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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城乡市场与流通网
城乡市场网络的形成既是明清时期山东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十分关键的一环。商业城镇的发展和农村集市网的形成，是这一市场网络体系中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两大部分；而商人的经营活动，对于勾通城乡市场，使之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这一流通网，山东各州县可与全国大多数省区进行经济联系。
（一）商业城镇的发展
山东商业城镇的兴起是与商品流通的发展相伴随，最早始于运河沿线，清代东部沿海及内陆地区也相继有较大的商业城镇崛起；另一方面，原作为行政中心的府、州、县城也大多增加了经济功能，有些还成为重要的商业城市。清中叶前后，山东较重要的商业城镇至少有十余个，如运河沿线的临清、济宁、聊城、张秋、德州，东部沿海的胶州、莱阳、掖县、黄县，内陆地区则有周村、博山、益都、潍县、泰安等等。其中聊城、掖县、益都、泰安为府城；临清、济宁、德州、胶州为州城——临清在明初不过是东昌府所辖的一个县，正是由于商业的繁荣，弘治年间升为州，乾隆时再升为直隶州；济宁也是因商业的发展由一个普通的散州升为直隶州的；莱阳、黄县、潍县为县城；张秋、周村在建置上不过是个镇，但在商业上并不逊于上述大多数府、州、县城；博山的前身是颜神镇，是由于工商业的发展在建置上升格为县的。
明政府对运河的修浚无疑是以保证漕运为目的的，但运河以其贯通南北，连结五大水系的优势，实际上成为南北物资交流的大动脉，也是山东境内商品流通最主要的干线，山东运河沿岸的商业城镇都是随着流通的发展逐渐兴起的。临清，是其中最大的一个。明代隆、万年间，临清城内有布店73家，绸缎店32家，杂货铺65家，纸店24家，辽东货店13家，大小典当百余家，客店数百家，以及其他大小店铺、作坊共计千余家。万历年间，临清钞关所征商税每年达八万三千余两，超过京师所在的崇文门钞关，居全国八大钞关之首。清代，临清地位虽有下降，但直到咸同年间运河淤塞之前，仍是山东最大的商业城市。临清输入商品中较大宗的有江浙绸缎布匹、江广纸张、江西磁器，福建、安徽的茶叶，广东山西的铁货，以及来自江淮、河南、直隶和山东本省的粮食；输出商品主要有东昌府及相邻的直隶河间、大名等府所产棉花、枣梨，以及临清本地所产丝织品、皮毛制品等。明代临清是华北最大的纺织品贸易中心，每年经销的江南布匹、绸缎至少在一二百万匹以上；清代由于山东以及河南、直隶三省棉纺织业的发展，临清由纺织品贸易中心转为粮食交易中心，乾隆年间临清城内外共有粮食集中市场六、七处，经营粮食的店铺百余家，粮食年交易量五、六百万石一千万石，是冀鲁豫三省的粮食调剂中心。临清的商品流通范围至少涉及明代十三布政司中的九个，清代关内十八行省中的十四个，以及关外广大地区，甚至远及西藏、蒙古等边疆特区〔174〕。
济宁在明代中叶已成为繁荣的商业城市，方志记载“济当河漕要害之冲，江淮百货走集”，“闽广吴越之商持资贸易鳞萃而渭集”〔175〕。清代济宁商业又有进一步的发展，乾隆年间济宁城内有大小布店25家，绸缎店21家，杂货店35 家。 竹木铺14 家等等， 每年征收商税7900余两〔175〕。棉布、周缎主要来自江南，竹木来自湖广，杂货则有 江西的瓷器，浙江的红白糖，湖北的桐油等等，这些商品主要分销鲁西南的兖州、曹州二府。输出产品则有兖州、曹州等府所产粮食、棉花、烟草、干鲜果品等等。
张秋，位于临清、济宁之间，为东阿、寿张、阳谷三县所共辖。万历年间该镇已有商业街市数十处，牙行二、三十家，商业店铺则“以数百计”。张秋的商品来源远及闽广、吴越、山陕，输入商品以杂货、绸缎为大宗，输出商品有枣梨、棉花、棉布、粮食等等，分销和集散范围主要是位于临清、济宁之间的兖州府北部、泰安府西部诸县〔176〕。
聊城是东昌府治，其商业发展可能稍晚些，主要是清代发展起来的，而以道光年间为最盛。清代中叶，仅在聊城经商的山陕商人字号就有三、四百家，主要贩运铁货、板材、茶叶等外地商品赴山东售卖；同时大规模收购、加工本地所产棉布、皮毛、毡货等运销西北、口外，其中年经营额在万两以上的商号即有四、五十家之多。聊城还是山东熏枣最主要的加工集散中心，东昌府所产果品中很大一部分系在此装船南下。总计嘉道年间，聊城的商业店铺作坊约在500—600 家， 年经营额在300万两上下。〔177〕
山东半岛的登、莱二府北滨渤海，南临黄海，“舟航之利捷于他郡”，故“民多逐利四方”〔178〕。半岛南岸的胶州， 明代嘉隆年间即为“商贾辐辏”之所，也是山东大豆、海产输往江南的主要码头，“商船往来终年络绎”〔179〕。清康熙18年开海禁， 一度中断的沿海贸易迅速恢复，康熙末年胶州已是“三江两淛八闽之商咸以其货舽浮舶泛而来，集于东关之市廛”〔180〕，贸易范围已扩大至闽广。 雍正年间重定船税，胶州每年征银7540两，这一数额相当于清初山东沿海18州县船税总额的9.6倍〔181〕，足见胶州海贸发展之速。清代中叶胶州沿海贸易进一步发展，上海、苏州均有胶州邦商人开设的会馆。
莱阳也是山东半岛重要的商业码头，“凡平（度）、掖（县）、栖（霞）、招（远）之土产，江浙闽广之舶品，胥以此为集散所”〔182〕。雍正年间新定船税，莱阳为770亩，仅次于胶州，在沿海18 州县中位居第二〔183〕。莱阳商人的活动范围，“资之饶者置货于京师、金陵、苏杭淮扬，其歉者远至临清，近则南北台、青山庙、莱之海庙置焉”〔184〕。
半岛北岸的商业码头则以黄县为最。该县地寡人众。“丰年之谷不足一年之食”，却号为东海“富庶之区”〔185〕，其原因即在于商业繁盛，居民多习贸迁之利。县志称“总黄之民而计之，农十之三，士与工十之二，商十之五”。黄县市场上，棉花来自江南，粮食贩自东北。“闽广苏杭西洋巧丽之物，靡不必陈”。黄县西关列肆数百家，其中仅银钱之肆就有数十家之多。黄县之民经商于外者以关东为多，京师次之〔186〕；东北的奉天、吉林、大连、营口等主要城市， 均有黄县商人执商界之牛耳。
内陆商业城镇以青州府治益都兴起较早，明代即已是“[]聚百物而贸易之”〔187〕。清代中叶， 益都为鲁中地区生丝及丝织品的集散加工中心之一，汇集临朐一带所产生丝、茧绸、生绢等丝织品，加工、炼染之后转销京师，“行于八方”；远方大贾亦多来此贸易，益都城关即有山西商人所建会馆〔188〕。益都也是鲁中山区的果品集散、转运市场。
潍县系莱州府属县，由省城济南赴山东半岛的东西干道在此分岔，东北行至莱州府治掖县，东南行可抵港口城市胶州。明万历年间，潍县商税收入居莱州府属七州县之冠，超过府城掖县两倍多〔189〕。 清代中叶，潍县是莱州府烟草种植加工中心，鲁东特产粉丝、玻璃也以此为集散地。潍县商人自明代起就从事沿海贸易，“常贩米麦、豆、油、布区等货”至天津发卖〔190〕，清代潍县商人足迹更是南达江淮， 北至盛京、吉林、苏州的东齐会馆就是潍商与胶州商人共同创建的〔191〕。
周村，本是济南府长山县的一个镇，其兴起约在清康熙年间，乾嘉年间已发展成为山东中部最繁荣的商业城镇，时人将其与汉口、佛山、景德、朱仙四镇相比，名之曰“旱码头”〔192〕。清代中叶， 周村是山东中部土布、生丝、茧绸的集散中心，设有土布业商号数十家，主要集散济南府章丘、齐东、邹平、长山等县所产大布、小布、线带等棉织品，主销关东，亦销往直隶、山西、河南及山东本省。丝店、丝局、绸货店等也有数十家，多坐落于丝市街、绸市街，鲁中山区泰安、莱芜、莒州、费县所产生丝汇聚于此。这些店铺一方面于附近各县设庄收购原色绸布、经染色、加工后北销京师、直隶；同时也从南方诸省购入丝绸、百货一并销售。章丘旧军镇孟氏在周村也开设有鸿记布店、恒祥绸布店等〔193〕。
博山（即颜神镇），是一个因工矿业发展而兴起的城镇，并以其工矿业产品成为方园数百里的交易中心，输出手工业品，输入粮食以供民食〔194〕。煤炭、陶瓷、琉璃是博山的三大产业。清代中叶全县煤炭 产量约为15万吨。除一部分销往华北平原各县外，主要供本地烧制瓷器、琉璃之用：其陶瓷、琉璃制品则远销黄河流域诸省以及西北、东北、朝鲜，甚至闽粤。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德国人李希霍芬在考察了中国数省后评论说：“博山县是我直到现在所遇到的工业最发达的城市，一切在工作着、动着。这个城市有着一个工厂区的烟熏火燎的面貌，浓深的黑云表示各个工厂的地点。因为这里优良的矿坑所出产的出色的煤，很早就已经促使各种工业产生，而这些工业通过若干世纪发展下来……”〔195〕。在这个欧洲人眼中，博山乃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
以上简要叙述了山东较大的商业城镇，笔者估计，清代中叶这十余个商业城镇的年经营额约计可达3000—4000万两。关于明清时期山东商业城镇的发展及其经营额的估算，笔者已另有专文详述〔196〕。
（二）农村集市及其作用
山东集市的勃兴始于明代中叶，到嘉靖～万历年间已初步形成一个疏密不一的集市网；明末清初由于战乱灾荒的影响一度衰落，经康熙、雍正年间的恢复、整顿，到乾隆时进入全面、持续的发展阶段。清代中叶山东集市数量已达二千二、三百个，光绪年间再增至近三千个，平均每州县有集市20余个，与明代相比增加了70%以上。康熙、雍正年间清政府对集市牙行、税收制度也进行了一系列清理、整顿，使集市管理开始走上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从另一个方面对农村集市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197〕
表8是清代中叶山东集市密度分区统计。该表显示， 清代中叶山东集市分布已相当密集，集市交易面积平均只有66平方公里。其中，以平原区的曹州、济南、东昌三府密度最高，鲁中山区的沂州府和山东半岛的登州府相对较低。平均交易半径多在4—6公里之间，山区稍大些。换言之，小农赴集市购买或出售商品，如果选择最近的集市，步行一般只需花费半日时间，最多一日可以从容往返。这一集市密度与北方其他省区相比差别不大，山东的集市密度或许还可算是较高的。而在江南地区农民上市交易一般多利用清晨时间，并不需耽误一天的农作。这一点固然有南北方交通条件（江南水网区交通便捷）以及习惯上的差异，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当然也是重要因素。
最迟在乾隆—道光年间，山东已形成一个涵盖广阔、运作自如的农村集市网，这一基层集市网与上述处于流通干线的商业城镇相联系，勾通城乡市场。构成山东商品流通网的整体，通过这一流通网山东各州县可与全国大多数省区进行经济联系。笔者估计，19世纪中叶山东市场上每年的商品流通量大致有：粮食1900万石，棉花7000万斤。棉布3000万匹，干鲜果品6000万斤，食盐1.5亿斤，大牲畜24—48万头，……等等 。总计年交易额在5000—6000万两，其中大部分商品都是通过上述农村集市网集散和流转的。十九世纪中叶山东市场上主要商品流通量详见表9。〔198〕
农村集市是中国传统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集市历史久远，至少可上溯到秦汉时代，但它的大规模发展则是在明清，这无疑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从每一个单独的集市来看，它不过是小生产者之间进行有无调剂、余缺调剂，以满足各自的生产和生活需求。然而作为一个网络体系的集市其作用绝不仅限于此，而是具有更深层的意义，并至少在以下几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表8 清代中叶山东集市密度分区统计
本表主要依据乾隆～道光三朝方志资料，该时段无资料的州县用相邻时期资料补入。*为计算方便，将青州府统归入鲁北平原，泰安府统归入鲁中山区。
表9 19世纪中叶山东市场上主要商品流通量估计
1.农村集市网是大规模、长距离的商品流通的基础，这一显而易见，无需赘言。
2.农村集市网是保障小农经济生产与再生产正常运转的重要环节，它既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同时也已成为地区整体经济结构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小农的农产品、手工业品的出售，其生产资料、手工业原料乃至口粮的购买都离不开集市：小农经济的商品化程度越高，对市场的依赖也就越大。
3.农村集市网的形成，使地区之间通过商品流通实现经济布局调整，资源优化配置成为可能。大规模的、经常性的商品流通，使原本互不相关的一个个自然条件、发展程度各异的地区相互联系。成为一个整体，从而可以在大范围、高层面上形成地区分工，有利于发挥各自的优势。取长补短。换言之，商品流通使地区之间重新分工，调整经济布局，优化资源配置成为可能；在这一点上，作为流通基础的农村集市网络体系的形成和正常运转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事实上，明清时期山东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与经济布局的优化过程，都是建立在上述流通网的基础上的。鲁西北平原棉花种植得以大规模发展，是以鲁西南粮产区，乃至河南、直隶等省粮食供给为基础的；山东半岛则输入粮食、棉花，输出大豆、豆油、茧绸与棉布，通过与东北、江南的双向流通不仅摆脱了耕地资源匮乏的劣势，而且后来居上，日渐成为山东的“富庶之区”。如果没有上述城乡市场网络体系作为基础，这一切都将无法实现。上述流通表中，山东各小区之间的商品流通额为1400—1600万两，约占总额的1/3；省际流通额为1600—2200万两，占总额的1/3强；也显示了山东各小区之间、山东与其他省区之间的商品流通对于山东经济运转的重要作用。
五 明清时期山东经济发展的特点与历史趋势
综合以上考察，我们大致可将明清时期山东经济发展轨迹与特点归纳如下：
1.明清时期山东经济的发展首先是土地资源开发的不断深化。这一方面表现为农业种植结构的变化：两年三熟制的发展，经济作物种植的扩大，以及新的作物品种的引入、推广等等；另一方面，随着人口的迅速增长，土地资源日渐稀缺，因而对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又表现为从平原到丘陵山地，从沃壤到瘠土的空间推移。其结果，大大地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及其经济收益，使有限的耕地能够养活更多的人口。
2.土地资源毕竟是有限的，明清时期山东经济的发展还表现为非土地资源——包括劳动力资源、矿产资源以及其他资源〔199〕——的开发利用，及其范围的逐渐拓展。其中，农副产品加工业的发展最具普遍意义，它以土地产品为原料，通过再一次的劳动投入获得一个附加值，从而为经济的发展拓宽了道路，增加了财源。
3.经济布局的调整与优化是明清时期山东经济发展的又一重要特点。这是一个由比较利益驱动，通过地区间的商品交换，发挥各自比较优势，逐渐形成各具特色的经济小区的过程。而这一演变过程之所以能够顺利推进，又是以山东各小区之间，山东与全国各省区之间大规模的商品流通为基础的。输入劣势产品，输出优势产品，从而达到地区间重新分工，重新布局，也就是一个优化资源配置的过程。
4.产业结构的变化及其趋势则是明清时期山东经济更深层、更具重要意义的发展。这主要表现为：（1）以种植业为主到种植与加工并重的转化；（2）商品流通越来越成为经济运转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商业运输业实际上已成为地区经济中十分重要的产业部门。农副产品加工业、家庭手工业的普及，商业城镇的发展，农村集市网的形成，以及经商人口的大幅度增长等等，等等。这一切，我们不应仅仅视为一种现象，实际上这也是产业结构的一个演化过程，是向近现代产业结构的趋进。
山东是一个传统农业区。其自然条件并非十分优越。在明清时代也不过是一个中等发达的省区。正因为如此，明清时期山东经济的发展不仅具有自己的特色，同时也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它所显示的中国传统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与趋势，是不应忽视的。
注释：
〔1〕人口数字明代据嘉靖《山东通志》卷8，户口；清代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82、85。
〔2〕耕地数字明代据嘉靖《山东通志》卷8，田赋，清代据许道夫《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耕地表2。
〔3〕关于山东粮食作物种植的变化， 郑启东《清代华北的农业改制问题》（载《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18—130页）和李令福《明清山东粮食作物结构的时空特征》，（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1辑）二文，对笔者启发颇大。
〔4〕康熙《巨野县志》卷7，风俗。
〔5〕《山东经会录》卷3，税粮因革。该资料系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小野和子教授惠赠，特此致谢。
〔6〕崇祯《历乘》卷12，方产考。
〔7〕康熙《巨野县志》卷7，风俗。
〔8〕康熙《峰县志》卷2，物产。
〔9〕乾隆《鱼台县志》卷1，物产。
〔10〕光绪《菏泽县志》卷6，风俗志。
〔11〕嘉庆《寿光县志》卷9，物产。
〔12〕顺治《招远县志》卷5，物产。
〔13〕参见李令福前引文。
〔14〕万历《恩县志》卷3，贯赋。
〔15〕顺治《登州府志》卷8，风俗。
〔16〕据《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第三编第11册各该庄租粮账册统计。
〔17〕参见郑启东前引文第120页。
〔18〕《宪庙朱批谕旨》第15函，山东巡抚岳濬雍正12年5月19 日奏折。
〔19〕崇祯《历乘》卷14，方产；康熙《濮州志》卷4，土产。
〔20〕光绪《临朐县志》卷8，物产。
〔21〕拙作《明清时期山东的粮食流通》，载《历史档案》1995年第1期。
〔22〕《明史》卷78，食货二。
〔23〕嘉靖《山东通志》卷8，物产。
〔24〕万历《东昌府志》卷2，物产。
〔25〕万历《兖州府志》卷4，风土志。
〔26〕同治《临邑县志》卷2，风俗引万历志。
〔27〕从翰香《试述明代植棉和棉纺织业的发展》（载《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1期）一文对明代全国植棉分布有详细的研究， 该文附录统计明代山东产棉州县共有27个，笔者据文献所见略加补充，共计为41州县，又明清山东植棉州县分布表，因篇幅关系从略。
〔28〕康熙《曹县志》卷2。
〔29〕光绪《沾化县志》卷12，艺文。
〔30〕嘉庆《清平县志》卷8，户书。
〔31〕乾隆《夏津县志》卷2，街市。
〔32〕道光《高唐州志》卷3，田赋志。
〔33〕嘉靖《山东通志》卷8，物产。
〔34〕乾隆《平原县志》卷3，物产。
〔35〕康熙《堂邑县志》卷16，人物。
〔36〕拙著《明清时期山东的商品经济与商品流通》，待刊稿。
〔37〕咸丰《青州府志》卷23，物产。
〔38〕康熙《滋阳县志》卷2，物产。
〔39〕乾隆《济宁直隶州志》卷2，物产；王培荀《乡园忆旧》卷3。
〔40〕嘉庆《寿光县志》卷4，物产。
〔41〕嘉靖《山东通志》卷8，户口。
〔42〕邹逸麟：《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第一章第五节，元后期至清末寒冷期黄淮海平原的气候。
〔43〕同治《宁海州志》卷25，艺文。
〔44〕光绪《临朐县志》卷8，物产。
〔45〕乾隆《沂州府志》卷33，艺文。
〔46〕同上。
〔47〕孙钟亶《山蚕辑略》序，转引自孙祚民《山东通史》上卷，第426页。
〔48〕《清高宗实录》卷599。
〔49〕乾隆《泰安县志》卷2，物产。
〔50〕同治《宁海州志》卷12，职官志。
〔51〕乾隆《临清州志》卷11，物产志；乾隆《丘县志》。卷1 ，物产。
〔52〕道光《安邱新志》卷10，方产考。
〔53〕道光《重修胶州志》卷14，物产。
〔54〕道光《平度州志》卷10，物产；《平度县乡土志》卷14，物产。
〔55〕《郭嵩焘日记》第1卷，第266页。
〔56〕咸丰《青州府志》卷23，物产；光绪《临朐县志》卷8 物产。
〔57〕光绪《费县志》卷1，物产。
〔58〕光绪《宁阳县志》卷6，物产。
〔59〕光绪《峄县志》卷7，物产略。
〔60〕乾隆《胶州志》卷6，物产；陈世元《金薯传习录》卷上；道光《重修胶州志》，卷14，物产。
〔61〕道光《安丘新志》卷10，方产考。
〔62〕黄可润：《牧令书辑要》卷3，种薯。
〔63〕光绪《费县志》卷1，物产。
〔64〕乾隆《泰安府志》卷2，物产。
〔65〕道光《济宁直隶州志》卷3，物产。
〔66〕《山东经会录》卷1，税粮。
〔67〕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乙表41统计。
〔68〕徐宗干：《斯未信斋文编·艺文》卷1“与高唐绅上书”。
〔69〕包世臣：《安吴四种》卷26，齐民四术。
〔70〕请参见拙作《明清时期山东的粮食流通》，载《历史档案》1995年第1期。
〔71〕据光绪34年《山东省实业统计》计算。
〔72〕参见拙作《明清时期的临清商业》，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2期。
〔73〕请参见拙作《清代山东的食盐运销》，载《中国盐业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74〕《清高宗实录》卷118，乾隆重五年六月初四。
〔75〕吴树声：《沂水桑麻话》。
〔76〕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433页，光绪《临朐县志》卷8，物产。
〔77〕据光绪34年《山东省实业统计》。
〔78〕拙作《明清时期山东的粮食流通》，载《历史档案》1995年第1期。
〔79〕《山东全省各县十一年度棉业调查表》，见林修竹《茂泉实业文集》第81—107页。
〔80〕《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39辑，两江总督高晋乾隆42年6 月20日折；江苏巡抚杨魁乾隆42年6月23日折等。
〔81〕光绪《登州府志》卷首，小序。
〔82〕同治《黄县志》卷3，食货志。
〔83〕同治《黄县志》卷首，重修黄县志序。
〔84〕《山东经会录》卷1，税粮。
〔85〕崇祯《历乘》卷12，方产。
〔86〕康熙《齐东县志》卷8，杂录编。
〔87〕嘉庆《齐东县志续》周以勋“布市记”。
〔88〕乾隆《平原县志》卷1，风俗。
〔89〕民国《陵县续志》卷3，工商业。
〔90〕乾隆《蒲台县志》卷2，物产。
〔91〕咸丰《滨州志》卷6，风俗。
〔92〕康熙《博兴县志》卷1，风俗；道光《博兴县志》卷5，风俗。
〔93〕顺治《登州府志》卷8，风俗。
〔94〕乾隆《山东通志》卷24，物产。
〔95〕康熙《邹平县志》卷8，物产。
〔96〕康熙《章丘县志》卷1，风土。
〔97〕乾隆《临清州志》卷11，市廛志。
〔98〕光绪《滋阳县志》卷4，物产志。
〔99〕乾隆《沂州府志》卷33，艺文。
〔100〕王培荀：《乡园忆旧》卷3。
〔101〕康熙《莱芜县志》卷2，物产。
〔102〕《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第三编，第14册。
〔103〕吴树声：《沂水桑麻话》。
〔104〕吴中孚：《商贾便览》卷8。
〔105〕《稗说》卷3，“山茧”条。
〔106〕康熙《莱阳县志》卷3，民业。
〔107〕《莱州府乡土志》卷下，物产。
〔108〕《赤嵌笔谈》“商贩”条。
〔109〕康熙《长山县志》卷4，物产。
〔110〕乾隆《淄川县志》卷1，物产。
〔111〕罗仑，景苏：《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经济研究》第87页。
〔112〕嘉靖《临朐县志》卷1，风土志。
〔113〕康熙《濮州志》卷4，货殖传。
〔114〕梁梦龙：《海运新考》卷上，海道湾泊。
〔115〕康熙《张秋志》卷6，税课。
〔116〕康熙《鱼台县志》卷9，风土。
〔117〕万历《滕县志》卷3，方物志；道光《滕县志》卷3，方物志。
〔118〕乾隆《临清州志》卷11，市鹰志：《大清会典事例》卷191，户部，积储。
〔119〕《禹城县乡土志》物产条：民国《潍县志稿》卷24，实业。
〔120〕道光《博兴县志》卷5，风土志。
〔121〕嘉庆《禹城县志》卷5，食货志。
〔123〕道光《滕县志》卷12，艺文。
〔124〕《邹县乡土志》商务条。
〔125〕《章丘县乡土志》卷下，商务。
〔126〕《诸城县乡土志》卷下，商务。
〔127〕《平度县乡土志》卷15，商务。
〔128〕光绪《费县志》卷10，物产。
〔129〕《肥城县乡土志》卷9，商务。
〔130〕《新泰县乡土志》商务条。
〔131〕嘉庆《禹城县志》卷5，食货志；民国《陵县志》卷4， 流寓传。
〔132〕王培荀《乡园忆旧》卷3。
〔133〕宣统《聊城县志》卷1，物产。
〔134〕嘉靖《山东通志》卷8，物产。
〔135〕咸丰《青州府志》卷23，物产。
〔136〕光绪《菏泽县志》卷1，物产。
〔137〕《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第三编第14册。
〔138〕康熙《滋阳县志》卷2，物产。
〔139〕《宁阳县乡土志》物产条。
〔140〕《山东省滋阳县户册》。
〔141〕《乡园忆旧》卷3。
〔142〕包世臣：《安吴四种》卷6，闸河日记。
〔143〕光绪《临朐县志》卷8，物产。
〔144〕《潍县乡土志》商务条。
〔145〕乾隆《高密县志》卷1，物产；《高密县乡土志》物产条。
〔146〕民国《潍县志稿》卷42，杂稽。
〔147〕孔府档案， 转引自何龄修等《封建贵族大地主的典型—孔府研究》第394页。
〔148〕嘉庆《寿光县志》卷9，物产。
〔149〕乾隆《诸城县志》卷12，方物考； 《诸城县乡土志》商条条。
〔150〕民国《茌平县志》卷9，实业志。
〔151〕道光《济南府志》卷13，物产。
〔152〕道光《济宁直隶州志》卷3，物产；乾隆《鱼台县志》卷1，物产。
〔153〕乾隆《曹州府志》卷7，风土。
〔154〕道光《重修胶州志》卷14，物产。
〔155〕《莱州府乡土志》商务条。
〔156〕《平度县乡土志》卷15，商务。
〔157〕《朝城县乡土志》商务条。
〔158〕乾隆《德州志》卷11，物产。
〔159〕王培荀：《乡同忆旧》卷3：《德县乡土志》商务条。
〔160〕乾隆《临清州志》卷11，市廛志：吴中孚《商贾便览》卷8。
〔161〕乾隆《临清直隶州志》卷9，临砖附；傅崇兰《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第296页。
〔162〕嘉靖《山东通志》卷8，物产。
〔163〕康熙《颜神镇志》卷5，遗文。
〔164〕乾隆《博山县志》卷4，物产。
〔165〕《中国实业志·山东》八编第四章。
〔166〕孙廷铨：《颜山杂记》卷2。
〔167〕孙廷铨：《颜山杂记》卷4，物产。
〔168〕万历《安邱县志》卷10，方产考。
〔169〕《高密县乡土志》物产条。
〔170〕万历《东昌府志》卷2，物产：光绪《县志》卷1， 封城志。
〔171〕光绪《峰县志》卷7，物产略
〔172〕万历《兖州府志》卷4，风土志。
〔173〕康熙《平阴县志》卷2，山川；卷4，物产。
〔174〕《范县乡土志》商务条。
〔175〕《肥城县乡土志》物产条。
〔176〕嘉庆《齐东县志续》周以勋“布市记”，光绪《临朐县志》卷8，物产；嘉庆《寿光县志》卷9，物产。
〔177〕请参见拙作《明清时期的临清商业》， 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2期。
〔178〕康熙《济宁州志》卷2，风俗引明志；道光《济宁直隶州志》卷2。
〔179〕《抄挡》；乾隆13年6月25日，内阁下刑吏两部。
〔180〕《张秋志》卷2，建置志；卷6，赋役志；道光《东阿县志》卷5，建置。
〔181〕据聊城山陕会馆所藏历年重修碑记， 详请参见拙作《明清时期山东商业城镇的发展》，（待刊稿）。
〔182〕光绪《登州府志》卷6，风俗。
〔183〕《皇清奏议》（三）卷18，姚文然《请开海运以备荒疏》
〔184〕道光《胶州志》卷39，金石。
〔185〕乾隆《山东通志》卷12，杂税。
〔186〕民国《莱阳县志》卷2，商业。
〔187〕乾隆《山东通志》卷12，杂税。
〔188〕康熙《莱阳县志》卷3，民业。
〔189〕同治《黄县志》卷3，食货志：卷首，重修黄县志序。
〔190〕同治《黄县志》卷3，食货志。
〔191〕万历《益都县志》卷5，建置志，转引自李华“山东商邦”（载《十大商邦》第180页）。
〔192〕咸丰《青州府志》卷23，物产；光绪《临朐县志》卷8，物产；光绪《益都县图志》卷首。
〔193〕万历《莱州府志》卷3，田赋。
〔194〕梁梦龙：《海运新考》卷中，奖励官役。
〔195〕江苏省博物馆编《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368—372页。
〔196〕嘉庆《长山县志》卷13，艺文志。
〔197〕参见官美蝶《清代山东的周村镇》，载《历史档案》 1990年第4期；罗仑、景苏《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经济研究》第106页。
〔198〕孙廷铨：《颜山杂记》卷4，物产：康熙《颜神镇志》卷2，风俗物产。
〔199〕转引自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第132页。
〔200〕拙作《明清时期山东商业城镇的发展》，待刊稿。
〔201〕关于山东农村集市， 笔者已撰有专文《明清时期山东集市的发展—兼论农村集市的功能和作用》将刊于《清史论丛》1995年号。
〔202〕表中各种商品流通量的估计， 详见拙著《明清时期山东的商品经济与商品流通》（待刊稿）。
〔203〕明清时期山东的煤炭业、渔盐业也有较大的发展，因篇幅所限本文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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