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现状的衡估与思考——素质和修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修养论文,现状论文,素质论文,中国古代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我们的古代文学研究，无论是微观探索还是宏观研究都有可喜的收获，并且呈现出多视角、多方法和综合发展的趋势。但是，如果认真地反思一下，我们发现问题还不少，而主要问题是在研究者的素质和修养方面。
一、处理专精与博通二者关系方面的问题
一般说来，研究者本身掌握的知识门类越多，根柢越深厚，那他通过学科之间交叉、渗透，生成学术新成果的可能性就越大。但我们现代的学术研究专业分工太细，不仅文、史、哲不分的治学传统难以为继，而且文学本身古代、现代、当代也有明确的划分，宏观理论研究与微观的作家作品研究又有明确的分工；有的一人一家，甚至一部作品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这样的分工当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却容易造成孤立、片面的毛病，不利于融会贯通。所以在我们的古代文学研究界，目前有相当一部分研究者不大讲究广阔的思想时空和必要的通贯意识，固守一点，画地为牢，在狭窄的层面上开掘，因而难免一孔之见，没有大的创获，这便是偏执于专精，不注意博通所导致的结果。同时，又有一部分人固守所谓“一物不知，儒者之耻”的信条，单纯追求知识面的广博，偏爱泛泛的通观，不注意在专精上下功夫，没有主次，每个层面都是浮光掠影。结果其著作、学说往往限于通论一类，浮泛有余而深度不够。
其实，无论是研究文学史还是研究文学理论，无论是研究一个时代的文学还是研究一个文学流派；无论是研究一个作家还是一部作品，都应该遵循专精与博通相结合的原则，不能有所偏废。就以研究杜甫这位诗人为例，一方面需要以专精的功夫，对其生平经历、思想特征、个人品格、艺术个性以及他的大量作品进行精细的、深刻的、入乎其内的专门考察；另一方面，还要把他放到整个中国诗歌史上去考察、通观，把握其地位和影响，所以仅仅具有杜诗学的专门知识是不够的，还必须有诗学方面的通识。试想，如果不了解从先秦的《诗经》到初盛唐中国诗歌的发展轨迹，怎么理解杜诗“上薄风雅，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人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这种集大成的历史地位？不了解杜诗在宋代及以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的深远影响，怎么理解杜甫“诗圣”的历史地位？就中国古代文学目前的研究状况来说，专精的功夫当然还下得不够，不过更缺乏的还是通识。
二、创作的直觉体验与理论批评严重脱节的问题
唐人顾非熊在诗中说过：“有情天地内，多感是诗人。”文学创作当然要感字当头，所以有人说“诗人感而后思，思而后积，积而后满，满而后作”。实际上，学者从事文学研究、批评也需要感字作基础，也就是要有良好的艺术感受力、敏锐的艺术嗅觉，否则便没有同作家在心灵上对话的资格。佛家在谈到觉悟过程的时候说：“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强调直觉体悟。搞文艺批评也需要这种直觉体悟的功夫。曹植曾说过：“盖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其淑媛；有龙泉之利，乃可以议其断割。”当然，这不是说一定要是创作上成就卓著的大家才可以做文艺批评家，只是强调从事文艺批评的人应该具有一定的创作体验。历史上，有的文艺批评家创作成就并不太突出，但却因为有真切的创作体验作基础，所以也能够成为文艺批评的大家。如宋代的严羽，“识窥上乘，业阻半途”，虽然创作成就并不突出，但其理论批评上的建树则是一流的。具有一定创作体验，艺术直觉感受敏锐的人才易于入乎其内，对艺术作品有真切的感知，作出切合实际的评价。目前，在我们古代文学研究界，有很大一部分人本身没有实际创作的体验，缺乏对文艺作品的直觉感受力，只注意从理论到理论的抽象演绎，偶尔论及作品，也只是无关痛痒地作些似是而非的评点，根本不能“披文以入情”，挖掘出作品的艺术真谛，有时甚至歪曲了作品的真实意蕴，把好端端的一件艺术品搞得不成样子。对作家本身艺术特征的把握，也由于艺术感知方面存在缺陷，同样难以入微破翳，流于浮泛。就拿对唐代大诗人李白的研究来说，近年来有很多人一再对其诗歌的艺术特性进行分析，但同很早的游国恩文学史对李白诗歌艺术特征的剖析相比，大都显得苍白无力，不仅没有后来居上，而且远远不及。其中原因当然是比较复杂的，但最主要的一点差距恐怕还是在有没有深切的创作体验、艺术直觉感受力高低方面。程千帆先生就曾明确地指出：“文学活动，无论是创作还是批评研究，其最原始的和最基本的思维活动应当是感性的，而不是理性的，是‘感’字当头，而不是‘知’字当头。”“由感动而理解，由理解到判断，是研究文学的一个完整的过程。恐怕不能把感动这个环节取消掉。‘为文造情’，不但不适宜于创作，恐怕对于诗歌研究也不完全适合。”“从事文学批评的人，不能自己没一点创作经验。在我国文学批评史上，没有一个理论批评家是不能创作的。正由于他们有创作经验，才能够从自己和别人（包括古人）的创作中，抽象出、概括出理论来……一位从来没有做过诗或没有其他艺术创作经验的人侈谈诗歌艺术，不说外行话，很难”[（1）]。这是老一辈学者的甘苦之谈，我们新一代学人必须补上创作体验这一课，克服创作体验和理论批评严重脱节的弊病。
三、学品与学风方面的问题
目前，古代文学领域学品与学风的主流是好的，但问题也相当突出。就学术品格而言，主要问题是急功近利的倾向比较严重：商业性、投机性写作大量出现；无视他人的学术成果，在低层次上炒冷饭；不讲学术规范，进行无规则操作。就学风而言，主要是说大话，说空话，信口开河，随意发挥的风气有所滋长。有相当一部分人，在没有对研究对象进行真正入乎其内的分析考察，甚至连最基本的材料、最基本的作品都没有认真研读的情况下，便轻率地“从大处着眼”，由西方到东方，由历史到文化，由文化学到文艺学进行高度的“宏观把握”，片面地追求理论感、新鲜感，有时甚至盲目地套用西方现成的理论模式和所谓“新方法”，随意演绎、幻想，以自己所谓高屋建瓴的宏观论著给学术界带来一新耳目的感觉，产生振聋发聩般的轰动效应，但一经考察求证，便发现牛头不对马嘴，成为没有多少价值的无根之言。古代文学界的这种学术品格和学术风气的问题是有特定的根源的。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商品经济通过新闻出版这一媒介，对学术界产生很大的冲击波：书刊是精神产品的物质载体，是一种特殊商品，因为它能够带来剩余价值，有利可图，所以自然进入了市场竞争的行列，成为经营者的谋利手段之一。为了占领书刊市场，获取更大的经济效益，经营者便不惜重金，提高稿酬，调动学者们的“积极性”，突击写稿，快速出版，由此导致商业化的著作大量出版，学术研究染上浓厚的商业化色彩。另一方面，主要是研究者本人名利思想在作怪：学术上要成名，职称上要晋级，都需要著作。有些人为此便不择手段，平时没有下过扎实的功夫，没有扎实的成果积累，所以便粗制滥造。高明一点的便到洋人那里借点花样包装一下；不高明的便拿别人的学术成果作拼盘、炒冷饭，点金作铁，从而使学术研究失去了它的严肃性，学术规范遭到严重的践踏。此外，从80年代开始，随着对外交流的不断扩大，我国引进了多种思潮、主义、流派，方方面面，五光十色，文化学术领域呈现出多元化的局面。本来，融合中西、洋为中用是文化学术进行、发展的需要，如果能够科学地借鉴、引进外来文化学术的精华，对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民族学术是大有好处的。但我们不少研究者对西方文化、西方学术缺乏真切的认识，缺乏入乎其内的研究，对自己国家、自己民族的文学学术也缺乏扎实的研究，缺乏深层上的把握，所以便出现不加分析的盲从现象，以至于在未经透彻地理解、审视的情况下便生吞活剥、照搬照抄，因而形成浮华轻躁的学风。
要解决这类问题，仅仅依靠建立一种学术规范，即建立一种为学术群体共同遵守的规则和标准是不够的，是治标而不是治本。要治本，主要应该在学术人格上下功夫；只有学术人格达到相应的水准，学术规范的贯彻才有保证。从总体上说，培育良好的学术人格，主要是在学术研究者的素质和修养上下功夫，既要加强其思想道德素质和修养，又要加强其业务素质和修养，而其根本点则在于培养实事求是的精神。王瑶先生在谈到过去清华大学的学风时指出：“清华这一学派的主要特点是对传统文化不取笼统的‘信’或‘疑’，而是在‘释古’上用功夫，作出合理的、符合当时情况的解释。”清华的这种学风，主要是由王国维、陈寅恪、闻一多、朱自清、冯友兰等学术大师长期积累、不断探索而逐渐形成的，是我国学术史上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这一代大师们学术人格的体现，堪为我辈楷模。
当前，古代文学研究者的素质和修养方面的问题当然不止上述这几个方面，但是可以肯定，这几方面的问题如果解决不好，我们古代文学研究将难以健康发展。
注释：
（1）《答人问治诗》，《程千帆诗论选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11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