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农业结构调整阶段性的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阶段性论文,结构调整论文,农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农业结构调整不是农业经济领域的新问题，它贯串于以市场为导向的农业发展全过程；农业结构调整也不是阶段性问题，但在不同的阶段，农业结构调整有不同的特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经历了改革之初的农产品全面短缺；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前期的农产品结构性短缺；以1996年我国粮食产量首次突破1 万亿斤为标志的农产品相对过剩等三个阶段。1996年至今，我国农业连续丰收，农产品供应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长时间、大范围相对过剩。在农产品全面短缺时期，无论生产什么都是市场所需，即使这样，结构调整的问题依然存在，调整的方向是增产那些最短缺、最能增加财政和农民收入的农产品。在农产品结构性短缺阶段，市场需求指向性强，农业结构调整的方向非常明确。目前，在农产品总体相对过剩的阶段，特定农产品的供求关系极易变化，农民获取信息的能力不强、信息渠道不畅，市场需求的变化不易把握，结构调整方向选择的难度加大，极易出现“过调”现象。加之农业生产周期长、农产品易腐烂变质等特性，使得农业结构调整伴随着越来越大的不确定性和市场风险。农业结构调整对资金的数量、技术的质量和独占性、信息的快捷准确程度要求越来越高。当前，农业结构调整的阶段性特点具体表现为：
一、不仅要调整粮棉油糖肉蛋奶等农产品大类结构，更主要的是要加快这些大宗农产品内部结构的调整
目前，农产品大类结构的调整还在继续。近几年肉蛋奶生产无论在资金投入还是在农业产值中的比重都在上升；棉花面积大幅度调减；蔬菜、水果的种植面积和产量继续较大幅度增加。从市场供求状况和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上看，可以说大类结构中该压的已压得差不多了，该增的也到了一个临界点，如果国内、国际农产品供求条件不发生大的变化，压和增的余地都不大。现阶段农业结构调整的主要压力和工作重点是大宗农产品的内部结构。目前，各类农产品内部结构调整正在沿着两个方向展开，一是增加名、特、优、新品种的比重，从产品差别化的方向，扩大农产品的市场需求，提高农产品价格，实行的是“人有我特”的“名牌战略”；二是增加高产的标准化的农产品品种的比重，从产品低成本化的方向，着力提高农产品的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增加农产品，实行的是“人有我廉”的以成本价格优势抢占市场份额的“廉价战略”。
二、不单纯是解决种什么的问题，更主要的是如何种和如何卖的问题
在农产品短缺时期，为增加农产品供给，出现了对农业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利用，造成了生态环境一定程度的破坏。在农业边际收益下降，“种什么都不赚钱”的情况下，种什么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在减弱。其实在我国人多、地少的现实条件下，无论种什么、养什么，农业收益都难以很高。在农产品相对过剩阶段更是如此。当前，农业结构调整正从产品结构调整延伸到生产组织结构调整以及产后加工销售方式的调整。在生产组织结构上，集中连片的大规模生产，采用新技术、新工艺的农产品生产组织形态增多；在产后加工上，加工的深度提高，产品的利润链条拉长，对同一产品进行不同用途的加工，而且不仅考虑主产品的加工，也考虑副产品的增值；在销售上，通过国合商业渠道销售的比重下降，通过龙头企业、集贸市场以及农民直接进城销售的比重上升，通过合同方式销售的比重在提高。
三、生态在农业结构调整中的作用突出
在农产品短缺时期，为增加农产品供给，出现了对农业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利用，造成了生态环境一定程度的破坏。在农产品相对过剩阶段，农产品总的供给压力减轻，供给的数量压力消失，生态环境保护开始得到重视。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按照生态环境建设的要求调整农业生产结构，是现阶段结构调整的又一个突出特点。一方面，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要从保护生态环境的角度进行调整，例如，采用更能保护生态环境的农业技术和生产方式，更多地应用节水灌溉技术、免耕技术和生物防治技术等；另一方面，不仅生态建设本身可增加农民收入，而且生态农业、绿色食品也成为农产品销售的重要“卖点”，提高了农产品的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
四、农业结构调整要以市场需求为主导，以农民（包括农业企业）为主体
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农产品严格按计划生产，实行统购统销，农业结构调整的动因和决策权都在政府，可以说那个时期的农业结构调整是以政府为主体、计划为手段。改革开放以后，传统的计划管理模式被逐步放弃，市场配置农业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日益突出。随着农产品从短缺阶段进入相对过剩阶段，农业结构调整的机制也由计划、市场双向指导，政府、农民双重主体格局，演变为农民为主体，市场为主导，政府、计划为辅助的框架。政府对农业结构调整的调控手段和方式有了大的变化。一方面，政府要为经常性的农业结构调整提供信息、资金、技术支持，建立农业结构调整中自然风险、技术风险和市场风险的保险防范机制，营造有利于农业适应市场需求不断进行结构调整的宏观政策和体制环境；另一方面，政府要采用关税配额、贸易谈判、制裁与反制裁等手段，减缓国际市场剧烈变化对本国农业结构调整的过大压力，建立高效率的统一的国内农产品市场，为农业结构调整营造较为良好的市场环境和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