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族地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思考--对党的十五大报告的几点认识_可持续发展战略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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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

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当今全人类共同关注的重大问题,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面临的一个十分现实和紧迫的问题。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我国是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的国家,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坚持计划生育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资源开发和节约并举,把节约放在首位,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统筹规划国土资源开发和整治,严格执行土地、水、森林、矿产、海洋等资源管理和保护的法律。实施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加强对环境污染的治理,植树种草,搞好水土保持,防治荒漠化,改善生态环境。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重视人口老龄化问题。”这是对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完整而又科学的论述,它的贯彻实施必将对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我国现代化建设是在人口基数大、人均资源少、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水平都比较落后的条件下进行的。我国人口已超过12亿,每年仍净增1300万左右。而我国的资源则相对短缺,作为人类基本生存条件的淡水、耕地、森林、草地等四种资源的人均占有量都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其中水资源人均占有量仅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4,排在世界第109位,被列为世界13个贫水国家之一〔1〕, 矿产资源的人均占有量也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近年来资源不合理开采和浪费以及环境污染的不断加剧,又使我国人口过剩与资源短缺的矛盾日益突出。面对这一严峻形势,我们必须寻求一条使人口、经济、社会、环境和资源相互协调、兼顾当代和子孙后代利益的发展道路,这就是可持续发展道路。

在我国广大民族地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更是一项十分紧迫而重大的任务。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含义是保证人类社会具有长远的、持续发展的能力,它涉及经济、社会、人口、科技、资源与环境等多种因素。人口的数量和质量关系到整个区域的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主体,适度人口对于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是必需的。人口过于稀少,显然对发展经济不利,但当人口数量超过区域承载能力时,就会给资源和环境带来巨大的压力,从而阻碍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并极易引发诸如就业、教育、医疗、住房以及民族关系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我国各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水平、历史状况、地理分布、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差异很大,民族地区人口变动呈现十分复杂的状态。就全国来说,除了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密度超过全国平均数外,其他民族地区人口密度都较低,西藏自治区人口密度最低。人们由此常常认为民族地区“地广人稀”,似乎不存在人口压力。但事实并非如此,由于民族地区多为荒漠干旱、高寒阴湿和石山秃岭地区,生存环境恶劣,土地承载力低,加之建国以来有些民族地区人口增长过快,就使过剩人口与资源短缺的矛盾也成为制约民族地区发展的突出问题。以宁夏回族自治区为例,由1949年至1985年的36年间,全区人口数量年平均增长3.5 %,大大超过全国平均增长速度。 宁夏1985年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61.3人〔2〕,而到1996年则增至每平方公里100.6人。即使在干旱半干旱的宁南山区, 人口密度也达到每平方公里76人,其中固原地区人口密度为110人, 是联合国沙漠化会议确定的干旱半干旱地区临界值7至20人的几倍〔3〕。人口增长过快使人均收入长期徘徊不前,成为宁夏南部山区长期不能脱贫的一个重要原因。当人口增长过快,土地承载力过大时,就会出现对资源进行不合理的过度开发,滥砍乱伐森林、破坏草原、到处开荒,造成越广种越薄收,越薄收越广种,水土流失,地力下降的恶性循环。因而在民族地区对人口的增长实行控制,是符合各民族人民的切身利益的。虽然在不同的民族地区对控制人口应有不同的要求,但所有民族地区都应切实执行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如果计划生育工作抓得不好,人口控制不住,即使民族地区的经济总量上去了,也会被新增加的人口所抵消,那就很难走出贫困,实现小康和现代化。

由于历史的原因,民族地区依法控制人口增长尚是一个相对薄弱环节,亟待加强。经过多年的教育与实践,现在少数民族干部和群众普遍有了控制人口增长的要求,也摸索出一些成功的经验。如在控制人口增长工作中实现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的“两个转变”就取得较好的效果。这“两个转变”是:由孤立地就计划生育抓计划生育向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采取综合措施解决人口问题转变;由以社会制约为主向逐步建立利益导向和社会制约相结合,宣传教育、综合服务、科学管理相统一的机制转变。我们应注意总结群众中的这些行之有效的成功经验,努力使人口增加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提高少数民族的生活质量。

自然生态环境和资源是人类生存与进步的物质基础。我国少数民族居住地区十分辽阔,从寒冷的东北、西北到亚热带的云南省西双版纳和海南省,温差大、气候条件复杂、物产非常丰富。民族地区丰富的资源是现代化建设中不可缺少的宝贵财富,其开发和利用必将有力地推动整个国民经济健康持续地发展。毛泽东同志说过:“我们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实际上是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至少地下资源很可能是少数民族‘物博’。”〔4 〕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民族地区就不存在资源短缺问题。任何一种自然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或需要漫长时间方可再生的资源的绝对量,对人类能利用的部分来说,都要受到一定的限制,而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近年来民族地区自然资源的稀缺性已逐步显现出来,非再生性资源的绝对量减少,可再生性资源显著衰减,有些珍稀动植物濒于灭绝。伴随着大量消耗资源和粗放经营的传统发展模式,有些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明显恶化。黎、苗等少数民族聚居的海南省,50年代森林覆盖率为25%,80年代初降到7.2%,被毁的森林面积占建国初森林面积的3/4。四川省西部藏、彝、羌等少数民族山区,森林资源年消耗量超过生长量的3倍。据1981 年统计,我国畜牧业重要基地之一的内蒙古草原, 退化草原已占草场面积的1/3,而且还以每年600万亩的势头在发展〔5〕。 由于对资源和环境保护不力,我国已成为世界上荒漠化面积最大、分布最广、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我国沙漠、戈壁及沙化土地总面积为168.9万平方公里, 占国土面积的17.6%,而荒漠化土地面积达262.2万平方公里, 占国土面积的27.3%〔6〕。荒漠化地区中很大一部分就分布在西北、 华北的民族地区。新疆和田地区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一块绿洲,但由于风沙的逼迫,1949年以来,皮山和民丰两县城已两次搬家, 而策勒县已搬迁了3次〔7〕。尽管各族人民从未停止过对荒漠化的治理, 但荒漠化的进程不是减弱,而是加剧。加之近年来一些缺少规划和环境设施的乡镇企业对周围地区工业污染的扩散,以及东部传统工业向西部转移时带来的某些环境问题,有的民族地区在争取经济发展的同时,正面临着环境污染悄悄地吞噬着人们的生存空间、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的问题。我国有些少数民族人数不多,生活空间不大,如果生态环境和资源基础被破坏,这些民族就会失去赖以生存的环境,其发展和延续必将面临更大的困难。环境保护关系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是我们长期坚持的基本国国策。环境保护不好,即使经济增长了,老百姓富了,但生存的基本条件恶化了,连呼吸的空气、喝的水都成了问题,那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进步,其经济发展也不能持久。各民族地区在推进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都应十分重视环境保护工作。

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可持续发展

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从现在起到下世纪的前10年,“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是必须解决好的两大课题”。这就告诉我们,实现经济体制的转变与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应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我们在实践中应同时解决好这两个课题而不能有任何偏废。

把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是社会主义实践活动的重大创造。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经验教训、特别是我国改革开放新鲜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的伟大构想,从而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注入了强大的活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我国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又上了一个新台阶的事实证明,只有把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同市场经济这一当代最富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彻底摆脱贫困,走上共同富裕之路。

封闭造成停滞和落后,开放带来发展和先进,这是人类历史反复证明的无可辩驳的事实,无论对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或一个民族都是如此。在现代社会,一个民族只有走出封闭,进入市场经济的运行轨道才能充满生机和活力。我国民族地区经济的落后,除了历史和地域等因素外,很大程度上在于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落后。民族地区由于市场体系不健全,市场发育不到位,导致生产要素难以得到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资源难以得到最佳配置,产业结构的调整也受到很大制约、成为影响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过去那种在单一计划经济体制下,依赖国家支援和采取保护落后的方式来支撑民族地区的经济是没有前途和出路的,只能使民族地区经济的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能力低下,与经济发达地区的差距越拉越大。因此,在民族地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更为迫切和重要。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将使民族地区经济充满活力、富有效率,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降低消耗的机制,从而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良好的机遇和环境。因此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统一的,决不能把两者对立起来。那种认为在民族地区推进经济体制转变就会危害环境和资源、不利于可持续发展的认识是十分片面和错误的。我们要将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与市场法则接轨,有效地遏制民族地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加剧的趋势,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质量。

但是,市场也存在着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的一面,失去宏观控制的市场活动对可持续发展有相当大的负面影响。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有些人只顾眼前利益而不顾长远发展,不爱惜资源和保护环境,有的人为追求暴富而不择手段地掠夺和破坏资源,肆意污染环境,造成种种恶果。针对当前部分地区资源浪费、环境恶化的情况,江泽民同志严肃地指出:“不仅要安排好当前的发展,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决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走浪费资源和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8 〕因此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我们应更加坚持理性和远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在民族地区实施这一战略就应保障本地区具有长期持续性发展的能力,要优化生存环境,提高生活质量,促使人和自然和谐相处。为了优化生存,必须负起保护环境的责任;为了优化延续,又必须负起保护资源的责任。那种置环境和资源于不顾,只追求暂时经济利益和经济增长速度的做法,已不适应新时期现代化建设和人民群众的要求。发展是硬道理,民族地区一切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经济的发展。但这种发展应是可持续的发展,是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只要我们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精神文明结合在一起,使三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并更好地发挥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的长处,就一定能保证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

三、树立以人为本位的新的发展观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必须在全社会深入开展可持续发展的宣传教育,增强全民族的可持续发展观念,使控制人口、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变成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没有各民族群众的积极参与,可持续发展战略在民族地区的实施必将困难重重。这就需要改变旧的发展观,树立新的发展观。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是一种新的发展思想和发展模式。传统的社会发展观,是以工业化的程度衡量社会的发展水平,并以国民生产总值作为主要的指标。这种发展观在促进民族地区工业生产、物质文明等方面起过积极的作用,但也带来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的负面效应,带来可利用资源日渐枯竭、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等严重问题。在世纪之交的重要时刻,在深入学习和贯彻十五大精神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改变单纯工业化的片面追求产值的社会发展观,树立符合人类发展和人性发展需要的新的发展观和价值观,即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发展观。这种新的发展观注意发展的持续性、整体性和协调性,把发展理解为人类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持续、协调、平等的互动过程,而不再是经济的单兵独进,不再以经济的高速增长作为发展的唯一和终极的目标。这既是一个重大的思想转变,也需要随之进行必要的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各方面有效的工作。做好这些工作有相当大的难度,在人民群众温饱问题尚未得到解决的贫困地区,难度就更大一些。但只有树立新的发展观,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才能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后代,保证各民族走上共同富裕和繁荣的道路。

我国政府1994年3月发布的《中国21 世纪议程》白皮书指出:“可持续发展以人为本位”,《中国社会发展报告》也提出“以人为核心的社会发展”。我们讲发展,不应是为了发展而发展,更不应为了某些领导者的“政绩”而去发展。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的全面进步,为了提高多数人的生活质量,这才是发展的本质。我们一定要改变某些同志见物不见人的错误观点,不能只追求一时物质财富的增长而忽视人和自然的关系及人的素质的提高。确立以人为本位的观点,明确以人为核心的社会发展,不仅要控制人口的盲目增长,更要着眼于提高人口素质,提高各民族群众的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水平。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着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培育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的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这是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也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基础。只有着力提高国民素质,才能使可持续发展成为各族人民的共同要求和自觉行动。应把爱护资源和环境作为思想道德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形成人人关心节约资源和爱护环境的良好社会风尚。科学技术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在人口数量不变的情况下,人口文化素质的提高和科学技术的运用,必将减轻人口对资源和环境的压力。目前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文化素质还不高,据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提供的资料,少数民族每千人口中有文盲半文盲255.9人,比全国平均数多74.7人〔9〕。 有些少数民族仍在“高生育率——低文化素质——低劳动生产率——高生育率”的循环模式中徘徊。因此在民族地区必须大力弘扬邓小平同志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思想,发展教育事业,普及科学技术,注重培养人才。到本世纪末在全国要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文盲,是党和国家作出的重大的决策,这将有效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素质。现在地处中西部民族地区的“普九”和扫盲工作的任务仍相当繁重,这方面的工作亟待进一步加强。我们应站在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高度,将实现这一目标与整个民族地区的可持续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力争如期完成这项光荣任务。各少数民族人口素质提高了,就容易使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

四、依法保障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除了指导思想的转变和科学决策外,还应抓住法制、宣教、投入、科技等各个重要环节,要做一系列扎扎实实的工作。江泽民同志在谈及这一重大问题时特别强调了严格执行有关法律的问题,很有针对性,应引起我们的特别重视。

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近年来我国在重视经济立法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建立保护环境和资源方面的法律体系。我国已先后颁布了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和森林法、草原法、渔业法、矿产资源法、土地管理法、水法、野生动物保护法、水土保持法、农业法等多项环境保护专门法和与环境保护相关的资源法。前不久又通过了节约能源法。截至1996年上半年,中国政府还制定了30多件资源和环境保护行政法规,各地也结合本地区的实际,制定和颁布了600多项相应的地方性法规。 这些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实施对开展大规模的污染防治和生态环境保护,对科学合理地开发和利用资源,制止各种破坏性掠夺性开发,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使我国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避免了环境质量相应恶化的局面。但与实际需要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相比,我国环境和资源保护方面的立法与执法情况存在着滞后现象。这在民族地区更为突出和明显。从立法上说,不仅在一些领域存在着空白,而且现有的一些环境和资源保护法律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制定的,某些条款已不适应新体制的需要,迫切需要根据新的形势进行补充和修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有些民族地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依然存在,有的还相当严重,致使新建项目不能有效控制污染,老污染源也得不到彻底治理,浪费和破坏资源、猎杀砍伐珍稀动植物的情况也屡禁不止。因此民族地区法制建设应适当向环境与资源保护方面倾斜,加大这方面的立法和执法立度。如果说民族地区在经济立法方面应更多地强调贯彻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维护社会主义的统一大市场的正常运转,那么在环境和资源保护方面则应在国家法律体系的指导下,充分运用民族区域自治的有利条件,发挥更大的自主性创造性,主动制定、健全和完善有关地方性法规,并予以切实地贯彻执行。

当前各民族地区应通过保护环境和资源的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和调查研究,发现执行中出现的新情况,找出立法本身存在的问题,抓紧这方面的立法工作,为进一步完善法制建设提供实践基础,使处理反映在可持续发展问题上的各种矛盾和纠纷有法可依。在立法中,既要强调必要性,也要注重可行性和可操作性;既要考虑长期性、稳定性,也要注意目标不可过度超前;既要保证国家法律的贯彻实施,又要反映本民族的经济文化的特点。在完善和加强立法工作的同时,还应当切实加大执法力度,解决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越权行事等问题,以维护法制建设的公正性和严肃性。

注释:

〔1〕1996年3月22日《人民日报》。

〔2〕《当代中国的宁夏》第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年1月。

〔3〕1997年4月22日《宁夏日报》。

〔4〕《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32页。

〔5〕《民族学通论》第474页、479页,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91年。

〔6〕1997年5月12日《人民日报》。

〔7〕1995年6月16日《人民日报》。

〔8〕1995年10月9日《人民日报》。

〔9〕转引自《民族研究》1994年第2期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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