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发展观的历史流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观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恩格斯晚年对社会主义的矛盾与改革的认识，在100 多年后的社会主义者看来是那样准确和富有远见。矛盾要求改革——改革引起变化——变化促成发展， 是恩格斯留给社会主义者的科学公式。 1936年以来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曲折经历，使当代社会主义者对于社会主义矛盾和改革的认识，同恩格斯当年的认识相比，愈加具体、丰富和深刻。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成功实践，促使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恩格斯晚年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问题的思想遗产，是社会主义改革者手中的无价之宝。
一
伟大的人物之所以伟大，并不在于他们逝世本身留给世界的缺憾，而在于他们的思想遗产对未来人类认识的震动。 离开我们迄今已有100年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之一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就是这样的伟人。对于生活在今天的社会主义者说来，恐怕没有什么能比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与改革的思想，对他们有着如此强烈的精神震撼。这是因为，在我们真正认识到恩格斯正确预见的科学真理时，我们已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巨大曲折反复的历程，并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恩格斯生活的时代是一个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和上升的时代。这时，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尚未提到议事日程，但恩格斯已与他最亲密的战友马克思把社会主义（1848年前后他们称之为“共产主义”）作为一个崭新的世界观提了出来。在这个时期，他们只是根据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及其必然为社会主义取代的结果，广泛地从三大差别及其对立矛盾消失的角度来描述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至于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矛盾与改革，马克思只是一般地指出：“在没有阶级和阶级对抗的情况下，社会进化将不再是政治革命。”〔1〕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什么，以及怎样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只能包含在他们的历史唯物主义一般原理之中，而不可能明确指出和系统论证。1871年法国巴黎工人阶级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推翻资产阶级，建立起仅存在两月之久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次工人阶级的伟大尝试予以极大的关注并予以科学总结。这次短暂实践也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认识较以前深化多了。1875年，马克思在其《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敏锐地注意到几个过去认识不太深刻的问题：（1）共产主义的发展是分阶段的即分为低级和高级两个阶段；（2 ）在低级阶段即后来被称为社会主义的社会中，还存在着矛盾，如生产和分配之间的矛盾，按劳分配中所包含的形式上平等和事实上不平等之间的矛盾，等等；（3）解决这一矛盾的唯一方法是“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2〕。当时， 马克思仅仅对未来的社会主义作出了尽管是很天才但仍是理论上的推测，可这无论如何已是难能可贵的了，他毕竟是在关于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社会这块理论处女地上作了初步的开拓，这一开拓为恩格斯晚年的进一步探索奠定了基础。
1890年，也就是马克思写出著名的《哥达纲领批判》15年之后，恩格斯继他那位1883年逝世的战友马克思的探索，又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认识有了重大突破。这年，恩格斯应伯尼克之约就社会主义问题发表意见时，在信中明确地告诉伯尼克：
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它同现存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当然在于，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先是单个国家实行）的基础上组织生产。〔3〕可以看出，恩格斯这一认识是马克思上述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问题的理论探索成果的必然发展：既然马克思发现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着种种矛盾，既然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阶级和阶级对抗已经消失，那么改革就势必要代替政治革命，并必然成为“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先是单个国家实行）的基础上组织生产”的社会主义社会中解决自身矛盾的基本方式。矛盾要求改革—改革引起变化—变化促成发展。这就是恩格斯留给我们的伟大的科学公式。这个公式所要解析的难题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和发展规律问题。然而，正如恩格斯在1887年写给弗·凯利—威士涅茨基夫人的信中所指出的那样：“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4〕， 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发展必然要源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实践。
这里应当说明的是，我们还不能把恩格斯所提出的命题看作是来源于实践并经过实践检验了的认识。这是因为恩格斯与他的战友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使他们不可能有充分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因而，他们只能根据历史唯物主义一般原理，结合共产主义运动在当时的发展状况，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作出的尽可能明确的预测。有意义的是，生活在今天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人们根据自己几乎近半个世纪的亲身实践和体验，才更深刻地认识到恩格斯上述命题所具有的无可辩驳的真理性。
二
列宁是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学说的伟大的继承、捍卫与发展者。他与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同之处，除了所处时代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外，就是他在逝世前已经历了7年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 因此，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看法， 就有可能更加具体与切实。 1920年5月31日， 列宁写完了《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针对该书第43—44页的一段话，即“资本主义是对抗的、矛盾的制度。但是，把社会分裂为两个基本阶级的阶级对抗，则到处都有它的表现。因而，资本主义结构是一元论的对抗或对抗的一元论”中，没有把矛盾与矛盾的一种表现形式—对抗区别开来，以及认为包括社会主义社会在内的“任何社会中都有对抗”的不确切的观点，作了这样的评论：“极不确切。对抗和矛盾完全不是一回事。在社会主义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5〕
这一论断十分明确。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中矛盾是“一切辩证法的源泉”（马克思语）的观点，预言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仍将存在矛盾，但矛盾的对抗形式将会消失。这是对马克思、恩格斯上述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与改革思想的继承、捍卫与发展。无庸讳言，虽然列宁经历了苏俄7年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实践，但他在世时， 毕竟苏俄尚未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因而，他没有也不可能系统而准确地论述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与改革问题。他还不能分阶段地论述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及对抗问题。他断言，社会主义社会中“对抗将会消失”，但后来的实践证明，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比如俄国与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要经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级阶段、高级阶段才能进入共产主义，在这个大跨度的、特别是在其间的社会主义初级和中级阶段的历史进程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制矛盾尚在国际范围内存在对抗时，矛盾的对抗形式就不可能完全消失，就是说，对抗性和非对抗性矛盾仍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之中，只不过非对抗性矛盾占统治地位罢了。
斯大林，由于唯物辩证法不彻底，没有把对立统一规律运用于社会主义社会中，搞了个社会主义“无矛盾论”和“无冲突论”。1936年，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初步确立，几乎就在这同时，斯大林在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问题的认识上发生了偏差。他在1938年写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在苏联已经消失，他说：
苏联的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是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生产力性质的例子，这里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同生产过程的社会性完全适合，因此在苏联没有经济危机，也没有生产力破坏的情形。〔6〕既然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在“完全适应”中消失了，那么，社会主义社会的改革以及由此而来的变化就没有存在的余地，因而也就丧失了前进的动力。正是由于这种认识上的偏差，最终导致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到50年代之后出现严重僵化和停滞不前的现象。尽管斯大林晚年在写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已初步认识到自己的理论偏差，但很不彻底、很不深刻，并没有从全局上提出和论证这个问题。1956年波兰和匈牙利发生严重的政治危机，都不能说同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社会上述僵化认识没有任何关系。
现在看来，斯大林的错误就在于把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矛盾运动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的原理，以及恩格斯根据这一原理得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不断变化和改革的社会的伟大遗训在社会主义社会时期给消除和遗忘了。这实际上是斯大林晚期错误的致命性的症结，凡是读过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的人，都会对此留下深刻的印象。
三
1956年苏联共产党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揭露了斯大林的个人迷信等错误，促进了思想解放。这在各社会主义国家引起很大的震动，随后不久发生在波兰和匈牙利的严重动乱又进一步引起各国社会主义者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深入思考。在这方面理论贡献最大的当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1957年初，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一文中，首次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矛盾的学说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是人类社会发展动力的理论应用于社会主义社会，提出社会主义社会是充满矛盾的社会，并系统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敌我与人民内部两类矛盾及其正确区分与处理的原则，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的理论。
毛泽东同志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揭示的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既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不过按事物的性质不同，矛盾的性质也就不同。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事物说来，对立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过渡的，因而是相对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许多人不敢公开承认我国人民内部还存在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是根本不同的。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
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他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7〕毛泽东用这一学说来分析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基本矛盾的状况及其特点。他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当然，在解决这些矛盾以后，又会出现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又需要人们去解决。矛盾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这就是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
毛泽东揭示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规律，对当时处于迷茫中的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问题的探索是一个重大贡献，它使人们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整个面貌和发展动力问题有了清醒的认识。不仅如此，它对我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发展道路、改革开放……等等问题的认识，也具有基石性的意义。
认识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但怎样才能正确地解决这一矛盾，这对社会主义制度刚刚确立的中国来说，又是一个未知的领域。原因很简单，这时我们的实践才开始步入这个领域。诚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是一回事，应用这个观点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又是一回事。而且，实践还告诉我们：在前一个实践基础上总结出正确的理论，并不等于在下一次实践中一定能够正确地实行这种理论，不经过几次胜利、几次失败的反复实践，这种理论往往不能在认识上扎根，在实践中真正实行，在全党范围内取得共识。
事实正是如此。1956年前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阶级斗争已不是主要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已成为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已由阶级斗争转变为大搞经济建设—“向自然界开战”等这些非常重要而又十分新颖的理论问题，都已明确提出并进行了系统论证。然而，当国际上由于苏共二十大的影响而发生了波兰、匈牙利事件和国内于1957年“5.1 ”我党开始整风后出现了大多数人好心帮助党整风而极少数人借机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复杂情况时，我党在这个关键时刻则未能按照已阐明的上述正确的理论和政策，严格区分两类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相反，犯了“反右派扩大化”’的错误，把许多好心帮助我党整风的人打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当作阶级敌人予以斗争。此后，我党在实践中便逐步离开了八大前后的正确理论与路线。紧接着1957年犯了“反右派扩大化”之后，又于1959年犯了“反右倾扩大化”的错误，1966年则又发动了所谓“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极“左”的路线错误推至顶点，造成了全国十年大动乱和空前浩劫。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毛泽东支持下，我党所犯近20年的“左”的错误，不是一般经验性错误，它具有十分完备的理论形态之特点。1962年，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从全局上“重提阶级和阶级斗争”，十分明确地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作为贯穿社会主义社会这一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始终的主要矛盾，并据此制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为使这条被后来的实践证明是完全错误的路线具有理论根据，毛泽东又错误地把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讲的“过渡时期”的下限延长到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到来之前，即认为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开始直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到来之时，这一“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都是过渡时期，也就是社会主义社会阶段。于是，就把马克思主义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理论错用于社会主义社会之中。在此基础上，便形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并在这一错误理论指导下发动了一场“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即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错误理论和错误实践，使我国在经济上、政治上、思想文化上都遭受了难以估量的损失。
客观地说，毛泽东从1957年到1976年间犯的错误也是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错误。毛泽东正确地找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但他又没有找到在坚持基本制度的前提下，用不断改革具体管理体制以不断适应迅速增长的生产力的方式，来解决这个基本矛盾的道路；在他看来，似乎只要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不断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生产力就会不受阻碍地迅速发展起来。当这种认识在“大跃进”的实验中遭到失败之后，他又进而认为生产力发展受阻都是资本主义势力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制度之间矛盾对抗的结果。由此便逻辑地产生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抓革命，促生产”的思路来解决他所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至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的探索已完全脱离了本文在前面叙述过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学说的基本思想。在这几十年的迷茫中，他既遗忘了马克思“在没有阶级和阶级对抗的情况下，社会进化将不再是政治革命”的伟大遗训，也淡漠了恩格斯的“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的科学判断。正是这种遗忘和淡漠造成了中国1957年以后愈演愈烈的灾难性“左”的错误。
四
痛定思痛，在毛泽东逝世之后，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和实践上逐步进行了拨乱反正，核心是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1978年我党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全面确立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把党的工作重心全面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上来，断然纠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为了在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任务，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问题又一次成了全党在理论和实践上不能回避的问题。在这方面，邓小平同志为全党全国人民作出了卓越贡献。
邓小平认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我们也只有在“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基础上观察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问题。
首先，邓小平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成果。1979年3月30日， 他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文中明确指出：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我想现在还是按照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的提法比较好。”同时他又指出：“当然，指出这些基本矛盾，并不就完全解决了问题，还需要就此作深入的具体的研究。但是从二十多年的实践看来，这个提法比其他的一些提法妥当。”〔8〕
邓小平在此就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问题提出了两个带有根本性质的理论问题。一是应当完整、准确地理解和坚持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因为“从二十多年的实践看，这个提法比其他的一些提法妥当”；二是用什么方式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尚需进一步探索，这就是邓小平所说的“还需要就此作深入的具体的研究”之意，实质上是说，尚需纠正毛泽东在这方面的错误，并在纠正中创造性地发展它。这就是说，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我党第二代领导集体，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是充满矛盾、不断改革和经常变化的社会的基本思想，从而使社会主义改革与开放具有了坚定的理论基石。
早在1978年的时候，邓小平就意识到我国政治和经济管理体制存在着落后和不适应生产力持续发展的情况，必须着力改革。他说：“社会主义要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哪能象现在这样，搞了二十多年还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懒汉主要是过去制度形成的。以后既要考虑给企业的干部权力，也要对他们进行考核，要讲责任制，迫使大家想问题。现在我们的上层建筑非改不行。”〔9〕
那么，怎样来改变旧的管理体制呢？显然，用政治革命方式已为“文革”证明是一个错误的方式，而象斯大林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基本矛盾那样来处理问题则更是不行。显然，我们只有再次回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科学预见到的用非政治革命即改革的方式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道路上来。为此，在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郑重地提出改革的问题。他在严厉地批评旧体制的诸种弊病后，明确指出：“这并不是哪些同志的责任，责任在于我们过去没有及时提出改革。但是如果现在还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10〕1980年6月，邓小平以《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为题，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向全党提交了自己对改革及其必要性的具体思考。他说：“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及其他制度，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速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11〕“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如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就要严重地脱离广大群众。〔12〕“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希望。”〔13〕
在确定了改革是解决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唯一正确方式的认识后，邓小平同志又对如何认识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提出了新的看法。他首先实事求是地强调，探索这一问题，必须从我国具体国情出发。那么中国的国情是什么呢？邓小平认为，一是底子薄，科技力量落后；二是人口多，耕地少，农业还是靠手工劳动经营。鉴于这样的中国国情，邓小平论述了我国社会现阶段的主要任务，他说：“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一句话，就是搞现代化建设。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搞好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你不抓住四个现代化，不从这个实际出发，就是脱离马克思主义，就是空谈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14〕邓小平这一思想后来在党的十二大为全党接受并被进一步概括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提法与党的八大对此问题的提法相比，则更准确地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我们看到，中共八大前后，我们认识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党的十二大前后我们又深化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认识，党的十三大前后，我们又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与改革的基本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的结果，而中国改革20年来引起的举世瞩目的巨大变化，不仅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辩证运动中得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的正确性，同时也印证了100 多年前恩格斯和他的战友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与改革学说的真理性。
至此，我们已阐述了从1890年恩格斯在《致奥托·伯尼克》一信中表述的他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科学预见和社会主义从理论、运动到制度建设的实践和认识的辩证过程。追昔抚今，我们惊讶地发现，这一切似乎被恩格斯言中了。恩格斯根据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高度，在晚年对社会主义的矛盾与改革的认识，在100多年后的社会主义者看来是那样准确和富有远见； 不同的只是，经过100 多年社会主义实践后所得到的社会主义社会矛盾与改革的认识，同恩格斯当年的认识相比，则具体得多、丰富得多和深刻得多。然而，值得深思的是，这份在恩格斯晚年思想中如此精彩的遗产，竟没有引起自1936年以来从事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人们的足够重视，加之经验不足和主观与客观的背离，以至造成自1956年波、匈事件以来近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曲折和反复；与此相反，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发端而掀起的世界社会主义改革史上第四次改革浪潮产生的丰富的改革实践，却促使人们深刻地认识到，恩格斯晚年的这份思想遗产是从事社会主义改革的人们手中的无价之宝。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胜利进行社会主义改革与建设事业的今天，我们来纪念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之一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逝世100周年，不能不对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与改革的卓越思想给予高度评价，从而在今后的实践中继续坚持、捍卫和发展它。
（山东大学科社系博士生张文木协助整理，并参与写作。）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1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43页。
〔4〕《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单行本第443页。
〔5〕列宁：《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 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单行本第12页。
〔6〕《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49页。
〔7〕《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73页。
〔8〕〔9〕〔10〕〔11〕〔12〕〔13〕〔1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82、130—131、150、322、327、333、1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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