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长江文化与楚文化国际研讨会综述_文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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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8月11日上午,“讨论会”在楚城碧波宾馆会议厅隆重开幕。著名楚学专家、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研究员张正明先生主持开幕式,前武汉市委副书记、武汉市楚文化学会会长王杰致开幕词,中共湖北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王重农发表重要讲话,长江水利委员会副主任傅秀堂、湖北教育出版社社长娄齐贵、东湖风景区管理局局长惠书枝也在开幕式上发了言。张正明先生向大会介绍了楚史楚文化以及长江流域文化的研究现状和前景,美国西东大学蒲百瑞先生、江苏佛教文化艺术研究所贺云翱先生、荆门市博物馆刘祖信先生、南京大学张之恒先生等分别向大会宣讲了各自的最新研究成果。最后由大会秘书长程涛平博士宣布大会议程。会议将与会代表分为南北文化比较、长江流域区域文化以及楚文化三个组进行讨论。

就长江文化尤其是楚文化的精义与特征,长江文化、黄河文化及中华文化的内涵与外延,研究的现状与前景诸方面展开了探讨,提出了许多有新意、有价值的观点和意见,现分述如下:

一、南北文化比较

南北文化比较小组的代表们就中华文明起源一元论、二元论、多元论诸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张正明、王劲认为,龙和凤都是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的象征。以公元前221年秦国变成秦朝为界线,此前是凤比龙更有风光,此后是龙与凤的地位此升而彼降。龙在先民崇拜灵物中升到至尊地位,是帝制与皇权促成的。辛亥革命爆发,龙旗零落尘埃,但民族的崇龙情结仍牢不可拔。这是出于为历史所扭曲的心态的偏识,而全识应该是把龙和凤都当作民族和文化的象征。张正明先生还指出,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都是中华文明的摇篮。既然黄河是母亲河,长江就应该是父亲河,它们一起孕育了中华文化。有人进一步指出,整个一部中国史都是重北轻南——过于重视北方(黄河流域)所起的作用,忽视南方(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各地)所起的作用,中华文明起源于南方。

“多元说”者认为,中国古代文化先有东西关系,如东王公、西王母;秦汉以后成为南北关系。“重北轻南”是政治造成的,而政治中心在北方又是受军事要求——防止北族入侵制约的。“中原中心论”的观念应该破除,但否定中原的说法也是不对的。中华文明的起源应是多元的。

在中华文化的南北关系上,主张“黄河中心论”者认为古代黄河是文明发源地,是炎黄把黄河文化带到各地。也有论者认为,中国古代文化传播总的流向是:文化中心由北向南、从西到东迁移。到了近代,中国文化传播的方向改为从东南向西北推移。长江流域尤其是两湖地区处于东南的近代文化向西北推进和西北、中部的古典、传统文化向东南迁移过程中相交汇的峰面上,所以在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长江中游文化在中国占主导地位。

有论者就中华文明的区域差异性进行辩识。指出兴起于西北的炎黄、周、秦和发端于东南的尧、舜、禹在文化上是有差异的,这在语言学上可以表现出来。如南方人反舌,即语言顺序和中原语言顺序不一样。文明的起源、南北人的性格及其文化品性和形式互有差异。这种差异不仅是地域性的,也是时间性的。中国自近代以来,时代差异越来越明显,南方代表着时代方向。日本代表考察了中国古代文明同以森林为中心的中国文明的盛衰关系。北方重视木制葬具的葬法加快了华北地区的森林采伐,从而向人们提供了广阔而肥沃的农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这又使得阶段分化产生,开始出现了以华北地区为中心的中国古代文明的高度发展。进入战国,木椁墓才在江南普及起来。这一切使得中国南北文化产生明显的差异。

二、长江流域区域文化

长江流域区域文化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包括巴蜀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等。学者们探讨了整个长江流域各区域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发展。

李学勤指出,非中原地区的青铜器,每每有不同的文化因素并存,不能简单地以中原青铜器的序列作为标尺。中原地区和非中原地区间的文化影响关系是双向的,不是单向的。事实证明,由青铜器体现的文化因素,有时是在中原以外首先出现。以为一切文化因素总是中原早于非中原地区的看法是不对的。他强调,研究长江流域的商代青铜文化,应该更多地依靠像广汉三星堆、新干大洋洲这样文化性质确定、有地层关系和共生器物的遗存。他还提示,中原与长江流域的商代青铜文化发生影响关系,在商代前期即二里冈期业已存在。

有代表认为按目前掌握的资料,长江中下游铜矿带的开发尤胜于北方地区,应是商周时期最主要的铜料供应基地。他们进一步指出华夏文明的多源与多元的结构,是各地区各种文化要素长期相互交流、融合的结果。旧的以中原为中心、单一辐射的文化传播模式,应代之以双向和多向交流的新的文化传播模式。

代表们还就长江文化研究提出了方法论意见。会议认为:对中国区域文化应作区域研究。楚文化应当分区,分区要找出它的中心,找中心的转移。地域文化的概念有大、中、小之分。小的,主要指考古发掘的点;中等的,是古代某一地域的文化,如楚文化;大文化的概念,以巴蜀文化为例,是指在古代巴蜀地域从古至今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长江流域除了巴蜀、楚、吴越三大文化外,应当还有其他文化,如江、河源文化,滇文化,黔文化,青藏文化,徽州文化等。

还有代表指出,研究楚国历史文化与长江沿岸都市的关系,对于追溯长江沿岸乃至中国南方都市的文化渊源及其形成与发展的历程,揭示楚文化与滇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碰撞与涵摄的奥秘,以及促进以浦东开发和三峡建设为生长点的长江经济文化带的生成与发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楚文化

楚文化研究由来已久,方兴未艾。大家认为今后开研讨会时,可以多搞一些专题会议,比如研讨楚文化时,可以专题研究包山楚简,这样能够集中资料、集中研究专题,以重点突破推动整体研究。同时应把楚文化置于世界文化的座标中观察、比较和分析,有助于我们从新的角度、更准确地评价楚文化对人类的贡献。同时,楚文化作为新的参考系加入世界文化研究中,也将加深我们对世界文化丰富性和深刻性的理解。

与会代表介绍了新出晋“搏伐楚荆”编钟及铭文。认为该钟实即“子犯钟”,记载了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子犯辅助晋文公复国称霸及晋楚城濮之战的史实。这对于研究楚文化、晋文化以及东周的历史文化,都是难得的资料。另有代表利用“鄂君启节”等资料对楚国税制、水陆路交通、经商形式、经营规模和商品类别以及鄂君启其人诸问题做了新的考证。通过对虎乳子文传说与若敖氏的研究,代表们论述了楚国的形式,认为周室东迁前后的若敖、蚡冒时代是楚国的建国时代。法国代表指出,河南淅川下寺楚墓出土的某些重要器物并非产自楚地,而是从中国的西部和北部许多地区输入的。比如所出贵重的小件物品如海贝、石珠、彩陶、“玻璃”珠、铁剑及匕首等可能是从远方甚至中国版图以外输入的。此外,有三种没有铭文的青铜器的装饰与山西侯马所出青铜器的装饰相近,可能是晋国铸造厂的产品。

有代表在系统研究了战国楚漆器的造型意识与造型手法之后指出,楚漆器艺术是兼有雕刻与绘画两种造型因素的综合艺术样式,它的独特造型意识既表现在各种器物的雕刻造型方面,也表现在这些器物的装饰风格上。还有论者认为,典型楚器与典型楚文化是一群,形成了楚文化,楚器也就形成了。楚族的形成并不代表考古楚文化的形成。墓葬里面有完全的组合(鼎、、缶),才是真正的考古楚文化。

台湾代表向大会介绍了台湾楚文化的研究现状,表示要将本次讨论会的成果带回台湾,促进两岸文化交流。

结语

中华民族创造的中华文化与古埃及、巴比伦、印度文化一样光辉灿烂,源远流长。但人们常常以黄河流域作为中华文化的唯一源头,将中原文化视作中华文化的全部。随着考古发现和研究的深入,长江流域古代文化应该享有的地位开始被确认。史实表明,中华文化实际上分成了南北两支,它们并驾齐驱,同向发展。因此,以长江和黄河两大流域为代表的两支文化才是上古中国灿烂文化的表率。这次长江文化暨楚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就是从研究长江文化入手,探讨中华文化;从研究楚文化入手,兼及吴越文化、巴蜀文化及至滇黔文化,探索整个长江流域各区域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演进轨迹。这对于深入研究整个中华文化乃至世界文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本文承刘玉堂先生审正,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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