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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0
一
本文将谈一谈1998年以来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和改革。
从1998年起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作了巨大的调整，要了解这种调整，要从1993年7月以后的宏观经济政策谈起。
1988年，中国发生了较严重的通货膨胀。与上一年相比，这一年零售商品价格上升了18.5%，居民消费价格上升了18.8%。这是中国改革以来，除1994年外，价格上升最快的一年，各地发生了抢购商品潮。中国政府从1988年的第四季度起实行严厉的“治理整顿”，利用各种手段紧缩投资和货币投放。“治理整顿”的结果使得价格的上升速度迅速下降，1990年零售商品价格降到只比上年上升2.1%，居民消费价格上升3.1%。严厉的紧缩也引起了经济增长速度的迅速下滑，1989和1990年国内生产总值分别只增长了4.1%和3.8%。这是改革以来最慢的增长率。为了扭转经济的进一步下滑，宏观经济政策随即放松。从1991年开始经济又加快增长，1992年经济又逐渐走向过热。到1993年上半年，由于投资急剧膨胀，特别是房地产投资迅猛增加，各地普遍建立经济开发区，又发生了比1988年更严重的通货膨胀（199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61.8%，商品零售价格上升13.2%，居民消费价格上升14.7 %）。 从1993年7月起政府又一次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称为“加强宏观调控”，严格控制投资，基建项目要经中央政府主管部门审批；提高利率，实行保值储蓄；不仅控制资金的供给总量，而且控制资金的流动，严禁资金流向房地产，实行由中央直接将资金贷给重点企业和重点工程，甚至连银行间的正常拆借也一度停止。 经过四年多的紧缩， 从1995年起价格逐年回落，与1996年相比，1997年商品零售价格只上升0.8%，居民消费价格只上升2.8%，与此同时， 经济增长速度也逐年下降，1997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由1993年的13.5%降到8.8%。 总的看来，经济的状况仍然良好，但已经潜伏着许多困难和问题，出现了通货紧缩，有些现象已经渐渐显露出来。1997年7 月泰国发生金融风暴并扩大到东亚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又加剧了这些困难和问题。
通货紧缩是较长时间实行紧缩政策的结果。从1997年10月起，零售商品价格出现了负增长（在那之前，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和工业品出厂价格等已经出现负增长），并一直延续至今；大量企业开工不足，企业大面积亏损，1997年工业企业中亏损企业占25.6%，亏损企业数比上年增加5.68%，国有工业企业中亏损企业就占39.2%， 企业亏损额增加， 1997年全国工业的税后利润总额为1626.71亿元，亏损额为1341.36亿元（比上年增加11.06%），二者相减后，仅有利润285.35 亿元（全国工业总产值为71027.6亿元）， 而国有工业亏损企业的亏损额更比国有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多293.51亿元，即发生了净亏损；市场销售不旺，产品库存增加，1997年工业产品的销售率下降，国内生产总值中存货增加额为2866亿元，占3.75%；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放慢， 1997 年仅增长10.1%（1996年为14.8%）；货币供给的增长放慢，M0、M1和M2的增长率1996年为11.6%、18.9%和25.3%，1997年为15.6%、16.5%和17.1%。经济数据表明，已经出现了通货紧缩，有效需求不足。
二
针对这种情况，政府从1998年对宏观经济政策进行了调整，由以往的紧缩政策转变为扩张的政策。但由于对当时经济形势的认识有不同，1998年上半年政策的调整力度不足。根据年初制定的计划，1998年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率仅为10%。1998年第一季度贷款净额仅350亿元， 而1996年第一季度为980亿元（因1997年的统计口径不同，故与1996 年比），即比1996年减少大约三分之二。1998年计划出口增加10%，这表明对亚洲金融风暴的影响预计不足。与1997年同期相比，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1998年1月为7.2%，2月降到6.8%。出口形势更为严峻，第一季度增长13.2%，第二季度增长率降到3.3%， 出口对经济的拉动力明显减弱。夏季又发生特大洪涝灾害。鉴于经济加速下滑，到1998年下半年政府加强了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的力度。1998年政府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采取了如下措施：
第一，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1998年初确定的中央预算仍不是扩张性的，预算赤字减少100亿元。但在预算执行过程中， 为了制止并扭转经济的进一步下滑，政府实施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调整了预算，以扩大国内需求。1998年8月向商业银行增加发行1080亿元特种国债， 将大量沉淀于银行的存款转化为投资，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并增发80亿元人民币的外债。中央财政赤字达到960亿元，比年初预算赤字460亿元增加500亿元（增发的1080亿元国债中，当年只使用500亿元，故预算赤字只增加了500亿元，另有580亿元1999年转贷给地方政府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未计入中央财政预算赤字）。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对拉动经济增长起了一些作用，对调整经济结构也有作用。经济增长的速度开始加快，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6%，比第二季度快0.8个百分点，第四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9%。全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8%，接近8 %的预定目标。但是，由于是在下半年才加强实施这项政策的力度，所以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要在1999年才能充分显露出来。
1998年投资的增长，主要是靠政府财政投入实现的，1998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4.1%，其中国有单位投资增长19.5%，表明民间的投资增长很慢。为了使经济开始加快增长的势头得以保持下去，在民间投资和消费还未启动的情况下，1999年必须继续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而且还要靠政府的投资。1999年预期经济的增长率为7%，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2%左右。中央财政支出将增加946亿元， 中央财政赤字将达1503亿元。这种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不可能也不应该长期实行下去，否则也可能引发通货膨胀。为了减轻财政负担，防止今后通货膨胀再起，需要采取措施支持和鼓励民间增加投资。
在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中，除了增加出口退税外，政府没有在减少税收方面采取更多措施。但为了减轻企业和居民的负担，政府正在取消一些不合理的政府性的基金和收费。
第二，实施松的货币政策。在这方面，采用了下面一些政策和措施：
（1）增加贷款和货币供应量。1998年为配合财政增发1000 亿元特种国债，银行相应地增加1000亿元贷款与其配套。各项贷款余额增长16.7%。1999年第一季度全部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增加15.7%，增幅比1998年底高0.2个百分点，各项存款余额增加18%，比1998年底高1.9个百分点。中央银行运用再贷款等手段，增加货币供给。1998年末M0比上年末增长10.1%，M1和M2则分别增长11.9%和15.3%，仍比1997年慢，但比6月末加快，M1快3.2个百分点，M2快0.7个百分点，也就是说， 下半年货币供给的增长加快。到1999年3月末，与1998年同期相比，M0、 M1、M2分别增长11.2%、14.9%和17.8%，都比1998 年同期快。 预期1999年货币发行量1500亿元，M1和M2分别增长14%和14—15%。国家银行将新增贷款一万亿元，增长14.6%。（2）降低利率。1998 年三次降低利率，金融机构法定一年期存款年利率由1997年的5.76%降至3.78%，但实际利率仅由1997年的7.2%降至5.7%，1998年第二季度为7.4%，仍高于1997年，之后实际利率才低于1997年。由于实际利率仍高，利率下降对刺激投资和消费的作用不明显，不过对减轻企业利息负担、降低成本还是有作用的。（3）推广消费信贷，增加消费需求。1998 年在住房和汽车等方面开展了消费信贷。1999年中国人民银行又对扩大消费信贷提出了意见。消费信贷将有助于增加消费需求。中国的商业银行推出消费信贷只是近几年的事。受消费观念和消费习惯的影响，许多居民尚不愿意用向银行借钱的办法消费，因此推广消费对增加消费需求的作用短期内还有限，对此不应指望太高。（4）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 增加外汇储备。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对于中国经济的稳定和发展有重要作用，为增加外汇储备，除实行鼓励出口和吸引外资等政策外，还开展了严厉打击走私和骗汇、逃汇、套汇的斗争，取得了明显的成效。（5 ）商业银行开展对小企业的贷款。从1998年全年的情况看，扩张的货币政策从第二季度后才逐渐有所到位，但增加货币供给的渠道仍不大畅通。因为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借款占其资金来源总量的比重下降，它们已很少依靠中央银行的再贷款，因此中央银行难以利用再贷款扩大货币供给；由于出口下降，通过外汇占款投放的基础货币大量减少；由于各商业银行资金充裕，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投放资金也遇到了困难。此外，商业银行增加贷款也有困难。因为企业和居民对利率的变化不敏感和实际利率仍高，降低利率并未使贷款有明显增加，而存款却继续快速增长；由于中央银行加强了对风险的防范，各商业银行对贷款也更加谨慎；为防范流动性风险，各商业银行提高了备付金率，从而又降低了货币派生能力。
第三，增加出口。亚洲金融风暴以及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对中国的出口带来不利影响。1998年出口仅增加0.5%。 中国的出口依存度（出口额／国民生产总值×100%）已超过20%（1995年为21.7%），1997 年净出口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达3.6%。 出口对中国经济的增长有不小的作用。为了增加出口，加强了实行出口退税政策的力度，1998年扩大了实行出口退税的商品种类，提高了退税率，中国的增值税率为17%，出口退税率还低于此。1999年将继续提高20类商品的出口退税率，综合退税率将平均提高2.56个百分点。
第四，增加就业，安置失业者。经济增长速度放慢，企业亏损和倒闭增加，国有企业加快改革，都使得失业人数大量增加。1998年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1%，1999年预计为3.5%。就业问题已成为政府和公众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政府对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实行了基本生活保障政策和实施再就业工程，在企业中建立再就业服务中心。1998年有600 多万下岗职工重新就业。
第五，在供给方面，政府也采取了一些刺激经济发展和调整经济结构的政策和措施。例如采取了一些鼓励非公有制经济、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和措施等。一些城市建立了中小企业贷款担保基金。有些银行设立了中小企业贷款部门。此外，对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产业如纺织、煤炭、钢铁等进行调整，压缩其生产能力。
总之，从1998年开始，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由紧缩转向扩张，政策的目标也由抑止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转向刺激经济增长，增加有效需求特别是国内市场需求，增加就业以及保持人民币币值的稳定，同时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政策调整的结果已开始显现。1998年第四季度，经济的增长有所加快。与1998年同期相比，1999年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比1998年同期约增长8.3%，即快1.1个百分点；第一季度工业增加值增长10.1%，即快1.9个百分点，1—4月增加9.7%，情况似乎还不错。但如果按月来看，则不容乐观。1—2月工业增加值增长10.6%，3月增长9%，4月增长9.1%，也就是说，从3月起速度在减慢。1—4 月国家和其他经济类型固定资产投资额比1998年同期增长18.1%，比一季度回落4.6个百分点；1—4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1998年同期增长7.0%， 比一季度降低0.4个百分点；1—4月进出口比1998年同期增长1.2%，其中出口下降7.8%，进口增加13.6%；价格仍继续下降，3月份商品零售价格比1998年同期下降3.2%，比上月下降0.9%， 居民消费价格分别下降1.8%和0.8%，4 月商品零售价格和居民消费价格比上月下降1 %， 比1998年同期二者分别下降3.5%和2.2%，1—4月二者分别下降3.1 %和1.6%。就是说，价格仍在继续下降。4月末，M0、M1和M2比1998年同期增长10.4%、14.1%和17.9%，M1和M2比1998年底分别高2.2 个百分点和2.6个百分点；1—3月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8%，比1998年同期提高2.8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实际增长5.2%， 比1998年同期提高3个百分点。这些数字表明，经济情况尚未好转， 通货紧缩仍在继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投资的增长速度3月以来也下降了。 须知目前主要靠增加投资来拉动经济的增长，政府已经在增加投资方面作了巨大努力，原来预期在大量投资后经济的增长会加快，但只在1998年第四季度和1999年1～2月增长加快了，3月起又开始放慢， 而且投资大幅度放慢，这不能不令人担心，由于民间投资没有启动，单靠政府投资来拉动经济是不能保持长久的。今后将如何发展有待观察。
三
对调整宏观经济政策中的一些问题需要讨论。
第一，目前经济的不景气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有各种不同意见。主要有两种分歧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目前经济的不景气主要是长期实行紧缩政策，没有及时调整政策的结果。亚洲金融风暴只不过加剧了经济的下滑。1993年7月实行紧缩政策是必要的。 但长期实行紧缩政策，虽然使得通货膨胀抑制了，价格的上升率降到了零以下，但也使得经济过冷了，产生了有效需求不足，商品销售困难，几乎所有产业的生产能力过剩，大量企业亏损。因此必须实现扩张的财政政策和松的货币政策。既然是有效需求不足，自然应主要从增加有效需求方面拉动经济的增长。我从1993年7月起就指出，宏观经济政策不能一直紧， 也不能一直松，而应该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紧一紧，松一松，再紧一紧，再松一松，把从紧的宏观经济政策作为长期的政策是不恰当的，那必定会导致经济的衰退。1995年我就提出货币政策应有所放松，应增加企业的流动资金贷款，使企业的生产能继续进行。从1996年起我又进一步建议增加基础设施的投资，防止经济的下滑和衰退。当时，这种意见不被人们赞同。
另一种意见认为，目前经济的不景气不是长期紧缩的结果，不是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而是供给过剩造成的，是实行紧缩政策前大量重复建设造成生产能力过剩的结果。例如，1999年3月26 日《中国经济时报》第5 版有一篇题为《断言“中国当前已经陷入通货紧缩的困境”没有根据》的文章说：“近来，经济学界和经济界普遍认为，我国当前已经陷入了通货紧缩的困境，……出路在于放弃‘适度从紧’的政策，放松银根，刺激需求。这种观点对我国当前经济状况的判断是不正确的，提出的对策是不适当的。”又说：“大量企业生产能力闲置和失业增加，并非由于购买力的需求不足、紧缩银根所致。而是由于重复建设，企业改制减员。这是绝对生产过剩，而非相对生产过剩”。按照这种意见，当前的经济不景气是经济结构问题造成的。解决的办法不是增加有效需求，而是调整经济结构，压缩和淘汰过剩的生产能力，减少供给，使供求平衡，这样，商品滞销、价格下降、企业亏损、失业增多的问题也就解决了。这种意见直到1998年初占了主导地位，妨碍了宏观经济政策的及时调整。至今仍有一些人持这种意见。
在我看来，中国的经济结构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改革开放以来，计划经济造成的商品供给短缺给企业以发展的巨大机遇，许多产业的生产能力迅速扩大。而当短缺问题基本过去以后，有些部门的生产能力出现了过剩，需要调整，这是不错的。但商品普遍过剩，那就主要不是经济结构的问题、供给过剩的问题了，而是长期紧缩导致的需求不足的问题了。其实，经济结构问题也只能在增加有效需求中结合着解决，不增加需求而一味压缩供给只能使经济更加萧条。这是易明的道理。
为摆脱目前的经济困境，除主要应增加有效需求外，自然也要在供给方面努力，那就是，企业应加强技术改造，加强创新，开发能适应并刺激需求的商品，降低成本。目前，企业在这方面的努力很不够，财政和金融给予企业的支持也不够。
第二，解决当前的经济问题应从宏观经济方面入手还是应从微观经济方面入手？这也是有争论的问题。有些人认为，当前的问题是微观经济的问题，靠从宏观经济方面实行扩张的政策来解决是无效的。理由是：国有企业仍不能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政企仍然不分，企业负债率高，管理混乱，亏损严重，在微观经济的这种状况下，实行扩张的宏观经济政策（例如，财政增加投资，银行降低利率，增加贷款），对刺激经济，增加需求，是无效的。因为国有企业经营状况不佳，信用不好，拖欠银行的贷款，不愿归还，或无力归还。在此情况下，即使中央银行实行松的货币政策，商业银行也不愿意增加贷款或难以增加贷款，贷款后企业不能有效使用，不仅对拉动经济无补于事，还会增加银行的不良贷款。又如，财政增加投资，由于实施投资的主体对投资缺少责任，常常发生投资失误，胡乱花钱。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投资很多，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也很有限，还会给今后的财政造成困难。因此，这些人认为，为解决当前的经济困难，不应实行扩张的宏观经济政策，而应该从微观上改革国有企业入手，国有企业的效益好了，国民经济也就好了。
这种意见有其道理，但那是要在中长期去做的。当前的经济问题既有中长期的问题，更有短期的问题。解决中长期的问题是必要的，但远水不救近火。如果不及时着重从宏观经济入手，实行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解决有效需求不足、消费不旺、市场清淡、销售困难、企业开工不足、亏损严重、失业增加等问题，经济就会进一步走向衰退。在这种情况下，多数企业无法生存，哪里谈得上改革？这些问题又怎能解决？虽然国有企业的问题严重，但在财政和金融紧缩、市场不振的情况下，其困难就更大。实行扩张的宏观经济政策，增加了有效需求，市场状况好转，经济加快增长，国有企业的问题虽然不会自然解决，但它们的状况会有所好转，较为宽松的经济环境可为国有企业的改革创造有利条件。这当然不是说当前可以不顾国有企业的改革，而是应该在实施扩张的宏观经济政策时结合微观基础的改革，改革国有企业、发展非国有企业，并为此创造宽松的环境。
第三，当前为增加有效需求，拉动经济增长，应以运用财政政策为主还是运用货币政策为主？这个问题虽然没有进行多的讨论，但却是必须解决的。从1998年和1999年的情况看运用扩张的财政政策更容易，运用松的货币政策则不容易，因为，中国的银行制度很不完善，金融市场很不发达和完善，企业和居民对货币政策的变化不敏感，银行可以运用的调节金融的手段不多，运用的效果也有限。1998年三次降低利率，市场没有明显反应就说明了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更多地运用财政政策。当然运用财政政策必须有货币政策与其配合，才能更好地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1998年为与财政增发的1000亿元国债相配套，曾决定银行增发1000亿元贷款，但实际上没有完成，全年货币发行比年初计划少了近500亿元。在调整宏观经济政策之初，为尽快扭转经济的下滑， 主要运用扩张的财政政策，这是必要的，但扩张的财政政策的运用是有限度的，要考虑财政的承受能力，实行的时间长了会产生严重后果。今后应更多地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
第四，为拉动经济增长，在增加需求中应主要增加投资需求还是增加消费需求？从1998年的情况看，增加投资需求比增加消费需求容易。增加投资需求可以直接地拉动投资品的生产，进而间接地拉动与投资品生产有关的产品的生产，同时增加投资需求也可以增加消费需求，因为投资中大约有40%会转化为对消费的需求。但是也应看到，增加投资需求对经济的拉动作用的大小，取决于投资项目的选择。目前投资主要用于基础设施的建设，这是必要的，但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较小，因为基础设施建设的产业链短，其所能带动的工业大约只占制造业的15%。此外，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如何，最终要看消费能否启动，如果消费没有启动，其拉动经济的作用就有限，其拉动经济的链条在消费启动前就中断了。消费需求不启动，经济增长下滑的趋势最终也不能扭转。因此，目前增加需求的重点应转移到增加消费需求上。增加消费需求不容易，除扩大消费信贷等办法外，增加消费需求的实际可行的办法还不多。增加消费需求主要是增加居民的消费需求。近年来，由于经济增长放慢，企业亏损增加，下岗失业者增多，农产品价格下降，城市和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放慢，同时城市居民要为社会保险、购买住房、支付子女学费而积蓄，使得居民的收入预期和支出预期不佳，边际消费倾向下降，要刺激消费还应采取更多的措施。
第五，当前，在增加有效需求中，增加出口与扩大内需何者为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增长很快，1997年，净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3.7%，1997年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8.8%）中出口的贡献约占2.2个百分点。增加出口曾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 但1998年以来，出口遇到巨大困难，1999年不能指望出口增加。因此要靠增加出口来拉动经济已不大可能。同时，中国作为大国，出口依存度已相当高，今后不大可能大幅度提高。虽然增加出口仍是重要的，但当前以至今后为促进经济的增长应以扩大国内需求为主。改革开放后，中国国内面临的是计划经济遗留的严重短缺市场，几乎没有什么产品不是短缺的，对企业来说，不必为产品销不出去而发愁，因此人们并不重视扩大国内市场问题。同时，那时正值发达国家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大量劳动密集型企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中国是其转移的国家之一。那时中国的劳动密集型商品在国际上有广大的市场，这给中国出口创造了极好的机会。当前国内外的市场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国外市场，中国的劳动密集型商品、较低档次的商品遇到了来自其他发展中国家同类商品的激烈竞争，中国商品的低成本优势正在消失，已经不可能主要依靠这类商品大幅度地增加出口。中国需要调整出口商品的结构，更多地出口质量更高的、科技含量更多的、附加值更大的商品。这就要求中国的产业结构有大的调整，企业的技术有大的提高。为了使中国的经济保持高的增长率，除继续努力扩大出口外，必须以扩大国内市场的需求为主。这是中国经济的一次大的调整。扩大国内需求，不仅是当前的重要课题，更是今后的重要课题。由于中国国内市场对商品的需求的档次已经大大提高，必须生产适应国内市场需求这种变化的商品，而这也有利于增加出口。
四
中国的经济体制正加快向市场经济转变，各种改革也在深入进行。在实行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中，以及在经济增长下滑中，市场的约束加强，使得还未完成向市场经济转变的经济体制暴露出许多问题。为了扭转经济增长的下滑，除了从各方面增加需求和调整供给以外，还必须深化改革，而且只有改革的配合，实行扩张的宏观经济政策才能收到好的成效。这里，只就当前需要改革并正在改革的几个方面谈一谈。
第一，金融制度的改革。经济紧缩和不景气，使得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增加，风险加大，同时也更加暴露出它们及其主要客户——国有企业存在的体制和管理方面的问题。改革金融制度，防范金融风险，已经成为迫切而又重要的问题。在这方面，近来进行的改革不少。主要有：
撤消了按各级行政设置的中央银行分支机构，设立了9 个地区性分行，以加强中央银行对货币信贷的集中管理，防止地方政府对中央银行业务的干扰。
1998年取消了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贷款额度指标的行政控制，实行限额管理下的资产负债比率管理，这不仅使商业银行在贷款方面更有自主权，而且增强其自我约束，使其更注意贷款的安全性、流动性和增加收益。
加快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推进按经济区划和业务量设置分支机构，强化内部控制。推行贷款质量五级分类法，以便更准确地反映银行的风险状况，加强风险控制。正在建设银行试办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负责处理商业银行原有的不良信贷资产，对不良信贷资产进行重组。从1996年起，正通过提取逐年增加的呆账准备金用于冲销银行的坏账。1998年财政向国有商业银行发行2700亿特别国债，并将所得资金注入国有商业银行作为其资本金，使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提高到《巴塞尔协议》要求的8%。
降低再贷款利率，取消对再贴现额度的行政控制，发展再贴现业务，改变再贴现余额逐年减少的状况。增加证券交易品种，扩大公开市场业务。建立贷款担保基金，开展对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的贷款，促进其发展。开展存款的再保险。
在我看来，在改革金融制度中，不仅要加强对金融风险的防范，而且要疏通资金流通的渠道，解决渠道堵塞的问题，否则中央银行想增加基础货币，商业银行想增加贷款也不大可能，实行松的货币政策的效果会打折扣。
第二，改革财政体制。主要是逐步建立公共财政，推进税费改革，清理整顿和取消不合理收费，将合理的收费规范为法定税收和规费，取消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收取的管理费，将政府的经营性服务收费改为经营收费，其收入纳税，将政府设立的具有税收性质的基金改为税收等。税费改革可以减轻企业、居民的负担，也有助于增加其投资需求或消费需求。
第三，改革国有企业。紧缩政策和经济增长的放慢以及市场约束的加强，使国有企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要改变这种困境，一方面必须扭转经济下滑的局面，使经济更快增长，另一方面必须进一步改革国有企业。中国政府提出在3年（1998—2000 ）内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企业摆脱困境，也即扭亏为盈。这是很艰巨的任务。小国有企业的改革较为容易，正在通过各种方式加快改革之中。国有企业的改革不仅关系到它们在市场经济中能否生存和发展，而且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能否持续、快速地增长。国有企业效益低下的情况如不根本改变，国家财政就将遇到更大困难。财政赤字将进一步扩大，政府的大量投资将难以收回，大量的债务难以偿还。也就是说目前采取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对经济拉动的作用不仅会减弱，而且会给今后的财政以至整个国民经济造成巨大困难。同时，不通过改革改变国有企业效益不佳、亏损严重的状况，在实施松的货币政策中，商业银行或者不愿意多贷款，或者其不良贷款难以减少甚至会增加，风险难以减小甚至会增大。所以在实施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中，必须加快国有企业的改革。如何改革，这里不讨论。
第四，增加就业，建立社会保障制度。近几年，由于向市场经济转变加快，为适应市场的竞争，国有企业不得不将多余的职工精减下来，同时，经济增长的放慢和市场约束的加强又引起一些企业停业和倒闭，造成大量人员下岗、失业。增加就业和保障下岗、失业人员的生活，就成为当前宏观经济政策中要解决的重要课题。为此，正在加快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实施再就业工程，实行保障下岗、失业者基本生活保障制度，支持和鼓励发展民营企业、中小企业以增加就业。从根本上说，要增加就业必须扭转经济的下滑，加快经济的增长。
第五，改革住房制度。当前，在许多商品难以销售的情况下，居民购买住房是启动消费、增加消费需求的重要途径。房地产业的发展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是很强的。但是要使居民愿意并有能力购买住房，必须对住房制度、对银行的经营进行改革。目前正在对住房制度进行改革，各个部门、各个企业停止作为福利给职工分配住房，提高住房租金，建立住房基金，建立和发展住房的二级市场，去除住房建设和销售中的各种不合理收费以降低住房价格等，同时，商业银行也开展了住房信贷。在这些措施下，住房市场正开始启动，但还不快，还需进一步改革。
还有其他一些改革，这里不多谈。总之，必须结合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加快改革。
（作者根据以后公布的数据对原有的有些数据作了调整）
收稿日期：1999—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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