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发展思潮演进与邓小平发展理论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潮论文,理论论文,世界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几年来，学术界对发展理论问题讨论得非常热烈，这对于推动我国现代化进程向着科学的健康轨道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但也有两种值得忧虑的倾向。一种倾向是言必称西方发展理论，认为“时至今日包括中国在内的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尚没有建立一整套使经济、政治、文化多层面协调的社会发展理论和战略”。另一种倾向是怀疑我国现代化发展的社会主义性质，提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观是不是、应不应该有本质的不同？”我们是否“应该有一个社会主义的发展观”？（注：王淑芳：《发展内涵的多层面界定》，《社会主义研究》1997年第6期。戚方：《我们应当有怎样的发展观？》《真理与追求》1997年11期。）作者的意思似乎是：我们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社会主义的发展观，这样势必是“你有你心目中的‘发展’，我有我心目中的‘发展’；你有你的关于发展的‘道理’，我有我的关于发展的‘道理’”，难以形成共识了。我们认为，这两种提法都值得商榷。事实上，在邓小平理论体系中，关于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等等方面都已有系统的论述，本文拟以当代世界发展理论为参照，就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发展观作一初步论述。
一、当代世界早期发展理论的历史演进与邓小平对中国发展道路的选择
从全球范围看，当代世界早期发展理论的历史演进明显可区分为两个阶段。（注：参阅何中华、张晓华：《当代发展观的演变及难题》，《文史哲》1997年第2期。）
第一阶段是从二战后到60年代中期。这个阶段明显带有“西方中心论”的倾向。这个时期的发展理论主要以西方社会进化论和经济学为分析框架，考察国家现代化的历史途径，试图为后发展国家提供范式。西方现代化理论认为，所谓现代化是指人类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的转变，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是世界上最先进入现代化的地区，其社会变迁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现代化就是其他后发展国家的效仿楷模。因此，现代化也就是西方化。从政治层面来看，这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力图把战后新兴独立的国家和地区拉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一种理论。
第二阶段是从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末。这个阶段发展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转变是由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不少发展中国家在早期发展经济学和模仿战略的影响下，出现了“有增长而无发展”的现象，表现为单一经济的畸形发展而整个社会系统的功能失调，以及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形成的粗放模式—片面追求数量增长和规模扩大而忽视质的变化，致使这些国家原有社会问题未能缓解，而新的严重问题又频频出现，如贫富两极分化、价值观紊乱、环境恶化等等。这种危机使发展中国家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对以西方中心论为特征的发展观进行反思和批判，并立足于本国的实际考察发展问题。随之出现了“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等发展理论。“依附论”把西方发达国家叫做“中心国家”，把非西方不发达国家称为“边缘国家”，认为不是西方“发现”了不发达国家，而是西方“制造”了不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过程就是落后国家的“边缘化”过程。发达国家的社会发展是建立在对边缘国家的殖民统治和经济掠夺基础上的，并造成后者对前者的依赖性和从属性。因此发展中国家必须脱离西方控制，实现自主发展。应该说这是发展中国家对自身发展过程及其批判性反思后得出的明智结论。“世界体系论”则从全球视野出发，超越了“依附理论”的一国分析，主张将整个世界作为一个经济、政治、文化诸因素统一的大体系来考察，探讨现存世界格局形成和演化的原因、条件，分析各国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及相互关系，并对今后世界体系的发展变化作出预测。在“世界体系论”看来，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非西方发展中国家，都是世界整体系统运行的结果。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接近于马克思的“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著名论断。
70年代末邓小平复出主持中央工作之后，以一位政治家、战略家的宏伟气魄和敏锐的洞察力，审时度势，站在时代发展前沿，鸟瞰全球变化局势，对中国的发展道路作出了明智选择。
首先，邓小平以一位政治家的敏锐洞察力对世界局势作出了正确判断，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英明论断。他指出：“多年来一直强调战争的危险”，（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105页。）“过多地认为世界大战很快就要打起来，忽视发展生产力，忽视经济建设”，（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250页。）但“70年代以后，我们改变了观点，发展和平力量超过了战争力量”。（注：1985年5月16日《人民日报》。）其中，经济发展是导致时代变化的根本原因，而时代的变化又使发展问题更加凸显出来。邓小平认为，发展问题不仅仅是贫困、落后国家的问题，而且是全世界所有国家面临的共同性问题，就南方贫困国家而言，能否发展已经关系到民族、国家生死存亡；就北方发达国家来看，当前“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发展速度问题，再发展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96页。）“资本要找出路，贸易要找出路，市场要找出路，不解决这个问题，……发展总要受到限制”。（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106页。）而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都还不太发达，特别是象中国这样在原来经济文化相当落后的背景下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更需要迫切发展经济，要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要顶住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明显占优势的巨大压力，除了大力发展经济外别无选择。总之，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的核心问题。
其次，邓小平以一位战略家的远见卓识对时代发展特征作出了战略判断。60年代以来，随着新科技革命的蓬勃发展，使经济国际化、全球一体化的程度不断加深，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大大增强，任何国家都已不可能单纯依靠军事力量来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经济、科技的竞争和较量越来越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利用经济手段谋夺世界市场，已取代通过战争进行直接领土扩张，成为大国争霸的主要方式；争取发展民族经济，捍卫自身经济权益的斗争也就成为国际反霸斗争的主要内容。因此，加快发展成了世界各国共同追求的战略目标。但发展事实也已昭示，“西方中心论”的道路走不通，而必须站在世界整体的高度来看待发展。对此，邓小平形象地概括为“南北”问题，他指出：“现在世界人口是四十几亿，第三世界人口大约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三。其余四分之一的人口在发达国家，……很难说这十一二亿人口的发展能够建筑在三十多亿人口的继续贫困的基础上。……南方得不到适当的发展，北方的资本和商品出路就有限得很，如果南方继续贫困下去，北方就可能没有出路。”（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3页。）邓小平主张要解决这个世界性的矛盾，就必须打破原来由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建立起来的不合理的旧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建立起符合的时代潮流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正是基于世界主题的科学判断和时代特征的正确把握，邓小平明智而正确地选择了中国的发展道路，这就是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条发展道路的主要内容可概括如下：
社会制度的选择——坚持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关键是社会制度的选择问题，对此，邓小平历来旗帜鲜明地强调，中国的发展道路只能是社会主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注：参阅侯远长等著：《邓小平发展思想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也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136页。）它揭示了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怎样坚持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历史课题。
立足点的把握——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也是我们建国以来一直坚持的一个基本方针。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深刻总结了一些发展中国家依附西方大国险而成为附庸的沉痛历史教训，进一步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提到发展道路立足点的高度加以认识。（注：参阅侯远长等著：《邓小平发展思想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他明确指出：“中国的事情要按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并严正警告个别超级大国，“任何国家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370页。）正是针对一些发展中国家在争取外援而被西方资本主义大国牵着鼻子走而险些丧失国家尊严和民族独立的沉痛教训，邓小平在80年代初向外国友人介绍中国经验时强调指出：“中国的经验第一条就是自力更生，”这条经验“可以振奋起整个国家奋发图强的精神，把人民团结起来，就比较容易克服面临的各种困难。”（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06页。）
发展途径的定位——改革开放。经济、文化还很落后的社会主义中国通过什么样的途径达到发展目的？邓小平认为，必须通过改革开放。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78页。）因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所以改革开放也是解放生产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79页。）同时，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前提下，“还需对外开放，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来帮助我们发展”。“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378页。）
由上可见，邓小平对战后世界发展理论与实践都洞若观火，深得精髓，他的高明和可贵之处在于，他不迷信本本，更不信奉教条，而是站在历史高度，纵览时代全局，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在重要的历史关头，为中国人民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因此，说我国迄今还没有一个“社会主义的发展观”无疑是不正确的。
二、当代世界新发展观的出现、形成与邓小平对中国全面发展模式的设计
目前，我国学术界对新发展观的发展阶段、概念界定都有不同意见。如有的学者认为，在发展阶段上，80年代是新发展的形成阶段，进入90年代，可持续发展观正式诞生；有的学者把可持续发展理论简单等同于新发展观。就我们看来，在概念界定上，发展观是带有全局性的战略指导思想，涵盖面似应比可持续发展观更宽广一些；在发展阶段上，可持续发展理论则似乎可看成是新发展观的延伸和充实。据此我们可对当代世界新发展观的形成大致表述如下。80年代始，世界上不少学者对发展问题的研究视角从多层面展开。典型的如法国学者F·佩鲁，罗马俱乐部前主席A·佩西，挪威前首相格罗·哈勒姆·布伦特兰德夫人等。（注：参阅潘家华著：《持续发展途径的经济学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包心鉴等主编：《发展：跨世纪中国的战略选择》济南出版社1997年版；刘培哲：《可持续发展理论与〈中国21世纪议程〉；《地学前缘》1996年第1期。）佩鲁试图从哲学与经济学的结合上重新审视社会发展问题，认为发展理论应当抛弃投资牵动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等于发展的传统看法，而必须从人的角度确立研究视野，从人的活动及其发展的角度考察发展的动力和规律，在其代表作《新发展观》一书中，他大声呼吁：“无论如何需要从人的角度出发指出一条可以接受的一般研究路线，并指出每个人以及整个人类多方面的、全面的发展方向。”（注：佩鲁：《新发展观》第2页，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佩西则强调应从多维度看待社会进步，认为“任何进步（不论是科学还是其他），如果不同时使道德社会或政治也取得进步，那就毫无价值可言。”（注：佩奇：《未来一百页——罗马俱乐部总裁的报告》第81页，中国展望出版社1984年版。）布伦特兰德夫人更强调的是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1983年她受联合国秘书长委托，主持有21个国家的环境和发展问题著名专家组成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工作，经过长达四年的调查研究，于1987年提交了长篇调查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提出发展应是“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需求能力的发展”，也即著名的布氏定义。这个观点在1992年6月于巴西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得到普遍认可。这次大会后新发展观的也随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对新发展观的具体内涵，我们曾在一篇文章中作过较为详细的阐述（注：周光迅：《新发展观与新高等教育观》，《南京大学学报·高等教育版》1997年第3期。），这里再简要概括如下：新发展观是一种系统的、综合的、整体的发展观，追求的是系统的、整体的、全局的、长远的利益，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就经济观而言，新发展观主张建立在保护地球自然系统基础上的持续经济增长，它不仅要求从当代人、当代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待发展问题，还要求从未来人类、未来社会的角度看待发展问题。就社会观而言，新发展观认为社会发展目的应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既要重视物质文明建设，也要重视精神文明建设，人是发展的中心和最终价值指向，经济增长只不过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手段。就自然观而言，新发展观认为，人只是自然界中的平等一员，必须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真正的发展应该是经济、社会、人、自然之间的全面的、协调的发展。
社会主义社会就其本质而言应该是也必须是全面发展的社会。现实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从根本意义上说，也就是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诸种社会因素相互协调、全面进步的过程。邓小平对中国发展模式的设计，正是基于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之上的。纵观邓小平发展思想的的历程，尽管他在一些特定场合、针对某一特定事件有时强调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社会必须全面发展的思想都是一以贯之的。早在70年代末，当我国刚刚开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邓小平就高瞻远瞩地指出：“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67页。）明确提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50页。）邓小平关于社会必须全面发展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社会主义中国既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也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
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统一，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一，也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具体体现。邓小平对这个问题强调的最多，论述得最为全面。他几十次强调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50页。）社会主义中国“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131页。）邓小平认为，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中，物质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基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物质文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并为其正确发展方向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两个文明建设，既互为条件，又互为目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是社会主义成果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社会文明的标志。所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全面进步，协调发展的社会主义，是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相统一的社会主义。
2.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也是邓小平反复阐述的一贯思想，是两个文明同时抓的具体体现和展开。其主要内容是：(1)“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犯罪活动，”以保证人民有一个安定的工作和生活环境。”(2)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廉政建设，以确保党风和社会风气的好转。(3)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以保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4)一手抓民主，一手抓法制，以确保人民的当家做主和制度的日臻完善。(5)一手抓引进、一手抓抵制，以保证广采博纳世界各国文明之长，又坚持抵制腐朽思想的侵蚀。
3.培养“四有”新人，全面提高人的素质
一个社会是否文明，能否全面发展，关键是要全面提高人的素质。对此邓小平也有多方面的论述，其中最重要的贡献是提出了培养“四有”新人的战略任务。
1983年，邓小平在接见外国友人时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之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是建设物质文明；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忽视了发展生产力，所以现在我们要特别注意建设物质文明。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364页。）1985年邓小平又提醒大家，“我们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时，一定要坚持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坚持五进四美三热爱，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28页。）在邓小平看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说到底是要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
培养“四有”新人，是马克思关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的形象化和具体化。其中有理想、有道德、有纪律，是对人的思想道德素质方面的要求；有文化，是对人的科学文化素质方面的要求。互相之间有着内在联系。有理想，是精神支柱；有道德，是行为轨范；有纪律，是约束机制；有文化，则是知识和智能条件。这几个方面紧密联系，相辅相成，共同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对社会成员的政治觉悟、精神状态、道德风貌和文化素养的基本要求，也要全面提高人的素质的基本途径。
4.既要注重发展速度，更要讲求经济效益，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
发展速度与经济效益是两个既密切相连又互相区别的概念。发展速度是指国民经济在时间上发展快慢的一个动态相对数，经济效益是指物质生产过程中占用和消耗的活劳动与物化劳动量同获得适合社会需要的有用成果之间的数量比较。如何找到一条速度发展快、经济效益好的发展路子，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这是当今世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共同面临的难题。对此，邓小平有其深刻而独到的见解。邓小平多次强调，发展速度应是以经济效益为前提的速度，是效益与速度相统一的速度。在我们这样一个底子很薄的国家，发展速度无疑十分重要，“这不只是经济发展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110页。）因为高速度是提高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需要，是增强社会主义凝聚力的需要，但“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377页。）既有高速度，又有经济效益，为的是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早在1985年，邓小平就开始使用“持续发展”的新概念，他指出：“改革的意义，是为下一个十年和下世纪的前五十年奠定良好的持续发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375页。）可见，邓小平对这个问题考虑的非常深远。
5.坚持共同富裕，实现社会公正
如何防止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以保证整个社会在公正有序的状态下向前发展？这是当今世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又一难题。对此，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一样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的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375页。）在我们这样的人口众多、底子很薄的国家怎样实现共同富裕呢？邓小平指出，先是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为防止两极分化，邓小平又提出了具体可行的办法：一是让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援贫困地区的发展；二是提倡勤劳致富、守法致富、限制和打击那些非守法、非勤劳致富的行为，建构起人人机会均等的社会公平机制。这样就能避免各种矛盾的激化，不出乱子，保证全社会的公正有序的状态下向前发展。
在其他诸如经济体制改革同政治体制改革的互相促进、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的协调发展、经济发展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等等方面，邓小平都有全面辩证的论述，限于篇幅，本文不一一赘言。概言之，邓小平的发展观首先是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观，又是综合的、整体的、全面的发展观。如果把邓小平发展思想放到整个世界发展理论长河中加以比较，我们不难发现，邓小平发展思想既坚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学说，又广泛吸收了当代世界各种发展学说的理论精髓：既站在当今时代的至高点上，又深深植根于中国的现实国情。因此，悲观地说“中国尚没有社会发展理论和战略”或者无端怀疑我国现代化发展的社会主义性质，都是不切实际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邓小平发展理论的指导下，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尽管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也出现过这样那样的失误或挫折，目前也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成绩毕竟最主要的。当然，邓小平发展思想也要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加以发展、充实和完善，因为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至善至美的绝对真理。党的十五大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号召全国人民在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关键时刻，要“抓住机遇”，“开拓进取”，“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经济体制改革要有新的突破，政治体制改革要继续深入，精神文明建设要切实加强，各个方面相互配合，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这是对邓小平发展思想的全面继承和新的发展。可以坚信，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社会主义中国一定会有一个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人的个性得到充分弘扬，环境、资源得以持续合理利用和开发，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更加文明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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