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艰辛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艰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 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6X（2011）06－0014－06
党90个春秋的波澜壮阔、艰辛曲折的历史，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角度言，就是“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它大体分为3个“30年”，即从党的成立到中国革命胜利（1921—1949年）为第一个“30年”；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1949—1978年）为第二个“30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1978年迄今）为第三个“30年”。党的成长、发展过程，既是在实践中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路的过程，也是将实践经验在理论上升华，形成一系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观点，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创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向前发展的过程。党正确地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导了两次伟大革命，迈过险滩暗礁，步出迷误歧途，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在实践上探索出两条中国特色道路，在理论上创立了两大理论体系。
一、第一个“30年”：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在非常艰难、复杂的情况下进行的。被称之为压在中国人民头上“三座大山”的民族敌人和阶级敌人相互勾结，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错综交织。反革命势力不仅极其残酷地镇压革命，而且常常使用各种欺骗伎俩分化革命阵线。作为革命领导者的无产阶级力量相对弱小，无产阶级的同盟军既以劳动群众为主体，又包括能够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或对斗争保持中立的民族资产阶级等非劳动群众。面对反革命武装力量的异常强大和残暴，党领导的革命不能不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同时又以多种非武装斗争形式相配合。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但却长期处在农村斗争环境中，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占绝大多数，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对党的影响，使党的先进性建设任务异常繁重。从组织关系说，党在成立之后是共产国际的下属支部，对共产国际和实际主导共产国际的苏联共产党的指导意见既要执行又要分析。上述这些都涉及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正确地认识和把握这些重大问题，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对于刚成立不久就投身到惊涛骇浪革命洪流的中国共产党而言，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党的最初几届领导尽管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可贵的探索，但由于对中国革命的基本规律和特点缺乏认识，对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的指导缺乏独立自主意识，不可避免地给中国革命造成了这样那样的曲折和严重挫折。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点。它批判了使党领导的革命陷入绝境的“左”倾错误领导，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实际核心领导地位，中国革命开始转危为安。
从土地革命战争后期至抗日战争后期的10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对中国革命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不断总结，对中国社会的现状和历史、对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有了更为深刻和完整的认识，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就其总体和宏观而言，党获得了两大重要成果。
（一）在从实践方面，探索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
与那些固守“本本”，坚持“城市中心论”的“左”倾领导人不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了解中国经济社会的历史和现状，了解作为中国人口最大多数中国农民的革命要求，在初步学习了马列著作后就能领悟到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和方法的真谛。土地革命战争伊始，毛泽东等率先在井冈山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先后创建了以中央苏区为中枢的10多个革命根据地，对“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进行了极其艰苦的探索。抗战开始后，毛泽东根据抗日战争的新形势，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中国的革命道路，就是共产党要利用城市不能完全统治乡村，而广大的人力物力又在乡村，以及国家疆域大，有回旋余地这样一些有利条件，组织人民进行长期的战争，去反对占领城市的敌人，用犬牙交错的战争，将城市包围起来，孤立城市，从长期战争中逐渐生长自己的力量，变化敌我形势，再配合之以世界的变动，就能把敌人驱逐出去而恢复城市。这就是“乡村能够最后战胜城市”的道路。[1]随后，毛泽东进一步阐释了中国革命走这条道路的必然性、必要性和可能性等问题，并深刻地论述了这条道路是中国革命胜利之路的基本经验，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大法宝”看做中国革命道路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的开辟及其理论概括，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重要标志。
（二）在理论方面，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进行的革命有许多不同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进行革命的重要特点。如何对党领导的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在中国革命道路理论基础上进行全面总结，更为系统、深入地回答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也提到经过抗日战争的伟大实践受到很大锻炼、理论水平得到很大提高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前。毛泽东等领导人在《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和抗日战争的新鲜经验，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概念，对党领导中国革命的性质进行科学定位，精辟地论述了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纲领和政策等诸多重大问题，构建了比较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核心理论成果。
以在实践中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和在理论上构建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为基础，经过整风运动的学习教育和起草、修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广泛讨论，全党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领导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和理论方面的独特创造赞佩有加，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1945年4月召开的党的七大，将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成果之大成的毛泽东思想作了精辟论述和高度评价。新党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这样，我们党自创立以来第一次将自己经过千辛万苦而获得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理论成果，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在这个理论的指引下，党不仅为中华民族在近代第一次打败外国侵略者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辉煌胜利，创建了新中国。
二、第二个“30年”：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的胜利和曲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延伸和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准备
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这个时期，是党在探索建设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既有重大胜利又遭受比较多的挫折的一段历史。20个世纪50年代前期，党内高层许多人都以为：一有革命胜利的经验，二有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三有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指导思想，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会顺利些，比过去干革命将少走弯路。但历史的进程并非如此。因为在中国进行建设同进行革命一样，马列主义本本里没有现成答案，其他国家的经验不能照搬照抄，过去干革命的经验也不能照搬照抄，况且建设一个新中国比摧毁一个旧中国要复杂和困难得多，因此仍然要通过实践来探索。除了由于国情特殊外，还由于在外部关系上面临巨大的国际压力和紧张的周边关系，在理论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具有很大局限性，在制度建设上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很不健全等多方面原因，尽管主观愿望上要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但在实践上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却异常艰辛，并陷入严重迷误，因而没能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第二个“30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路，走了个S形。
在这个“30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尽管没有实现新的飞跃，但也取得了三大成果。一是政治制度方面，首先在全国范围内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随后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二是经济建设方面，在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后，开展了全面的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三是思想理论方面，通过总结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历史经验和教训，在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国防和外交等诸多方面形成了不少正确和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丰富了作为集体智慧的毛泽东思想。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路所遭受的严重挫折，属于全局性的主要有两个：一是3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国民经济遭到很大破坏，给全国人民带来很大灾难。二是10年“文化大革命”，是对社会主义事业的空前浩劫，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造成了严重灾难。
为什么说这“30年”的历史发展是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延伸呢？这是因为我们党从创建至改革开放以来领导进行了两次伟大革命。第一次伟大的革命不仅仅是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还包括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社会主义新中国。由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已经在民主革命时期实现，讲这次飞跃的时间下限就是中国革命的胜利。这样，第一次伟大革命的时间下限就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时间下限要长，它包括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的7年。因此，这段历史所取得的成就可视为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延伸。
说这“30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准备，是因为党在这个时期已提出要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即“第二次结合”。这就是说，党要进行第二次伟大革命，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任务在那时已经提出，且在1956年党的八大前后已有良好开端。如果探索成功，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起点就应该从那时算起。但后来接踵而至发生的曲折和挫折，没能将这个理论起点变成历史现实。
但历史的发展总是辩证的。运用辩证法来看待这段历史，党在那时开始探索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无论取得的成功还是经历的挫折，都可说为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作了重要准备。这个准备，从总体上看，最重要的有这么五点：一是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障。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政权的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使党继续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根本的政治基础。二是提供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工农业生产在动荡中曲折发展，终究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是在新阶段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物质技术基础。三是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除了正确和比较正确的思想之外，探索的偏离和迷误所带来的灾难也促进广大人民群众的觉醒，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历史的伟大转折准备了重要的思想条件和群众基础。四是提供了丰富的历史参照。这个时期的探索所获得的许多重要理论观点、政策思想，积累的实践经验，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十年动乱前的还是十年动乱中的，都是继续进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实践基础。五是提供了宝贵的干部资源。在20年“左”的错误期间，许多受过迫害而得以幸存的干部，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重新走上领导岗位，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使进行第二次伟大革命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有了重要的领导力量和组织基础。这诸多方面的准备，对于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是不可缺少的。
三、第三个“30年”：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新时期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的党的历史的第二次转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重新奋起，带领中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的伟大革命，我们国家从此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与这个新时期相生相伴。
这第三个“30年”是党90年历史的经济社会发展比较平顺、唯一没有发生大的曲折和挫折的时期，也是共和国60多年来发展进步最好、最快、“比较阳光”的时期。但这并不是说没有矛盾和冲突，没有过错和失误，没有骇浪和阴霾。党和国家在这“30年”经历了两次重大的历史关头。第一次重大关头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时期。我们国家结束“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后，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选择：是走过去犯过“左”的错误的老路，或改换门庭走不适合中国国情的资本主义歧途，或另辟蹊径继续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道。十一届三中全会坚决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断然地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开启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新的事业。[2]第二次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外出现异常险峻形势，党和国家又处于重要关头。苏联瓦解、东欧“易帜”后，还要不要和能不能坚持社会主义？发生了国内政治风波，还要不要和能不能坚持改革开放的路线和政策？一时间疑虑顿起，困惑丛生。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明确地回答了人们困惑的一系列问题，使党和人民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获得了又一次大解放。经过这两次历史关头的严峻考验和正确抉择，党和国家从思想观念、路线方针到体制机制实现了四个重要转变（即从“两个凡是”到实事求是的转变，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从僵化半僵化封闭半封闭到全面改革开放的转变，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此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犹如走上高速公路，实现了持续、平稳的快速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的历史性巨变愈益明显。
说这“30年”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是因为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角来看，获得了两大成果。
（一）从实践层面看，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首先是邓小平在十二大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使党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探索的道路有了科学称谓。自此以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凝聚全国人民的共同理想和强大动力。十三大首次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实现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伟大成果，同时明确指出，党在总结建国30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十三大还对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作了比较完整的概括和阐发，从而明确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主体内涵。此后，经过多次党代表大会对改革开放历史经验的不断总结，不断地从多方面进一步丰富了它的内涵。到了党的十七大，胡锦涛总书记所做的报告对它作了明确的界定和规范的表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_3]这个表述很全面，内容很丰富。其要点有三：一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二为“四位一体”的全方位建设；三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八个字的奋斗目标。
（二）从理论层面看，就是先后创立了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
首先是邓小平理论。它的创立基本上是与概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同步的。十二大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为后来概括邓小平理论明确了主题。据此，十三大首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并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阶段、任务、动力、条件、布局和国际环境等方面，对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一系列理论观点作了归纳，使这个理论有比较清晰的轮廓。对邓小平理论的最后形成起决定性作用的，是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和十四大。南方谈话既回答了困扰人们思想的许多疑虑，又提出了许多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以新的观点和论述丰富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标志着邓小平的思想发展到一个新高度。十四大以邓小平南方谈话为基础，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条件、基本内容和伟大意义展开论述，将其定名为“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十四大首次确立了这个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高度评价它是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十五大正式使用“邓小平理论”称谓，强调作为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邓小平理论，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使全党对邓小平理论的认识进入一个新境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个理论成果，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当历史进入千年世纪之交，党对当代的中国和世界的巨大变化，特别是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发生的变化有了新的认识。2000年春天，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经过两年多的进一步总结和阐发，其时代背景、实践基础、立论依据、科学内涵、基本要素、传脉关系、精神实质、体现途径、历史地位等问题，都得到比较充分的说明。在全党广泛认同的基础上，十六大将其确立为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的指导思想。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的科学发展观，是十六大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最重要的战略思想。这个思想首先萌发于2003年春天非典期间。在2003年10月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正式提出了科学发展观。2004年3月，在中央召开的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胡锦涛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是我们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3]。2007年6月，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发表讲话，指出，十六大以来，党中央继承和发展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它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切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4]这个讲话为进一步论述科学发展观提供了理论框架。
十七大将上述理论成果统统包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中，指出，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还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5]这就是说，这个理论体系具有的开放性，将今后一个时期不断发展的创新理论，至少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创新理论都能统统地包括进去。
正因为如此，十七大明确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5]这个概括，说明了第三个“30年”能够取得“三大面貌”巨变的根本原因。
90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波澜壮阔，绚丽斑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过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今后仍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它乃党之魂、国之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之源，中华民族在21世纪和今后更长时间的安身立命之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会越走越宽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将以不断地反映鲜明的时代精神和实践要求而向前发展。
［收稿日期］2011－04－20
标签：马克思主义论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论文; 领导理论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国家社会主义论文; 邓小平论文; 时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