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民运动论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运论文,中国论文,动论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0)06-0150-10
本文论述1920年代中国商民协会与商民运动的发展脉络和总体表现，力图重建有关商民协会的史实，以论证商民协会与商民运动等问题。分析商民协会与商民运动的缘起、在大革命中的贡献和消亡原因，探讨国民党从军政到训政过渡期民众运动方针政策的变化，有助于深化国民党史和中华民国史的研究。
一、研究缘起
近代中国商人与商人团体是近年史学界关注的领域。以往学者对这个课题的研究，多侧重于清末民初，而又多在“资产阶级”“现代化”等理论框架下进行，对各个地方各个时期商人的经济状况、政治诉求、政治活动的具体情况，以及与民国时期各个政府、各个政党的关系尚有很多问题可进一步探讨。至于中小商人的活动，现有的研究更显薄弱，为进一步研究留下较大空间。商会在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影响毋庸置疑。作为商人团体，在中国近代社会频繁动荡的年代里，商会以“联合各业，振兴工业，齐一商会”为宗旨，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在政治上也有其独特的作用。但在北伐前后，中国的商人团体中出现了新事物，就是各地商民协会纷纷成立，这是很值得重视的现象。遗憾的是，学术界对这个阶段商人团体的研究远逊于对清末民初时期。
张静如、刘志强主编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社会之变迁》一书，注意到“在北伐战争前后，商会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即各地商民协会的出现”。并通过对1920年全国26省商会数及1927年中国商民协会数与会员数量的对比，得出“商会总数并无明显增加，但会员数却大幅度增长，几乎增加10倍以上”的结论，认为“1920年以后的全国商业仍在继续发展，商业工作者的队伍还在扩大；许多中小商人进一步摆脱旧式行会的影响进入商会”①。显然，作者把商民协会视作在旧有商会基础上的发展变化，而没有对两者的区别予以足够的注意。
国民党“二大”以后，“对于商民运动与其他各阶级运动，同等重视”②，“政府对于工农团体与商人团体均等尊重”③。为领导革命，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立农民、工人、青年、商民和妇女等部，并在国民党“二大”通过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等决议案的同时通过了商民运动决议案，作为指导商民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可见，在大革命时期，商民运动是受到高度重视的。然而，尽管学术界对大革命史研究的成果甚丰，而且研究大革命史的学者都很注意民众运动，但多数有关大革命史的论著及资料汇编，如华岗的《中国大革命史1925-1927》、黄修荣的《国民革命史》和《国共关系七十年》等等④，对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都很重视，对学生运动、妇女运动也予以一定关注，但对当时曾被“同等重视”的商民运动却基本没有提及。
曾宪林主编的《国民革命事典》一书，系统地反映了国民革命史上的各个方面，却忽略了商民协会及商民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只是在第1编“政党”中，在介绍和论述各地党部的具体情况时，介绍了商民部的成立状况⑤。在第12编“典章制度”中，收集了《商民协会章程》，认为此章程的颁布，加强了商民协会组织上的统一，保护了商民利益，促进了北伐。
民众运动是中国国民革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26年3月20日，针对段祺瑞屠杀人民的暴行，中共中央发表告全国民众宣言。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敬告全国商人、学生、工人、农民、兵士应急起联合起来，不分党派，一致奋斗，发动一个比“五卅”运动更伟大的运动，这个运动就是全民运动——工农商学兵妇运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民运动在进行计划决议案时指出：国民运动是我党目前全部工作。国民运动之主要动力固然是国民党，而国民党之力量必须建设在各种人民的组织上面，必须以国民党的名义去创造或参加各种人民的组织：(1)农民(2)工人(3)商人(4)店伙(5)各机关职员(6)学生。
1920年代的国民革命时期，中国民众运动是在国共合作的国民党领导下兴起及发展起来的。国民党反共“清党”、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的民众运动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但在形式上，并没有公开废除大革命时期的章程、条例，仍继续使用大革命时期民众运动的革命话语。等到在全国建立起统治以后，国民党宣布“军政”时期结束，“训政”时期开始；这时，便公开对民众运动的政策作了大幅度的调整，在这一过程中，国民党权力机构的不同部分对民众运动的政策也产生了分歧和争论。但以往论述1920年代国民党民众运动的著作，很少把大革命前后两个时期连贯起来加以研究，也很少对国民党的有关政策、法规结合当时的语境作深入分析。
当然，也不乏一些优秀论著。关于国民党与民众运动的研究，吕芳上的《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1919-1929)》是一部严谨的高水平的著作。作者指出1920年代的中国学生运动的一个重要特色是逐步政治化，一是由原来“五四”式爱国运动，注意外交问题，转而注意内政问题，学生作校内“民主化”的抗争，同时又走出校园作政治运动；二是学生运动激进化，再进一步就是革命化，与政治反对运动合流；三是和新兴政党合作，结果学生组织被政党汲引，学运遭政党把持，“学生运动”变成了“运动学生”⑥。这一著作的思路，予笔者研究同一时期的商民运动以很大启发。
学术界在关于1920年代商人与商人团体、大革命史及民众运动的研究中，较早涉足商民协会与商民运动这一课题的主要是日本学者，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学者橘朴对商民运动曾有过研究，战后往往是在论述“五卅”运动、“三·二○事件”或“宁汉分裂”时兼及，很少从正面专论，如以下三篇：笠原十九司《江浙战争と上海自治运动》、大野三德《国民革命期にみる江浙地域の军阀反动——军阀孙传芳と“大上海计划”》、西村成雄《1920年代权力构造の变动とブルジョアジㄧ》⑦。
相对而言，国内外学者对商民协会成立后与商会的矛盾冲突及由此招致的改组和整顿着墨较多，然系统的论述尚不多见。对矛盾成因的探索，只是就其本身有过横向的分析，没能解释逐步加深及招致改组和整顿这一纵向的趋势⑧。
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学者橘朴就指出，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对上海商业团体的统一增强了商业名流的权力。1950年代，根岸佶从同业公会的角度分析了商民协会的性格和动向，但没有具体探讨商民协会与原公会的秩序和矛盾⑨。七八十年代，美国学者小科布尔和约瑟夫·弗史密斯先后考察了上海资产阶级与国民党政权的关系，小科布尔指出商民协会是国民党的御用工具，南京国民政府对商会的改组和整顿意味着地方党部的胜利⑩。约瑟夫则一定程度地继承了橘朴的观点，指出商民协会的最终瓦解，标志着国家对政党的胜利(11)。1980年代末，小滨正子指出在商会和商民协会对立时，上海资产阶级团体失去了自主性，不久接受再编，屈从于国民党的领导(12)。在此基础上，金子肇瞄准商民协会与国民党的具体关系(政治的统治问题)、商民协会的组织形态与同业公会的关系，以此为视点探讨了商民协会的组织方针、组织形态及其变迁，指出商人团体整理委员会的构成反映了党的统治力的强化，且重视资产阶级上层(13)。
对这一学术课题，中国学者在1990年代开始给予回应。在《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一书中，作者简介了国民党对上海工商团体的整理情况，得出了国民党对上海工商团体控制加强的结论(14)。在《上海总商会史(1902-1929)》一书中，作者更为详实地论析了上海商民协会与商会冲突的情况，分析了在国民党当局控制下，商整会整理上海商人团体的经过结果及反响(15)。张亦工则首次专文对商民协会进行探讨，在其《商民协会初探》一文中，作者论析了商民协会的发生发展、成员构成和作用。该文选取商民协会中较具典型的上海商民协会为例，探讨了商会与商民协会的关系，指出商民协会成立后即与资本家阶级自己控制的商会对立冲突，最终同归于尽，它们相互关系的演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民党对资本家阶级的认识过程和基本态度。这是国内研究商民协会的代表性力作。
二、民众运动的兴起与商民运动的发生
在1924年国民党改组以前，致力于中国革命多年的孙中山及其追随者很少重视和开展民众运动。“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亡命海外，从护国到护法，他所运动的无一不是南北军阀，而“如一丘之貉”的南北军阀们无情地一再地破灭了他图谋利用军阀现成的武力实现自己共和国的梦想。在迹近绝望之时，苏联顾问为孙中山指明了一条新路。“十月革命”后，苏俄和共产国际的代表曾多次向孙中山指出，中国的革命运动必须发动民众参与和支持。1922年握有广东地方军权的陈炯明公开叛变，孙中山在广东再度受挫。经过深刻反省后，孙中山意识到不动员民众而主要依靠地方军阀，国民革命难以取得成功。1923年孙中山与苏俄特使越飞在上海发表联合宣言，决定采取联俄容共的新政策，改组国民党。改组的重要目的之一是使国民党能够以新的面貌出现，动员和引导民众参加革命。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确认将动员民众作为今后的革命方针。孙中山也将生命献给了唤醒民众的工作。逝世前，孙中山留下遗嘱：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民族主义一直是大规模社会运动的导火索和推动力量。1900年以后，民族主义成为中国诸多社会思潮中最重要、最强劲的主流，一次又一次地掀起了广泛的群众运动。1920年代，中华人民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不断激化，导致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民族主义的崛起成为一支与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分解趋势相对的向心力量。20世纪20年代民族主义兴盛的主要标志就是中国人民动员起来，要求打倒封建军阀，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实现国家的独立、统一、民主和富强。因此，当南方革命政府提出“打倒列强除军阀”，以统一全国的目标号召天下时，立刻得到了广大民众的热情支助，因为它如此地切合了民间大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另一方面，蒋介石在政治运动中有意识并且成功地运用了民族主义。如果没有全国人民的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单凭政党的力量是无法掀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的。
“五四”运动后，在国共两党的推动下，反帝爱国的民族运动兴起。在反帝废约的运动中，中国共产党站在前列，许多共产党员既成为反帝联盟的发起者和领导骨干，又不断发表评论文章，对运动给予指导。还在北京反帝国主义大联盟刚成立时，陈独秀就撰文指出，帝国主义和军阀是不能分家的，主张只反对帝国主义不反对军阀，与主张只反对军阀不反对帝国主义，是同样的错误(16)。后《向导周报》再次发表文章，指出这个运动的性质是“民族独立运动”，必须把废约运动和反帝反封建军阀的革命联系起来，在革命旗帜下统一战斗(17)。国民党也积极支持这场斗争，并开展了一系列群众性的反帝爱国运动。
1920年代的中国民众运动于1924年开始复兴，1925年“五卅”运动将其推向新的高潮。“五卅惨案”发生后，全国掀起了反帝大浪潮，据统计，“五卅”运动期间，全国约有600座城镇1700多万人参加各种形式的斗争。继“五卅”运动后，又由北京“三一八惨案”触发了全国的反军阀民众运动。1925年5月至1926年上半年间持续高涨的反帝反军阀民众运动，有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地位和北洋军阀政府的统治，极大地强化了中国各阶级、阶层民众的“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意识和愿望，有利于广州国民政府凝聚各种社会力量和广州革命势力的顺利伸展，为北伐战争的发动营造了极为有利的社会基础和群众条件。
在民族主义思潮的启迪下，中国商人也渐具独立自主意识和国家观念，民族主义意识空前增强。商人们意识到，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强大压力下，只有联合团体，共同抵制，方能有效地御侮，否则，散沙一盘，只会被帝国主义各个击破。因此各地商人纷纷响应国共两党的反帝爱国运动，罢市并提倡国货，决心以商业救国。
统一的愿望促成商人参加国民革命运动的可能。“五四”运动时的商民罢市，“五卅”惨案后的商民抵货运动，是大多数商民参加反抗卖国贼、反抗帝国主义的表现。一些商会和商人团体对“帝国主义助长中国内乱”有了清醒的认识(18)。因此广大商民有可能组织起来投身国民革命。1924年在广东发起的商民运动就是以商民协会为组织，将广大中小商民集中在国民革命的旗帜下开展反帝反军阀的革命运动。这一群众性的反帝运动，使中小商民认清了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提高了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五卅运动”则进一步表明中小商民反帝觉悟的提高。
广东商民举行募款活动，实行对英经济绝交，援助省港罢工，这都是商民参加国民革命运动的热烈表现。但在全国，还有一部分商民没有觉悟，仍不能打破“在商言商、不谈政治”的心理，未能实际参加革命运动，因此须加以最大努力，使一致参加国民革命的运动(19)。在此背景下，发动商民参加商民协会，开展大规模商民运动的重要性凸显。
商民协会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大革命时期出现的、由商民组成的民众团体。商民运动是以商民协会为依托的，商民参加国民革命的运动，是随着国民党改组之后开始重视民众运动而逐步开展的。大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以中小商人为主体的商民积极参加了这场革命。
中国的商民运动以广州为嚆矢，1926年前主要发生在广东。自1924年广州市商民协会成立后，商民协会的组织作为商民运动开展的有效方法拓展开来。为扩大组织范围，中央商民部决定组织各属商民协会，从广东派员去各地直接组织。到1925年底，广东商民运动初见成效。11月，广东省党部正式成立，设有省商民部，广东商民运动迅猛发展。
商民协会是一个以中小商人、店员、摊贩为主体的民众团体，存在时间不长，但在成立初期，斗争矛头直指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及其走狗，对联合士农工商，推动国民革命起到了重大作用。北伐前的广东商民积极投身于东征、南征的平叛活动，实施对外经济绝交，声援“五卅”运动，支持省港大罢工，为广东国民政府的巩固作出了贡献。
初创时期的商民运动，主要工作是对商民进行宣传、教育，使商民认识自身贫困的根源，由此激发其革命的决心；同时对商民的社会经济状况进行调查，为下阶段商民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做好准备。为了商民运动的启动和发展，许多革命党人深入基层，进行宣传、教育和组织工作，为北伐的成功进行提供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影响了中国商民运动的发展方向。
广州市商民协会的建立和发展，推动了全省商民运动的开展；广东商民运动的蓬勃发展，又为全国商民运动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成为全国商民运动的先导和中心。广东商民的活动使国共两党人士进一步认识到商人的反帝革命性，其成功经验使国民党认识到商民运动的重要性，因此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商民运动从珠江流域推广到长江、黄河流域。
成立商民协会，开展商民运动有两重目的，一是配合支持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二是维护商民自身利益。武汉发起商民运动后，国共两党及其领导的商民协会，对于广大商民的切身利益给予关注。苛捐杂税与税收改革是商民的切身问题，废除苛捐杂税是广大商民的一致愿望，亦是他们参加商民运动的主要诉求。汉口特别市商民协会成立后代表汉口广大商民的利益，把改革税法、废除苛捐杂税作为其重点工作之一。
1927年2月，汉口特别市商民协会向所属分会发出通告，请各分会搜集各帮所关于厘税积弊之事实及改良意见。指出：“取消苛税杂捐，商民亟应努力作伟大之运动，以期督促政府，克日实现，本会研究货税委员会，即为辅助政府，作废除苛税杂捐之运动者，各行帮商户，或受厘税之痛苦，或悉厘税之积弊，应如何整理改良之处，当各有所见，集思广益，直理自明，其各踊跃陈述，用资参考，则厘税可得改良之途径，商民亦享解放之幸福也”，为此通告各分会迅即搜集改良货税意见，陈明商民协会，以供研究(20)。
5月，汉口特别市商民协会向武汉国民政府提出“对于现行征收税法之意见”，连续登载于5月11-13日的《汉口民国日报》。汉商民协会指出，中国工商业不振，民生凋敝，以苛捐杂税为最，为改变这一状况，减轻广大商民的沉重经济负担，必须对旧税法实行彻底改革。该会采纳汉口三万余“革命商人”的意见，历察数十年来税法之积弊，请求政府于最短时间，兴办统税，在出产地将货税一次征足，“其收入必当较一切杂税统共之收入为多。所有政府规定及地方另征各项捐税名目，骈枝机关，概行撤销，以节糜费，而免中饱，更免繁苛之虚名，而得征收之实际，政府与人民交受其益”。在意见书中，汉口商民协会对如何改革旧有税制税法提出了具体的意见。
6月21日，汉口特别市党部商民部举行第14次商民运动委员会议，除讨论长江流域商民代表大会议案外，还着重讨论了汉口商民所关心的川盐销售、税收及有关民生问题。会议作出决议，希望武汉国民政府竭力维持工商业以免失业者愈来愈多，同时请求政府尽快颁布税则，“以纾商困”(21)。
为了向商家提供便利的生意条件，维护商民利益，商民协会组设商民银行，发行流通券，救济市面金融。当时，中央银行发行钞票，久已通行于湘粤，行使湖北。但由于奸商的从中操纵，时常发生扣折滞涩现象。为此，汉口特别市商民协会于1927年1月11日呈请中央党部呈文国民政府委员联席会，设法挽救，以维中央信用(22)。
1927年2月，武昌市商民协会拟组织武昌市商民银行，由临时筹备员议定委员12人，互推委员长1人，聘银行专家1人，法律顾问1人(23)。为发起筹备商民合作银行，武昌市商民协会呼吁武昌市商民一律参加，指出这是解除商民痛苦的唯一生路，大家应该团结起来，储积股本，踊跃加入，巩固银行的基础，集中小商民经济势力，打倒国内外资本主义(24)。
在武汉国民政府时期，商民协会的活动范围极其广泛，除一般商业活动与市政建设外，还涉及文化、教育、民众宣传与娱乐等各方面。武汉政府时期，国共两党领导开展的反帝反封的任何活动都有商民参加，北伐战争的每一步进展都有商民协会的支持与配合。武汉政府时期的商民协会主要从事了各种革命工作，如募款捐助，欢迎慰劳北伐军；宣传革命思想，联合工农学运，参加各种集会，与工农学妇民众团体合作；稳定市场、活跃商业、平抑物价；调解劳资纠纷，维护商民利益；反蒋叛变独裁等等。
武汉政府时期，以武汉为中心的商民运动已进入较为成熟的阶段，它与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以及国民政府的工作和革命战争的进程密切结合起来，成为北伐与武汉国民政府重要的依靠力量，标志着中国商民运动的最高潮。
由上可知，大革命时期的商民运动，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共同领导下，广大中小商民开展了废除苛捐杂税、调解工商纠纷、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慰劳北伐军等革命活动，奠定了北伐的胜利基础，促进了国民革命的迅速发展。
但商民协会的成立，也并非一帆风顺。一是遭到土豪劣绅的摧残；二是革命环境恶劣，影响商民组织的发展和健全。
汉口市商民协会在筹备过程中，曾遭到反动分子的造谣中伤。在广西，发生梧州土豪劣绅勾结军队，摧残党部和商民协会等民众团体的罪恶行径。梧州商民协会根据全市商民群众解除自身痛苦的要求，开展废除炮竹冥镪苛捐运动，这一严守纪律的正义运动，受到土豪劣绅的蒙蔽与作弄，一班土豪劣绅伪造证据，架词诬陷，利用军队，摧残压迫，梧州市党部、民国日报社、工代会、商民协会被围攻捣毁，党部工会负责同志被非法拘捕、酷刑拷打(25)。
由于革命环境恶劣，苛捐杂税层出不穷，商民痛苦不堪。汉口发生糖捐加剧现象，汉口商民协会函请取消，遭遇挫折。财政部复曰：现在军用浩繁，自非收厘税，改征银元，曷足以资应付，各商民共体时艰，当能谅解，至现行之苛细杂捐，亦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决议，俟筹得良好之代替税后，再行取消，该局所征附捐，暂时自应仍照原案办理(26)。
随着南京反革命政权的建立，商民协会的实际作用发生变异，一些地方商民协会自行解体和消散者比比皆是。1927年5月长沙马日事变发生，白色恐怖笼罩全市，商民协会宣传部长共产党员徐亮彩被捕惨遭杀害，商民协会小组长朱益三被捕枪杀，长沙市商民协会被迫停止活动(27)。
中国的商民运动以大革命失败为分水岭，之前，中国的商民运动得到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共同领导，开展了丰富多彩的调查、宣传和组织等活动，具有革命性、组织性和团结性等大革命的时代背景和特征。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国共关系破裂，商民协会逐渐沦为国民党的御用工具，导致商民协会与商会矛盾加剧，最后商民协会被取消，商会被改组。以商民协会的取消为标志，大革命组成部分之一的商民运动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三、商民运动论析
商民协会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过程，体现了国民党在北伐前后对民众运动的方针政策和态度。北伐前，为着革命的需要，广大民众被动员起来参加国民革命。南京政权统一全国后，处于执政党地位的国民党对民众运动的观念发生相应转变，民众运动成为不合时宜的“累赘”。
南京政府时期，商会与商民协会关系的发展变化影响了国民党对于民众运动的方针政策和态度，由此导致了商业团体的发展方向，国民党党政之间的分歧与矛盾亦日益显现。
商民组织团体，发起运动，是1920年代兴起的民族主义思潮激荡的结果，也是随着国民党改组之后，国共合作，并开始重视民众运动而逐步开展的。商民协会后来的异变，是国民党地方党部作用使然。中国第一个商民协会广州市商民协会，其组织要点是“以商民党员为基本会员，在未正式成立以前，由商民党员先行加入，正式成立后，非党员商民始可加入”(28)。其作用在使全会大权掌于商民党员之手，得以指挥灵便，使其他非党员的商民，以此为示范参加革命运动。为此，各地党部商民部纷纷鼓励商民入党。随后，国民党“二大”通过《商民运动决议案》，规定“凡有本党同志或党部所在地的商民协会，当以党员为基本会员，该地商民协会须直辖于该地党部之商民部”(29)。商民协会成立之初，提出本会主张，“无党令，一事可不行，一言可不发，一言一动，以党令为转移，对于党下一切运动，无不热烈参加，无不努力奋斗”(30)。商民协会的活动完全听命于国民党，丧失自主性。由此表明了商民运动的党化特点。其次是商民运动的政治化。1920年代的中国商民运动立足于民族主义，进行反帝反军阀的革命斗争是商民运动的基调。商民加入政党，加深了运动的政治色彩。
大革命后，国民党出于“清共”需要，公然下令停止民众运动。大革命时期的民众运动，为着革命的目的，没有保证民众的根本利益，工人运动的本身没能给工人以实际利益，农民运动的本身没能给农民以实际利益，学生运动的本身没能给学生以实际利益。
商民运动中的商民得到些什么？为维护自身利益，解纾日益加深的经济危机，国民党中央政权及大商人资本家确实欲以和平方式解决苛捐杂税等问题，却连最基本的工作都没有完成。除此之外，他们也于多方面作过努力，然几乎都以失败告终。商民运动期间，商民受到来自政府和帝国主义两方面的压迫。偶有一些建设、改良及减轻商民负担的举动，也因大商人的盘剥和帝国主义的抵制而作罢或收效甚微，广大中小商民没有得到实际的利益。
如果以“军政结束训政开始必须从事建设”作为废止民众运动的借口，那么，为北伐而发起的民众运动，的确不无“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意味，甚至感觉到“利用”或“欺骗”，更何况建设事业与民众运动不可分离。
国民党与资产阶级，从辛亥革命时期一直到1924年国民党改组，可以说并没有什么太密切的联系。商民协会的成立是国民党对资本家阶级认识态度的第一次转变，这是国民党进步的表现。由于后来国民党对资本家阶级认识态度的再次转变，导致了商民运动的消亡。1927年后，国民党否定了商民运动作为民众运动的性质，且不再依靠中小商人，再次转靠大商人，投向买办大资产阶级的怀抱。
商民运动是国民党运动商民反帝反军阀，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进步运动。尽管大革命时期的商民运动并没有最终完成自己的使命，但它在国民革命过程中折射出的影响地位和力量，为广大中小商人在久经商艰后升起了第一道曙光。
通过上述观察和分析，本文得出这样一些意见：
(一)商民参加国民革命的动机。以往中国革命的研究，能够跳出运动史观的框架，观照参与运动的其他社会成员，但由于些许原因，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中小商人这个重要阶层。分析商民参加国民革命的动机和变化，从中小商人的角度勾画中国革命的面貌，透过这样的尝试，或许我们将更能了解，国民革命时期确实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转变期。
在群众运动中，必须根据群众的认识水平，运动目标的设定要明确具体，口号要简明集中，这样才能有效增强运动的社会影响和号召力。商民运动正是从商民感同身受的具体问题入手。1920年代，民族主义的思潮激荡着社会各界，中小商人已有相当程度地自觉，遭受压迫的社会经济状况促使中小商人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所以宣传动员和组织领导相对较简便。由于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和建国主张，采取了适合民众的宣传和组织方法，因此在影响和塑造包括中小商人在内的全国各阶层民众参加国民革命方面，能够收到最佳效果。
五四运动期间，张申府曾借用罗素的文字提醒学生进行运动时应以自我解放为目的，而不是透过政治推动制度的改变。政治运动虽然重要，但不能替代批判性思考(31)。而商民运动的局限也在此。宁汉合流以后，尤以上海为最，商民运动逐渐丧失自主性，商民自身的解放被放在次要地位。相对于工农来说，商民人数少，因而力量较小；相对于工农来说，商民又大多属于“有产阶级”，时常也出现把自身的利益得失与政治活动结合起来的现象，其参政行为又带有较大的功利性，在运动中顾虑较多，因而商民运动不如工农运动“激烈”。基于此，商民运动在民众运动中的影响，的确不如工农运动大。在一些地方，商民运动几乎淹没于工农运动的声浪之中。
(二)就国民党来说，未作系统研究却要在短期内取代具有较久历史的商会组织的时间未免过于仓促。二十多年的积弊幻想在几个月内革除，暴露出政治上的专横跋扈和浮躁心态。而以冯少山为首的上海总商会坚决反对的申辩理由也不是无理取闹，如冯少山所言商会对于国民革命的支持等等，国民党执政者显然对这些“疑难”缺乏应有的思想准备，对沪总商会的反对请求也无可奈何，更何况它需要大资产者进一步的财政支援，所以取代风潮不了了之，也就理所当然。
对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来说，1927年后变成了一个执政党，如果说其以前是动员“各阶级”起来支持革命，那么执政后则是希望“各阶级”相安无事，服从国民政府，稳定国民党新的统治秩序。国民党政权有意识地使民间社会纳入党政控制的轨道，并力图使商民协会之类的民间力量成为党支配下的机构。因此，国民党也不需要来“运动”商民了。特别是在镇压工农运动的背景下，自然也就对商民运动存有戒心。既受过民众运动之益又受过民众运动之苦的国民党，深知民众运动对其政权的影响，因此在国民党由革命向反革命转变的过程中，其政策开始由发动民众运动向防范民众运动转化，由“运动”民众逐渐转变为“控制”民众。
(三)当时的中国外受帝国主义侵略，内战纷争，国内工商呈现一片颓废之势，为了维护工商秩序，发展工商业，国民政府对工商团体的改组和整顿，又有其必要性。由于客观历史条件、政治因素等的作用，商民协会在现实上和可能性上都难以完成其使命，也难以在社会互动方式上被完全整合，只有寿终正寝。
随着形势的发展，国民党意识到如果继续支持商民协会走极端，势必陷于孤立。北伐后的南京国民政府承受着政治和财政的双重压力，惟有设法改进才能稍事喘息寻得出路。政治上，国民政府眼见吸收资产阶级中最主要的人物已成为大势所趋，因此必须顾及和一定程度地采纳大资产阶级的意见。财政上，国民党发展工商经济、改善财政状况、筹措军费等都需要有大资产阶级的合作。国民政府更需要取得大资产阶级的财力支持，而大资产阶级也希望增加自己对政府决策的影响来强化自己的政治力量和巩固自己的地位及基础。因此，国民政府和大资产阶级的态度均发生相应变化。商会虽然被改组，纳入国民党控制下，但毕竟保存了完整的躯体，尽管有名无实，没有落得消亡的命运，这也算得上一种胜利。商会抗争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固然得力于当时商会在各方面的新发展，是商会坚持抵制努力斗争的结果。但是也要看到，这一结局与南京国民政府所采取的态度有着密切的关系。财政来源的困乏，使南京国民政府认真考虑大商人社团存在的可行性。思忖再三，国民党认为没有必要撤消商会，虽有部分国民党地方党部希望废除商会，但国民党中央决心保存商会。
国民党夺取政权后不再“运动”商民，它深知发动民众运动本非其所长。根据其在大革命时期与中共争夺民众运动领导权的经验教训，国民党势必将民众运动纳入其统治范围之内，将民众运动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对工农运动，国民党从其阶级属性出发，是害怕与排斥的。一方面，国民党将工农大众排斥于国民党的体制之外；另一方面，又希望通过整顿工农运动，让工农运动服从于国民党的利益。当工农运动脱离轨道时，国民党对其采取镇压的手段。对于商人及商民运动，国民党具有不同的政治与策略。商人大体上可视为国民党的统治基础。国民党对商会团体的整顿主要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利用与控制。作为资产阶级的政党，商人与国民党的利益具有一致性。当商人团体与国民党的利益发生矛盾与冲突时，国民党对其不是采取镇压的手段，而是通过重新组合和整顿，让其继续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当大商人与中小商人发生矛盾冲突时，国民党往往站在大商人大资产阶级的立场上。而蒋介石定都南京完成国家形式上的统一后，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国家一切活动都围绕建设展开，需要正常的商业活动，加强城乡商品流通，增加财政税收，所有这一切离不开商界的参与和财力支持。国民党——即使在它的激进时期——也并不打算瓦解或毁灭商人团体，只是要将它置于党的监护之下，并使它为党服务。
蒋介石取消民众运动的原因之一是他认为共产党“包揽党务”，“把持农工运动”，党权军权为共产党“操纵”(32)。并且认为，如果以民众运动来与共产党竞争，根本不是共产党的对手，1929年蒋介石曾说，国共之间只能拼武力，不能拼党力，如果国民党也搞民众运动，不管成败如何，“均逃不出共产党之掌握”，“共产党何其巧，而吾党同志何其愚乎”(33)！
(四)国民党政权的特征在于集权化与政治控制的行为模式，政党政治下的中国民众运动有其必然趋势。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在政治上独裁，在经济上垄断，经济为政治服务，一切为维护国民党的统治。
1928年国民党中央提出“暂行停止民众运动”，1929年制订了训政时期的民众运动方针，人民组织团体的“自由”受到法律的限制、党部的指导和政府的监督，标志着国民党中央关于民众运动态度根本转变的完成，突出反映了转变时期的国民党政权既不能公开背叛孙中山的革命精神，而又在实质上加以背叛的矛盾状况。蒋介石集团代表的是大资产阶级大商人，蒋上台后，实行一党专政，对民众运动进行全方位的整顿，因此，商民运动没有机会发展完善就中途夭折。
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对民众运动实行管制的立场，且一贯表现在包括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及商民运动等一切民众运动的态度上。国民政府对民众运动的管制立场，是通过1928年2月初召开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和8月召开的五中全会基本形成的所谓对民众运动的纠正工作体现的，这是北伐开始以后，在被共产党掌握主导权的民众运动中，国民党为恢复主导权而采取的立场。这种对民众运动的管制立场说明，蒋介石及国民政府把民众运动置于从属军事行动的位置，损害了民众运动的独立性，也明确暴露出国民党作为革命政党历史的终结。
评审意见：该文的主题思想，即通过对商民协会的分析，解析了国民党在执政前发动和支持群众运动，而执政后则希望各方相安无事的立场转变，即由“运动”民众转变为“控制”民众，这一分析是精到而能成立的。20世纪20年代在国共两党的推动下，中国反帝爱国民族主义运动兴起，1924年在广东发起的商民运动就是以商民协会为组织，将广大中小商民集中在国民革命旗帜下开展反帝反军阀的革命运动。文章着重介绍了广州和汉口的商民运动概况。商民运动应与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并列，但过去对商民运动的研究很少，其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一是可能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认为革命运动的主力是工农以及学生，不必强调商人的作用；二是商民协会和商民运动存在时间短，商人组织很快被执政的国民党所掌控，也就无所作为了。但中小商人是中国社会重要的构成部分，研究这一阶层的组织、诉求及其与政府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如果作者今后能够更多地发掘第一手的资料，特别是档案资料，相信可以在这一领域取得更为丰硕的成果。
评审专家：杜恂诚，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注释：
①张静如、刘志强主编：《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社会之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36页。
②许锡庆：《广东省第二次全省代表大会之经过》，广州《国民周刊》第13、14期合刊(1927年)，第25页。
③施英：《论汉口之罢工潮——并质上海商报记者》，《向导周报》第181期(1927年)，第86页。
④华岗：《中国大革命史1925-1927》，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黄修荣：《国共关系七十年》(上卷)，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李新、陈铁健总主编，萧超然主编：《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第2卷《(1923-1926)国民革命的兴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彦奇、张同新主编：《中国国民党史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张闻天编著：《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⑤曾宪林主编：《国民革命事典》，湖北辞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9、10、11—29页。
⑥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1919-1929)》，(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版，第427页。
⑦[日]笠原十九司：《江浙战争と上海自治运动》；[日]大野三德：《国民革命期にみる江浙地域の军阀反动——军阀孙传芳と“大上海计划”》；[日]西村成雄：《1920年代权力构造の变动とブルジョアジㄧ》，载[日]野泽丰编《中国国民革命史の研究》，青木书店1974年版。
⑧有关商民协会成立后与商会关系的发展变化，详见乔兆红《论1920年代商民协会与商会的关系》，台北《近代中国》第149期(2002年)。
⑨[日]橘朴：《中国社会研究》，东京，1941年，第214—215页；[日]根岸佶：《上海のギルド》，日本评论社1951年版。
⑩[美]小科布尔：《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1927-1937年》，蔡静仪译，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小科布尔在该书中提及商民协会成为国民党的御用工具，可惜并未深入研究。
(11)[美]约瑟夫·弗史密斯：《商民协会的瓦解与党治的失败》，朱华译，《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0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53页。
(12)[日]小滨正子：《南京国民政府下にぉげる上海プルゾョフフ团体再编にっぃて》，《近邻》第13号，1988年5月。
(13)[日]金子肇：《商民协会と国民党(1927-1930)——上海商民协会を中心に》，总第598号；《上海资本家阶级と国民党统治(1927-1929)——冯少山追放の历史意义》，《史学研究》第176号。
(14)黄逸峰、姜铎、唐传泗、徐鼎新：《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67—373页。
(15)徐鼎新、钱小明：《上海总商会史(1902-1929)》，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390—401页。
(16)陈独秀：《反帝国主义运动联盟》，《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542页。
(17)为人：《废约运动》，《向导周报》第76期。
(18)蔡和森：《商人感觉到外国帝国主义助长中国内乱的第一声》，《向导周报》第44期(1923年)。
(19)黄鸣一：《创刊话》，《商民运动》第1期(1926年)。
(20)《汉商民协会征求改良厘税意见》，《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2月15日。
(21)《商运委员会会议》，《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6月23日。
(22)《汉商民协会请维中央钞票信用》，《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1月12日。
(23)《武昌市筹组商民银行》，《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2月11日。
(24)《武昌市商民协会请筹备武昌市商民合作银行意见书》，《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2月13日。
(25)《土豪劣绅勾结军队摧残党部党报民众团体》，《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3月24日。
(26)《汉口糖捐暂照原案征收》，《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2月19日。
(27)陈伯勋：《长沙市商民协会的回忆》，《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3页。
(28)《商民运动之经过》，《政治周报》第6、7期合刊。
(29)《商民运动决议案》，《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第392—393页。
(30)寿石：《发刊词》，广州《商民月刊》第1期(1927年)。
(31)[美]舒衡哲：《张申府访谈录》，李绍明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版，第55页。
(3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下册，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555页。
(33)蒋介石：《对于关税之感想》，1929年2月1日，载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版，第5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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