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壮族群体使用汉字、古壮字情况调查与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壮族论文,汉字论文,群体论文,当代论文,情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汉字与古壮字是当今壮族人群使用的两种文字。古壮字又称方块壮字、土俗字，壮语名Sawndip，是壮族先民效仿汉字六书的构字方法创造，并不断发展形成的一种民族文字。就文字类型而言，属于借源意音文字，与古白字（方块白字）、古布依字（方块布依字）及越南喃字等汉字孳乳型文字一样，既有汉字的形制特点，又反映了本民族的造字文化特色。目前所见的古壮字最早实例为广西上林县的唐永淳元年（682年）摩崖石刻。宋代以后古壮字使用广泛，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庄禅《鸡肋篇》和周去非的《岭外代答》等著作皆有所记载。历史上古壮字运用于广泛的生活领域，如神话、故事、传说、歌谣、药方、碑刻、家谱、契约等，著名的《布洛陀经诗》、《刘三姐》都有古壮字文本，古壮字至今还是一种“活”文字，壮族人民仍在使用它记录民歌、口传作品等。
1998年，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统一规划下，广西开展了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语言文字使用情况抽样调查工作。2005年，广西壮族自治区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审定的《广西语言文字使用问题调查与研究》出版，该文集展示了广西的语言文字使用情况的翔实数据，并做了许多专题分析。但对广西少数民族的文字使用状况研究则相对薄弱，有必要进一步调查了解并进行分析研究。
为此，我们在2006年采用多阶段的PPS系统抽样方法，在壮族主要聚居地左右江流域和红水河流域，选择田阳、田东、东兰三个壮族人口比重在85%以上的县份，对壮族人群进行问卷形式为主，个别访谈为辅的田野调查，全面调查汉字、古壮字目前的使用情况和现代壮族人群对它们的态度（时间范围定义为近百年，即上世纪初至今）。每县投放300份问卷，同时，综合采用文献调查法、观察法、访谈法等多种调查方法，对古壮字的使用及态度进行更为深入而全面的调查。本文将利用调查所获数据分析当代壮族群体中这两种文字的使用情况。
一、古壮字在民间的主要存在形式
古壮字产生后，曾在壮族民间广泛流传，宋范成大在《桂海虞衡志》中描述“边远俗陋，牒诉券约，专用土俗书，桂林诸邑皆然，……余阅讼牒二年，习见之”，可见古壮字的使用在宋代已相当普遍。明清时期，方块壮字进入了盛行期，出现许多以方块壮字撰文的长篇作品，清朝末年，古壮字仍然被广泛用于记录山歌、契约、药方等。解放初期，在壮族民间还能找到大量的古壮字抄本。但古壮字一直未能得到规范和整理，没有作为“壮族的文字”得到官方正式确认，一直作为“壮族土俗字”存在。20世纪50年代国家帮助壮族创制拼音壮文，并作为壮族规范文字推广，方块壮字则以壮族古文字的身份隐退，逐渐衰落。但古壮字并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仍在特定领域，被特定人群使用，在民间仍然可以看到古壮字使用的印记。
本次调查通过在壮族经典《布洛陀》流传的田阳、田东、东兰等地走访有关的文化人士和壮族农家，了解到目前古壮字在民间主要以下面几种形式存在：
（一）宗教经书，主要包括壮族民间麽教的麽经和道士符咒经文等。宗教经书是古壮字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壮族民间目前古壮字使用最为稳固的领域
麽教是壮族社会历史上形成的民族民间宗教，它以壮族始祖布洛陀为最高神祗，有自己的基本教义和教规，以《麽经布洛陀》为宗教经典，已形成较固定的法事仪式，其半职业性的从教者民间称为布麽。右江、左江、红水河流域以及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各县壮族聚居地区都有民间麽教流传。（注：黄桂秋.壮族民间麽教与布洛陀文化.广西民族研究，2003,3:73-82.）相传麽教和麽经为祖神布洛陀所创，人们凡遇灾祸或疑惑不解之事，都要祷问祖神布洛陀和另一位大神麽渌甲，以祈求消灾之法。布麽做法事时，须请布洛陀和麽渌甲降临指点，“去问布洛陀，去问麽渌甲，布洛陀就说，麽渌甲就讲”是麽经中消灾解难的固定范式，因此民间又把麽经称为“司麽布洛陀”，即“麽经布洛陀”。布洛陀经诗各篇均独立成篇，不同的麽经有不同功效，如在丧葬仪式上为死者超度亡灵的麽经《麽荷泰》；当遇到家庭失和、家宅不宁时，就请布麽唱《解婆媳冤经》、《解父子冤经》、《解母女冤经》等；麽颂祖神布洛陀造天地万物的叫《麽请布洛陀》、《布洛陀造方唱本》等。布麽做法事主要是通过喃诵麽经经文的方式来请神禳灾解难。
麽经原以口耳相传授受，后以古壮字抄录文本方式传承。现存麽经手抄本多用古壮字抄写，经文为五言押腰脚韵的壮族诗体形式，多以民间土制细纱纸抄录，手工线装成册，或用浸泡过桐油的纱纸或麻布做封面封底，以便长久保存。麽经由布麽师徒一代接一代珍藏、保存、传承。虽然各地流传的经书不一，但其内容大体相同，功能基本一致。目前麽公仍用传统方式抄写麽经，麽公们表示，只要有麽教和麽经的存在，麽经的这种传承方式不会改变。解放前后，壮族麽经还在民间大量存在，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则被视为封建迷信品收缴烧毁。目前仅在较偏远的乡村保存较好。东兰县民族局一工作人员介绍，在东兰隘洞镇华龙村蚂
屯一麽公保存有大量的麽经，但是地方极为偏远，需乘坐两三个小时车到村，然后步行约4小时方能到达屯。田阳玉凤一带也是麽经流传较多的地区，在玉凤的调查中，问及麽经、古壮字等问题时，村民们表现出熟悉程度较高。《壮族麽经布洛陀影印译注》中收集的29个版本中有半数以上是在田阳收集。
此外，壮族民间流行的道教、佛教的经文有的也是用古壮字抄写。如壮族的道教经文《太平经》、《灵宝经》、《三皇经》、《太上感应经》等，是壮化了的道教经文，根据壮人思维和语言重新创编，散文体，中间杂有壮歌，以壮语吟诵。
宗教是目前古壮字使用最为稳固的领域，首先，有一批精通古壮字的麽公，壮族麽经都是用古壮字抄写，因此麽公在传授麽经内容的同时也就传授了古壮字。其次，壮族民间仍有对麽教的信仰和需要。目前在壮族民间仍存在对麽教的信仰，人们生病会去医院诊视，但在药石无效情况下又会寄希望于传统禳灾解难的麽教法事。此外，丧葬仪式、建新房等也请麽公做法事。这决定了麽教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仍会存在，而以古壮字抄录的麽经就会以现有的形式不断传承。
（二）壮族山歌唱本
壮族素有“歌海”之称。壮族人民有遇事即歌、逢场必唱、以歌代言的习俗，把在生产生活中产生的情感、经验用山歌形式传唱下来，以表达思想感情，叙事传后，喜庆祝福，交朋结友，酬唱择配。这种习俗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歌王、歌师、歌手，他们是壮民族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授者。千百年来，山歌一直活跃在壮族人民中间。壮族山歌，就形式分，有勒脚歌、排歌、散歌等。如主要在平果、田东流传的壮族长篇叙事体山歌《嘹歌》，四句一组，相互问答，以封建领主的兼并战乱为背景，通过抒情的对唱表现一对男女青年悲欢离合的感情。嘹歌内容相对比较固定，由歌手们用古壮字抄写并传唱。此外，类似的壮族长篇叙事诗体山歌还有《布伯》、《布洛陀》、《马骨胡之歌》、《六丘和达七》、《莫一大王》等，都用古壮字抄写并流传。
目前，壮族歌手仍习惯用古壮字编写、传抄山歌唱本。老一辈歌手保存的抄写年代较早的歌本，用字繁体较多，而年轻一代歌手歌本用字则简体较多，抄写以自己能看懂为主要原则。在田东曾采访当地农姓歌王和黄姓歌王，他们出示了从父辈那里传抄而来的嘹歌手抄本。该歌本用字没有麽经布洛陀中的古壮字那么繁杂，自创古壮字较少，其中的借汉字多为简化字，可见山歌抄写时不一定完全按照原来的唱本，如有难懂或者不方便记忆的古壮字，往往用谐音方式另找一个自己比较熟悉的字替代。为方便唱歌时随身携带、翻看，现代歌手的歌本多装订为长约10厘米，宽约5厘米的长方形小册子，或是用剪裁好的白纸装订而成，或是直接用学生的作业本剪裁。
在田阳五村村，笔者采访了当地女歌手陆荣规，十几岁时哥哥便教她古壮字，20余岁开始唱山歌，五十年代国家推广新壮文时又学过一些新壮文，但大多已忘记，现在只认得个别新壮文。当前，当地政府着力发展山歌文化，她也成为积极分子，自己编写山歌，并用古壮字缮写，装订成长约13厘米，宽约8厘米的长方形小册子，希望将自己编写的山歌记录下来留给后代。陆歌手的歌本用字比较简化，古壮字自创字比较少。尤为特别的是，在她编写的歌本中夹杂着个别新壮文，当不清楚古壮字怎么写时，就用新壮文替代。她表示特别喜欢山歌，也喜欢用古壮字，平时需要用到文字的情况大都用古壮字记录，虽然也会用一些新壮文，但两者之间她更喜欢古壮字。她也经常把自己编写的山歌给孙女讲解，孙女也逐渐能自己看懂用古壮字抄写的歌本。
壮族民间一些有文化的老人还收集诸如《唱英台》、《唱唐皇》等民间故事改编的长篇叙事体山歌唱本，这些唱本的形式与麽经布洛陀的抄本接近，均用古壮字抄录于民间土制黄纱纸上，手工线装成册。由于抄写年代相对比较早，用字相对现代抄写的歌本比较繁，自创字也比较多，比较能体现出古壮字原貌。广西民族古籍办公室曾编印《唱文隆·唱英台·唱唐皇》，此书在民间广泛流传，不少壮族老人予以珍藏。
山歌本是古壮字现存文献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过去壮族男女人人能歌，因此古壮字作为山歌的载体得以广泛流传。与麽经相比，山歌本中的古壮字自创性和随意性较强。麽经作为宗教经典，具有神圣的意义，因此，麽公抄写麽经比较注重原本的古壮字原貌，一般不会随意改动。而山歌本主要是帮助歌手记忆，或者流传，抄写时以自己能看懂为原则，因此常常根据个人喜好创造和修改古壮字，每个歌手抄写的歌本都打上了自己的烙印。此外，山歌本既有抄写流传的，如《嘹歌》，也有直接用古壮字编写的，如五村的陆歌手编写的古壮字山歌。因此，与麽经相比，山歌本的古壮字表现出相对较强的活力。但现在壮族民间唱山歌的人已日见其少，古壮字及用古壮字抄写的山歌本只在少数壮族歌师、歌手及山歌爱好者之间流传。
（三）记录壮语地名、人名，壮族谚语，或者临时借用
壮族地名、人名仍大量沿用古壮字。自古以来，壮族地区的地名——地址、村名、山川、道路、田林、水泉、名胜、古迹等等，多以壮语称谓，以古壮字记载。如那坡、那满、停怀等。壮语地名中出现的古壮字最典型是“那”字，“那”原写作“
”，后人简化为“那”，壮语中“那”是“水田”的意思。据广西民族研究所壮学学者覃乃昌统计，1988年出版的《广西壮语地名选集》中收入壮语地名5500条，其中含“那”“纳”地名872条，占收入壮语地名的15.8%。此外，峒、垌、
、等古壮字也在壮语地名中频繁出现，长期使用，已作为规范汉字收入《新华字典》、《辞海》等汉字字典、辞书。
现实中，每个人都有乳名，壮人乳名自然以壮语呼音，通常人们一般都沿用乳名作正式用名，如特怀、达备等。一些中老年人有了后代之后，常以儿女名冠以父母辈作用名，如叫“韦成”的母亲取名为“韦姆成”（“姆”，意为母亲）、名叫“黄立”的父亲取名为“黄卜立”（“卜”，意为父亲）等等。只是在报名进学校读汉文时为求名“雅”，人们才取“汉名”（亦即学名）。（注：参见《试谈民族心理对壮文推行的影响》，http://bbs5.xilu.com/cgi-bin/bbs/view？forum=buluotuo&message=11.）
壮族谚语是壮族人民千百年生产生活经验的总结，用壮语表达，人们也习惯用古壮字来记录。如“欧领斗磨刀眉”，汉语译文“用舌头来磨刀”；“雾提凹使炼，雾提凸使雨”，汉语译文“大雾在山下就天晴，大雾在山上就下雨”。
此外，壮族人需要记录用壮语，但又苦于找不到合适的文字时，就会很自然的借用读音相同或相近的汉字来记录，即使是不会古壮字的壮族人也会用这个方法，对古壮字有所了解的人，这种临时借用的情况更多。
古壮字曾经在壮族民间广泛运用于各个领域，现在还能在民间找到一些古壮字使用的遗迹。东兰县民族局一工作人员向笔者介绍说，他们去长江乡调研时，看到一农户家的神龛上方的木头上刻了“台炮”两字，该户房子约建成于20世纪20或30年代，神龛是前辈所制作，当今房子的主人也不知道“台炮”是什么意思。经他分析，“台炮”应该是壮语“保佑”的借音和借字古壮字。
二、古壮字使用情况问卷调查分析
为获取客观公正的数据，我们还通过抽样发放问卷形式调查壮人对古壮字的了解及使用情况。调查结果显示，古壮字在民间仍然有一定的群众基础，仍然具有一定生命力。古壮字自产生以来，从未经官方实施整理规范及推行。新时期古壮字在现代文化的冲击下逐渐隐退，使用范围大大缩小，但是在一些特定领域，古壮字仍然固守阵地。古壮字从来都是靠民间力量推行，在民间扎根成长，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因此，在现代文化的冲击下，古壮字并没有马上消失，它在新壮文和汉字的夹缝中继续生存，生存虽然艰难，但仍在延续。
古壮字的群众基础首先表现在目前仍有一部分人对古壮字有所了解。根据本次调查“对古壮字的了解情况”一项的数据统计，目前仍有20.6%壮族人对古壮字比较了解或者有一定了解；46.8%壮族人对古壮字不太了解，但或者听说过或者见过，知道壮族历史上或者现在存在这样一种文字。另外，“对古壮字的认识情况”这一项数据统计，目前有3.6%壮族人认识大多数古壮字，基本能阅读古壮字书籍；或多或少认识一些古壮字（认识大多数、认识部分、认识个别）的总共占37.3%。
据以上数据分析，了解和认识古壮字的人绝对比例不高，但对于一种完全靠民间力量推行的民族文字来说，至今仍有一定比例的人认识和了解古壮字，已经足见其在壮族民间的根深蒂固。
古壮字在民间的生命力还表现在目前仍有一定比例的人在使用古壮字。根据“古壮字的使用情况”这一项的调查结果，（见表4），从未使用古壮字或彻底不知道古壮字的占59.7%（彻底不了解、不看也不写），38.0%或多或少地使用过古壮字，其中5.6%壮族人较多地使用到古壮字，24.5%壮族人偶尔会用到古壮字，另外有7.9%壮族人虽然不用古壮字书写，但看古壮字书写的文字材料。
古壮字在民间的生命力还表现在，人们还在利用古壮字的造字原理，创造新的古壮字或者优化原有的古壮字。人们用整体简化或部分简化了的古壮字代替原来笔划较繁的古壮字，就是优化原有的古壮字的表现之一。
三、汉字在当代壮族群体的使用现状
壮族历来有使用汉字的传统，而今随着普通话影响和通用面的扩大，汉字已经成为目前壮族使用的“第一文字”。
首先，从汉字的教育和传播效果上来看，汉字在壮族民间的传播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盛况。根据本次调查数据统计，96.6%的壮族人对汉字或多或少地认识，其中认识大多数或基本认识，日常看书看报没有障碍的占81.1%。可见，汉字在壮族已经“深入民心”。
其次，从汉字的使用情况上来看，汉字在壮族日常生活的书面交际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已经成为壮族使用的“第一文字”。根据本次调查数据统计，50%的壮族人所有情况下都使用汉字，28.6%壮族人大多数情况下使用汉字，认识汉字但是从来不看汉字材料也不用汉字书写的仅占3.6%。根据以上数据，我们可以说：绝大多数的壮族人已经形成了使用汉字的习惯，汉字已经成为壮族人书面交际最主要的工具。
此外，从问卷的回答情况也可以看出壮族人对汉字的熟悉和接受。在关于古壮字、汉字认识了解使用情况类似的几个问题中，关于汉字的问题回答是最好的，回答率和有效率都达到100%，而关于古壮字的问题则有或不回答，或回答不合逻辑的现象。这是因为对于汉字大家都非常熟悉，所以回答起来得心应手，但是对于古壮字有的人不熟悉，因而无从答起。
另外，在调查中问及“生活中一般用什么字来书写，古壮字？新壮文？还是汉字？”大多数人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是汉字了，现在谁不用汉字啊？”他们语气坚定而诧异，似乎觉得根本是“多此一问”。有的壮族群众谈到“写字”就立刻反应是写汉字，在他们的潜意识里，已经把汉字当成自己的文字，没有刻意地区分壮族的文字还是汉族的文字，他们对文字的界定更多是从实用角度出发。从他们的回答态度也可以看出，汉字在壮族民间已经“深入民心”。
汉字虽然不是壮族的本族文化，但是却在壮族民间获得了大范围的认可和使用，有历史和现实两方面原因：
从历史上说，壮族长期与汉族族杂居，长期受汉族文化影响，许多壮族人已经接受了包括汉语和汉字在内的壮族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的众多民族中，由于汉族人口众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高，“汉族文化以其强大的包容力和扩散力，对各民族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由于语言文字在文化传播中的重要作用，汉语和汉字的传播在汉文化的传播过程中不尽是最自然的，也是最重要的方面。”（注：王锋.从汉字到汉字系文字——汉字文化圈文字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10：279.）汉文化对壮族的影响源远流长。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派尉屠睢率领五十万大军，兵分五路，进军岭南。于公元前214年战胜西瓯，统一岭南，设立了桂林、南海、象三郡，置于中央集权制的统治之下。而后采取了移民和开发岭南的政策。将五十万大军留在岭南“适戍以备之”，并且征调一万五千名未婚女子前来岭南“以为士卒衣补（妻子）”，此外又从中原地区强迫大量百姓迁岭南“与越杂处”，在一定范围内形成越族与汉族相互杂居的局面，而此后两晋南北朝和两宋时期的大规模迁徙，使壮汉杂居的局面日趋明显，汉族的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传入岭南。（注：黄现璠，黄增庆，张一民等.壮族通史[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8:175-176.）唐宋以后，封建中央王朝在壮族地区开设学校，推行科举制度，这一民族笼络政策刺激壮族子弟学习汉学。唐宋时期，壮族地区开始建立府州县学，是为府州县各级行政单位办的学校，至明清时期各府、州、县已普遍创建。举府学为例，最早的府学为唐初的柳州府学和大历中的桂林府学，宋代先后增加了庆远府学、平乐府学、梧州府学、南宁府学、浔州府学和廉州府学六所，明代增加太平府学、思恩府学、和思明土府学3所，清代增镇安府学、泗城府学2所，总共达到13所，即广西所有的府均有府学。此外，书院、私学、义学均在壮族地区先后建立。南宋绍兴间，广西开始建立书院，宋代11所，明代增建64所，清代又增建184所，至废科举，共259所。私学始于汉代，汉末著名学者刘熙、唐朝柳宗元都曾在壮族地区讲学授徒，宋代以后私塾开始出现。社学始于元代，时以50家为一社，每社设一社学，至明代达到297所，不少壮族子弟在其中学习。明成化六年（1470年），田州知府岑镛首创广西义学，至清康熙后广为兴办。以上官方或半官方及民间义学，大抵都以“学而优则仕”为培养目标，以《四书》、《五经》等汉族儒家经典为教材，培养方法上，大抵先识汉字，后训诂。（注：梁庭望：壮族文化概论.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6:356-359.）多数人在学校习得汉字和汉文化，又积极地在壮族地区传播，一些文人甚至仿造汉字的结构创造了记录壮语字音的古壮字。因此，历史上壮族地区很多人不仅能习用汉语，而且“知读书”、“知向学”，并能使用汉文，这为此后汉语文在壮族地区的广泛传播奠定了基础。
从现实上说，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建立在民族平等基础上的民族文化交流更加全面而深入。一方面是国家大力推动，在全国范围内贯彻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壮族孩子与汉族孩子一起上学，学习汉语、汉字及文化知识。同时全国大力推广普通话，在壮族学生为主的学校实行壮汉双语教学。1982年制定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9条就已明确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2000)第三条规定：“？国家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1986)第六条规定：“学校应当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招收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学校，可以用少数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教学。”《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1992年）第25条规定：“用少数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教学的学校，应当在小学高年级或者中学开设汉语文课程，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适当提前开设。”（注：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教育室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学习读本.北京：语文出版社，2001,1:277-279.）也就是说，壮族学生无论是在汉族为主的学校就读还是在民族中学就读，从小都要接受普通话及汉语文的教育。这为普通话的普及和汉字的传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随着广西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在今天普通话和汉字得以普及的大环境下，壮族人为了更好地与壮族以外的世界交流，谋求更好的发展，主动地学习汉语和汉字，甚至某些家长对孩子学好汉语文的愿望强于学好本族语文。
因此，在民族大融合的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壮族人用汉字来进行书面交际和记载信息，已经被认为是很自然的，壮族群众不会像学者一样区分汉字是汉族文化还是壮族文化。相反，一个不会说普通话，不会写汉字的壮族人则被认为只能局限在壮族地区，难以走向更广阔的社会，获得更大的发展。汉字成为壮族地区使用的“第一文字”也就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