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振兴企业经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加坡论文,经验论文,企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者按：振兴国有企业，是政府关心、企业关心、群众关心的热点话题。本期特推出两篇文章《新加坡振兴企业经验》和《西欧企业逆境谋略》，一个东方经验，一个西方模式，相互对比，取长补短，以期对我国企业走出低谷，摆脱困境，能有所启迪和帮助。
一无耕地二无资源连自来水都需要进口而人口密度极高的新加破，50年代末，还是英国殖民地；60年代初，还充满暴动、纵火、暗杀，危机四伏、社会动荡、失业众多，人民生活相当贫困——连总理出访视察时所带的雨伞，都是和“毛主席去安源”时带的油纸伞一模一样，其贫困是不亚于中国的。
但是，自从59年自治，65年独立，李光耀七选七任当了32年总理后，竟然转眼间富得流油了。1994年，新加坡人均产值超过了2万4千美元，是大陆中国人的七、八十倍，居全世界新兴国家之首，居亚洲第二——仅次于日本。而若论全面生活质量，则超过了日本居亚洲第一，在全世界也是数一数二的。
如此人间奇迹，全世界都在研讨学习，中国人当然不能例外。经过一番研究，发现有三条经验至关重要。
吸收西方科技，推广东方文化
新加坡经验离我们最近，最值得我们借鉴。因为30年突破人均2万美元的“新加坡奇迹”，不是新加坡用洋办法搞“全盘西化”取得的。而是相反，用的是我们最熟悉的办法：
①新加坡人不是洋人，而是相反——包括总统总理在内76%的人都是和我们同一祖宗的炎黄子孙；
②新加坡不信资本主义、个人主义，而是相反，旗帜鲜明地信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并且不仅表现在嘴上纸上，比如李光耀嘴上常说：“社会始终都比个人重要”。新加坡的脸上也刻着“社会主义”四个大字——国名的全称就叫“新加坡社会主义共和国”。而且更重要的是表现在行动上，其一举一动每一项政策措施，都认真体现以社会为主义，以人民为宗旨；
③新加坡不崇洋媚外，而是相反：尊孔。公园里、广场上、办公室、公共场所，到处可见孔子的塑像画像，到处可以买到孔夫子的书。儒学被奉为“国学”。80年代还由总理带头，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推行儒家思想。新加坡不崇洋，但也不排外。李光耀的座右铭是：“吸收西方科技，推广东方文化”。身为反殖民勇士的他，却并不抹杀殖民国家的一切。相反，他敢于实事求是地指出：“最高级的英国殖民地官员，无论有什么政治过错，都是廉洁、诚实和有效率的”，是值得新加坡人学习的。正因为有这样明智的态度，所以才有日本前首相官泽的赞美：“在李光耀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东西方文化的美丽结合”；
④新加坡不拜金，不捧“大款”，抑制暴富，铲除腐败，维护公德，始终坚持物质精神两个文明一齐抓；
⑤新加坡坚持人的因素第一，人才第一的治国治厂思路。李光耀一再强调：“发展经济，人的因素最重要”。又说“新加坡什么资源都没有，唯有人力资源”，“人才是新加坡成功的主要关键”，“我们的未来，全靠企业是否有最好的人才领导”，“人定胜天”；
⑥新加坡重视国有企业，采取确保国企只赚不赔的经济政策。李光耀30余年总理生涯的头一年，就十分清醒地认识到问题的本质是，“一个社会主义政府，在一个本质上仍然是资本主义自由企业的制度下，发展工业”；
⑦在政治上，新加坡也不拜倒在西方的民主人权脚下，而是相反，坚持认为“经济先于民主人权”。李光耀指出：“新兴国家经济发展最终也将导致类似西方的生活方式和办事方法”，但是，在“经济还不发达，人民还没有学会容忍不同意见并愿意暂时接受相反意见听从相反命令的时候”，“好政府比民主人权更重要”。并且指出，西方社会自己，“在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民主政体也几乎全部坍塌了，取而代之的是独裁政体”。还指出：“英国美国倘若在19世纪就实行一人一票的普选，而不采取财产和教育资格的限制，经济和社会发展也不会那么迅速”等等。
显然，“新加坡办法”或“新加坡道路”，是不同于西方，倒是和我们有着许多共同之处的。
这样的治国治厂经验不学，还学什么样的经验呢？所以，四年前邓小平同志就告诫国人：“我们应当借鉴新加坡经验”。五年前，李光耀67岁任期未满主动让贤不当总理后，国务院聘他当顾问。这些罕见的甚至独一无二的说法做法，都是正确的 。
这些说法做法告诉我们：要搞活企业振兴中国，世界上二百来个国家地区的好经验，我们都应该虚心学习借鉴，但是，最应该学的是新加坡。新加坡应该是我们学习借鉴的首选国家。
中国政府聘某个国家卸任总理当顾问，是独一无二的。对这样罕见的独一无二的事情，老百姓怎么看呢？中国老百姓对学外国聘外国人往往闲话不少，认为花那么多美元不值得。但唯独对学新加坡，聘李光耀，闲话很少——我还一句没听到。可见老百姓认为值，认为政府做得对。看来老百姓心里那杆称，是很准确的。
人的因素第一，人才第一
搞活企业搞了十几年，五花八门的办法全用了，为什么就是活不了？没有抓住关键。96年西安全国治厂经验研讨会上，有一个发言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就是东道主陕西行为科学学会会长、陕西省电子局局长李绍华的闭幕发言。中国的这位李局长深有感慨地总结说：什么办法都是要靠人去实行的，搞活企业，关键是人，尤其是厂长。这些年来我感到最大的难题是，很难找到合格的理想的厂长。这个问题我到今没想通，没解决。现在坐在厂长位置上的人，大多数是矮子里面拔将军，勉强放在那里的。
我一听，这是讲真话了，不带水份。并且是行家说行话，一针见血就讲到中国企业总也难搞活的关键上了。
其实新加坡的李总理，也是想了很长时间，才彻底想通的。70年代李光耀50来岁就想到了找接班人，可找了许多年也找不到，很是纳闷。他在一次演讲中说：接班人怎么会这么难找呢？“我百思不解，一直想不通”。经过长期的思考，深入的调查，甚至查遍了绝密的全国人才档案，他才终于有一天忽然想通了。
李光耀这番调查研究终于找到的答案，其实就是邓小平早就说过的“人才难得”四个字。他发现，新加坡虽然生活富裕教育发达，真正有才的人，仍然是少而又少。就是现在，有高度天资天赋的一流人才，平均一千人才有一个。而同时又有德，即有高超天资兼具坚强性格、健全气质、高度干劲等品质因而能够大用的人才，则平均三千人才有一个，全新加坡一年才能产生出十来个。而这样少的能够大用的精英人才，又大多数愿意和适于搞专业技术和商业经营，愿意和适于“做官”从政的，很少。
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必须扩大范围引进人才，实行坚决的人才政策。李光耀调查了历届政府的顶尖人物情况：第一任内阁九名部长，七名是非新加坡出生的外来人。82年内阁的高级阁僚，只有一名是本国出生的。无论60年代70年代80年代，新加坡各主要机构事业单位的一把手绝大多数是非本国出生的外来人。李光耀内阁成员中，七位最高领导人，只有李光耀一人不是外来人。
李光耀指出：“外来人才贡献重大”。新加坡正是由于大量引进外来人才，造成领导层人才的“高度浓缩”，才有现在的成功。如果完全依赖本国人，“新加坡的表现就可能还不到目前的一半那么好。”
李光耀指出：关键重要的岗位必须任用高度能干的杰出人才，差一点都不行。倘若我们现在不是竭尽全力挑选这样的最优秀人才，而是“听其自然的发展，把新加坡交到一批平庸之辈（也就是才能中等或中上等人才）手里”，那“将是一种罪过”。因为倘若这样，新加坡人“几十年苦心经营的成就，几年内就会被摧毁”。“这将会是我们的末日。”
多么精辟独到的见解啊！这对解决中国和中国企业搞活问题，难道没有启发吗？
人才是关键，但关键的关键是落实
新加坡靠“人才是关键”，建国30多年发展到了人均几万美元。中国也知道“人才是关键”，领导人也早就清清楚楚指明：“中国改革最重要的一条，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了，却为什么建国40多年还是人均几百美元呢？差别在于落实。
比如新加坡讲“人才是关键”，就在第一个最关键最重要的岗位，放上最优秀最杰出的人才，差一点都不含糊。而我们许多地方，许多企业，往往差两点、三点、四点、五点，也凑合了。
又如新加坡认识到“人才难得”，就打开国门去找。我们过去哪敢？别说“国门”不敢开，海外来的有海外关系的不敢重用，近些年胆子大一点了，开了点小缝，厅局级部省级的椅子，让出几把给“党外人士”坐了，但几乎全都是“付”的。稍微重要一点的岗位，就往往只在“听话的”“稳重的”“领导喜欢的”范围里挑选人才。范围这样小，怎可能挑选出大批一流的人才呢？
再如“人才流失”问题，中国严重，新加坡也严重，是个世界问题。没有才华的人要偷渡，有才华的人则是横渡，现在世界各国各企业都在抢人才。就是新加坡这样的条件，也由于种种原因，出现了外流人数迅速上升的局面：60年代微不足道，70年代每年流失1000人，80年代每年流失近2000人，1987年流失3500人，1988年流失4707人，问题也相当严重。新加坡几十年来“人才受惠国”和“人才高度浓缩国”的地位，正在改变，也开始出现了“人才荒”。
新加坡高度重视这个问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较好解决了这个问题。重要的措施，就是高薪。李光耀说，“在人才难求情况下，不能只一味要求人才作出贡献，而不给他们公平的待遇。”又说，“我们不能期望有才干的人，放弃高薪的工作和牺牲家庭，去当低薪的部长”。
当然光说没用，必须做。对也就对在“做”字上。新加坡做到了，结果企业活国家兴大家一块富。我们没做到，谁也不愿意谁多得一点，结果大家一块穷。新加坡是怎么做到的呢？比如新加坡1970年给部长之类关键人才普遍加薪，却没有引起各地工会争取工资的热潮，举措之一就是唯独总理自己不加，完全大公无私。新加坡给杰出人才以很高报酬的政策，能够让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的才能普通的职工和人民心甘情愿地支持，所采取的许多措施和精辟见解，对我们解决许多地方许多企业长期只挂在嘴上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口号落到实处，也会有所启发。
看来，搞活企业，很需要借鉴新加坡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