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社会科学一流科研人才的流失与对策_人才流失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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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全国高校社会科学研究事业四十多年来经历了初创期、发展期、转型期、繁荣期几个阶段,近年来存在科研人才尤其是一流科研人才流失的严重威胁。流失情况有显性、隐性两种类型,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只有改革高校科研管理体制,建立有利于人才稳定和人才双向流动的机制,采取有效对策,才能防止人才流失,开创高校社会科学研究新局面。

当今,高校社会科学研究队伍建设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一流科研人才(即学科带头人)流失情况相当严重。造成的直接后果是,近十几年来逐渐形成的学科带头人的梯队结构出现断裂,一批重大的研究课题的研究质量和进度受到影响,某些高校的个别学科还因为一流科研人才流失现象特别严重,出现了整个科研队伍后继乏人的危机。对此,我们的各级科研管理部门应引起足够的重视。本文试图从分析这一现象的现状和原因入手,作一些对策性的探讨。

众所周知,新中国高校社会科学研究事业是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起步的。四十多年来,高校的社会科学研究几经曲折,但毕竟规模从小到大,科研方式从传统到现代,成果从少到多,发展变化令人瞩目。纵观社会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每一时期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就是作为研究主体的学科带头人的智力发挥和组织保证。我们可以把新中国成立以来高校社会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分为四个时期,从中分析各个时期学科带头人的产生和构成情况。

新中国成立之初,是高校社会科学研究的初创期。高校当时的社会科学研究主要是对旧文化的整理和新文化体系的创立,以及对苏联整个社会科学模式体系的借鉴和照搬,直接的科研成果是一些经过多年潜心研究,体现了思想文化集大成的学术论著和大专院校的教材。其研究者的主体是“五四”以来的老一辈专家和学者。

本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发展期。这一时期,新中国的高校培养出一大批社会科学研究的生力军,充实在高校各个学科的科研岗位上。他们在老一辈学者的指导下,成长为新一代的学科带头人。到七八十年代,他们已和老一辈的学者一起,组成实力雄厚的科研队伍。这一时期,虽然政治运动频繁,社会科学领域学术空气沉闷,严重地干扰了科研工作的开展;但是,一大批后起的科研之秀,在极左思潮泛滥的岁月里,仍然潜心收集资料,认真思考问题,终于在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初,获得科研成果的空前大丰收。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是转型期。在这一历史性的大转折之时,停顿了十年的高考制度得到恢复,十年积累的莘莘学子被精选进入高校。80年代初,这批中青年学者进入高校科研梯队。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形成队伍如此整齐、水平如此之高的社会科学研究队伍。之后,一批又一批新中国培养的博士和留学博士毕业生充实了科研队伍,形成了老、中、青三代学科带头人共同振兴社会科学研究事业的灿烂景象。

八九十年代,是高校社会科学研究的繁荣期。科研队伍中的一代新人以其活跃的思想和开放的思维以及旺盛的创造力,为我们的科研事业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奇迹。这一时期,老中青三代学者科研硕果累累,创下了历史的最高记录,其中,中青年学者的著述以他们视角的多维、理论的创新、成果的巨量,更使社会科学领域异彩纷呈,面貌大为改观。这批学者中的一流人才,更是学术界、理论界认为值得高校引以自豪的财富。

但是,近年来高校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繁荣受到了科研人才流失的威胁,特别是各学科一流科研人才的流失,已成为当前高校领导和科研管理部门迫切需要研究的一个严重问题。当前乃至近期高校社会科学研究学科带头人的变化将呈现这样一种趋势:老一辈的学者普遍年事已高,他们均已退居二线,在科研活动中,只能担负二传手和顾问的工作;而更年轻的一代的成熟还需要时间的等待和实际工作的锻炼。这样,中年和中青年两代学科带头人自然成为科研事业的中流砥柱。在这两代人之中,更年富力强、创造力更旺盛的是后者。而恰恰是后者构成了目前人才流失的主体。因此,这是一个全局性的、长远性的紧迫问题。

高校社会科学一流科研人才的流失是一个复杂的现象。首先,我们要区分流失与流动的不同。随着人才竞争机制的形成和人事制度的改革,高校内部、高校之间以及高校与校外研究机构之间的人才流动日益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一般来说,在这种流动中,一流科研人才较为稳定,但是某些学校某些学科也存在这种流动状况。在我们国家整个高等教育事业范围内和整个社会科学研究事业意义上,这种流动具有两重性。它在特定时间内对局部会造成一定的困难,但是如果宏观调控适度,会对全局有利,主要是有利于集中优势兵力形成学科优势。合理的人才流动实质是一种优胜劣汰、竞争优化的人才重组过程。对此,我们的科研管理工作者有必要树立人才流动的新观念,支持并且创造条件鼓励人事(人才)制度的改革。

真正的人才流失,是指与我们整个高校和科研事业脱钩的人才消失现象。其中的表现形式有显性和隐性两种类型。

所谓显性流失,主要是指出国方面的人才外流,特指办理离校手续的自费出国以及公派出国逾期不归的。改革开放以来,影视界、体育界、音乐界等领域,获得国家大赛大奖的一流人才出国的态势从很早就已在文化圈内蔓延,但对高校中一流科研人才的波及仍然较少。在国家教委直属的36所高校中,上述特指的出国离校教师占全部专任教师的2%左右(年平均流失率),出国者主要限于新毕业的大学生、研究生,其出国的目的大多是继续读学位。近几年来,高校教师中,出国离校的教师成份发生了变化。随着高校国际学术交流活动的增多和一流科研人才的成果在海外学术界影响的扩大,各类学科的带头人,主要是中青年带头人的出国离校亦即人才的流失已呈上升趋势。流失的范围在扩大,数量在增加,速度在加快。外流的形式有读学位,有应聘研究,有办移民等等。以华东地区的一所综合性高校为例,近年来,外语专业骨干教师出国尚且不说,经济专业、人口专业等中青年博士、教授出国人数也正明显增加。即使象以中国语言、文学、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中文专业,近几年也有占教师总数5%左右的骨干教师流向海外。

所谓隐性流失,是指一些学科带头人在功成名就以后智力的转移。有的年轻学者前几年竞争意识强烈、奋斗精神高昂,科研成果斐然。但在这几年,高级职称到位,高工资到手,三室一厅到家,于是科研的劲头大减,一年中除了拿出几篇文章以外,则把大量的精力放在了以扩大知名度为目的的社交活动和以增加经济收入为目的的第二职业上。这方面的情况,虽然难以用资料、数字来统计证明,但是,从一些骨干教师上课时BP机发出的鸣叫来看,从对科研项目争取的积极性不足等现象来看,就足以反映这种状况的客观存在。

以上现象对于高校社会科学研究的事业是一种引人关注的损失,不但影响当前,而且也影响到未来若干年。在未来的一二十年中,这批现在的中青年一流学者是更年轻一代的导师和学科带头人,当前的人才流失显然将对学科带头人的接力造成困难。

是什么原因造成学科带头人的外流呢?因素是多方面的,上述两种情况的人才流失的原因也不尽相同。

先分析显性流失。从表层看,因素有海外大专院校或者研究机构人才竞争战略对我国高校一流科研人才的吸收,有开放自由的学术研究氛围、发达国家完备的学术资料以及先进的资料检索网络、充裕的科研经费对我们一流学者的吸引,也有国内高校对这些人才在住房、工资、职称、子女就学等等精神、物质诸方面条件的限制。再从深层看,我们通过调查观察到,许多出国的学科带头人,其选择的专业大多是国内还未建立而又正是当今兴起的新学科。这就使我们认识到,从学术追求的角度讲,他们主要不是挪位去国外进行重复研究,而是以前瞻性的眼光,把学术定位定在学科的前沿或者新的学科之上。换句话说,是我们许多学科专业的老化和对新学科反映的迟滞,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不可避免的人才外流。

再分析隐性流失。其原因主要是我们高校目前科研管理体制和竞争激励机制不完善造成的。

首先是职称制度的不完善。我们目前虽然已把职称晋升制度改为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但是,职称终身制仍未得到实质性改变。这样就必然使职称成为一种身份的象征、取薪的砝码和荣誉的证明。

其次是科研工作计量办法的不完善。现行的科研工作量计算法,吃大锅饭的成份还很多,没有完全地与研究课题的量和科研成果的质紧密挂钩,科研管理部门对科研力量的调配和人才优势的开发还缺乏宏观的把握机制,这样,人才智力资源的流失就无法得到控制。

再者是科研成果的评估标准不完善。我们目前对科研人员水平的衡量、成果的评估,往往量上的比重大于对质的认定。从评定职称开始,就强调论文多少,出书多少,而不是首先评估论著有多少新的学术观点,有多少理论方法的突破,产生的实际效益如何,等等。国外有的著名学者一本有份量的学术小册子就奠定了在学术界的应有地位,而我们则简单地提倡著作等身,却不认真计较著作的学术价值和实际贡献。这种学术衡量标准,就产生轻轻松松当教授和奠定学者地位以后满足于在学术杂志或学术著作上当当主编,在学术活动或社交活动中挂挂名的现象。

可以说,以上三方面的不完善是造成一流学者隐性流失的土壤。

高校四十多年来形成的实力雄厚的社会科学研究队伍是非常不容易的,目前中青年学科带头人的不断流失对于科研事业的发展十分不利。在这个领域中能不能迅速改变现状,再创高校社会科学研究的辉煌历史,取决于我们能不能成功地改革科研管理体制,创造有利于人才稳定或人才双向流动的机制。对此,笔者提供几点对策思路。

1.为学科带头人创造良好的科研条件。高校的总体发展目标和科研长远规划要明确地突出重点,扶持重点学科,扶持学科带头人,特别是重点学科中的学科带头人,在住房、工资、职称以及其他条件待遇上向他们倾斜。更重要的是,在课题经费、评奖创优,以及与多出成果出好成果有关的提供资料、调配力量、出版等方面予以倾斜。

2.把国际性的校际学术交流从互访型上升到研究型,即对国外高校新兴学科、高新学科、前沿学科在学术界的地位、价值和对于我们借鉴引进的意义以及改造老学科的作用,认真地组织学科带头人进行充分的研究,同时,对这种研究的研究,我们的科研管理工作者也应参与投入。通过这种途径以及其他有效途径,寻找我们高校中新的学科专业的生长点,并且支持鼓励我们的一流学者进入新的研究领域。

3.高校为学科带头人主动提供尽可能多的出国深造和短中期出国研究的机会。相对于自然科学来说,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人员公派出国的机会较少。这一局面应予改变。许多人文学科、管理学科、经济学科等等专业,发达国家的研究取得了一大批成果,我们的有关部门应该以比现在多得多的资金予以投入,或者开辟外资渠道,公派国内的一流学者出国。同样是人才出国,我们创造条件派出去,人才是我们的;如果我们对公派学者出国不组织或少组织,只好听任学者通过个人的途径出国,这样我们的人才就往往流失了。

4.树立宏观的人才观念,积极补充学成归来或出国应聘期满而归来的一流科研人才。人才有外流,也有归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必定有更多的出国科研人员归来报效祖国。这是人才的新补充。我们要破除在人才使用中的陈旧的亲子观念。这种观念在高校因为留校从师的因素,就更为普遍地存在着。因此,眼光往往会局限于本校出的人才,始终盯着他们的去向如何。而以人才大流通的观念来思考问题,则自然会唯人才是用,在人才选择更为广阔的范围内找到所需要的人才,包括一流科研人才。

5.在流失的一流学者中,学校也可以与之建立学术研究的信息交流关系,建立必要的校友网络,扩大学校在海外的影响,并且通过他们的网络关系,扩大学校的国际学术交流范围,以另一种形式提高学校的科研水平,增强科研实力。

上述对策,主要针对在显性方面的人才流失。而对于隐性方面的人才流失,则应通过完善各种体制和机制加以解决。这一思路,上文已有涉及,这里不再赘述。

总而言之,我们如果从观念上予以更新,体制上予以改革,机制上予以完善,办法上予以调整,就有可能在高校社会科学研究队伍一流人才流失的困顿中找到切实解决的途径,从而开创高校社会科学研究的新局面。

收稿日期:1994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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