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学的七个课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甲骨论文,课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899年，王懿荣首先鉴定了殷墟甲骨，到现在已满一百周年。为了纪念这件在学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事，海内外学者组织了若干次研讨会，已经召开或即将召开。这标志着甲骨学这门国际性的学科，正以迅速发展的势头，准备跨进新世纪。
不久前我写过一篇题为《甲骨学一百年的回顾与前瞻》的小文（注：刊于《文物》1998年第1期。）， 试向读者简介本世纪中这一学科形成演进的概况。有友人指出，该文对学科今后应解决哪些问题没有提出多少意见，使我深觉惶愧。今特续作此文，其中不妥之处，仍望大家教正。
50年代，当甲骨学发展了50年的时候，董作宾、胡厚宣、陈梦家等先生曾有论作总结。他们所特别关心的几点，如甲骨资料的搜辑结集，工具书的编纂出版，甲骨分期的论证研究（注：参看《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董作宾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90—293页。），在其后50年间都做出了很大的成绩，为今后甲骨学的继续进步提供了良好的条件。21世纪的甲骨学，应该属于全面系统深入研究的阶段，我觉得，需要着力探索的，可以举出下列七个课题：
第一，文字的研究：
甲骨的鉴定研究，由文字的辨识考释开始。文字的释读，始终是甲骨研究的中心内容和关键所在。
已发现的甲骨文，究竟有多少不同的字，是一个很难确定的问题。这是因为进行统计的各家，在哪些字形是异体别构这一方面，理解互相不同。不过无论如何，把数量推断在4000至5000之间，是妥当的。在这4000至5000个字里面，得到释读并为大家所公认的不及一半，所以考释文字仍是我们迫切的任务。
没有释读的字，不少是比较希见的人名、地名。尽管有人说，释出一个字，好像发见一颗行星，但这样的字能否考定，究竟关系较小。至于一些甲骨文中的常用字，有没有正确释读，就会有很大的影响。例如裘锡圭先生近年释出宾组卜辞内的“皿”字（注：裘锡圭：《释殷虚卜辞中的
等字》，香港中文大学《第二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1993年。），不仅好多文句的难点涣然冰释，还促进了月食记录的顺利推算（注：张培瑜：《甲骨文日月食与商王武丁的年代》，《文物》1999年第3期。）。有计划地将这一类字选出释读， 会对学科前进多所裨益。
释读古文字，一般就是说明该字相当后世的某字，这便要指出其间字形演变的联系，有时也涉及音和义的演变。不能说明这种联系，释读即缺乏可信的基础。以往释读甲骨文字，总是从具体的卜辞里某个字出发，寻找其与后世文字的关系。考虑到商代晚期文字已具备成熟的系统，今后不妨试以后世的文字为起点，追溯其在甲骨文中是否存在，如果存在又作何形体，揣想必能有不少收获。
第二，卜法、文例的研究：
甲骨本身是古代占卜的遗物，甲骨文除去极少例外，都是占卜过程的记录。因此，如果没有对甲骨占卜产生变化的历史及其操作方法的理解，便不能真正认识甲骨和甲骨文。
用甲骨来占卜的习俗，早在殷墟时期以前即已流行，于商亡以后也仍长期存在，只是在殷墟把占卜记录刻于甲骨上的风气特别兴盛而已。建国初年，陈梦家先生强调各地无字甲骨出土的调查研究（注：陈梦家：《解放后甲骨的新资料和整理研究》，《文物参考资料》1954 年第5期。），有人不予重视，这种看法近年才得到改变。已经知道，龙山时代若干种文化皆以烧灼胛骨占卜，但其兴起地点和传播过程仍欠清楚，需要进一步探索。
研究甲骨卜法，关系到怎样读甲骨上面的占卜记录即卜辞。三四十年代，有些学者根据传世文献，对照甲骨实物，曾经做过很好的探讨，例如沈启无等的《龟卜通考》（注：沈启无、朱耘菴：《龟卜通考》，《华北编译馆馆刊》1卷1—3期，1942年。）， 近来这方面工作反而较少。
怎样读卜辞，就是甲骨学者说的“文例”问题。从备取和修治甲骨开始的占卜操作，各个环节如何记录在甲骨上面，一版上的卜辞彼此有什么关系，不同版上的卜辞互相又可能有什么关系，诸如此类的“文例”，对于甲骨研究均非常重要。
第三，缀合、排谱的研究：
早有学者指出，甲骨大多分裂破碎，“为求文例的研究，及窥见卜辞的完整记载，甲骨缀合实为最急切最基本的工作”（注：曾毅公：《甲骨缀合编》，陈梦家序，修文堂，1950年。）。原属同版的甲骨碎片联接复原，称为缀合；本相关联的不同版甲骨的排比连属，则称为排谱。
我一直认为，最需要也最值得做缀合、 排谱这种整理工作的， 是1936年小屯村北发现的YH127坑卜甲（注：胡厚宣：《殷墟发掘》， 学习生活出版社1955年版，第99—101页。）。 这坑卜甲本有“完整之龟版三百余件，惜亦因第二次大战，辗转运输，又复破碎”（注：《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董作宾卷》第291页。）。50年代以来， 有《殷虚文字缀合》、《殷虚文字丙编》等等缀合成果，在《甲骨文合集》里联缀也很多，可是三百余版的原貌尚未恢复。最近著录此坑的《殷虚文字乙编》已有新版及补编，坑层记录亦已发表，彻底整理这坑卜甲的条件业已成熟。
YH127坑卜甲有与《乙编》以外碎片拚合的事例， 如胡厚宣先生缀合的“四方风名”腹甲上半部，《殷虚文字缀合》中收录的于省吾先生旧藏腹甲等。唐兰先生旧藏的两版刻兆整龟（注：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图版拾玖，中华书局1988年版。），很像此坑所出。50年代初，由文化部拨交北京图书馆的一匣甲骨，也有可与YH127 坑卜甲（如《乙编》4810）缀合的。这些材料的出现都较晚。此外，YH127 卜甲有无与以往著录缀合或同文之例？有无与胛骨同文或系联之例？都是与认识该坑性质有关的重要问题。如能证明该坑确是武丁一段时期卜辞的全部，以之研究当时历史文化的价值即大为增高。
在村中、南系卜辞中，特别值得做缀合、排谱整理的，是近年大家讨论很多的历组卜骨。如所周知，这种内容十分丰富的卜辞多见于《库方》与《金璋》（《英藏》）、《甲编》（三次）、《宁沪》（清华）、《明后》（《明续》）、《怀特》、《京都》等著录，前几年出版的《小屯南地甲骨》所收尤多，其年代集中于武丁晚世到祖庚。只要着手，重要成果不难取得。
第四，礼制的研究：
甲骨文所反映礼制的分析研究，长期以来未能得到足够重视（注：王宇信：《甲骨学通论》，李学勤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其实《周礼》设有《大卜》专章，占卜原系古代礼制的组成部分，占卜的内涵也无不属于当时礼制。我国夏商周三代，礼制一脉相承，对于其间沿革的关系，孔子曾作讨论，叹息因为文献不足，“殷礼”已不足征。甲骨的出现，使佚亡无存的殷礼有了大量的材料依据，无怪乎罗振玉收藏甲骨，就自号为“殷礼在斯堂”了。
由礼制角度研究，可以为解读甲骨提供新的启示。近期的殷墟甲骨分期研究，指出当时卜法存在两个系统，卜官亦有左右之别。这使人联想到上述《周礼·大卜》所云“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被认为是夏商周三代卜法，故商代应有两种卜法并存。殷墟也有商末周人卜法的实例，如1950年四盘磨出土的卜骨、1980年清理出的卜甲（注：李学勤：《周易经传溯源》，长春出版社1992年版，第148—151页。），足证所谓“三兆之法”并非全属子虚。
商周礼制的同异，自王国维撰《殷周制度论》以来，已成为古代研究中的一大问题。1984年，在安阳召开“全国商史讨论会”，我曾提交论文，以殷墟所出二祀邲其卣铭文，与1948年洛阳所出周初的保尊、卣铭文对比，说明两者均记殷见之礼，彼此类同，可见商周礼制实际是因多于革（注：《邲其三卣与有关问题》，《殷都学刊》增刊《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85年。）。这个看法对不对，当然需要更多的研究予以证实。
第五，地理的研究：
甲骨文含有许多历史地理方面的材料，久为学者注意。早在1915年，《雪堂丛刻》所收王国维《殷虚卜辞中所见地名考》，已为甲骨地理研究开其先河。然而多年以来，有关研究进展不是很大，揆其原因，恐怕主要是受到一些传统观念的拘束。
由于风行的疑古思潮的影响，以及当时刚在发轫的考古工作范围的限制，早期学者大都以为卜辞所及地理仅处于以河南北部为中心的一个相当小的圈子内。这种成见，已经被近年广泛开展的田野考古工作从根本上打破了。许多事实证明，商文化和直接受商文化影响的遗存，其分布的地域，远远超过以往所能想像。因此，我们探讨卜辞地理，必须将眼界大为拓宽。1939年曾毅公先生有《甲骨地名通检》，1958年日本岛邦男有《甲骨卜辞地名通检》。到1994年，饶宗颐先生主编的《甲骨文通检》第二册《地名》问世，所收地名已达1027个（注：饶宗颐主编、沈建华编辑《甲骨文通检》第二册，前言，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这样繁多的地名，也绝非狭小的区域所能容纳。
举一个我谈过的实例（注：李学勤：《新出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14—15页。参看拙文《静方鼎考释》，《第三届国际中国古文字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中国语言及文学系，1997年。），宾组卜辞征伐虎方，涉及的地名有与（在举水）、曾等等；对照周昭王南征虎方时青铜器铭文地名，如夔（湖北秭归）、曾（随州）、炎（庸，竹山西南）、方（竹山东南）、邓（襄樊北）、鄂（鄂城）、汉（汉水）、唐（随州西北）、厉（随州北）、賨（四川东部）、相（湘，湖南湘水流域），知道所说虎方确可能是指崇拜白虎的巴人。
商末黄组卜辞《殷虚书契后编》上10，16记伐“
伯”。“”这一族氏的青铜尊，近年在汉阳纱帽山出土，读者可看《中国美术全集·青铜器上》所载图版。这是商朝势力及于长江中游的又一证据。
拙作《走出疑古时代》有一段话，我想在这里重复一遍：“因为商代过于古远，后世地名相同或相似的又多，单纯互相比附，即使找到一串共同地名，终究是有些危险的。另外，甲骨文的地名也会有异地同名的，过去使用的联系方法颇有流弊。要真正确定甲骨文地名的方位，还有赖于寻找考古学的证据。”汉阳纱帽山的青铜尊，正是这样证实了卜辞地名的位置。
第六，非王卜辞的研究：
殷墟甲骨除大多数为王卜辞外，还有一些卜问主体不是王，从而称谓系统不以王为中心的非王卜辞，这是在50年代中提出来的。这个观点曾有学者批评反对（注：如李瑾《殷周考古论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55页。），但是从后来一系列发现看， 仍是可以采取的。
商代晚期生活在首都殷的，有王，也有王室成员、朝廷官吏，以及其他有身分地位的人物。他们同样会进行占卜，有条件的也会有卜人服务，其某些甲骨可能刻上卜辞，这就是非王卜辞。
非王卜辞卜问主体不是商王本人，并不意味作为其主体的人物与王没有关系。这种关系或许是相当亲密的，比方说是王的后妃、子女或近臣之类，他们所卜甲骨有时会和王的甲骨混杂在一起。YH127 坑在宾组王卜辞之外，又有“子组”、“午组”等等几种非王卜辞，就表明了这样的现象。
由于非王卜辞被区别出来较晚，所以过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王卜辞方面，没有深入分析非王卜辞的性质和内容。仔细考察互不相同的各种非王卜辞，使我们能够看到当时社会的更多侧面。非王卜辞很多地方和常见的王卜辞不一样，甚至文字的写法、辞语的格式都富于变化，足以增进人们对当时文化面貌的认识。
1991年，殷墟花园庄东地H3坑出土的大批甲骨，整版的不少，是非王卜辞的又一新例。简报指出，“此坑甲骨卜辞，和过去发现的‘子组’、‘午组’卜辞及一些字体特殊的早期卜辞，说明了……不但时王，而且王室达官、地位显赫的贵族，都可以独立地进行占卜活动”（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91年安阳花园庄东地、南地发掘简报》，《考古》1993年第6期。），这是完全正确的。
花园庄东地H3甲骨尚在整理之中，已有发掘的学者作了很好的介绍和研究（注：刘一曼：《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坑的发现及主要收获》，《甲骨文发现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8年版。）。这批卜辞中卜问主体为“子”，同YH127 坑“子组”卜辞的“子”不是一人。我认为，这和商朝微子、箕子，周朝刘子、单子等“子”一样，乃是一种尊称（注：李学勤：《花园庄东地卜辞的“子”》，《河南博物院落成暨河南省博物馆建馆70周年纪念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这些卜辞所体现的，乃是王朝大臣的生活状况。
第七，西周甲骨的研究：
1940年，学者何天行根据文献记载，曾推断周人应该有甲骨文（注：何天行：《甲骨文已现于古代说》、《陕西曾发现甲骨文之推测》，《学术》第1辑，1940年。）。第一片可确定的西周卜骨实物， 是1951年在陕西邠县发现的（注：陈梦家：《解放后甲骨的新资料和整理研究》。），没有文字。西周有字甲骨的首次出土，是1954年在山西洪洞坊堆村。此后，在陕西的长安、扶风、岐山，北京的昌平、房山，河北的邢台等若干地点，先后发现有西周甲骨文，于是西周甲骨的研究，构成了甲骨学的新分支。
最重要的一批西周卜甲，出于岐山凤雏一处房屋基址两个灰坑。人们艳称的周原甲骨，主要是指这批卜甲而言。卜甲内有几片早到周文王时，可能系占文王受封西伯之事，其重要可想而知。不过这批材料虽有几套照片、摹本行世，有些因文字过于微小浅细，不够清晰。最近已摄有新的放大照片，并经学者再三观察勘校，不久就可提供大家研究。
西周甲骨和商的甲骨不属一个卜法系统。尽管作为甲骨占卜有不少共通之处，其间区别还是非常显著，因此西周甲骨需要单独探讨，不能简单袭用商代甲骨研究的成说。同时，西周甲骨和有关文献，如《诗》《书》《周礼》等，自然比较接近，在互相参照中，研究又有着特殊便利的条件。例如岐山凤雏卜甲和邢台南小汪卜骨均有“
曰”，字样，“”字见于《说文》，云“卜问也”，与“贞”字训解相同（注：《周易经传溯源》第143页。）。此字从不见于殷墟甲骨， 是周人甲骨特有的。
今天我们关于西周甲骨的知识还很有限。相信将来会有更多的这种甲骨出现，那时西周甲骨研究，一定与殷墟甲骨研究在本世纪内的迅速发展一样，得到发扬光大。当前，我们应尽力对已有材料深入研讨，为未来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