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决定论与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决定论论文,与人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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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决定论研究的底蕴是历史走向问题。苏东剧变以后，社会主义的前途如何，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西方思想界对苏东剧变迅速作出反映，首推美国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一文。它断言社会主义已经死亡，资本主义永世长存。继之有享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宣称未来的全球冲突将是文明的冲突，是儒家文明联合伊斯兰文明对抗西方文明的问题，似乎社会主义已经消亡，两种社会制度的对立已不存在了。还有，多年来涌入我国的大量西方的学术思想，尽管有不少可资参考，不无精彩之处，其立论角度与福山等人也不相同，但从哲学高度看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历史决定论的。
面对新的历史条件，和西方思想的影响，我国有的学者对历史决定论也持怀疑态度。如“历史选择论”的提出，以及不适当抬高“统计决定论”和“系统决定论”等。本文说的历史决定论，当然是指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即唯物辩证的历史决定论。马克思主义之前的神学决定论、机械决定论、理性决定论等等，在考察社会历史问题时，都持唯心史观，都不属历史决定论。所以历史决定论是马克思主义独有的历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科学的独有贡献。正因为如此，凡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必然首先反对历史决定论，而反对的手法几乎是一致的，即把历史决定论歪曲为经济决定论，机械决定论，然后再加以反驳、攻击。恩格斯在世之日，就有人把历史决论歪曲成经济决定论。恩格斯断然拒绝这种谬论。他明确地指出：“概括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①]也就是说在这封给布洛赫的信中，恩格斯提出了著名的合力论。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对历史决定论作了科学的规定，但一战、二战以后，西方思想家们仍然像堂·吉诃德一样，乐意与风车作战，继续把历史决定论当作机械决定论、经济决定论进行批驳。波普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即为典型一例。
从历史到现实都表明，历史决定论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人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总不忘提出这个问题。这也有好处，它可以促使人们不断地深入思考这个问题，使它在回答现实问题时更富有生命力。
本文认为，历史决定论之所以屡屡遭人歪曲、误解以至攻击，除了明显的政治原因（如西方的某些学者、思想家）外，从思想认识上来说，主要是没有把人的问题与历史决定论的关系处理好。他们或撇开人来讲历史决定论，或虽然讲到了，却把历史决定论与人看成是两个问题的一种外在关系，从而模糊了历史决定论的真面目。本文强调这样一个中心论点：历史决定论内在地包含着人的问题，或者说，人的问题是历史决定论的有机构成。笔者认为，是否把人的问题内在地包含在历史决定论之中，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与一切其他形式决定论的本质区别。由此，也就不难准确地批判对历史决定论的种种歪曲、误解以至攻击。国内外有识之士已经断言，21世纪，人学将成为显学，人的问题将是哲学的焦点。这种说法，其实不算确切。在西方，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学即成显学，与科学主义相对出现了一个人文学派即是明证。在国内，文革和文革以前，人学问题固然是禁区，但80年代掀起的人道主义讨论，打破了这个禁区，从此把人的问题的探讨不断引向深入，人学即成了显学。到21世纪，人学仍然继续显学的地位，而从哲学深层次上来说，与人学相联系的历史决定论与非决定论的对立，将会显得更加重要，更加引人注目。它将是新世纪的哲学基本问题。这是因为，从苏东剧变及其以后形势的发展，可以有把握地预测，在行将到来的世纪，社会发展，历史走向问题上的两股历史力量将会发生更加剧烈的斗争，反映在哲学上，就是历史决定论与非决定论的斗争。人的问题的解决，是以如何解决这种斗争为转移的。所以，“历史决定论与人”，乃是一个跨世纪的问题，它从19世纪延伸到20世纪，也必将从20世纪延伸到21世纪，在这种跨世纪的研讨斗争中，它自身也得到了不断的丰富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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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决定论的关键问题是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因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是题中应有之意。那么，又如何理解历史决定论内在地包含着人的问题，或者说人的问题是它的有机构成呢？根据在劳动发展史中。
恩格斯曾说，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新派别”，是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②]。历史决定论就是这把“锁钥”。因而只有在劳动发展史中，才能对历史决定论获得准确的理解，妥善地回答上述问题。
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劳动发展史由五个环节构成，即劳动对象化，劳动分化，劳动异化，劳动社会化和劳动自主化[③]。历史决定论的基本内涵就包含在劳动发展史的基本逻辑之中。马克思对劳动作了这样的规定：“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④]这个关于劳动本质的观点，揭示了劳动对象化的本质含义。劳动过程是主体与客体的对立统一过程。人将自己的主体力量（体力与智力）对象出去，按自己的需要能动地改造外部世界，形成劳动产品（物质的和精神的产品），然后人又把劳动产品重新占有，在消费和享受劳动对象的过程中，丰富主体自身。可见，劳动对象化是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基础，任何一个社会都无例外地以劳动对象化为自己存在的前提。“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都知道的。”[⑤]
从马克思对劳动的本质规定中可以看出，劳动首先是一种物质性的活动，这不仅由于劳动过程脱离不了劳动对象，劳动资料这些物质性要素，而且，劳动本身是“人作为自然存在物的”活动[⑥]，并不是纯粹的精神活动。如果人不首先吃、穿、住，任何精神都不可能发生和存在。这个简单的事实，旧唯物主义也承认的。所以，马克思在确认劳动的物质性前提下，又十分强调劳动过程中的精神性因素。这是因为“人的劳动”不同于动物的本能活动。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即已观念地存在着。劳动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变化，同时还在自然物中实现人的目的，而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必须使人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⑦]。这里说的观念、目的、意志都属精神要素。没有这些精神要素，就不成其为“人的劳动”，只能退回到动物的本能活动，或如旧唯物主义者所说那样，人的活动不过是机器运行而已。
这样，马克思的劳动对象化原理，一方面拒绝了上帝创造人类社会或人类社会是精神外化（如黑格尔的观点）的唯心论观点，另一方面又批判了把人类社会看作是自然界的简单延伸的机械观，而提出了一个崭新的观点，即劳动创造人类历史。它表明，人类历史的存在和发展，既离不开物质性因素，也离不开精神性因素；人类历史本身是劳动对象化的产物。
劳动对象化与人类社会共存，由于劳动的曲折发展是以劳动对象化为前提的，所以劳动对象化是劳动发展史的第一个环节。劳动发展史的第二个环节是劳动分化，对这一环节的把握，是理解全部社会史的关键。因而对建构历史决定论具有特殊的意义。
劳动分化的前提是有剩余产品。剩余产品的出现就有可能产生劳动分工。由个体人的自然能力的不同和环境的不同逐渐造成城乡和工农之间的分离。由此产生劳动分化最明显的表现。即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化。这必然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这种发展的动力是什么？显然是劳动自身。而劳动的本身表现为一种生产力。生产力不外是人改造自然的一种能力，它需要通过劳动才得以实现。生产力的发展使劳动分化具有必然性。
作为发展动力的生产力的内核是什么呢，马克思曾说：“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人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⑧]又说：“生产力是人们的实践能力的结果。”[⑨]劳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所以马克思所说的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实质上也就是生产力的简单要素。这些要素可以再概括为物质要素和精神要素，这两大要素就是生产力的内核，既然谓之要素，就是两者缺一不可。这说明什么呢？它说明历史发展的一种最根本的动力——生产力，从一开始，就是精神因素和物质因素的统一。由于它包含人的主体力量（能动性），所以生产决不是一种僵死的机械力。“一阴一阳之谓道”。物质、精神两大要素的相互作用使得生产力具有生命，从而推动社会向前发展。恩格斯说“相互作用是事物的真正的终极原因。我们不能追溯到比对这个相互作用的认识更远的地方，因为正是在它背后没有什么要认识的了。”[⑩]在事物发展的最根本的动力问题上，恩格斯即以深刻的辩证的观点，拒绝了各式各样机械论的、唯心主义的观点。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歪曲为机械决定论或经济决定论，诬蔑历史决定论见物不见人的观点，也在这里遭到根本上的驳斥。如果有人一定要把构成生产力的物质要素看作是终极的，那么这就不是唯物史观，而是返回到一般唯物主义。我们知道一般唯物主义在解释历史的时候并不比唯心主义高明多少，生产力作为终极原因，因而也就是蕴含于其中的物质要素和精神要素的相互作用作为终极原因，其唯物主义性质表现为历史发展的动力不在上帝，不在人的意志，而在人的物质性的活动。这是历史决定论内在地包含着人的问题这一观点的第一个重要的证明。
劳动分化产生奴隶社会。奴隶社会意味着劳动自身的异化。经由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异化发展到典型形态，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的大生产也同时表明劳动社会化阶段的到来。劳动异化与劳动社会化的并存实质上表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矛盾的解决就是劳动自主化阶段的到来。劳动自主化即自由劳动和自由人的共同体——共产主义的实现。
劳动的展开史，也就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它体现为社会形态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人类通过劳动创造了自己的历史，从而也就形成了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马克思又说：“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①①]“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究竟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①②]社会历史规律是人的活动的规律。这就决定了社会发展是合规律性与合目性的统一。只看到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就难以把社会规律与自然规律区分开来；只看到社会发展的合目的的一面，就会陷入唯意志论。两者的有机统一，再次证明历史决定论内在地包含着人的问题这一论点。离开了人的有意识、有目的活动，就没有人类历史，也就无所谓历史规律。这样说，丝毫不否认历史规律的客观性，恰恰是确证了历史决定论意义上的客观性。诚如列宁所说：“所谓客观的并不是指有意识的生物的社会（即人的社会）能够不依赖于有意识的生物的存在而存在和发展……，而是指社会存在不依赖于人们的社会意识。”[①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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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认为，在历史决定论的研究中，下述两个问题有待进一步的商榷。
其一、关于历史选择论。有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是决定论与选择论的统一。或者说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就是历史选择论。
历史选择论相对于历史上的神学宿命论，是一种进步。但它作为一种历史观是以否定历史的客观必然性为特征的。这样一种观点是不能统一到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中去的。自然，更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与历史选择论等同起来。选择论的意图在于强调历史过程中主体的选择作用。照我们的看法，既然历史决定论内在地包含着人的问题，那么，主体的选择作用，也就逻辑地得到解决，也就是说，在遵循总的历史规律的前提下，主体可以充分发挥能动性，选择社会发展的具体道路。而无须用历史选择去补充历史决定论。
其二，关于统计决定论、系统决定论的问题。有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是线性的因果决定论，随着社会的发展，它必然要演进到统计决定论和系统决定论。这是一种“范式”的演进。统计决定论高于因果决定论，而系统决定论又高于统计决定论。我们认为，把历史决定论归结为线性的因果决定论确会把历史问题简单化。历史决定论应该包含统计性和系统性，从而可以有效地解决偶然性和随机现象，从整体上把握事物内部的有机联系。但是，如果把因果决定论、统计决定论、系统决定论说成是一种递进的“范式”，就有可能模糊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实质。“范式”论是库恩研究自然科学史的一种方式，它是否适合于人文学科需要具体分析。有的海外学者用范式来套红学发展史认为从“索隐派”到“自传说”到“斗争论”即是范式的更替，就显得十分牵强。一个新范式的出现是对旧范式的否定，这是一个革命，一种进步。按照“范式”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可以归结为系统决定论。这显然是不妥的，它有可能“遗忘”“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这一观点。而这是一个革命性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生命之所在。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证历史决定论时，已经把各种社会因素的“交互作用”，历史发展中各个意志的“合力”都与因果决定论有机地结合起来了。社会现象的统计性和系统性问题已经被他们注意到并得到合理解决。
历史决定论是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为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石。由于它内在地包含着主体论，因此它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终结了见物不见人，或只见精神不见物的传统哲学。由于马克思、恩格斯是在对劳动发展史的考察中形成历史决定论的，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当代唯一不可超越的哲学。当代西方流行的后现代哲学，它所看到并企图解决的问题，早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域里面了。劳动异化论已深刻地批判了后现代哲学揭示的所谓工具理性负效应。历史决定论还提供了后现代哲学无法提供的解决问题的途径。
注释：
① ② ⑤ ⑨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254、368、321、320页。
③参见景天魁：《打开社会奥秘的钥匙》，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关于劳动发展史的论述。
④ ⑧《资本论》第1卷，第201、202页。
⑥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7、202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52页。
①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8—119页。
①③《列宁选集》第2卷，第331—3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