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西方近代科学、哲学与宗教分离的现代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代论文,宗教论文,哲学论文,意义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与宗教神学的斗争是西方近代历史发展的深刻而持久的前提。16世纪的宗教改革、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教会制度并摧毁了其赖以生存的封建基础。但在思想领域内从信仰、观念上实现与宗教神学的彻底分离是由近代科学和哲学完成的。科学的发展打破了宗教神学的神话；哲学的进步改变了世界观的认识论基础从而使宗教神学失去了存在的理由。科学、哲学对宗教的胜利是西方近代最严肃、最广泛的思想启蒙，同时也是理性与科学最深刻、最广泛的胜利。近代西方科学、哲学与宗教分离而获得彻底独立为19世纪到20世纪西方现代历史发展准备了必要的进步的前提，并同时构成了西方现代思想发展的背景和参照。
1.欧洲的近代一般是指从15世纪中期意大利文艺复兴到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前后这个历史时期。在这个历史时期内，“人的思想见解和中古时期的思想见解有许多不同。其中有两点最重要，即教会的威信衰落下去，科学的威信逐步上升。旁的分歧和这两点全有连带关系。”[1]应该说，教会的衰落与科学的上升在西方近代历史发展中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欧洲近代的历史不仅是在科学与教会神学的不断斗争中发展的，而且，欧洲从近代走向现代的历史转换最终是以实验科学的成功和教会神学的失败为鲜明的标志。马克思曾经指出：“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反宗教的批判的根据就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2]因此，西方社会由近代向现代的历史转变在根本上取决于人的解放以及与人的解放相关的思想基础在科学发展的背景下面最终与宗教神学实现彻底的分离。
西方近代社会的宗教改革运动和反对宗教神学思想表现在其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并且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其最初的也是最直接的表现是宗教改革。早在中世纪由盛转衰的时期，宗教改革就已经成为一种现实的必要，只是由于历史条件限制，当时的宗教改革仅限于“改革风俗习惯，而不改革教义”。到16世纪初，首先在德国暴发了由马丁·路德领导的以“改革教义”为目标的宗教改革运动，从而揭开了近代欧洲大陆宗教改革运动的序幕。在马丁·路德领导的德国宗教改革运动之后，在法国，出现了由加尔文领导的带有人文主义色彩的宗教改革。在英国，则出现了受到国王亨利八世支持的圣公会宗教改革。这些声势浩大的宗教改革运动给了教会制度以沉重的打击，从而动摇了宗教神学的社会基础。但是，这个时期声势浩大的宗教改革运动并不彻底。这主要是因为，这种宗教改革大都是由神职人员领导、从宗教内部进行的，其改革宗教的目标是为了使现行的宗教更加完善——其中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要使改革后的宗教体现新兴资产阶级的思想和利益——或者用一种新的宗教来代替旧的宗教。这种宗教改革的积极意义是大大推动了宗教的世俗化进程。但由于这些宗教改革都是穿着宗教的外衣进行的，因而不可能把宗教改革的使命进行到底。
在16世纪声势浩大的宗教改革运动之后，欧洲大陆从17世纪到18世纪在思想领域发生了意义深远的启蒙运动。在这次历时久远的思想启蒙运动中，诞生了欧洲近代以至现代最先进的思想和理想的萌芽。理性和知识是这次运动中的旗帜和标志。所以，作为启蒙运动高潮的18世纪被称为“理性的时代”和“批判的时代”。“在这个世纪，人类获得的知识被传播到了空前广阔的范围内，而且还应用到了每一个可能的方面，以期改善人类的生活。这个时代的一切理智和道德的力量都被套到人类进步的战车之上，这是前所未有的。不幸而真实的是，实际取得的成就远不如人文主义运动领袖们所付出的努力。黑暗和压迫势力处处设防，很难驱除。人文主义的倡导者时时受到阻挠和迫害，他们的著作被当政者查禁或销毁。但是，他们从不沉默，从不消沉。他们越来越响亮地喊出苦难人类的呼声。这呼声在广大的地域引起反响。震撼了专制的基础。耶利哥城的围墙倒坍了。”[3]这里充分肯定了17世纪到18世纪思想启蒙运动的巨大影响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但它同时也表明：18世纪规模空前的思想启蒙运动同样是不彻底的。原因是：在客观上，相对于启蒙运动领袖们激进的自由思想，当时的社会环境还没有为他们实践这些自由思想作好必要的准备，知识的传播当时还仅限于上层和中层阶级，没有也不可能普及到劳工阶层。同时，作为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言者，启蒙运动的思想领袖们虽然在行动上实行了与宗教神学的决裂，其思想上并没有彻底与宗教分离。这种思想局限性一方面表现在他们信仰上对宗教的暖昧关系，另一方面表现在他们对新思想与宗教神学分离的革命性认识不足。前者的代表如伏尔泰，他一面说：“请永远不要向我谈到基督”，一面又提醒他的无神论者朋友：“切莫给无知、蛮横和粗俗的人举行音乐会；他们可能用你们的乐器砸你们的头”，因此，他说：“如果没有上帝，我们就必须发明一个”。后者的代表如卢梭，他认为人如果不受教育，便可能会更加幸福。所以，他设想的理想的人是心地善良的“高尚的粗人”。显然，伏尔泰清醒地看到了宗教对那些“无知、蛮横和粗俗的”人们的社会制约力，而卢梭本人则忽略了他所信赖的“高尚的粗人”们常常就是宗教神学愚弄的对象和宗教迷信赖以滋生的社会土壤。由于“启蒙运动”的领袖们身上普遍存在的这些“可敬的偏见”[4]，使他们不可能彻底完成与宗教分离的现代文化使命。
以16世纪初声势浩大的宗教改革运动和17、18世纪意义深远的思想启蒙运动为历史背景，欧洲大陆政治舞台上的力量对比同时发生着革命性的转变——封建制度在欧洲大陆逐步走向解体，新兴的资产阶级作为近代历史中的中坚革命力量走上了欧洲的政治舞台。这种政治力量对比的迅速分化终于导致了1789年划时代的法国大革命。在政治革命中，新兴的资产阶级逐步确立了自己的核心地位，教会统治势力则渐渐败下阵来，并最终失去了其政治权威。从思想上看，欧洲近代的资产阶级虽然取得了革命的成功，但是依然没有完成与宗教神学之间彻底分离的历史使命。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唯物主义和自由思想愈是在大陆上普遍地真正成为一个有教养的人所必需具备的条件，英国的中等阶级就愈是固执地坚守它的各种各样的宗教信条”[5]，“法国和德国的资产阶级，只好采取最后的办法，不声不响地丢掉了他们的自由思想，……嘲笑宗教的人，一个一个地在外表上变成了笃信宗教的人，他们毕恭毕敬地谈论教会、它的教条和仪式，甚至在实在不得已的时候，自己也行起这些仪式来了。”[6]
应该指出，不管是从政治意义上，还是从思想意义上，我们都没有理由、也无意于在这里指责西方近代文明的先驱者们。他们的不朽的思想早已成为人类文明历史进程中不可磨灭的巨大的精神遗产。事实上，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西方文明的每一次成功的变革和历史进步几乎都打上了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和思想启蒙的烙印。在这里我们仅仅试图说明的是：一个历史时期之内的革命或进步如果最终不能得到科学发展的证明，一个历史时期之内的积极的思想成果如果不能在哲学的认识论基础上得到巩固，那么，这种历史进步或思想成果的意义往往得不到应有的体现。人类近代文明的历史进步一再显示出：科学或者哲学上的革命或进步常常要比纯粹的政治革命或思想革命起步更早而完成却更晚。因此，一个历史时期之内科学与哲学意义上的革命和变革常常要比纯粹的政治革命或思想革命要经历更为深沉、更为复杂的酝酿，同时要经历更为沉重也更为艰难的诞生。
2.文艺复兴之前，“科学只是教会的恭顺的婢女，它不得超越宗教信仰所规定的界限，因此根本不是科学。”[7]在文艺复兴运动当中，科学也只占一个“极微末的地位”。这表现在，“近代科学的先驱者们实际上都笃信宗教，事实上都是基督教的忠实儿子”，他们“从寻找上帝之路出发，结果发现了行星的路径”[8]。我们可以看到，在文艺复兴及其之后的科学与宗教的对立中，科学长期处在宗教的控制之下。作为近代科学先驱和奠基者，哥白尼迟迟不敢公开自己的学说，即使在他的划时代的《天体运行论》公之于世以后，他也拒绝承认他的学说有与《圣经》相抵触之处；伽利略在发表了他的《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之后受到了宗教法庭的审判，并被迫公开宣布放弃信仰；笛卡尔为了不使自己的“异端学说”与教会发生冲突，宁愿放弃出版自己的力著《宇宙论》；弗兰西斯·培根被马克思誉为现代实验科学的“始祖”，但马克思同时又指出，培根用格言形式表述出来的学说本身“充满了神学的不彻底性”；牛顿是近代自然科学权威的树立者，但他本人笃信上帝，他把自己的科学研究看作“侍奉上帝”的特殊方式和关于上帝“无所不在”的证明。不妨看一看伽利略在宗教法庭上的“承诺”：“我跪在尊敬的西班牙宗教法庭庭长面前。我抚摸着《福音书》保证，我相信并将始终相信教会所承认的和教导的东西都是真理。我奉神圣的宗教法庭之令，不再相信也不再传授地球运动而太阳静止的虚妄理论，因为这违反《圣经》。……现在，为了消除每个天主教徒对我的应有的怀疑，我发誓放弃诅咒已指控的谬见和邪说、一切其他谬见和任何违背教会教导的见解。我还发誓，将来我永远不再用书面或者口头发表任何可能使我再次受到怀疑的言论。我不管在什么地方发现任何邪说，或者觉得有这种可疑，都将立即向神圣的法庭报告。”[9]伽利略的忏悔还不是事情的结束。在这之后，哥白尼和伽利略的著作一直被教会列为禁书，直到1822年红衣主教团才宣布允许在天主教国家讲授哥白尼理论。可以说，从哥白尼到牛顿，作为精神活动的西方近代科学研究始终处在宗教的禁锢之中。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上，牛顿作出了“第一次推动”的假设——“全智的主宰”第一次推动了世界，从而使世界进入了永恒的运动状态。这一假设与建立在这个假设基础上的“绝对时间”和“绝对空间”理论，成为君临整个近代自然科学发展的世界观。它的权威一直到20世纪初爱因斯坦“相对论”原理的创立才宣告结束。这一事实表明，近代西方科学对宗教的态度是消极的。恩格斯说：“哥白尼在这一时期的开端给神学写了挑战书；牛顿却以关于神的第一次推动的假设结束了这个时期。这一时期的自然科学所达到的最高的普遍的思想，是关于自然界安排的合目的性的思想，是浅薄的沃尔弗式的目的论，根据这种理论，猫被创造出来是为了吃老鼠，老鼠被创造出来是为了给猫吃，而整个自然界创造出来是为了证明造物主的智慧。”[10]近代科学的先驱者们对宗教的自觉的皈依或者不自觉的妥协，使得他们的思想与科学理论都不同程度地带有宗教神秘主义色彩，从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到牛顿、笛卡尔、莱布尼兹，欧洲近代自然科学中的发现及其研究无一例外都打着宗教的烙印。这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近代自然科学前进的步伐，从而把自然科学走出宗教的庇护而获得彻底独立的机遇留给了现代。与这个时期的自然科学相比，近代哲学与宗教的分离要先进一步。这种进步表现在具有唯物论倾向的自然观的建立和辩证法思想在哲学中的运用。
近代历史上鲜明地表达了与上帝分离的自然观的第一人应该是布鲁诺。布鲁诺认为，“物质”是自然的母亲和存在的起源；宇宙是统一的、无限的、永恒的，无数世界仅只在宇宙中运动。他深情地写道：“我们欣赏某种感性的东西，但最欣赏那种包含有全部感性事物的东西；我们欣赏某种可认识的东西，但最欣赏那包罗一切的可认识的东西；我们欣赏存在，但最欣赏那囊括一切的存在；我们欣赏一，但最欣赏本身就是一切的太一。……赞美归于众神明，愿一切活着的都来赞扬无限的、最简单的、最单一的、最崇高的和最绝对的原因、本原与太一。”[11]布鲁诺的世界观鲜明地打下了文艺复兴时期所特有的那种对大自然满腔热忱的烙印，并受到了哥白尼的日心天文学对于人类世界观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他对自然界和生命那优美的诗一般的赞美态度，表达了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大自然的浓厚兴趣和强烈的探索激情。
把布鲁诺对大自然的赞美诗在哲学意义上转化为理性认识论的是17世纪的唯物论哲学家斯宾诺莎。斯宾诺莎被恩格斯称为是近代哲学“辩证法的卓越代表”。[12]他的哲学基础是他的“神即自然”的“泛神论”。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哲学与布鲁诺的自然学说之间有着明显的精神上的联系，斯宾诺莎的哲学中“神(Deus)”是一个“具有无限‘多’属性的实体，其中每一属性各表示永恒无限的本质。”[13]以此为基础，期宾诺莎从理性的角度把自然描述为是一个统一而又相互联系的“实在”。在斯宾诺莎看来，一切事物都是可知的。事物的可知性来源于事物自身内部的因果联系：“如果有确定原因，则必定有结果相随，反之，如果无确定的原因，则决无结果相随。”[14]可以看出，在斯宾诺莎的哲学中，那个超越于自然和宇宙之上主宰一切的“上帝”消失了。“上帝”的意志就是自然规律和自然法则所表现出来的现实力量。斯宾诺莎对自然的理性认识使人们对世界本身和人类自己建立了信心。
“斯宾诺莎的哲学可说是最充分地表达了那种自我独立、不受任何‘权威’帮助和牵制的近代思潮。它还庄重地表现出对自然界的新的友善态度和对超自然的需要的日益增长的怀疑。”[15]在斯宾诺莎之后，一方面，哲学中的对自然的“友善态度”通过莱布尼兹转化为对自然探索的广泛兴趣和卓有成效的科学实践；一方面，哲学中“对超自然的需要（即宗教）的日益增长的怀疑”通过休谟的彻底的怀疑论导向了真正的宗教是“一种哲学”的结论。在一定意义上，莱布尼兹和休谟在斯宾诺莎开辟的道路上分别从科学和哲学两个方面进一步动摇了人们对“神”的信仰。因此，在斯宾诺莎之后，哲学“坚持从世界本身说明世界，而把细节方面的证明留给未来的自然科学。”[16]
3.在近代西方科学、哲学同宗教分离的过程中，斯宾诺莎的带有辩证唯物主义倾向的哲学思想无疑具有积极的认识论意义。很明显，辩证唯物论哲学是反对宗教的最有力的武器。但是，在斯宾莎之后，从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的哲学自身却没有在唯物论的道路上再往前进。莱布尼兹提出了其包含着辩证思想的“单子论”，却陷入了“前定和谐”的唯心论；休谟的彻底的怀疑论最终走向了不可知论；比休谟稍后的康德走向了先验论。尽管如此，西方近代哲学发展到17世纪，由培根、斯宾诺莎开始的唯物论倾向和辩证思想在唯心论哲学的外衣下面被保留了下来。这使得康德有可能在其先验论哲学体系内作出远远超出哲学本身的重要发现。
1755年，康德的科学著作《自然通史和天体论》出版。在这部著作中，康德提出了他的“星云”假说。“星云”假说设想，地球和整个太阳系是在某种时间进程中逐渐生成的，而不是由于任何自然之外的力量创造出来的。在科学的领域内，这种设想显然是对牛顿的“第一次推动”的假定的否定。而一旦牛顿的“第一次推动”的假设受到怀疑或者否定，那么，笼罩在整个近代科学上空的那个君临一切的上帝的影子就会烟消云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指出：“康德关于目前所有的天体都从旋转的星团产生的学说，是从哥白尼以来天文学取得的最大进步。认识自然界在时间上没有任何历史的那种观念，第一次被动摇了。”[17]康德的“星云”假说是在以牛顿的“第一动因”为基础的僵化的自然观上打开的“第一个缺口”。因而，“在康德的发现中包含着一切继续进步的起点。”[18]很明显，如果“星云”假说的设想成立，那么，不但地球和太阳系可以被认为是某种逐渐生成的东西，而且包括人类自身在内的一切生命都可能被认为是某种逐渐生成的东西。因此，“星云”假说作为一种全新的宇宙观念，实际上包含着现代科学和哲学的最基本的进步的前提。
西方近代科学和哲学发展到康德面临着一次全面的综合。但由于康德先验哲学的先天的局限性和康德时代社会文化背景的更大的局限性，使得对近代科学和哲学的全面综合这一历史使命不可能由康德本人来完成。这一历史使命落到了18世纪的哲学巨人黑格尔身上。我们注意到，恩格斯在对康德“星云”假说的评价中特别强调了其中的“逐渐生成的”观点所包含的“空间中互相邻近”、“时间上前后相继”的历史因素。这同时也是恩格斯肯定黑格尔哲学的起点：“黑格尔哲学（我们在这里只限于考察这种作为从康德以来的整个运动的顶峰的哲学）的真实意义和革命性质，正是在于它永远结束了以为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哲学所应当认识的真理，在黑格尔看来，不再是一堆现成的、一经发现就只要熟读死记的教条了；现在，真理是包含在认识过程本身中，包含在科学的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而科学从认识的较低阶段上升到较高阶段，愈升愈高，但是永远不能通过所谓绝对真理的发现而达到这样一点，在这一点上它再也不能前进一步，除了袖手一旁惊愕地望着这个已经获得的绝对真理出神，就再也无事可做了。这不仅在哲学认识的领域中是如此，就是在任何其他的认识领域中以及在实践行动的领域中也是如此。”[19]黑格尔哲学的出现意味着上帝创造一切的神话的破灭。在黑格尔哲学中，凌驾于自然和人类之上的“神”的意志被人的“绝对理念”或者“绝对精神”代替了：“精神具有自在和自为存在的形态，而且既然它被表现为象它是自在自为的那样，那末，它就是天启的宗教”[20]；“宗教也曾经作为对绝对本质一般的意识出现过，不过，那是从以绝对本质为认识对象的那种意识的观点出发而言；自在自为的绝对本质本身、精神的自我意识，却没有出现在那些形式里。”[21]可以看出，在这里，宗教服从于“自在自为”的“绝对精神”或“绝对本质”而不是相反。于是，“神”在黑格尔的“绝对理念”面前彻底丧失了存在的理由。列宁在为《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所做的“注意”中这样写道：“极妙的是：关于‘绝对观念’的整整一章，几乎没有一句话讲到神（仅仅有一次偶然漏出了‘神的’‘概念’），……黑格尔逻辑学的总结和概要、最高成就和实质，就是辩证的方法，——这是绝妙的。”[22]在黑格尔哲学中，“神”不管是作为信仰还是作为概念都已不再是权威的或首要的了。这在一定意义上表明，近代西方哲学与宗教在观念上的彻底分离是由黑格尔哲学来完成的。
从17世纪到18世纪，近代西方科学在观念上大大落后于哲学。近代哲学从康德到黑格尔完成了对自身的全面综合，并实现了与宗教神学在观念上的彻底分离。而近代自然科学观念在牛顿的“第一次推动”那里就已经止步不前了。近代科学在观念上的这种停滞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期才随着“相对论”原理的创立而被打破。“相对论”原理的创立者爱因斯坦后来回忆说：“当时物理学在各个细节上虽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在原则问题上居统治地位的是教条式的顽固：开始时（假如有这样的开始）是上帝创造了牛顿运动定律以及必须的质量和力。这就是一切；此外一切都可以用演绎法从适当的数学方法发展出来……。因此我们不必惊奇，可以说上一世纪所有的物理学家，都把古典力学看做是全部物理学的、甚至是全部自然科学的牢固的和最终的基础。”[23]不难看出，以“相对论”原理创立为背景的现代物理学对以牛顿定律为基础的科学观念的超越，应该是近代科学、哲学与宗教脱离的最后的标志。
4.西方近代科学、哲学与宗教分离的历史意义是不可估量的。这种分离的意义首先指向了对作为西方近代思想禁锢的宗教神学的否定。马克思这样说：“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国家、社会产生了宗教即颠倒了的世界观，因为它们本身就是颠倒了的世界。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的理论，是它的包罗万象的纲领，它的通俗逻辑，它的唯灵论的荣誉问题，它的热情，它的道德上的核准，它的庄严补充，它借以安慰和辩护的普遍根据。宗教把人的本质变成了幻想的现实性，因为人的本质没有真实的现实性，因此，反宗教的斗争间接地也就是反对以宗教为精神慰藉的那个世界的斗争。”[24]从这样的意义上说，反对宗教并最终走出宗教的氛围，其精神实质是最严肃、最广泛的思想启蒙。由此又可以认定，西方近代科学、哲学与宗教分离的价值就包含在欧洲近代思想启蒙运动的总的前提之内。而这一总的前提早已经为恩格斯所揭示出来了：“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25]在这样的意义上说，西方近代科学、哲学与宗教的最终分离又是理性和科学对迷信和愚昧取得的最严肃、最广泛的胜利。
注释：
[1]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3页。
[2][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页。
[3][4]亚·沃尔夫：《十八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3、13-15页。
[5][6][7][10][12][16][17][18][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96、401、390、449、59、449、96、450、404页。
[8][9][15]亚·沃尔夫：《十六、十七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上册第8、44页，下册第730页。
[11]布鲁诺：《论原因、本原与太一》，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34-135页。
[13][14]斯宾诺莎：《伦理学》，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4页。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2页。
[20][21]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册，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86、179页。
[22]《列宁全集》第38卷，第253页。
[23]《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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