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中国传统哲学基本特征的有益尝试——评《中国哲人的大思路——辩证的人本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本主义论文,哲人论文,中国传统论文,中国论文,有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为了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哲学的优秀成果，理论界对于中国传统哲学的特征，给予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共识和成就。马中副教授的新著《中国哲人的大思路》（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大思路》），就是在对这些成就归纳总结的基础上，力求以新的视角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特征进行深入研究和探索的有益尝试。
一、《大思路》采用了中西哲学对比研究的方法，探索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特征，富有说服力。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特征，是就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特殊性而言的；这种特殊性只有在与其它哲学的对比中，才能得到充分的体现。作者重点选取了欧洲传统哲学作为比较对象，以中国传统哲学特有的逻辑思路、范畴、对象等内在的东西进行对比，从而得出切实可靠的结论。这就和以往同类著作习惯于从本体论、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的板块中简单、抽象地罗列对比大异其趣，避免了纠缠在谁是唯物、谁是唯心的教条式结论，也避免了简单、浅薄地用西方哲学剪裁中国哲学的片面性，可谓独辟蹊径，不落窠臼。在《大思路》中，作者还将中国传统哲学与现代西方的一些哲学作了对比，有选择地吸收了一些现代科学大家（如：莱布尼兹、玻尔、汤川秀树、李约瑟等）对中西哲学的对比论述，使人感觉到视野开阔，颇有启发。本书作为洋洋70余万言的中西哲学整体比较研究成果，在近年来还是少见的。
二、过去不少人认为，中国传统哲学从整体上看，实质是伦理学。《大思路》则认为中国传统哲学是人本主义哲学，它在产生、发展过程中，历来重视人和对于人的研究，以“人生”大课题为核心，以天、道、性、命、阴阳等范畴及其关系为大框架，亦简亦繁，至浅至深，与西方传统哲学迥相异趣。中国哲学的总源头是六经，而六经全部以“人”为中心展开内容体系，《诗经》反映的是人际关系和各种社会生活，《书经》记人记言记事，以政治整顿和道德整顿为宗旨，《易经》推测人事吉凶，《礼经》是人的行为规范，《乐经》论述音乐对和谐社会的功能，《春秋》反映社会历史。可见，六经的基本内容是讨论社会管理及人生立身等方面的问题。诸子百家继承了六经的精神，相互争鸣，相互补充，对“人”进行了多角度高层次的研究，儒家从伦理角度谈人，道家从解脱与反思的角度谈人，法家从政治管理的角度谈人，墨家从传统宗教角度谈人，医家从生命科学角度谈人，阴阳家从天文学与政治伦理相结合的角度谈人，等等，使中国哲学形成了深沉博大的思想汪洋。
和中国传统哲学以“人道”为总起点不同，西方哲学是围绕着“宇宙论”而建立起哲学体系的。它牢固地树立起天人相分的思维原则，建立的是“自然哲学”体系（而不是“社会哲学”体系）。在古希腊罗马哲学中，苏格拉底以前的哲学家都注重谈“天”。苏格拉底虽然提倡人的辩证法，但这种情况却是昙花一现；到了亚里斯多德，又回到了以“天道观”（宇宙论）为本位的老路上去。亚氏的《形而上学》可说是古典自然哲学的集大成之作。在此之后的漫长时期，西方哲学以基督教的“天道观”占绝对统治地位。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哥白尼提出了震撼人心的“日心说”，开启了西方哲学思想解放的潮流，但从中国哲学的眼光看，那不过是用科学的天道观冲击神学的天道观，并未改变西方哲学以自然为本位的哲学大思路，反而强化了西方哲学的科学主义的主旋律。“文艺复兴”的另一伟大成就就是发现了“人”。但当时的人文主义者所讲的“人”是自然的抽象的人，他们所讲的“人性”是人的自然属性或生物属性，甚至没有脱离自然科学的总体制约。在西方近代哲学中，尽管人文主义思潮时时涌动，但在文化深层起制约作用的，仍然是科学主义的传统。近代初期的理性主义者笛卡尔，继承了人文主义思潮的成果，确立了认识主体即人的权威，强调“我思”，而到了后期的理性主义者黑格尔的哲学中，人作为认识的主体再次被隐没，代之而起的是所谓“绝对理念”。作者对中西传统哲学并未厚此薄彼，指出二者都是“有缺陷和不足的‘真正的哲学’”。关于人的内涵，《大思路》从两个方面进一步指出中国人本主义思想的特征：一是人的本质，即人性；二是人的价值，即“生”和“善”。作者认为，中国哲学对“人性”的思考，其深度和广度，在世界哲学史上是无与伦比的。中国哲学立足社会，而后及于自然；即使研究自然（“天”），也是为了更好地说明“人”（包括人性）。“性善论”着眼于人的社会属性（理性），“性恶论”着眼于人的自然属性（感性），前者旨在激发人的自觉意识而有利于社会道德建设，后者力图强化外在的行为规范而有利于社会的政法建设。作者认为，“善”是中国哲学的最高追求境界，西方哲学为“真”而争，中国传统哲学为“善”而鸣。中国传统哲学之求“善”，是非常执著的，甚至是不无偏颇的。在儒学传统中，荀子的地位所以不及孟子，墨学在先秦以后所以趋于冷寂，都是由于他们在强调善的同时也强调“真”。如荀子有“解蔽”专论，墨子有衡量真知之“三表”（“古圣王之言”、“百姓耳目之实”、“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标准，这都未免冲淡了求善的主题。中国传统哲学之所谓“真”，往往是指“诚”、“朴”，那是一种统摄于“善”的真。到了战国秦汉时期，出现综合前人求善观念、规范后人求善思路的重要专著《大学》，其总纲就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可见，中国哲学是求善型哲学，中国式的辩证人本主义的哲学体系就是以善为纲的价值哲学体系。善与生是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哲人追求“死而不朽”、“死而不亡”，所谓“不朽”，指生命价值的延长而非生命本身的永恒存在。儒家认为可以通过“道”、“德义”之不朽而达到永生，道家认为可以通过论道而达到“死而不亡”，法家则认为通过“立功”创造不朽的业绩，而传之无穷给子孙。与此相反，西方哲学强调个人的存在，强调对个人的满足。可见，中国哲学强调个人必须存在于社会关系中，是以人为中心，以社会为本位的。人存在的价值在于对社会的贡献，这就有了哲学的三个原则性目的：政治原则（“治人”为本，“治物”为末）；伦理原则（道德为本，智慧为末）；尊祖原则（前人为本，后人为末）。中国古代的人本主义以此区别于在欧美国家作为反传统思潮出现的、始终以个人存在为原则归宿的西方人本主义。
三、《大思路》的作者认为，与西方哲学不同，中国哲学不仅以人本主义为传统，而且以辩证法为特征。在方法论上更注重运用辩证逻辑。在古代西方，辩证法与逻辑学未能有机地结合为一体，古希腊的逻辑学基本是形式逻辑学，其集大成的形态是亚里斯多德和逍遥学派的形式逻辑学，其中，辩证法是受冷落乃至受排斥的。作为其世界观核心的“原子论”是机械的。中国哲学则很早就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重视宇宙本身的有机联系，力图使人的认识过程不离开事物的整体，使人的思维活动符合事物的活生生的原貌，因此它力求强化思维的辩证性质，以使人的思维尽可能符合事物的整体联系、流动变易、阴阳对峙、有机和谐的辩证本性。在中国哲学中，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是同一的，这在古典学术中未免显得模糊，但从今人的眼光看，这种自发的朴素的一体论原则却包含巨大的合理性。
作者认为，中国的辩证逻辑思维体系是完整的早熟的，而以整观和谐为特色。这主要取决于三个要素：第一，中国传统哲学以人和社会为核心，而社会人事中充满差异与矛盾，并且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只能用辩证逻辑加以把握，稍有偏离社会显得不切实用，甚至会顷刻招致祸事。第二，中国传统哲学植根于农业经济的土壤之中，形成一种注重天、地、人三者之间的整体联系，强调“生生不息”的辩证思维方式；第三，中国历史传统强调民族大于个人，王权国有制至上，国家大于个人。这就形成了一种将人放在整体的社会联系之中加以考察的思维定势。中国哲学重视“一”，甚至将“一”作为本体，形成世界上最古老、也最精巧的朴素系统论体系（五行与八卦），正是这种整观思维方式的典型表现。中国哲学以其注重整体联系的综合精神，与西方哲学的分析精神相区分。
四、《大思路》在重点论证辩证的人本主义过程中，提出了不少新的观点。例如，中国哲学以“道德为本，智慧为末”，所以，哲学不是“爱智慧”(philosophy)，中国哲学认为宇宙万物以“生生”（生生不已）为本性，因此，有“生命哲学”的倾向，中国哲学的宗祖精神遏制了宗教精神及神学意识形态的发育滋长，“孝”的观念构成中国宗法文明的轴心。“阴阳”观念是人本主义哲学范畴，其在发生发展的过程中始终以“人事”为主题，那种用科学主义精神勉强解释“阴阳”观念起源及变化发展的通行做法是严重脱离中国哲学的实际的。多年来学术界对于五行与八卦总是重考证而轻分析，《大思路》的作者则注意对这两大文化体系进行哲学分析，以分析指导考证。此外，作者对中国辩证人本主义哲学三大流派的分析，稳健独到，清新质朴，亦极富建设性。但是，作为对中国哲学史的综合论著，也难免在某些问题的看法上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例如，关于“人本主义”、“人文主义”和“人学”、“生命哲学”等概念，就一般意义来说，它们都属于西方哲学史或现代西方哲学范畴，能不能用以界定中国传统哲学研究人、强调人的倾向，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深入讨论的学术问题。再比如，作者关于“中国哲学史上从来没有过纯粹的形而上学的世界观体系”的提法也值得推敲，虽然“形而上学的世界观”是一个习惯提法。无论辩证法或形而上学，在哲学上都不可能成为“纯粹的”“世界观”体系，它们从来都附着于唯物论和唯心论。
五、《大思路》在表述形式方面也颇有特色。语言流畅，平易通俗，雅俗共赏。全书还插入百余幅图表，图文并茂，使叙述更为简明畅快。全书内容的编排也很有特色，纵横分合，错落有致。全书上、中、下三篇，内容相对独立，但又有内在联系，读者既可系统阅读，亦可根据需要，读其中之一部分。
总之，这部荣获北方十五省市自治区哲学社科优秀图书奖，被马来西亚大学中文系列为教学参考书的《中国哲人的大思路》不失为中国传统哲学总论方面的一部力作。它对于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哲学，弘扬民族优秀文化，都无疑会产生积极的社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