧洲文学以外的东方文学艺术就被当成了欧洲文学的预备阶段②。这样来认识欧美之外的第三世界文学，显然是以“科学无国界”的眼光来看的，简单地以为文学上有着同科学相似的线型进化轨迹，其悖理之处在今天看来是显见的。简言之，“他者编码”的症结不在于编码，而在于是以“他者”的眼光来加以编码，它在文学上有若干具体表现。
以上，只是我们对此问题研讨的一个引子，目的只是提出观点，那么下面我们则将问题引入具体研讨。
一、文学状况的人妖化
人妖，是指某些东南亚国家的一种男妓。他们或是出于同性恋的心理，或是出于对金钱的需求，将自己男性的生理特征加以掩盖，而换之以女性的装饰、语气、姿态和社会角色出现，有时，他们甚至也施行变性手术。
所谓“人妖化”，这其实是一种引申的说法，并不是指文学有色情之类的描写，而是指文学在展示自己的面貌时，出于各种不同的动机，将自己本来的面貌加以扭曲化的表现。这在一些论者对张艺谋电影的评析中有所涉及。早在张所执导的《红高粱》中就已初现端倪，如在颠轿、高粱地野合等场景的渲染，至于在后来《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电影加入了小说原来中并没有的挂灯的描写，以及剧中多次出现的捶脚的细节等。这里看似写的一种民俗，其实是一种伪民俗③。当然，仅仅从艺术有权对于生活原型加以虚构来说，它也有成立的理由，但问题在于，我们如结合到一个背景来看就可以见出问题的实质。
曾有一个美国学者到中国，对于一位中国作家在小说中描写的都市化生活提出了批评，认为它过于“西化”了。这位作家很不服气，他说，那么我们出去看看，至少在北京主要的商业闹市区，在晚间灯海的映照下，是不是有一种大都市的气氛，美国学者点头称是。但他指出，这样的描写怎么能让欧美读者相信这是中国呢？写中国似更应在田园、山村生活上入手才能打动欧美批评家和读者。这里，我们可以读到一个对话的潜本文、潜对话。即中国作家认为中国是一个广大的多层次的社会，其中有些生活侧面已有着向欧美“城市病”靠拢的趋向，文学应该、也可以对这一生活层面加以叙写。而美国学者指出了中国在欧美读者那里是被编码到纯粹的农业社会中的，至于描写的这一农业社会的状况有多大真实性则尽可不论，因为欧美读者并无深入了解。因此，中国文学要“走向世界”，并不是走向一个大同化了的、对世界各国都是中立的平等的世界，而是在很大程度上被西方他者编码了的世界。张艺谋影片的成功就在于他找到了这一编码的秘诀。真正的农业社会的中国可能并不能引起西方兴趣，而只有经过改装，“人妖化”之后才有更大的魅力。其实，在这一编码中，中国是被放在与非洲黑人、印第安土著文化较为靠近的位置上的。在这一编码系统中，只有经过了“人妖化”的处理，使中国的生活更象土著人那样充满了神秘性，才会被认为是具有较大艺术魅力的。
“人妖化”在文学中的表现并不象电影那么明显，因为文学毕竟是语言艺术，它的读者首先是面对的作者母语的公众，而对外国读者则需要翻译。但是，如果我们留心观察的话，那么也是可以发现其表现的。这里既有各种艺术相互影响的作用，如电影的走向世界会给文学的走向世界起到示范作用。同时，作家的创作只有在向他者编码的文化格局认同时，其作品也才容易被普遍的文化风尚所认同。美国学者斯塔夫里亚诺斯在论述西方的文化帝国主义或新殖民主义对第三世界文化影响时说：“跨国公司对人民思想的影响比他们自己的政府和学校的影响还要大些，结果之一便在第三世界人民中造成千篇一律地把白肤金发蓝眼的男男女女描绘为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享受者。这种‘皙白就是美丽’的广告不可避免地加强了人们的自卑感，这就是殖民地心态的实质。”④可以说，作者创作出被人普遍看好的作品，就面临着这一文化的压力。
二、文学发展的“过继化”
所谓“过继”，即是指某一方父母将其子女交给另一方抱养，以另一方作为子女的父母。在考察文学发展的时候，与此类似的状况也是存在的，即后来阶段的文学本来应是从前一时期文学承继而来，或者就确实是从前一阶段承继而来的，但在认同自己的师承渊源关系时，后来阶段的文学常常是以旁一文化圈的文学作为自己的师承对象。“过继”本应是父母交出子女给对方，而这里则是后来文学的子女自己去改换门庭。
这里可以从对“五四”新文学的评估来作一分析。周作人曾经作过总结说：“我已屡次地说过，今次的文学运动，其根本方向和明末的文学运动完全相同。”⑤应该看到周作人这一评断并非毫无道理的空论，明末文学的革新意义就在于，它将传统的“诗教”为中心的文学观移换到了当时市民社会的视角上，并且明末文学在表达上也常常有着人的觉醒的主题。再者，明末开始崛起的长篇小说所用的白话也恰恰是“五四”新文学在文体革命中所认同的方向和目标。问题在于，本世纪初已毕竟不同于300年前的明末时期了。在这后来的时段里，中国已由纯粹的封建社会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社会的中心价值体系已由对封建文化的赞同和维护转化为对它的否定和摧毁，在此背景下，五四运动在文化上是标举代表近代文明的“德”“赛”二先生，在文学上也就顺理成章地以西方中心的文学体系作为自己的认同目标了。所以，郁达夫持与周作人完全相反的见解，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现代的小说，实际上是属于欧洲的文学系统的。”⑥在这里，实际上中国现代文学是已经“走向世界”了，但这个世界不是一国一票的“联合国大会”，而是由大国决定世界格局的“雅尔塔会议”。在这被编码好的格局中，中国文学理所当然地处在学习、模仿、借鉴别国文学的边缘的位置上了。
这种过继的现象除了直截地以西方文学为自己的楷模外，拓宽视野来看，则有时反其道而行之的标榜国粹也是另一种形式的过继。譬如，在对东方文化传统的评价上，继激进主义的否定派之后，又有一种逆流而动的肯定派，他们的理由之一就是，象西方的海德格尔、汤因比、萨特等人都极力推崇东方或对东方文化表现了浓厚兴趣，如果我们反而批判自己的传统就是数典忘祖。这一持论的正误在此不论，但从持论基础来看，它也无疑地把价值衡量的砝码设置在了“西方”。有这样一个说法，“传说张大千去找毕加索学画，毕加索也说，你到巴黎来做什么？巴黎有什么艺术？在你们东方，在非洲，才会有艺术”⑦。我们可以暂且不去考察这一传闻的真伪，只是将其当做一则寓言来看待，那么就可以看到，实际上对国粹的标榜本身也是可以被纳入到“过继”模式中去的。就是说，你如果简单地抛弃传统而去师承西方老师，那么西方这一老师也最多是收教了你一个学生，而老师通过你带着传统并又遵循师训，那么，老师就等于是还顺便臣服了一种外部传统。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悖谬的现象，即在西方文化成为“世界文化”的当然代表时，顺从他的秩序安排者，遂成为他的学生、奴仆、代理人；而不顺从他的秩序安排，不愿意进入它已规定好了的世界文化的格局中时，则这一不顺从本身也可被纳入到它的既定秩序中。如拉美文学中以加西亚·马尔克斯等人为代表的魔幻现实主义一派，它确有不同于欧洲文学的特殊性，尤其是它融汇了当地印第安土著的神话和文化观念，但问题是欧洲文学（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文学可纳入到该系统）在成世界文学的核心时，它并不需要各国的文学都简单在皈依它，如果有不同于它的表达的文学，而这种文学又在欧洲文学的眼光看来是一个“The Other”（他者），那么由此形成的二元对立的格局反而更有助于巩固欧洲文学的核心地位。在此二元对立格局中，别国文学的纵向继承关系被抹掉了，凸现的只是他们在欧洲文学的影响下所形成的自己的特色。这是一种并不需要征得当事人同意的过继，而且提出这一要求的也并不是当事者自己的文化父母，而是西方文化的强硬索取。
三、文学理论的转轨化
各国的文学，乃至各国的文学理论都有自己不同的发展轨迹，而在当代西方“他者编码”的趋势中，则是有着一种各国的文学理论都要与之并轨，即别国的、第三世界本土的文学理论向它的方向并轨的趋迫力量。
也许，在有些论者看来，文学可以是有地域性的、民族性的，文学理论则应有世界性，即文学理论应是作为一种“科学”，它无需强调自己只关注某一类文学，只适用于观照某一类文学。其立论的依据在某种程度上还是“科学无国界”，推广一步即“理论无国界”。
其实这里存在着某种误解。新批评派的瑞恰兹曾说过，“语言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用法”⑧，即一种是认知的或陈述的语言，如指称一支笔、一页纸的名称；另一种是情感性、评价性的语言，如美、丑、善、恶等等。推广一步来看则理论的状况也有类似处，自然科学的理论是陈述、认知的力量，基本上不存在情感性、评价性的东西，而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领域则有很强的情感、评价成分。如“禁止偷盗”在各时代、各社会中都是一条法学的原则，但这一原则对每个人并不都是等值的。对一个勉强糊口者来说，他可以自信偷窃者一般不会觊觎他的那点财产，一个百万富翁则可能为财产的防盗殚思竭虑，防盗、止盗的法律条文显然给了那个富人更多的安慰和保障。这一法制在其自身来看可以没有多少情感评价特性，但它的效用上却有该种特性。
文学理论上实际存在的多轨状况是对文学多样化的直接反映。以中国文学来说，中国文学在最初就是“诗”，而这种诗的定义，是“诗言志”、“在心为志，发言为诗”⑨。这个“志”又有严格的内涵界定，并不是诗人的任何思想感情都有同等的表达权力，它应该是同“修齐治平”的人伦理想相连的，就象孔子所说的，它是“迩之事父，远之事君”。⑩在这种标榜主体表现的文学思想引导下，如果诗人缺乏自己的真实体验而只是单纯地以诗体形式来表达思想，就可能成为缺乏艺术魅力的劣作，它必须强调诗人的全身心的投入，在主体表现中实际上是将主体融入到所表现的题旨中的。所以中国的文学理论在说明文学鉴赏时是五觉并举，尤其是对“味”的推崇，所谓妙味、至味、余味等，都是对文学肯定性评价的用语。
反之，欧洲文学在缘起时就“诗”、“剧”并举，诗以史诗为主，它的叙事性大于抒情性，剧同样是以叙事作为表演的主线，这样就必然更多地强调艺术的认知作用。在这种认知性作用下，文学创作主体一方面确实也要求有投入感，另一方面也还要求保持充分清醒的理智，所以创作主体并不融入到创作题旨中。西方文论对于审美鉴赏则只看重视、听途径。古希腊哲人希庇阿斯说：“视觉和听觉所欲悦的东西，应该说是美的东西。”(11)而嗅觉、触觉、味觉最多只有辅助性作用，或者干脆被排除在审美体验的范畴之外。
在这中西文论的差异对比中，西方是强调由视、听二途通达理智—大脑，实际上它是一种可以言说的、可以转述的内容。中国则是五觉皆可，尔后却通达一个更高的知觉一“心觉”。孟子曾说“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12)，荀子则说“心统五觉”(13)。它可以涉及理智，但还包括了不能言说，意会后难以转述的东西，所以中国古代文论中一些基本范畴，诸如气、神、韵、味、骨、力之类，虽有词义不明确的缺点，但又可以看出它又确实具有解说中国诗画时贴切生动的明显优点，如果真要下出一个严格定义，则可能定义显得牵强，或者并不能很恰切地说明作品和鉴赏体验。
关于文学理论转轨的状况，这里只需举出一个根本性的方面，即文学理论作为教科书的内容，那么教科书就要求定义明确、体系严整，理论可以简化为基本的“公式”等等，这一路径是理科教学必须的，这一“必须”就也辐射到了理科之外的教学领域。显然，气、神、韵、味等概念在满足教科书要求上有不及典型、形象、思想性、风格等概念的状况，西方文论的体系化、逻辑性也有便于讲授的长处，因此，尽管有人呼吁文学理论要体现出民族特色，要能吻合本民族文学的传统，但这一吁求是很难奏效的，因为在理论思维的模铸下，人们看待文学的方式已经转轨，而且似乎还难以逆转。
四、文学批评的他者化
他者化，就是指以“他者”的眼光来看待文学、批评文学。
他者化可以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是将外来的文化产品换以自己的眼光来看待，如将英国小说《爱凡赫》传迻为中文后题名为《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看起来倒象是一部武侠小说；苏曼殊译的《茶花女》换以章回小说文体，也就象是新本的明清言情小说，等等。这里的“他者化”实际上是就对象来说的，而从认识主体的立场来看，这恰恰是将外来文化产品同化为自己文化产品的行为，是将他者转化为自身。其二，则是自我的文化产品或状况不是从自身角度来看待，而是从外来文化坐标的角度来认识，这在外族文化圈中生长、受其文化模式制约的人来说是只能如此，但有时在本族文化中熏陶、生长的人也会以这样的眼光来看待。以孟子说过的“君轻民贵”一语来说，孟子的本义无非是表达了民本思想，其中也含有对普通人民的尊重，即国君死了，或下台了，总可以找到新的人物来替代，但如国内的人民民不聊生，因战乱、天灾等造成了离散、死亡，则国家就破败了。但从近代的解释就有人认为这是表达了民主思想。其实在普选制意义上的民主，是西方启蒙运动以后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它是大工业革命后第三等级崛起，要求有相应的政治权利来同已有的经济地位相适应的产物，它绝不可能在一个农业社会中自发地产生和形成，因此在说孟子有民主思想时，也就是把孟子学说置放到西方思想的坐标中去衡量，被“他者化”了。我们所说的文学批评的“他者化”，就是指的这类情形。
当然，也应辩证地来看，他者化是不足取的，但借鉴西方他者的一些批评方法，融入到我们自身的文化中，有所开创性地进行文学批评则是可以也是正当的。如叶嘉莹先生在词学研究中以女性主义批评的方法来分析了唐末花间派词在文学史上的意义，刘若愚借鉴现象学批评的理论对中国诗歌的意境作了研究，等等。这些旅外华人学者身受中西两种文化熏陶，能够较中和地在两种文化之间作出斡旋，既不是将文学批评他者化，也不是将西方文化盲目排斥，这一做法是比较可取的。
五、超越“他者编码”
由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当今的世界文学的格局是这样的：它不是各国的文学经综合、比较、相互融汇后所形成的一种新质的文学，就好比“世界语”那样，而是以欧洲为主（美国、加拿大等国是以欧洲移民为主体，它们也主要以欧洲的文学观和文学技巧作为本国文学的基本素质），相比之下，其它文化的文学在“世界文坛”中就成为失声的、处在“世界文学”的边缘位置。这种被编码的境遇使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学都有脱离过去传统、失去民族特性的可能性，而越是这样发展，则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学也就越是只能处在边缘的地位，使欧洲越是成为文学的中心。我们知道，在文学史上并不存在简单的进化规律，在社会取得相对繁荣的背景下，文学成就却并不一定会与此相称。同样道理，欧洲处在科技的乃至一般文化思想上的先进地位，但不能说它的文学也一定是呈比例地要高出于其它地区。在19世纪，经济上落后的俄国产生了比经济发达的英国更有价值的文学就是一个例证。
问题在于我们如何来看待“他者编码”的现象。在某种意义上讲，它是不可避免的，就是说，这在可能是表达了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思想，有意贬低、曲解第三世界文学地位和状况的同时，也同人的认识能力，同社会的实际需求等多种因素是相关的。
日本学者桑原武夫曾在谈及日本对于西方文化和文学的态度时说，“在考察欧洲全部文化的输入问题时，不能够忽视日本是后进国这一点。……当西方文化的各个门类被作为西方工业社会的构成要素之一介绍进日本时，日本的传统文学当然不足以与之抗衡。”(14)那么，在面对现实的以西方为中心、其它国家为边缘，属于西方他者编码的文学的状况下，第三世界的作家只能在承认现状的同时力求改变它。在这方面，盲目跟随西方，对他者编码俯首贴耳是没有出息的，但顽固排外，对他者编码只是加以抵制而拒绝艺术新创也是没有出路的。对此，杰姆逊提出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发展战略不无借鉴意义。他说：
第三世界国家有必要以一种新的国家主义来对抗这种文化侵略，但绝不是指那仇恨外国先进文化的国家保护主义，而是一种将自己国家的状况国际化的开阔胸襟和气度。夹杂仇外敌外的情绪去排斥外来影响，是没有出息和没有前途的。……正确的途径在于，根据自己国家的情况和问题，去思考某种文化产品为何要引进国内，同时，对自己国家的情况和问题保护高度的敏感和洞见。这样，就有可能在跟上国际文化大趋势的同时，使本土文化模式引起外国的兴趣和关注，使本土文化展现新貌，走向世界。(15)
这里具有反讽意义的是，说出这一文化战略的思想家恰恰是在当代“他者编码”中心的美国的学者。就是说，我们今天是处于被编码的境地，而要逃脱这一境遇的可能性仍然是靠着杰姆逊这一“他者”来规划的。这一方面可以见出他者编码的广泛性和深刻性，另一方面则是面对他者编码，我们不能取决绝的态度，择善而从、趋利避害是有必要重新强调的，假如我们明天要走出他者编码的窘境，那么多一点杰姆逊这样的“他者”来启发我们是有必要的，这些“他者”中也不乏我们自己恰恰需要的思想养料。
注释：
①《歌德谈话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12页。
②参见黑格尔《美学》第1卷。
③参阅《当代电影》1992年、1993年各期的有关论文。
④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514页。
⑤《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北平人文书店1934年版，第104页。
⑥《小说论》第一章，上海光华书局1926年版。
⑦韩少功《文学的“根》，载《作家》1985年第4期。
⑧见《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61页。
⑨《诗大序》。
⑩《论语·阳货》。
(11)引自笠原仲二《古代中国人的美意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9页。
(12)《孟子·告子上》。
(13)《荀子·解蔽》。
(14)桑原武夫《文学序说》，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180页。
(15)弗·杰姆逊与台湾学者蔡源煌的谈话，见蔡源煌《从浪漫主义到后现代主义》附录，台湾雅典出版社198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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