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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为何能理性运用权力
理性从政——唐太宗在古代历史记载中基本上是明君形象。在帝王谱系中，他的位置肯定是数一数二的。帝王掌握很多权力，在使用过程中难免带有个人好恶，带有任性的地方，感情用事，所以权力悲剧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时有发生。唐太宗在贞观之治中给出不太一样的形象，他在运用最高权力时比较理性。
为什么他会形成理性运用权力的特点，有几个原因：
第一，中国历史演变到唐朝，经历很多大风大浪，见过盛世，也见过乱世，见过民族大融合，也见过大仇杀，中国历史给人们积累的经验到唐代已经很丰富，统治者如果能够理性地面对历史，就能够得到治国的启发和智慧。像战国就很少有参照。历史学在整个唐代，和我们现在概念不同，那时候历史学和现世政治紧密联系，对政治家来说，了解历史懂得历史是基本素质，唐太宗身边都是历史学家。我们现在的历史学变成纯学术，象牙塔里面的东西，那时候很实用，直接对政治发挥作用，很明晰。这个时期，中国皇帝通过“兴”，王朝的兴衰、兴退来把握自己手中权力。唐太宗为什么那么理性、不会感情用事，因为他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唐代这些政治家学习政治的办法就是从历史中学习。
第二，从个人角度讲，他有治理好天下的愿望。那隋炀帝就没有吗？统治者都有治理好天下的动机，唐太宗尤其具有这个动机，因为他夺权是通过逆取。唐太宗要改变别人对自己的印象，一定要治理好天下为自己树碑立传，来为自己最后的名声评价写上正面的词汇。后来贞观十八年修禁书的时候，有很多关于唐太宗的议论，让人一看就知道大家是在谈论贞观之治和玄武门之变，唐太宗就感慨，真是不懂人心为什么会这样？对一件坏事记得这么牢，做了这么多好事，却总是记不住。
从他个人讲，他想做好皇帝的角色，与个人经历，特别是玄武门之变关系是很密切的。而且有同等心情的人不止他一人。周围大臣都是从隋末过来的，对国家民众都有相当深刻的认识，对国家向何处去，有深刻的思考，都不是混事的人。贞观时期一大批这样的人，一心一意考虑国家事情，要把国家建设好，个人受到损失都无所谓。
看贞观时候的故事，让人感慨的地方特别多，换一个时代，换一个主人，事情肯定不是如此处理。比如公主出嫁，因为是皇后所生，皇帝想让女儿多带嫁妆，换个时代没什么，谁能管这事？有什么不对吗？但魏征就能出来阻拦，认为不符合礼法，影响会不好，皇帝能接受，皇后也能接受。即使今天我们也讲公私关系，但是在唐太宗时期，公私真的很分明，即使私事也从国家角度考虑。
唐太宗认为是臣子缔造了君王
君臣关系——封建时代不全是罪恶的皇帝，也并不是所有的权力运行都很野蛮，所有的时代都很黑暗。我们今天强调法制，唐朝是典型人治时代，如果人治能够把现有人员充分调动起来，统治集团能够理性地运用权力，他们也可以达到一个很高水准。所以在一个人治范围内讨论这个话题也不是不可以。比如，人治的一个重要问题——以德化民。“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唐太宗时期能做到，他以身作则，确实让人看到，自己吃点苦受点罪，也不觉得什么，像毛泽东时期也这样，听说主席生活很艰苦，总理衬衣补了多少补丁，大家就感动了，认为领导人都能这样，大家吃点苦也可以。国家领导人不管人治还是法治情况下，都应该是表率。
唐太宗懂得群策群力的力量，所以他理性运用权力。唐太宗时代有很多制度保证权力运行是理性的。现在我们说决策民主化科学化，这个道理唐太宗时代就认识得很清楚。他说过，大臣担当各色职务，都应该尽心尽力，尽职尽责，尤其不同意见一定要提出来，否则就失之千里了。观点是理性的，避免决策失误。贞观时代有几个重要会议都能做到这一点，包括唐太宗亲自主持的御前会议，几个阶层会议，不同声音一直可以达到皇帝面前，不同声音可以争论争吵。
唐太宗要求文武百官都要提意见，有些武官连字都不会写，怎么提？武官长何就不会写，房客马周就替他写，皇帝看了观点不错，长何说是房客观点，唐太宗很快找来马周，最后马周做到宰相。
唐太宗夺权当天就有这样的公布，要求官员对国家问题献计献策。这样比较容易使唐代官员有机会表达自己的真知灼见，这种集思广益的做法是理性行政的一部分，其中最有名的是纳谏，以魏征为代表的大臣很多时候纳谏方式直截了当，让皇帝难为情。但毕竟凡是正确的，唐太宗就接受了。很多人都认为，做到皇帝很不容易接受别人的意见，担心被否定，但唐太宗确实克服了这个问题。
唐太宗也有感情用事的时候，但他能知道这种做法不好。长孙皇后就有很好的总结，说魏征善于以理治主之情。唐太宗误杀了一个大臣张蕴古，张确实犯了错，但不致死，唐太宗后悔了，错误犯了不可挽回，就确定了一个复奏制度：以后皇帝下令杀谁，不能当场就决定，要带下去第二天复奏一次，皇帝怒气不消还要杀再复奏，给皇帝充分时间和余地。根据历史记载，复奏制度挽回了不少生命，减少了皇帝犯错误的次数。后来唐太宗几乎一刻都离不开魏征，他不会觉得自己权力受限制，反倒觉得自己应该少犯错误。以至他形容自己和魏征是璞玉和玉工的关系，自身素质不是很高，因为魏征雕琢才越发不错，这种话至少说了两次。
唐太宗对生命的珍视
以民为本——先秦以来的治国理论就是以民为本。后来孟子概括的民贵君轻理论，一般认为是儒家象牙塔之说，没有实现过。但是唐太宗时代就很好实践了这种理论。有一次唐太宗要娶一个郑家的女儿，手续已经进行了一半。魏征听到消息，了解到郑家女儿已经跟别人订婚了，皇帝不应该再跟她结婚。当时魏征说的是：皇帝应该以百姓之心为心，想想人家的感受，如果硬娶，老百姓作何感想？最终唐太宗这婚没结成。
唐太宗建国之初，朝廷考虑如何减少犯罪问题，有臣下建议严查严打，唐太宗认为“去贼”最好的办法就是减轻百姓的负担。他能够按照常理去理解问题，知道换位思考。
贞观四年，房玄龄报告唐太宗，国家的粮食储备、军事器械已经超过了隋朝。唐太宗听了很高兴，但是他又说，隋朝不是因为贫困而灭亡，而是因为隋朝太富有才灭亡。农民起义是因为农民饥饿，那么，隋朝有粮食吗？有很多。但当时发生自然灾害时，朝廷舍不得开仓放粮。所以隋朝不是灭亡于太穷，而是太富，两极分化很厉害，所以唐太宗说应该藏富于民。
唐太宗对生命的珍惜，差不多空前绝后，尽量不实行死刑。他减少死刑数量，死刑变成肉刑砍脚，后来又变成流放。唐代轻易不执行死刑，有很多执行限制，春天不执行，夏天也不行，秋天还不行，下雨天不行，下雪不行，晚上也不行。贞观四年，全国犯死刑的只有29人。
唐太宗有个制度，就是要定期检查监狱，直接面对犯人，这也是犯人的机会，有机会向皇帝喊冤。有一次他到大理寺监狱里面看犯人，一般情况下犯人都要喊冤，今年很奇怪，400多死刑犯没有人喊冤，唐太宗很奇怪，大家都认为罪有应得。人死不能复生，唐太宗当即决定释放他们回家，明年秋收后再回来报到。一年之后一个不少都回来了。这就是贞观时期很有名的象征，400死囚来归狱。唐太宗最后全部赦免。齐名的故事还有放3000宫女，共放了两次，他说本来都是隋朝时候进宫，除了洒扫之外没什么事干，一则节约国家开支，二则可以任意嫁人，还可以繁衍人口。
当然唐太宗也不都是正面形象，像玄武门事件，这也是这个制度下的死结，解不开的问题。最高权力总是会有人争夺，皇位继承总是会被人事冲突所干扰，一般都不太平。所以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最高权力转移总是个大问题。
其实对很多历史问题的理解都是随着研究逐步深入，才有新的发现。我们现在认为贞观之治的伟大之处在于制定了一个很好的制度，打下了制度的基础。以前都是着重看君臣，看阶级斗争。现在我们会发现理性从政、制度建设有多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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