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视域下 周恩来外交贡献与时代价值 *
韩同友 徐正飞
内容提要 在今天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作为世界上最杰出的外交家周恩来亲自出访的国家超过18个，建交国家超过36个，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本文探寻周恩来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外交活动，分析他在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方面所进行的设计，展示他为塑造中国国际形象、展示大国的魅力做出的卓越贡献。周恩来的思想与实践，为我们今天实施“一带一路”倡议，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一带一路 周恩来外交 和平共处 求同存异
“周恩来，这是一个光荣的名字、不朽的名字。”①在领导和从事外交工作的26年里，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中，周恩来亲自出访的国家超过18个，建交国家超过36个，开创了新中国外交事业的新局面，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威望，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的大国形象，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共同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后，“一带一路”倡议逐渐进入了国内外视野。2015年3月27日，经国务院授权发布，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这份文件的出台，标志着“一带一路”倡议决策进入实施建设阶段。
1）管线高度集中。地下综合管廊是在城市道路下面建造一个市政共同通道，将电力、燃气、通信、供水等多种市政管线集中在一起，排列紧凑，拓扑关系复杂，可实现地下空间的综合利用。
一
针对不断变化发展的国际国内形势，1957年2月周恩来多次在不同的场合谈到对当时国家性质的划分，主要有社会主义国家、民族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国家三类，进而阐明了我国的外交方针：把社会主义国家团结得更好；争取民族独立国家，搞好统一战线；对帝国主义，要随时警惕和防备战争，但不是主动出击。②在“一带一路”国家中，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有许多。
第一，加强与社会主义国家的交往，开拓新中国外交的新格局，树立新型国家形象。
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当时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强势对立，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对新中国极端敌视，这就决定了当时的中国只能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投入社会主义阵营。因此，在新中国成立的三个多月里，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11个国家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其中“一带一路”国家有蒙古、越南、波兰、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以及后来分裂成15个独立国家的苏联。建立外交关系只是国与国之间政治交往的第一步，促进本国的各方面发展才是根本目的，为此周恩来频繁地活跃在国际舞台上。
旧中国一穷二白，又加上多年战争，新中国初建后，百废待兴。为了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周恩来3次出访斯大林时期的苏联，签订了一系列经济、政治、外交、军事等方面的合同，双方开展了全方位合作。特别是在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期间，周恩来为恢复国民经济积极开展与苏外交，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果，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越南与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交往关系，又同是社会主义国家。作为越南民族解放与独立的领袖，胡志明与周恩来有着深厚的革命情谊，这些使得中越关系非比寻常。不同于中苏关系，中越关系更多是中国对越南的帮助，如帮助越南抗击法美两个帝国主义的侵略，帮助他们发展国民经济建设。周恩来曾7次访问越南，带去了大量的军事物资、贷款、技术等，受到了越南人民的热烈欢迎。蒙古的情况和越南相似，也是需要中国援助的国家。周恩来2次访问蒙古，从政治和经济上都给予其必要的帮助，促进其发展。
1956年至1960年，中蒙签订了3个经济技术援助协定，先后向蒙古提供了一笔金额为1.6亿卢布的无偿援款和两笔共计3亿卢布的长期贷款，帮助蒙古发展经济。
其后，中国还向阿尔巴尼亚、匈牙利、古巴、缅甸、锡兰(今称斯里兰卡)、埃及、几内亚、阿尔及利亚、尼泊尔、也门、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老挝、叙利亚等亚非民族国家提供了经济技术援助。即便在“文革”那样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比较艰难时期，对外援助也一直在持续着。中国始终认为，对外援助是中国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而且对于自身的建设也十分有利。1962年周恩来指出：“胜利了的中国人民，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同时，还要根据可能的条件，给兄弟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以援助，这是我们不可推卸的国际主义义务。……他们的建设工作做好了，他们的反对帝国主义力量增强了，就是对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支持”
。1963-1964年访问非洲期间，周恩来提出了著名的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充分体现了中国的国际主义精神，因而深受当事国的欢迎和赞扬。
在与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交往中，周恩来充分发挥了个人高超的外交才能，高尚的人格魅力，取得了卓越的外交成就。一方面，中国获得了来自于苏联的援助，稳定了国内形势，促进了我国各方面的建设。另一方面，从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中国援助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帮助他们反对侵略，实现国家独立，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壮大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
第一，提出对外开放的发展理念。“对外开放”这一概念，周恩来生前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但他在对外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方面的论述中，已经体现了这个理念。周恩来指出：“任何一个国家在建设中，任何一个国家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完全闭关自给，总是互相需求的”⑨，因此“关起门来建设的想法也是错误的。”⑩他从时代高度阐释了我们实行对外开放的历史必然性。针对我国当时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周恩来1956年10月19日在同巴基斯坦总理进行外事谈话时说“中国自己落后了一个世纪”
，“世界科学在最近二三十年中，有了特别巨大和迅速的进步，这些进步把我们抛在科学发展的后面很远。”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指出，周恩来高度重视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强调“敢于向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就是最有自信心和自尊心的表现，这样的民族也一定是能够自强的民族。”
他在外事活动中非常强调学习的重要性，主张向一切国家学习。“我们不仅要向苏联学习，向兄弟国家学习，而且要向世界上一切国家学习，包括向和平中立的国家，如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埃及等国学习。”
可见，周恩来的对外开放思想已经突破了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束缚，体现了远见卓识。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外事交往中，周恩来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坚持平等互利、互通有无、共同发展的原则，主张学习这些国家的一切长处。
20世纪50年代后期，随着中苏两国国内形势的变化，两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路线方面产生分歧，“一边倒”的格局已经难以维系，中国外交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逐渐形成了一条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注重发展和民族主义国家的关系。
中国同亚非各国有过共同的境遇，都刚刚推翻殖民主义的统治，逐步掌握本国的命运前途，有着共同的发展需求，因此比较容易取得相互的了解，而新中国的日新月异的发展又逐渐引起了他们的瞩目。到1954年亚非会议时，与中国正式建交的国家共22个，其中社会主义国家12个，民族主义国家10个，“一带一路”的国家如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阿富汗，其后尼泊尔、锡兰(后改称斯里兰卡)、柬埔寨、埃及、土耳其也都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在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上，周恩来始终坚持和平睦邻政策，很好地解决了边界争端问题。中缅边界问题就是中国处理边界问题的典范。周恩来在划界会上指出：“这一个工作，还是需要很认真的，又很慎重的；又要站稳民族立场，又要照顾到友好关系；又要划得合乎实际，又要能够不损失我们的主权。”④为了解决边界问题，周恩来提出了“互谅互让”的原则，经过多轮磋商、勘察、谈判，最终达成了一致意见，划定了边界。缅甸总理吴努这样评价这件事：“我和缅甸政府的一些人都感到满意，内阁的外交小组也认为总理的建议是合理的。”⑤以此为范例，中国又分别与尼泊尔、阿富汗、巴基斯坦等民族主义国家顺利解决了边界问题，为当时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争取了一个和平的环境。
2.1 Wnt信号通路与血管内皮功能障碍 在机体生理状态下，内皮细胞通过分泌一氧化氮等物质调节血管舒缩活动，维持正常的血管功能。当血管内血流动力学发生异常改变而难以血管内皮细胞自主调节时，内皮细胞可被损伤，进而发生细胞功能障碍，并在损伤部位招募大量的炎症细胞。这一病理过程称为粥样硬化发生的初始因素[12]。
精读部分，笔者按照文章段落设置，分成三个环节，每个部分设计了不同的任务；三个环节的任务设置由易到难，并且每个环节结束都有小结，忠于原文而又高于原文。第一段的阅读任务是将原因和结果匹配起来（见图1）。
建国初期，新中国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倒向社会主义阵营。周恩来要求发扬国际主义精神，团结广大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统一战线，互通有无，积极支援第三世界的独立解放事业。抗法援越和抗美援朝就是中国在这一原则指导下采取的实际行动，从经济、军事、外交方面对越南和朝鲜大力加以援助，最终促成了这两个国家的独立。1956年苏伊士运河事件爆发后，周恩来迅速发表声明，谴责英法政府的侵略行为，支持埃及人民的反侵略战争
；随后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以二千万瑞士法郎的现金无偿捐给埃及
，充分体现了国际主义精神，赢得了埃及人民的友谊。
⑥
《周恩来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62、572、548、634、636、629、196页。
二
周恩来在担任总理期间推动的与“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大量的外事活动，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二，增强与民族主义国家的交流，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确立大国形象。
学习苏联已成为新中国成立初的一个潮流，周恩来也是“学习苏联”的推动者。他说：“中国人民目前正在努力进行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为了保证这种建设的成功，必须向毛泽东同志所经常号召的那样，老老实实、勤勤恳恳，学习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先进经验。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随着大批苏联专家来华，全国上下形成运动，号召学习苏联专家的知识、技术以及思想、作风、方法，推动了新中国初期的建设和发展，为中国以后国民经济打下了基础。周恩来经常要求主动学习外面的先进技术，抱着学习的态度进行交流。在审查将赴埃及等非洲国家演出的新疆军区政治部歌舞团的节目时，他对演员们说，你们是第一批去非洲的，是外交工作的先遣队，要虚心向非洲人民学习，以表达中国人民对他们的深情厚谊，千万不能有大国思想，要学习其他国家的先进方面，更好地促进我国的发展。
（1）药品的使用控制。如何规范医生的开单行为，限制药品的滥用是医院永恒的管理问题。医院需要将每个药品的处方权限制到科室和个人，通过药品专家委员会讨论确定诊断和临床科室对应的药品目录，超诊断或科室药品使用目录开单的，信息系统自动提示需要经过相关部门的审批；发现医生存在违规用药行为的，暂停责任医生违规药品的处方权，以此实现对医生开单行为的控制。
10-苯基-6,7,8,10-四氢化环戊基并[b]吡咯并[3,2-f]喹啉-9(3H)-酮·DMF的合成和晶体结构
为了更好地发展国内经济建设，周恩来还积极发展与民族主义国家的经济贸易交流。他强调：“对外贸易的目的是为了发展生产，使产品能够卖出去，国家必需的物资能够买进来。”⑥1952年秋，周恩来要求外交部与锡兰进行国家谈判，最终双方签订了用橡胶换大米的经贸协议，满足了两国的各自发展需要。从1956年开始，中国开始经济援助柬埔寨，免费供应各种商品物资，帮助建设成套设备项目，柬埔寨成为中国对民族主义国家进行无偿援助的第一个国家。由于周恩来在外交上的非凡成就，新中国的政治地位得到提高，我国同亚非民族主义国家的贸易发展推进了一大步。万隆会议后，中国同叙利亚、黎巴嫩、也门、阿富汗、伊拉克、巴基斯坦、尼泊尔等国相继开展了政府之间的贸易活动。⑦在非洲，周恩来与埃及总统纳赛尔共同促进了两国贸易的发展。他还派外贸部长叶季壮在埃及举办了中国商品贸易会开幕式，扩大了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其后10多个非洲国家纷纷与中国建立贸易关系。⑧
随着国际环境的发展变化，中苏矛盾的不断升级，周恩来及时调整中国的外交战略，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霸权政治，转为争取“两个中间地带”，积极支援亚非拉各国人民正义的斗争。在发展同这些国家的外交关系中，周恩来的国际主义精神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他多次访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同各国领导人就民族独立和解放的问题充分交换意见，并积极向他们提供援助。例如，经济技术援助自1956年援助柬埔寨以来就成为中国的一项长期外交政策。
波兰和匈牙利都是东欧国家，在苏联的帮助下实现了民族独立，建成了社会主义。但在斯大林逝世后，由于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发生了波匈事件，苏联出兵匈牙利，社会主义阵营一时出现了分裂。在此情况下，周恩来1957年1月11-17日出访这两个国家，以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在波兰，周恩来提出了八项建议，受到了波兰党人的欢迎，他们表示：“周恩来总理的发言中有许多有意思、有趣的、有益的东西，我们将仔细地研究”；匈牙利当时受到严重破坏，国家很困难，周恩来不顾个人的安全危险亲自来到首都，感动了整个匈牙利。③
第三，致力于营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新中国成立伊始，周恩来即提出“我们迫切需要一个和平的国家环境，来发展我国的独立自主的经济”的思想
。谋求世界和平的外交政策符合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需要，也符合世界各国爱好和平人民的愿望。根据战后美苏争霸的冷战格局，周恩来发展了列宁和平共处的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以此解决了一些边界领土争端问题。1955年4月的亚非会议上，周恩来再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强调“在保证实施这些原则的基础上，国际间的争端没有理由不能够协商解决”
。他向大会提出了中国的“和平宣言”方案，最终在此基础上这次会议通过了十项原则。此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逐渐成为世界各国普遍接受的外交原则，并写进了《联合国宪章》，推动了世界和平事业发展。
周恩来首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决反对霸权主义。他曾提出一条衡量一个国家能否成为中国朋友的标准，即“区别的主要关键是对战争与和平的态度”
。任何国家，不管其大小、强弱、发达与落后，只要胆敢发动侵略战争，中国政府都会站出来抨击和谴责。比如中国对于越南的反法战争、朝鲜的抗美战争、埃及的反抗英法战争，都是积极声援和支持受害国的。
在周恩来担任总理期间，国际上战争连绵不断。中国经济的发展，加上一些西方国家的挑唆，引起了一些国家的担心和恐惧，他们害怕中国强大起来以后对外侵略。
缅甸驻华大使吴努茂在同毛泽东、周恩来谈话时就坦率地说：怕中国侵略，实在有点怕。
基于此，周恩来多次在外事场合中阐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在越南访问时，他特别强调新中国的立场：“我愿意提出保证，中国永远遵守五项原则，坚决反对大国沙文主义，这样来增强各国的友谊和加强各国之间的团结。”
在同访问中国的巴基斯坦总理会谈时，他指出：“中国一发展，一定是帝国主义，这是我们不能同意的”，“问题不在于一个国家的强大和发展，而是要看这个国家的政策和制度是否威胁人”。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反对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中国也曾饱受侵略之苦，历史的教训也不允许中国侵略别国。周恩来的一系列外交活动，消除了其他国家对中国的疑虑，坚定了同中国的睦邻友好关系。
三
对于周恩来的外交，习近平总书记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周恩来同志博大精深的外交思想、丰富多彩的外交实践、独具一格的外交艺术和外交风格，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和国际友好人士普遍尊敬，为党和国家赢得了很高的国际声誉。”
虽然周恩来留下来的外交遗产属于历史，但其中很多内容一直被运用于当代中国的各个方面，影响着中国的政治，从邓小平一直到习近平，直到当今的“一带一路”战略方针。
和平共处是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首要前提。“和平共处”观念第一次提出，是列宁为让社会主义国家与其他国家正常交往而提出的外交理念。周恩来将其发展成为新中国与其他国家相处的外交准则，团结了广大亚非拉国家，扩大了国际和平统一战线。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的综合国力已经居于世界前列，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但局部动乱与纷争在当今世界依然存在。因此，我国依然要继承周恩来的和平共处外交思想，坚定走和平发展之路。“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举措。《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就明确提出要“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这说明和平共处的外交理念在当今世界依然是最基本的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原则，具有普遍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形势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不是过时了，而是历久弥深；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意义不是淡化了，而是历久弥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作用不是削弱了，而是历久弥坚。”
就“一带一路”倡议而言，中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前提下，更加积极开展与相关国家的互动、交流与合作，并推动双方的发展，谋求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共同发展是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长远目标。共产党人是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周恩来外交思想中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坚持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的统一，他在《我们的外交方针和任务》一文中指出，我们既要坚持爱国主义，反对失去民族自信心的、投靠大国的“世界主义”；又要“坚持国际主义，反对狭隘民族主义”，牢固地“确立国际主义思想。”之后，他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要发扬国际主义精神，要团结、支援世界各国人民，推动共同发展。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了“和平经济政策”，其内涵是“以谋求全世界人类的繁荣发展来反对帝国主义破坏民族经济、奴役人类、使人民贫困的政策”
，“目的是求得人类繁荣，经济发展。”
而我们共产党人的目的“就是要把世界搞得美好，使大家都能活下去，而且过得好。”
周恩来这种共同发展的思想，在新形势下仍然是值得继承和发扬的。习近平总书记在“一带一路”倡议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设想就是对周恩来和平外交思想的延续。2013年习近平在20国集团峰会上呼吁：“各国要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共赢。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别国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兼顾别国发展。让每个国家发展都能同其他国家增长形成联动效应。”
中国希望通过“一带一路”构建一个“开放、包容、多元”的共同体，实现共同发展，合作互赢。
①《习近平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3月2日。
②《周恩来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19页。
③④⑤金冲及：《周恩来传1898-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161、1182、1177、1135、1135、1138页。
第二，坚持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统一。周恩来是坚持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统一的典范。1952年他在《我们的外交方针和任务》中明确指出，新中国的外交指导思想是“坚持国际主义，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坚持爱国主义，反对世界主义”，“我们的国际主义是要各国都独立平等”，“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在国际主义指导下的加强民族自信心的爱国主义”
。
鸡腺病毒病具有普遍性。首先，鸡腺病毒在鸡的体内普遍存在，是一种条件性病原。因此，养殖人员一定要注意加强日常管理，保持鸡舍的环境卫生；其次，不可过密饲养；最后，要注意鸡舍的通风状况良好，换气效率高。保持鸡舍良好的环境有利于抑制鸡腺病毒的活性，有效降低鸡腺病毒病的发病率[1]。
⑦⑧沈觉人：《当代中国对外贸易》(上)，当代中国出版社、香港祖国出版社，2009年，第22、356页。
将A股上证指数与美股道琼斯工业指数放在一起做对比来看，2018年的走势大致可分为三段。第一段是二者同涨同跌，方向一致，时间段从1月初到3月中旬。这段时间全球市场并未出现大的风险，主要股指表现差别不大，均以震荡为主。一月份道指震荡走高，而上证指数在1月份银行地产等大蓝筹的发力下，也快速跟随上涨。在一轮大涨之后，2月份上证指数和道指均出现大幅回调，幅度超过10个百分点，而在三月初两大指数又迎来一轮强力反弹。不过略有差别的是，道指只是正常的技术性调整，而上证指数直接跌出一个岛型反转的技术形态。
⑨《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244、177、54-55、119、54-55页。
⑩《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26、181、383、149、88、317页。
本研究利用长沙地区4个气象台站1951—2013年的雷暴观测资料和2009—2017年闪电监测数据，分析了该区域雷暴分布特征及其规律。在此基础上，结合2002—2017年的雷击灾害资料、湖南省统计局人口密度资料，对该区域进行雷电灾害风险区划，旨在为有效地开展长沙地区的雷电灾害防御工作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
《新华月报》，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36页。
4.以社会实践为平台和突破口。辅导员应鼓励大学生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珍惜各种实习机会和勤工助学机会；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实践、实习机会，促使学生努力扩大与社会的接触；整合资源，加强指导，注重学生创新意识、创业意识和服务意识的培养，将培养良好的职业素养作为就业指导工作的重要内容。
要改进造林方法，应把减少人工造林、促进人工林自然更新和重视森林自然更新三项任务结合起来，拓宽造林渠道。在退耕还林过程中，存在着许多认知误区，如：天然林不如人工林，阔叶林不如针叶林等。这些误差导致单向造林、阔叶林物种减少、采伐后相应树种数量减少、不均匀甚至稀少的情况。也就是说，树种的结构是不合理的。因此，人工造林、人员促进森林自然更新与自然更新的有机结合，可以补充树种，有利于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鼓励多样化造林，合理规划森林资源。鼓励企业投资林业建设，加大扶持力度，提高天然林生产力；此外，还要对职工进行技术知识指导，调整林木结构，积极改变造林方式，造林方法应创新和更新。
王泰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57-196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37页。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人民日报》2015年3月29日。
习近平：《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建设合作共赢美好世界——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6月29日。
《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667页。
《习近平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八次峰会第一阶段会议上的发言》，《人民日报》2013年9月6日。
*本文系苏北发展研究院立项课题“一带一路视域下周恩来讲中国故事传中国声音探析”(项目号：SFY17B17)的阶段性成果，2018年10月被天津南开大学举办的“第五届周恩来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入选会议交流。
作者简介： 韩同友，淮阴师范学院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hantongyou@126.com；徐正飞，淮阴工学院讲师，451605006@qq.com。淮阴，223300
〔责任编辑：吴 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