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丘陵”的忧思——关于当代文学学科历史、现状与建设的几点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忧思论文,当代文学论文,丘陵论文,学科论文,几点思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254（2011）01－0005－06
一
所谓学科，就字源上解，就是知识的生产和组织的“操控体系”（福柯语）。按西方古拉丁文的本义，学科兼有知识和权力的双重内涵，它是知识专门化的表现，也是知识专门化的结果。学科与现代大学体制关系密切，特别是研究型大学，更为学科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它一方面使知识生产专业化，另一方面又依赖专业化的组织来联络分散的学者，使之成为连接大学与社会的中介。我国的学科主要源于西方和前苏联，像中国现当代文学这样的二级学科，都建立在院系下属的教研室基础之上。它与中国社科院系统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室，以及中国作协、中国文联系统的创作研究室等，互通，连在一起，形成一个大体对应的知识专门化的体系。
粗略地说，文学研究拟可分“作家作品-文学思潮-文学史-学科”四个序列。在这里，每个序列都是独立的本体，但同时又含有一定的递进式的关系。正因如此，学科总是与文学史、文学思潮和作家作品联系在一起。尤其是文学史和作家作品，更是其中的核心和关键。如果说作家作品（特别是经典或准经典的作家作品）可称之是支撑一个学科的阿基米德点的话，那么文学史就成为规范和确立一个学科地位的基础工程。正因如此，所以近一二十年来，随着当代作家作品研究的深入推进和多向发展，当代文学史的写作蔚然成风，先后出版的编著有50多部。其中有的还颇具个性和特点。如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孟繁华、程光炜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等。他们或以还原历史情境的方法，或用知识分子和民间立场的理念，或以多元现代性的立场，向我们展示了当代文学学科特殊的生成机制，体现了作者的学科建设的有关思想，以及对这个学科的忧思。尽管这之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和不足，如少数民族文学、港台文学“入史”颇为生硬，与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进程及中国当代的社会历史似无必然的联系；又如在彰显被遮蔽的文学事实时存在着过分夸饰的倾向，回避忽略了主流话语的重大影响，等等。但他们毕竟用自己的认识、理解、角度和方式，为这门年轻学科的建设奉献出了一份属于自己的劳绩。如果再推衍开来，将它们与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十院校编写组）、《中国当代文学史》（二十二院校编写组），甚至五六十年代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稿》（华中师院中文系编著）、《中国当代文学史》（山东师院中文系编著）、《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编著）等相比较，那么其对学科的意义就更不言而喻了。
在此，我们要感谢这些当代文学史编写者。正是在他们的执著努力之下，加上时代社会的促成以及广大作家和批评家的携手合作、共同努力。一向比较孱弱的当代文学学科在历经半个多世纪的艰难坎坷以后才迅速发展起来，并开始摆脱了附庸（开始附庸于古代文学，以后附庸于现代文学）的地位，进入了现代大学的教育体系。学科建设方面大体也具有如下四方面的成绩和积累：一是初步形成了以高校、研究所以及作协、文联为主体的，并以相关学术团体和报刊杂志乃至网络载体为依托的一支研究队伍；二是先后建立了为数众多的现当代文学硕博点，并以此为平台为学科源源不断地培养了一批又一批训练有素的后续接班人；三是陆续推出了一批数量庞大的、当然也是质量参差不齐的，涵盖资料、工具书、专论、文学史等各个方面各个领域的标志性研究成果；四是在学科建设方面初步实现或正在实现的由政治性向现代性、由大陆性向中华性、由苏式向欧式、由批评向学术的转换。尤其是在新时期以降的这30年，有关这方面的成绩更为突出和明显。学科发展的步履也大大加快了，并一跃而成为高校新开设的一门独立的主干课程，以知识的形式在大学中产生较大的影响。国家教育部还将它与现代文学合在一起，以“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称谓，规定为大学中文系名下的二级学科。有条件的学校还设有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硕士点和博士点，面向全国招生。所有这一切，当然极大地改变和提升了当代文学在各学科中的地位和影响，使之不期而然地成为中国文学研究中的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学科。
二
不过，尽管如此，我要说，当代文学现有的学科地位与实际成就是有差距甚至是有颇大差距的。这从其研究成果（论文、论著）、研究对象（作家、作品）中多少可窥见一二。翻看“文革”前“十七年”的众多评论和研究文章，能经得起历史检验者又有多少？就是新时期以来的这30多年，留下来的也不是很多。社会政治的因素和近距离的观照，往往使当代文学的评论研究工作在低水平上徘徊，而研究对象本身的相对庸常，又反过来制约了这种研究的价值，降低了研究的质量。这是历史和时代造成的遗憾，也与当代文学的学科属性特点有关。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赞成对当代文学做这样的评价：“现代文学有高山，当代文学却只有小有起伏的丘陵与广阔的平原”；[1](9)并认为有必要站在今天时代的高度，对它的学科历史和现状在归纳清理的基础上做深刻的反思。
众所周知，“文革”前“十七年”，当代文学研究附庸于政治的、时评式的研究居多。由于刚跨入新中国的门槛，时间短，缺乏丰富的文学实践和积累，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当代文学一时还没有独立出来，而是依附在当时并不那么发达的现代文学的范畴。但正如有的文学史家所说的那样：“‘当代文学’概念的提出，不仅是单纯的时间划分，同时有着有关现阶段和未来文学的性质的指认和预设的内涵。”[2]因此从诞生那天起，它就一直备受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特殊青睐。不仅在短短的十年之际，就提前进入了“修史”，而且还被定性为“社会主义文学”，给予比古代文学、外国文学和现代文学（因为它们往往被视为封建文学、资产阶级文学和新民主主义文学）高得多的学科地位。事实上，无论是就成果还是就积累来看，它都相当薄弱。无法与上述三个学科相比。这是根据政治需要的一种人为拔高，拔高的结果就是使它们离文学实践愈来愈远，而与现实政治愈来愈近，以至被高度政治化了。于是在享受政治给它带来的礼遇的同时，也受到了政治对它产生的震荡。政治上稍有风吹草动，就要祸及学科自身。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文革”前十七年当代文学备受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特殊关爱，但在接连不断的文化批判运动中却有那么多的作家和评论家纷纷中箭落马。可见在“政治决定论”或“从属论”的文化语境中，当代文学学科所谓的高位是带有很大预设性和想象性的。它看似“高”，其实并没有取得主体的独立性。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80年代初。在走出了政治激情喷涌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新”主义或“后”思潮，遭遇了文化市场的无情挑战而日益被“边缘化”之后，也就从这时开始，当代文学研究才真正有了自己的学科意识和学科危机感。特别是进入21世纪，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在盘点半个多世纪的文学历史时更感到问题的严峻性，从而也促成了他们从更广大的时空范围对当代文学学科进行反思。所以一时之间，对该学科批评乃至质疑的声音不绝于耳。像前面提到的“现代文学有高山，当代文学却只有小有起伏的丘陵与广阔的平原”的批评，就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一个例子。而没有“高山”的学科，试想它又怎么可能具有很高的地位呢？中国当代原本就没有多少重量级的作家作品，而八、九十年代的“重写文学史”、“重排文学大师”，却把赵树理、柳青、郭小川、杨朔等一批名家从原先文学高位上拉下来进行“降格”处理，这样就使“只有小有起伏的丘陵与广阔的平原”的当代文学愈发显得空寂。消解“经典”作家作品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也消解了当代文学，对自身学科造成了颇大的“杀伤力”，这大概是当时所有的“重写”和“重排”者没有想到、也不可能想到的。
有人从“代际”角度，曾对当代老、中、青作家有过这样的比较分析，认为“跨时代的老作家，在1949年之后，因认识价值与艺术价值体系的根本改变，使他们实无超越往日的建树。他们充其量守住了昔日的荣耀。而50年代、60年代成长起来的作家，无论在主观的知识方面还是在客观的环境方面，都先天不足。他们根本无力承担文学的重任。80年代末，当文学的真正含义得到逐步的阐释时，我们所发现的不过是：从前他们所从事的并非是文学。当时，他们只不过是与一个文学的门外汉站在同一水平线上。这是一个使人感到颇为残酷的事实。不以文学价值为依据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给了他们受之有愧的位置与评语……80年代成长起来的作家，才使我们看到中国当代文学的真正希望。他们是在国际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并受到高等教育或相当于高等教育的教育。苏童、余华等人所表现出来的才气与力量，使我们对当代文学的明天产生了幻想。但，毕竟是对明天，而不是对现在。他们只是才开始。”[1](9)这也从一个侧面向我们揭示了以往的当代文学为什么会出现文学实践与学科地位的错位。这一点，连倾力支持并为之提供体制保障的毛泽东以及周扬等也不否认，他们在不少场合对此多有批评和不满。可见问题之严重。
当然，严格地讲，其他学科如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外国文学、文艺学等也都有类似的这样那样的问题，有的甚至不无危机。但因有经典的作家作品的依托，毕竟不易动摇。相比之下，当代文学面临的问题似乎更突出，也更严峻。另外，当代文学不同于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它与研究对象之间近距离的对话，是制约该学科发展的不可改变的因素，也是构成它与其他学科差异的最主要标志。尤其是它的下限（近十年来），对象本身与我们完全重合，生活在同一时空领域。而没有经过哪怕些微的历时性意义上的时间筛选和考验，就更是如此；它也更适合于作文学批评式的研究或纳入文学批评的范畴。这样，也就自然而然地使这个学科具有特别强的当代性、开放性特征，并含有一定的风险性、实验性的因素。
当代文学学科的这一特点，从正向意义上讲，它可使我们对它的研究，能有效地跳脱传统僵化的经院范式而真正成为富有生命活力的现实开放体系。在这里，无论是阐释还是接受，无论是学术层面还是教学层面，我们都可以而且有必要融进自我的生存体验。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凸现和激活这个学科的生命内涵，感受、理解和体会其中的丰富文本和历史过程、达到作家和研究者、教与学之间的能动对话。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吧，不少学校的有关当代文学教学，往往腾出相当课时，组织学生围绕当代或当前某一代表性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进行课堂讨论。这完全符合当代文学学科的属性特点。当然，有利也有弊。与时代社会和研究对象靠得太近，拉不开距离，也容易使作者被时势所左右，从而自觉不自觉地给研究抹上了更多主观随意的东西，使之缺少应有的学科规范。而后者，恰恰是当代文学研究的一大陷阱。如果对之不保持必要的警觉，将个人主观化的因素（尽管这是不可避免的）不适当地无限扩大，任其纵横驰骋，那就很可能使当代文学产生严重的主观独断论。而这，我们是有不少教训可记取的。
三
一个学科的存在，一般都有自己的精神原理和逻辑基点，有相对稳定的学科范畴和学科观念。以这样的标准来看当代文学学科的现状，我们感到它不仅“很年轻”，而且也没有建立起一套带有奠基性的学科理论。当代文学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很多，如媒体上炒作的所谓国学热、流行文化等。但这并不是最主要的，真正的问题和挑战，我以为主要还是来自以下两方面：一是当代文学的内部自身，包括我们还没有找到适当的理论对当代文学及其相关的学科概念、范畴、结构、方法、体系做出有说服力的解说；一是当代文学的外部关系，它在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变化之后，未能相应很好地作出调整。
大量事实表明，当代文学现正处在又一轮转型的十字路口。因此，如何从生态审美存在的高度出发对它进行反思，就显得不无重要和必要。下面，我想围绕当代文学如何协调学科内外关系这样的题旨，就如下四个方面展开探讨，提出自己的几点思考。当代文学最大的特点是它的当代性，我希望自己的探讨具有前沿性和现实针对性，涉及到大家共同关心的一些热点、难点问题。
1.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关系问题。这也是近些年来现当代文学领域议论较多的话题之一。主导的声音似乎是主张现当代文学“打通”，并且也出现了不少实践“打通”的诸如《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等有关文学史著。但如何“打通”，“打通”的标准是什么，是“五四”所谓单纯的“人的文学”，还是同时兼及其它特别是“人民的文学”？如果是单纯的“人的文学”，那么延安及延安以后的文学怎么评价？如果是大于“人的文学”而又同时涵盖“人民的文学”，那么它又是什么性质的文学，怎样体现学科的本质规定性？对此，我们似乎还没在理论上作出应有的回答，实践上也存在不少问题。不少文学史在“打通”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关系时，不是将它们彼此简单拼凑，就是将延安和当代文学有意无意地压缩或虚化。这样编写的现当代文学史看似“打通”了，内在却存在着明显的“肠阻”。它只不过是现当代文学之间的随机“嫁接”，或是现代文学对当代文学的不经意“收编”。这是一种新的简单化和学术粗糙化。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主张将1949至1979年甚至将20世纪末的这30年乃至半个多世纪之长的当代文学，都并入到现代文学；而当代文学呢，它就相当于我们通常所说的“当前文学”或“当下文学”，或是成为“当前文学”或“当下文学”的一种别称。我不反对上述有关现当代文学边界和时期划分的新主张。不仅不反对，相反，我认为这种边界和时期的重新划分不仅是对当代文学而且对现代文学，恐怕都是迟早必然的趋势。由此它还可为我们对原有的当代文学提供某种“长时段”审视的意义和价值。当代文学是一个只有起点而没有终点的文学，同时也是一个不断往后撤的文学。后撤的结果就是将原有的“起点”不断地延后、纳入到现代文学范畴，而自己再重新去确立一个新的“起点”。当代文学的当代性。似乎注定了它很难像古代文学甚至现代文学那样有稳定的研究对象。这与现代文学是不一样的。现代文学按照“用现代人的语言来表现现代人的思想感情”[3]的标准，是一个可作延伸的概念。只要在未来的文学发展过程中没有出现像1917年那样与以前的文学全面而深刻地质变的“界碑”，就不妨一直延伸下去。现当代文学学科出现的如上变化，应该被视做是文学研究走向深化和成熟的一个标志。这也是文学在走出百年、历经一个“长时段”之后的一个必然调节。它体现一种大文学、大学科的理念。对此，我们应站在学科和学术研究整体的全局的高度进行审思。也只有站在学科和学术研究整体的全局的高度，才能超越跑马圈地或所谓“捍卫学科”的狭隘功利的层面，给予真正的理性审思和认同。当然就该学科的具体研究来说，我以为还是要注意其独特的历史语境及其个性特质的把握，不能为了一般而忘了特殊。我们可以立足一百年或三千年的文学大视野观照当代文学，但我们却不可以也不应该大而化之地用一百年或三千年的文学来替代当代文学。
2.当代文学自身内部的关系问题。众所周知，当代文学是涵盖“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新时期文学、后新时期文学、新世纪文学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在这系统内部，从这种文学到那种文学，它们往往是以大幅度摇摆乃至相当强烈地否定、断裂的形式推进的。当代文学学科的很多问题，都由此而来。这无疑是与当代文学生存的急剧变革的时代有关，是急剧变革的时代对文学的具体映影。但这仅仅是一方面。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这些文学之间尽管复杂多变，差异很大；但彼此又藕断丝连，不可分割，并且常常是以隐性或变体的方式将其精神、思想、情感、文体、结构、语言等潜存下来的，以至延续于今。有的看似颠覆或截然对立，在深层次上观照，彼此则有内在的一致和贯通，如“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文革”文学与新时期文学。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文学的复杂性，特别是由于“在文学的历史性与非历史性，在文学的时代精神与它的超越时代的品格之间，存在着矛盾”，[4]这使当代文学即使在政治化的时代，往往也会与社会的主流观念形成一种矛盾碰撞的张力。而对原有的僵硬的思维理念有所僭越。“十七年”文学在这方面就很典型，李扬、董之林、程光炜、贺桂梅等近年来于此所做的有关研究，也充分证实了这一点。因此，倘若我们以意识形态为由，对以往政治化时代的文学采取一概贬斥的态度，就有失简单，也不利于当代文学学科建设及其有关历史经验的总结。文学与政治虽有不同的性质和功能，但它们毕竟都属于意识形态，彼此是很难截然分离的。往远说，如傅斯年写《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往近说，如董健等写《中国当代文学新编》，他们虽想离析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但具体论述时仍未能很好地贯彻自己的意图。所幸的是这些年学术界开始有所调整，这也可以说是当代文学理性化回归的一个表现吧。需要指出：在当代文学学科自身内部，由于“十七年”文学正值该学科的草创和发端期，迄今为止影响甚大的“红色经典”及其有关文学体制大都源于此；加之它又处于上承现代文学、下接“文革”及新时期文学的特殊历史阶段，因而尤有必要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说实在的，谈当代文学自身内部关系处理及其学科建设，“十七年”文学无论如何都是无法绕过也不应绕过的一个环节，它的研究意义和价值不管怎样估计也不至太过分。我们至今不过是开了个头，许多内容和问题都还没有很好地展开。
3.经典与通俗的关系问题。一个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有很多因素，有无经典就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当代文学因直承延安的创作经验（如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等），又以苏联的革命文学作借鉴，从50年代后期开始就连续不断地推出了“三红一创”、“青山保林”等一批“红色经典”。“红色经典”曾成为这个学科的最闪耀的精神亮点。至于西方现代主义、干预生活和“潜在写作”等作品，在那时是受批判排斥的。八、九十年代以后，情况相反，“红色经典”在相当程度上是被解构的，代替它的则是《红高粱》、《古船》、《白鹿原》、《长恨歌》、《许三观卖血记》以及金庸武侠小说等新经典。即使是“红色经典”的原创或改编，也稀释了原有的政治意识形态，加进了通俗娱乐的元素。社会文化的转型，使政治色彩甚浓的当代文学在整体上明显地向日常消费靠拢，并日趋短平快和高产量（仅长篇小说，近些年来的年产量都在千部以上），经典写作让位于大众制作。像柳青、姚雪垠那样毕其功于一役从事一部作品写作，在今天似乎不太有了。经典是要经受历史的严格筛选，经典也需要花费时间精雕细琢、用心打造，它需要有一种良好的氛围、心态甚至人格操守。也许当下的后现代和商业主义双重夹击的语境，是不利于经典写作的。但不利于不等于不能，关键在于是否具有独立的精神坚守和艺术担当。从这个意义上，我以为有必要对“红色经典”那种严谨认真的创作态度，那种人我不分的忘情投入表示钦佩。事实上，以往的“红色经典”中也存在着一些不无经典性的元素或潜质。如果拂去其意识形态浮尘，我们是可以从中挖掘一些可资新经典创作的宝贵资源的。经典都是带有时代性的，我们应该充分利用目前自己所处的“在场”优势，放出眼光，勇于发现并吸纳包括“红色经典”也包括大众文学在内的各种精神艺术资源。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富有时代特色的新经典，从根本上改变当代文学学科只见“丘陵”不见“高山”的积弱状态。
4.意识与事实的关系问题。可能与思想革命、政治革命有关吧，当代文学向来是很崇尚意识的：意识性，可以说是它有别于其他学科的一个显著特点。特别是在进入新时期以后，学科面临的问题纷繁复杂，在此情况下，意识或观念的创新就显得更为重要。而曾几何时，在某一特定的历史阶段，这样的新意识或新观念的确也对当代文学乃至其他众多学科起到了很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但这毕竟不是常态，一味地崇尚意识（哪怕是新的意识），那也会使它因失去固有客观事实的倚托而容易走向主观随意。这种主观随意与往昔的“政治决定论”以及现阶段的“学术浮躁风”随影相伴，曾经并继续对当代文学学科造成了不轻的伤害；以致迄今弥漫着甚烈的名曰“观念创新”实则“观念过剩”的遗风，不看作品，就凭几个新概念、新术语侃侃而谈者，也绝非少数。当代文学虽然年轻，它也有个文献史料的问题，而且受当代中国政治和文化国情的规约，往往显得特别复杂。其具体内容和特点，笔者在与人合写的一篇文章中，曾将它归纳为八个方面、六种表现，并认为在搜集、发掘和整理上存在六大困难。[5]在这里，它的每项史料（事实）的发现，都有可能改写或修正原有的意识，对整体的当代文学学科包括教学和研究带来影响。当然，有些文献史料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政治原因，可能迄今还被封存，有的将是一个永远无法破译的“历史悬案”。这也给现实和未来的当代文学在别增扑朔迷离的同时，留下了相当的不确定性和可供阐释的空间。文学研究就大而言，可分实证研究、文化研究与审美研究三种类型。古代文学是以实证研究见长，长期的积累，使它在意识与事实互动关系方面形成了一套相当完备系统的学问。这很值得当代文学学科借鉴。当代文学为了改变原有的“以论带史”、“以论代史”的局限，提升自己的学术层次和水平，也有必要在保持自己学术个性的基础上，从古代文学那里寻找重文献史料及崇尚实证的思维、理念和方法，不能过于放纵自己的意识和才情。
收稿日期：2010－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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