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对“左联”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无产阶级论文,日本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对“左联”的影响，首先是“新写实主义”的引入。所谓“新写实主义”，是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理论家藏原惟人提出的理论。1927年，藏原惟人写《到新写实主义之路》一文，他要求作家“获得明确的阶级观点”，“用无产者‘前卫’的眼光来观察这世界，而把它描写出来”。他所说的“前卫”的眼光，也就是“能够真实地在其全体性及其发展中观察这个世界者”。藏原又提出，必须“从过去的写实主义继承着它对于现实的客观的态度”，“把现实作为现实，没有什么主观的构成地、主观的粉饰地去描写的态度”。此外，藏原惟人还在其它文章中阐述了“新写实主义”理论问题，藏原的“新写实主义”理论在具体主张方面存在着悖逆现象。不过，他强调“明确的阶级观点”和“对于现实的客观的态度”和严正写实的手法是其理论的主导。
藏原的“新写实主义”是在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进入“纳普”时期提出来的。“纳普”是世界语Nippona Aritista Proleta Federatio（全日本无产阶级艺术联盟）头一个字母的约音。它成立于1928年4月。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受福本和夫主义的影响，曾经历了近两年的分裂和激烈论战。1927年7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日共代表参加下作出《关于日本问题的决议》，批判了福本和夫主义，呼吁建立左翼文艺作家总联合的组织，得到了日本无产阶级作家的广泛支持。事隔三个月，“纳普”即成立。“纳普”成立之初，它所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如何使无产阶级文学作为艺术运动而展开。1928年3月以来，藏原惟人发表一系列文章，重点阐述他曾提出的“新写实主义”文学主张。从1928年到1929年，藏原的“新写实主义”的理论主张逐步形成系统化。在1930年前，这个主张成为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具有指导意义的艺术口号，代表了“纳普”时期理论探索的最高水平。藏原的“新写实主义”理论对中国左翼文艺运动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特别是1931年前，它已成为中国左翼文艺运动具有指导意义的艺术口号。
1928年7月，林伯修翻译了“纳普”机关杂志《战旗》创刊号载的藏原惟人写的《通往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的道路》一文。译文以《到新写实主义之路》为名发表在《太阳月刊》停刊号上，这就是藏原的“新写实主义”理论的正式传入。藏原的“新写实主义”理论逐渐引起了中国左翼作家的注目。大约半年以后，译介藏原“新写实主义”的文章骤然增多，“新写实主义”（有人译为“普罗列塔利亚写实主义”、“无产阶级写实主义”等）成为中国左翼文艺运动中流行的术语。当时译介或运用“新写实主义”理论具有代表性的文章，有林伯修的《1929年急待解决的几个关于文艺的问题》（1929年《海风周报》12期）、勺水的《论新写实主义》（1929年《乐群》1卷3期、钱杏
的《新兴文艺与中国》（《文艺批评集》1930年泰东书局版）、《中国新兴文学中的几个具体问题》（1930年《拓荒者》创刊号）等等。此外，中国左翼文坛上还陆续出现了“新写实主义”的翻译作品，其中有《日本新写实主义杰作集》（1929年乐群版）、高尔基的《母亲》、辛克莱的《屠场》等等。
藏原的“新写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1929年在中国左翼文坛上被大力地提倡。正如林伯修在《1929年急待解决的几个关于文艺的问题》中所提出的：“普罗文学，是普罗的意德沃罗基的一种。它必然地内在地要求它的作家站到普罗哲学的立场——辩证法唯物论的立场上来。这个立场便决定普罗文学作家对于现实的态度：他们应该彻头彻尾地是客观的现实的。他们应该离去一切主观的构成，于其全体性及其发展中来观察现实，描写现实。换句话说，就是把现实作为现实来观察和描写。在这个意味上，他便应该是一个写实的作家。”林伯修这个观点其实是对藏原惟人“新写实主义”理论的诠释。诠释了藏原理论后，林伯修在此文中又大段地引用了藏原的原文，然后下了结论：“普罗文学，从它的内在的要求，是不能不走着这一条路——普罗列塔利亚写实主义之路。”
林伯修根据藏原“新写实主义”理论所提出的中国左翼文艺运动“急待解决”的问题，就是提倡中国左翼文艺在创作方法方面，要走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发展道路。事实上，林伯修提出的这个问题在中国左翼文坛中得到许多呼应，如李初梨的《普罗文学应该怎样防卫自己》、克兴的《小资产阶级文艺理论之谬误》、钱杏的《幻灭动摇的时代推动论》、茅盾《读〈倪焕之〉》、千釜的《关于普罗文学之形式的话》、汉年的《文艺通信——普罗文学题材问题》等等，都已经程度不同地接受了藏原“新写实主义”的影响，在强调以革命乐观、发展的眼光观察社会生活的同时，要重视作家的实际体验，“去观察、体验普罗生活”，写“各自所身受与熟悉一切的事物”[①]，“把一切社会的生活现象，拉来放在他（指作家）的批判的俎上”[②]。可见，1931年前，藏原的“新写实主义”理论在中国左翼文艺活动中的地位是何等地重要！
二
在文艺大众化的提倡方面，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对“左联”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文艺大众化的提倡。1930年前，“纳普”展开了如何使艺术大众化的“艺术大众化论争”。藏原批判了“纳普”那种“最艺术的东西是最大众的，而大众的东西是艺术的”错误观点，也反对认为“单只客观地描写了大众化的生活便立即成为大众的艺术”的说法，提出文艺大众化是无产阶级文艺的中心问题。藏原的观点得到“纳普”大多数人的首肯。1930年，再次围绕着艺术的大众化问题，贵司山治和藏原在“纳普”内部展开了一次论争。这个问题促成了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关于艺术大众化的决议》（《战旗》1930年7月），得出如下结论，论争告一段落。
把无产阶级艺术分为高级的艺术和大众的艺术是错误的。它们都仍然是
无产阶级艺术。重要的是如何使艺术大众化的问题。
根据“纳普”决议，藏原惟人于1931年6月8日发表了《无产阶级艺术运动的组织问题》和《再论艺术运动的组织问题》两篇文章，进一步阐述了文艺大众化问题。他说：“我国的艺术运动至今没有真正具有大众的、无产阶级的基础”，“‘纳普’属下的作家同盟、剧场同盟、美术家同盟等……均在工厂内的工人中设有组织的基础。”因此，提议“‘纳普’属下的各国盟首先应该在同青年同盟、左翼工会及其他团体保持密切联系的前提下（不可能时则独立地）在工厂内组织工人自身的文学小组、戏剧小组等”。藏原关于文艺大众化的观点成为了“纳普”的指导性的理论。
1931年11月，“日本无产阶级文化联盟”（即“克普”）成立。“克普”提出的任务中有两项关于文艺大众化：“（二）系统的启蒙工人、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的政治和经济的任务；（三）充实（以上人们的）文化生活的要求。”[③]
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中的文艺大众化理论对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
在“左联”成立前夕，成仿吾写了《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他说：“我们要努力获得阶级意识，我们要使我们的媒质接受农工大众的用语，我们要以农工大众为我们的对象。”实际上已经提出文艺大众化的几个要点。继成仿吾之后，林伯修写了《1929年急待解决的几个关于文艺的问题》一文。林伯修在此文中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普罗文学的大众化的问题。……例如日本，根据某工厂在他的工厂（印刷业工厂）所调查的统计：‘劳动者每百人的日常读物（除了报纸之外）有60%是属于讲谈社系的，（“讲谈”如中国的“评话”，多系讲英雄侠客忠臣之一类的东西——笔者）属于任何意义的社会主义的杂志的，不过只占有1%而已（见《战旗》1928年六月号中野的论文所引用）。藏原惟人也说过：‘现在我们的艺术……仅有三四千的读者及观众——而且主要的部分还是属于知识阶级的。’”观照日本，林伯修提出了中国普罗文艺大众化要解决八个方面的问题：（1）注意文艺大众化提出的现阶段的客观要求、条件；（2）作品能够接受大众；（3）要接近中国各种各色的大众层；（4）文学大众化目的以期达到普罗解放；（5）文学大众化要提高大众；（6）普罗文学大众性主要是形式的性质；（7）普罗文学不因大众化而减低它的价值；（8）作家要生活普罗化，接近大众。林伯修的这篇文章是借鉴日本经验在中国左翼文艺运动中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文艺大众化的问题。
“左联”成立后，很重视文艺大众化问题，成立了文艺大众化研究会。为此，专门开展过三次关于文艺大众化的讨论。讨论涉及到大众化的必要性，大众化的目的，大众化的途径和方法，即为什么要大众化以及如何大众化等等。讨论的范围相当广泛。“左联”执行委员会的决议，还专章谈了文艺大众化：
为完成当前迫切的任务，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必须确定新的路线。首
先第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文学的大众化。
…………
首先第一，必须立即开始组织工农兵贫民通信员运动，壁报运动，组织
工农兵大众的文艺研究会读书班等等，使广大工农劳苦群众成为无产阶级革
命文学的主要读者和拥护者，并且从中产生无产阶级革命的作家及指导者。
第二，实行作品和批评的大众化，以及现在这些文学者生活的大众化。
今后的文学必须以“属于大众，为大众所理解，所爱好”（列宁）为原则；
同时也须达到现在这些非无产阶级出身的文学者生活的大众化与无产阶级化
。[④]
如果参照前面所述的“纳普”的关于艺术大众化的决议，藏原惟人关于文艺大众化的论述以及“克普”关于无产阶级文艺的任务等，不难看出，“左联”关于文艺大众化的决议是受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理论的影响的。作为中国左翼文艺运动中的重要一环——“左联”的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它的形成，得于革命文学倡导者成仿吾、林伯修等人对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译介；它的发展，离不开左联文艺理论者对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借鉴。两者讨论的内容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两者形成的有关决议大致相同，文艺大众化问题在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发展中没有根本得到解决，同样地，“左联”对此问题也未根本解决。日本文艺大众化讨论是如此的相似，形成这种相似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对“左联”的影响。
三
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对“左联”产生重要影响还表现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传入”方面。
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传入中国之前，“左联”盛行的是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的始作俑者是苏联的“拉普”，这种创作方法传入日本和中国，对日中左翼文艺运动都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在日本，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使许多作家感到不安和迷惑。他们觉得：“一是，当前的方针加于作家的义务，即政治任务，对于作家是一个过重的负担；二是，在当前的方针下，不能充分满足作家的文学创作方法的要求。”“当‘政治’支配‘文学’，对‘文学’下命令时，文学就被加上狭隘、性急的桎梏，舒畅的文学创作就被扼杀，就不能团结多数作家，而产生组织上的宗派性。”[⑤]
在中国，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使“左联”的左倾机械论突出，桎梏了作家的创作个性。由于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把世界观混同于创作方法，所以，“左联”在批判“革命的浪漫谛克”思想情调的同时，连浪漫主义也摒弃了。当时相当部分左翼作家认为，作品不应当表现“我”（作者）的感情心理，而只能写集体的“我们的”意识，不应写个别英雄行为，只能塑造英雄群体，主张作家只须将经过唯物辩证法分析的生活现象反映出来即可，不须追求自己真切的感觉和独特创造。作家的创作个性完全在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的盛行之下消融了。这样，概念化、公式化的作品应运而生，难以卒读。
不仅仅是日中无产阶级文学，就是苏联文坛，也出现日中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所出现的上述的消极现象。因此，1932年4月，联共（布）中央发布改组文学艺术团体、撤消“拉普”机构的决定，接着，文艺界开展了“共同创作纲领”的讨论，批判了“拉普”的“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开始提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
显然，改变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提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任务已迫切地摆在日中无产阶级文学理论家的面前。
首先科学地清理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并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引入“左联”的是曾留学日本的周扬。周扬承担起这个历史的使命时，观照了日本无产阶级文学。
1932年4月，藏原惟人及“克普”其他领导干部全部被捕，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运动进入退潮期，所以，日本左翼文坛不可能系统地清理“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的错误，也不可能全面地引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但作为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运动退潮后的一个余波，就是日本作家上田进于1933年初在《艺术新闻》上揭载的短文《苏联文学的新口号》以及外村史郎编译出版的书《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问题》。两位日本作家首次译介了苏联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创作口号及内容，虽然，他俩译介的口号和内容在处于退潮期的日本左翼文坛影响甚微，然而，他俩的著译文章很快被译介到中国文坛，立即引起了“左联”党组书记周扬的关注。
观照日本，通过日本这个“桥”，较详细地了解到苏联文坛最近的变化，联系着“左联”的实际情况，周扬于1933年11月在《现代》杂志第4卷第1期上发表了《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之否定》一文，第一次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介绍到中国。这也是“左联”彻底否定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的开始。
周扬在文章中特别指出，提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要反对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的口号已经不但不能适应而且障碍这个新的情势的发展，而非和‘拉普’这个组织的一同改变不可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动力的……在本质的、典型的姿态中，去描写客观的现实……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那是，它的大众性、单纯性。”（着重点原有——引者）
周扬这篇文章打响了从理论上清算“拉普”给“左联”消极影响的第一炮，并且，几乎给中国左翼文艺运动以后现实主义思潮的发展定下调子。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形成和发展所出现的蓬勃生机以及受“左”的干扰和阻碍，都可以说，与周扬这篇文章有关。仅凭这篇文章，周扬在中国左翼文艺理论发展史上就占有重要的地位。但令人注意的还有，周扬这篇文章的形成得之于他观照日本左翼文坛，是因为日本作家上田进和外村史郎的著译被译介到中国后，周扬才开始真正地思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以及彻底否定“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这个事关“左联”如何发展的重大问题。作为昔日的留日生，周扬一直密切地关注着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即使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处于退潮时，他关注日本文坛的炯炯目光丝毫未暗淡，就在他写《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之否定》重要文章的前两月，他还给即将赴日的林焕平交待，要立即恢复“左联”东京支盟。可以说，没有日本这个“桥”，周扬不可能于1933年11月承担起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引入“左联”的这个历史使命。事实是，周扬踏着日本这个“桥”，担负起了这个历史使命，使中国左翼文艺运动发生了飞跃的变化，这，也是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对“左联”影响的一个事实。
注释：
①汉年：《文艺通信——普罗文学题材问题》。
②李初梨：《普罗文学应该怎样防卫自己》。
③见中村新太郎《日本近代文学史话》。
④《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执行委员会的决议》。
⑤鹿地亘：《为了文学运动的新阶级——宗派主义的清算和创作方法的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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