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原地理与青藏文化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圈论文,青藏论文,高原论文,地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以青藏高原地域命名的青藏文化圈，被国内外学术界共认为是一种有独特色彩、内涵丰富的文化形态。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一颗鲜亮夺目的宝石。
青藏文化圈套的形成过程中，地理环境的影响如何？它们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学术界对此问津的论文还不多见，而马克思却早已说过：“我们每个人都要更多地受环境的支配，而不是受自己意志的支配。”不言而喻，在大的范围内，人类面临的首先是地理环境。
青藏高原大多是三千米以上的高海拔地区，雪山林立，江河纵横，遍布着广袤寒冷的草原只有极少数的河谷适于农作物生长。高原大部分地区气候变化无常，没有绝对的无霜期，在这样严酷的自然环境下，人类如何生存繁衍？会孕育出什么样的文化形态呢？
高原孕育的牧业文化
人类具有适应自然环境的天赋本能。藏族自然也不例外。尤其在青藏高原这块地壳活动剧烈、地势仍在升高、自然环境严酷、气候恶劣的地域，生存问题显得特别的重要。而要适应，则必须选择适应这种地理条件的生产方式。
为适应这种环境，高原藏民族选择了以畜牧业为主的生产方式，从此与畜牧业结下了不解之缘。青藏高原的气候常年在摄氏零度上下。物竞天择。在如此环境下，生存的必然是耐寒、热量较高的生物，特别是动物。高原人类单纯依靠纤维性植物则是无法维持其生命所需要的热量，实际上高原也没有那么多纤维性植物可以供给食用。因此，人类只有把目光盯在周围那些生命力旺盛、用途多样的动物身上，通过它们索取能量，及其他生存必备的多种物质。这就是藏民族发展历程中与畜牧业结下不解之缘的最根本原因。
高原可种植农作物的土地面积不多，即使在河谷平原海拔也大都较高（2000米以上），且面积较小分布狭长，无法形成大规模的农业生产，不能给高原人提供较充足的粮食。而农区地域固定、生活稳定、加之其他因素，人口繁衍速度超过高原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更使粮食匮缺。另外，高原气候决定了无法生产棉麻纤维，穿着和生活用品的需求，只有通过牧业或者狩猎来索取兽皮、兽毛来满足生存的穿着需求，这也是藏区半农半牧经济发达、人们重视和经营畜牧业的根本出发点之一。
高原环境下生命所需要的高蛋白养份，也唯有从动物身上方可获得。牛羊肉、牛羊乳、牛羊皮等，它不仅能为人们提供大量的蛋白质热量，还能提供较全面的生活资料、生产资料。如牛毛牛皮，能织帐蓬、口袋、毯子、靴子、皮袋等；羊皮能缝织裘衣、皮绳等；羊毛还可织成褐衫、氆氇、条绳等。另外，牛和马能骑乘驮运，解决了交通问题，从而完成了自给自足的经济结构。这种经济不啻对人类是一种诱感和安逸。而高原的地理环境又为人类提供了经营畜牧业的广阔草场，使畜牧业经济成为高原势在必然、又无竞争对手的生产方式，是唯一适应这一地域的经济形式。青藏高原近年出土的文物中，有大量的骨器，也充分佐证了高原畜牧业经济历史的悠久，覆盖面的广大。
伴随着这一经济形式而形成的文化有：
饮食文化 食品是维持人体蛋白质需要的最根本条件。畜牧业经济能提供的食品主要是肉类和乳类。肉类中又主要是高蛋白的牛羊肉，猎物中也只食野牛野羊等。从牛奶、羊奶类中还可提炼酥油，制作奶酪。以上述食品为主，再补充些纤维植物食品，如青稞、大麦、小麦、茶叶、葱、蒜、韭菜、蕨麻（人参果）等，构成了藏民族完整的饮食结构，形成了自己有特色的饮食文化。
肉类奶类补充了蛋白质的消耗，能增加热量抵御高原寒冷的侵袭；青稞、大麦、小麦等的熟制品又满足了人体对淀粉、维生素的需要，而茶叶又能解腻（以热性茶为主）。
藏民族的饮食文化，不仅仅表现在饮食结构上，主要表现在制作上，如酥油茶、奶茶等。把奶油和茶叶、食盐搅拌在一起熬煮，形成独特的风味，满足了人们饥与渴的双重需求。对肉类的加工也是如此。不仅把净肉部分充分利用，还把五脏六腑揉和捣碎灌肠煮熟，血水灌成血肠、大肠灌成肉肠，其他肠子灌成面肠。胃囊清洗后晒干，成了装置酥油或者奶水的行袋。既使是骨头，也要“敲骨吸髓”，和青稞、大麦粒等熬成粥汤充饥解渴。为了春夏和旅途热量的需要，还在冬季把肉风干成又酥又香的干肉。
在饮食习惯上，人们也积累了一套规范化的饮食程序，特别在牧业区和半农半牧区。晨吃酥油茶、奶茶，外加一碗酥油、奶酪、青稞炒面三合一的糊状粥；中午酥油糌粑；晚上全家团聚，煮上一锅肉，在肉汤里下面片或青稞粒煮熬成粥吃，临睡前，还有一碗酸奶子促眠助消化。
这种简单又营养丰富、制作方便的饮食文化，培育了藏族务实不浮燥、坦荡不做作、直率不虚伪的心态。高蛋白高热能的饮食还使藏族性格豪爽强悍，富于正义感。也使思维和语言表达能力较发达。
服饰文化 它也是高原畜牧经济的产物。
身穿裘皮制的、毛线织的长袍，衣边饰以豹皮、水獭皮，均是畜牧业（包括狩猎）生产方式的印证和折射。狐皮帽子、簸箕型毡帽、羔皮帽子、四耳片方帽、牛皮靴子、氆氇长腰靴子、瑚珊项链、松耳石耳环，还有发辫上缀镶贝壳、海螺等等，都真实地记录了藏族从低海拔海岸走到高海拔草原的变迁历程。生活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内陆高原居民群，装饰中却有着鲜明的海洋民族的痕迹，这在世界各民族和中国内地都很不多见，但藏民族却保留了历史的足迹，从而形成了独有的服饰文化风彩。
藏族的穿着方式具有自己的特色。平时长袍缠身，行护躯、眠当被等，用途广泛。劳作时长袖脱下，利于出力。而骑马、步行或是休歇时则两袖捅起，御寒保暖。妇女们的围裙以鲜艳氆氇织成，即是生活用品，又是装饰品。辫子上续掺五色彩线，显得妩媚多姿；男女夏戴礼帽，冬戴皮帽，春秋则以四耳夹帽配之，即遮阳挡寒，又增加了身高；脖戴珊瑚项链，背缀贝壳海螺银牌，即显得雍荣华贵，又别具特色；男人衣领镶缝豹皮，显得英武骠悍。这种孕育于高原地理和生产条件的早期服饰文化，把藏民族的文化特色逐步显现、烘托出来，并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完整的、系统的形态。
高原地理和牧业经济还使藏族社会结构、价值取向、审美情趣有了与众不同的特点。
（一）部落制社会组织的形成
藏族在原始社会时期，同其他氏族一样，经历了以血缘胞族为核心的氏族部落阶段。藏文古籍中关于藏族最初的四大姓氏或六大姓氏以及派生出的十八小姓氏的记载，反映的正是氏族部落发展迁徙和繁衍的情形。藏族在松赞干布的先祖止贡赞普时代即已形成发达的部落联盟组织形式，既使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部落联盟制度仍经久不衰，覆盖了大半个藏区，成为行政司法、经济及生活的主要组织形式。为什么部落联盟制在藏区这样发达并能长期存在下去？究其根源，是与高原地理和畜牧业经济有着息息相依，难以分割的联系。
在高原、在游牧生活中，人们面临的主要对手并不是人类组成的敌对集团，而是自然界的猛禽恶兽。高原人争夺的主要目标也不是农业区域和商业区域的土地以及城堡、财富、美女，而是食品，是生存空间！
严酷的自然环境，给物类提供的生存空间极其有限，与人类竞争生存空间的又是一些适应高原地理、具有顽强生命力的动物。尤其是那些凶悍庞大、力猛过人、狡猾敏捷的猛兽，如虎、豹、熊、狼、野牛、野驴、野猪等等，要想制服它们，从它们身上索取人类所需的生存物资，扩大人类的生存空间，人类不仅要比它们更勇猛、更强悍，还要特别团结。最重要的是采取群体行动，从综合气势、力量上战胜对方。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人类唯一可依赖的财富就是智慧。超过猛兽的方面也只是人类具有健全发达的头脑。人类唯有群策群力才是唯一的发展希望。
通过一个或者几个、十几个氏族的联盟来实现集体自卫、集体生产、共同发展，这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以氏族联盟的部落为特征的社会结构。
牧业经济本身的特点是一方面存在私有财产，诸如生产工具、牲畜、畜产品等等；另一方面，共有的自然资源，即部分生产资料又必然或者必须保留为公有的公共财产，如草场、河流、森林等等。尤其在牧区，草场广阔、植被单薄，只能以量抵质，又由于青藏高原海拔落差悬殊很大，草场必须按季节轮转使用。特别是高海拔的草场只能夏秋放牧，一待风雪来临，牧畜和牧人无法生存，只能迁到海拔较低、避风向阳的牧场。大自然铁的规律使人们只能采取类似草场等资源公有制的形式来维持共同生存，求得共同发展。而这些资源即只能由部落统一管理、计划使用。这就使部落制与人们的经济生活自然紧密联系，从而也使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除此之外，使其氏族部落不断扩展和延续下去的另外原因是：藏民族的先祖通过游牧、狩猎的生产实践活动，逐步悟出人类唯一的财富就是聪明的头脑和集体的力量。只有部族联盟才能凝聚成一股强大的、能抵制大自然淫威、能制造自身存在的诸多条件，也能对付其他部族侵略掠夺的有效能力，才能在世界上有一席之地，整个部落也才有发展的希望。这种对智和力的需求，已不是血缘联系的氏族部落所能满足、所能提供的。客观环境逼使各个氏族部落要扩延家族部落，把邻近的具有共同地域共同利益的其他家族部落吸引过来，组合成联盟，成为以部落联盟为特征的社会组织结构。
部落联盟为了维系这种联系，通过盟誓、规范行为、利益均衡等方式倾力维系，使部落联盟制成为社会公认、行之有效的社会独立单位。
牧业经济的运行也是集体性的，单个牧人很难独立进行。如搬帐圈，一家的辎重要载在牛背上，这就得依靠众多的人力同时行动，没有部落其他成员参加则困难重重，无能为力。狩猎或晚上守圈防兽，部落仇杀，草山纠纷，均须庞大的队伍参加。一个人的力量在原始的生产形式和严酷的自然环境中显得十分微弱、渺小。这也是这种与牧人生活难以分割的社会组织能够存在下去的另一因素。
部落联盟制的社会组织，给藏族文化的形成也带来了一定的活力，表现在社会生活中自由民主的气氛。尊重智慧、广开言路、实行民主，这种风气反过来又促使藏族社会形成言论自由、思想民主、尊重知识、尊重老者、尊重经验、礼貌待人的社会风尚，给每个人提供了宽松自在、和谐团结的心态氛围。
部落联盟制还为每个成员提供了安全感，提供了平等竞争的机会。部落公有财产在公平的原则下由部落议会分配；血族仇杀和草山纠纷由部落联盟负责组织调解；个人伤亡损失由部落联盟抚恤赔偿；丧葬及喜庆开支的不足部分也由部落负责补偿，牧民的正常生活可依赖部落资助维持最低水平。这种从政治生活到经济生活、日常生活一竿子插到底的社会组织，之所以能维持上千年，就在于它建立和产生于牧业生产方式和高原地理环境基础之上，又与人民群众有着直接的利益联系。
（二）尊崇英雄是牧业文化的另一特色
原始的简单再生产，野蛮时期的部族征战、仇杀，大多以英雄的命运影响甚至决定部落的命运。部落重大的群体行动都得以勇敢顽强的支撑点。部落社会以勇者为首，以勇者为王，最早的藏王也起名为“赞普”，即强者、猛士、英雄之意。社会风尚也以煊耀勇武为上，如给勇武者奖虎皮、豹皮为披戴。勇武者自己也将猎得的虎狼豹的皮披在肩、置于铺、缠于头，以示荣耀。
培养优良畜种是牧业经济的主要内容，从而还使以骑兵为特色的军事活动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骑兵为建立吐蕃帝国提供了强大、快速的军事力量，相应地产生了骑兵作战的艺术、供骑兵使用的锐利武器，如刀、剑、枪以及抛索等。这些武器和军事艺术在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中得到了印证。
（三）妇女在藏区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大致平等地位也归功于牧业经济
牧业生产使男女在生产能力上无强弱、大小的事实得到了充分的展示，无论是放牧还是加工畜产品，或者是搬帐圈，从事运载，男人能干的活妇女全能干，有些男人不会干的（如织褐子、提炼酥油、制作奶酪等）妇女也干得了。妇女的生产潜力得到了充分的开掘，创造的经济价值要比男人多，社会地位自然得到了充分的肯定。无论在经济生活还是政治生活中，妇女都受到相应的尊敬，男女平等的观念渗进社会最基本的细胞。这也归功于高原地理产生的牧业生产方式。
（四）牧业经济还孕育了正确的价值观、生命观、健康的婚姻意识和丧葬文化
藏民族对世界的早期认识，自然是凭自觉的。在狩猎、放牧的生产实践中，在对周围生存环境的观察了解中，他们看到物类不同却都具有与庞大生物一样顽强的生命力，从而认识到生命的全面价值、生命的竞争能力，认识到生命并无贵贱高低之分，生命的价值不在于外形、体重、大小长短，而在于内涵。所有生物各有所长，各有所短，最根本的在于自己能否适应环境、驾驭环境，每个生命在大自然面前是平等的，大自然对每个生命的待遇也是公平的。高原冷酷严峻的自然环境，又使每个生命都面临优胜劣汰的选择。只有顽强的创造力，才能使生命之树常青。生存下来的生命都具备了同等的素质，生命是平等的。这种对生命价值观的升华，可能只有狩猎和牧业生产中才能直接领略其真谛。它的客观存在迫使生产者不得不认识，不得不适应，并在此基础上调整自己的观念，协调自己的生存条件，规范自己的行为，达到自身发展繁衍的目的。
正是基于这一观念认识，早期藏族社会的道德、法典、伦理、风俗等均朝这方面倾斜，以此为基础。万物平等、尊重生命、公平竞争的观念成为雪域藏族宇宙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奠基了远古藏族社会政治上民主议会制、军事上民主裁定制、法律上趋向于人格平等，人人在社会生活中有发言权和健康宽和的氛围。同样对待人才也不拘贫富高低，允许各领风骚、自由发展，这种氛围又为藏民族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组织的活力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这种观念，还为佛教在青藏高原的传播、弘扬打下了基础，与佛教的“生命平等”主张不谋而合，为佛教教义深入人心铺垫了道路。
健康的婚姻观也得益于牧业经济。
漫长而无情的牧业生产，给牧人的启迪和教训中，重要的一条是繁殖牲畜必须走杂交这一途径。唯有远亲杂交才能培育优良畜种，才能得到高额的畜产品，获取丰富的物质财富。比如在高原牛类中，犏牛是杂交而生，其产肉量、产毛量、产奶量就都要比黄牛、“都毛”（尕力巴）高。其生命力顽强，适应粗饲，耐长途驮运。为了提高牛的素质，有的地区还设法把野牛赶进养牛群交配，增强牛的生存能力，拓展家养牛的身高、体重、奶汁。马也如此。在以马为主要交通工具、以骑兵主要军种的远古，谁的乘马质差谁就挨打。因此，改良马的品种，提高马的素质成为牧业经济重要的内容之一。而这一目的只有通过优种马的交配才能得以实现。
人类从自己的经济生活中看到了近亲婚姻的恶果，远亲结合的益处，他们把这一法则也运用到自己的婚姻生活中，以使婚姻健康圆满。
藏族社会严禁血缘家族通婚，既使过了五服也不行。乱伦者不耻于人类，受到家族严历的惩罚，或处死或驱逐出家园，永远不许在邻近地域出现。整个社会唾弃乱伦现象。
男女交际较自由，性生活也不受大的限制，婚姻很少受经济条件、部落隶属、地域环境的影响，这就为健康圆满的婚姻创造了良性循环的环境。而人格平等、生命平等，又为男婚女嫁和招赘上门铺平了观念方面的坦道。赘婿及私生子不受社会的歧视，生男生女社会地位平等、经济权力平等、寡妇和老姑娘不遭社会舆论的非议，这种健康的婚姻氛围促成了婚姻的健康文化传统。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认识，藏族人头脑健全、骨骼发育完善，心态开朗明净，极少痴呆和先天性畸育，身体素质较好。这都得益于牧业经济对婚姻生活的影响。
独特的丧葬文化也是牧业生产的副产品。
看惯了自然界草枯草荣，花开花落的盛衰景象，也经历了大批量牲畜的生老病死，藏人的先祖对生命的全过程有了较全面的认识，对人的死亡也有了正确的、科学的态度。表现在丧葬仪式上显得有所适度，有所节制。以天葬为主的多种葬埋形式正是人们对生死观理性认识的结果。
把亡者抬葬到高山上风化，或者由秃鹫和猛兽吞食，让躯体消失在地表上，对此，亲属并不认为是一件惨不忽睹、无法接受的事儿。相反，把尸体停留在地表上则认为是有违自然天理法则的。
人们把生命的延续和转回看作是灵魂的转移、肉体的再造，把期望寄托于灵魂转世上。因此，精力和财富集中在祈祷来世上，而不是铺张于丧葬仪式上。亲人也不过份悲伤，而是为灵魂超度于新的世界上倾其全力，充满希望。在一定意义上，它不无健康积极的内涵。
高原，雪域文明的摇篮
文学艺术是一个民族文明程度上的重要标志之一，反映了民族的心态和内部的团结和谐，也是思维水准高低的反映。对真善美的强烈追求，对假恶丑的鲜明鞭挞，是一个民族哲学意识趋向成熟的象征。
高原地理孕育了藏民族的哲学思想
雪山、冰川、河流、草原、沼泽、莽林、变化莫测的气云团，来去匆忙的春华秋实，大自然怀抱中万物竞争转换的现象，其中的内在联系和较明朗的规律，使藏族先民对世界有了辩证的认识，逻辑思维较之其他学科早早萌生，渐次形成。而神秘飘缈的雪域气氛，又使逻辑思维有了浮想联翩、纵横驰骋的空间，磨砺了哲理火花的长足发展，把藏族的逻辑思维推进到了内涵深邃、形式丰富的辩证思维阶段，培育出朴素的唯物主义哲学观念。它也为以后的佛教哲理在雪域传播有了思想上的良好土壤。佛教的因明学与藏地的辩证法相互找到了“知音”，相辅相成的纵横发展，最终结合出富有雪域地方特色和民族色彩的“藏传佛教”。
藏语言学也得天独厚地有自己的特色
首先，哲学坚实的基础，给思辩注进了强大的活力。思辩水准的提高，又给语言舞台提供了丰富广大的空间。逻辑推理、物化形象、民主气氛、自由思想，都为磨砺语言的表达能力和语言的内涵延伸创造了积极的条件。特别是高原星转斗移、气象万千的景观地貌，给语言提供了形象生动、浩瀚无比的比兴“源泉”，从而使交流信息、沟通情感、抒展思想之语言这一媒介载体变得更广浩、更丰富、更多彩、更形象、更准确，也炼就了藏区群众性的讲演队伍。议事处事，相互交流谈判都以口才的好坏，能否雄辩为胜输的砝码，并渐渐形成了社会风尚，把人们导向于语言世界，提高了人们的思辩表达能力。尤其是谚语、格言、比兴诗的应运产生，经久不衰，把藏语言推进到精美完整，天衣无缝的程度。
艺术领域中的佼佼者——歌舞
歌舞艺术的发达归功于宽松、自由、舒畅的人际环境，以及健康明朗的心态。没有压抑感，也不存在严格的尊卑贵贱之等级，在一定范围内，可以自由抒展胸臆，渲泻情感，充分表达内心的喜怒哀乐，歌颂美好的事物和景观，嘲讽社会丑恶现象。这种氛围促使各种形式的歌舞艺术脱颖而出，各种形式的艺术得到社会的承认，都有自己发展的一席之地，呈现出百花齐放、缤纷多彩、繁荣不衰的气象。
这种发展氛围还归功于高原环境与气候对人的刺激。
爱美是人类的天性。高原严酷的地理条件，瞬息万变的气候变幻，生命的扑溯难测，以及漫长的寒冬灰春，促使雪域藏人十分珍惜美好的时光、珍惜美好事物，热爱生命、热爱生活，对美的追求显得十分强烈、十分直接，并培养了乐天的性格。喜庆宴会上要唱歌跳舞，丧葬仪式上也要唱悲歌、祈祷歌；上山放牧，下地干活要唱歌；喝酒来客，也要唱歌；剪毛擀毡，长途运输时唱歌；打麦场上，火塘旁聚会也唱歌。至于谈情说爱和冬闲长夜，更是少不了歌舞。歌舞艺术成了藏人生活中须臾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各种节日成为狂欢的良辰。夏日有踏青逛林卡的香浪节，秋天有望果节、沐浴节，冬日有藏历年，连神圣的宗教节日也揉进了法舞表演。整个藏族社会变成了歌舞的海洋，人人变成了歌手和舞蹈家。
丰富的民间文学是高原养育出的另一奇葩
是非观念的鲜明、哲学思想的成熟、宽舒的誉论氛围、单一又悠闲的经济生活，特别是高原气象万千的自然景观，给藏人铺展开了丰富无比的联想空间。同时，单调漫长的高原时日，难以交流的闭塞居住环境，商业和城市的不发达，也只能靠文学艺术来充实精神的需求。这就给民间文学的产生、发展创造了十分适宜的气候。神话、寓言、民间故事，如泉涌洪溢；格言诗、叙事诗也不断问世。各种民歌体的歌谣更是浩如烟海，涉及的内容包括真善美与假恶丑的斗争，政治经济、婚姻爱情、宗教信仰、伦理道德、生产生活、民情风俗等等，无所不有，极其广泛。在世界众多民族之中，藏民族的民间文学遗产可列为发达行列之中，尤其是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对世界文化的贡献不谓不大。
《格萨尔王传》据可靠统计，现有一百二十部以上，字数上千万，行数一百万以上，比世界著名的史诗“罗摩衍那”、“伊里亚特”都要浩大繁长，是世界公认的第一长篇史诗。它包涵的内容也极其广大丰富，从部落征战到爱情波折，从抑强扶弱到道德法庭，从财产美女到民族团结，从天上圣殿到人间地狱，从神灵到俗民，从政治斗争到军事经济，几乎囊括了古代藏族整个社会风貌。它展示的生活画面也多姿多采，既有高原藏人的生活习俗，又有异域国土的绮丽景色；既有贵族上层的富华铺张，也有穷人的拮据窘状；既有神仙佛爷的飘逸行踪，也有悍将强卒的厮杀拼搏；既有凡人俗胎的七情六欲，也有妖魔鬼怪的张狂凶残；既有仁人智者的精辟见解，也有动物禽鸟的情感吐露……说到底，“格萨尔”史诗的诞生得益于高原，与高原地理有着直接的关系，高原空间是其问世的肥沃土壤。谁也难以相信，如果不是高原地理的因素影响，藏族民间文学能发达到如今这一规模。
高原涌生的宗教文化
高原地理施于居民的心理压力是沉重的。
万千个高耸威严、峥嵘绵亘的峰峦群山，无数条横流竖奔的江河湖水，蛛网般密集的沟涧峭壁，变幻不测的风云气象，都给远古藏人予神秘感、压抑感、恐惧感。面对大自然，人类感到自己是如此的渺小无力，深切地感到大自然的不可战胜、不可捉摸和不可驾驭，尤其是天灾横行之际。这种认识发自切肤肺腑。
风雪霜雹、洪涝干旱、病虫瘟疫、随时吞噬了一个家庭、一个部落、一方生灵，卷泅了他们千辛万苦、世代积攒的财富，夺去了亲人的生命。这一切灾难，原始人觉得靠自身是无法扭转无法改变的。他们朦朦胧胧觉得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在驾驭主宰着大自然，不然为什么有天晴天阴，有春夏秋冬，有狂风暴雨，有病虫灾害等等，于是就臆相虚构出神灵形象，出现了神灵崇拜，产生了最早的原始宗教雏型。
先民们对神力的开掘认识，是根据自己耳闻目睹体验和想象翅膀融汇结合塑造虚构的。他们认为在大的总“神”之下，主宰雷电风雪雨霜及水火虫木的“神”都是独立的、具体的、自成体系的。
他们把宇宙分为天上人间地下三界，又分别虚构出三大“神”系。
从空中给人类带来幸福和灾难的神，称其为“宁”神，释其意则为暴烈之神。其性格喜怒无常，爱凭感情用事。“宁”是人类无法捉摸，无法驾驭的厉神，人类只得听命“宁”神来摆布祸福，主宰自己的命运。
控制地脉系统的神，藏人先祖起名为“勒”。“勒”的性格阴柔过敏，行踪无常，身影隐匿，防不胜防。他掌握着地表上的山峦、河流、地气、虫木走兽等。大地或秩序井然、无病无灾、人畜平安、草木兴旺，或山震地裂、瘟疫横行、人畜暴亡、草木枯干，全凭它的兴趣和喜怒。“勒”是个感情脆弱、情绪不定的神，人类稍有不慎，就会招来打击，出现病疫和横祸。
另外一个主宰神是“拉”。“拉”是高尚、超脱的神，他分管的区域是天上仙界。他是真善美的化身。由于他的情躁，他的能量、他的修养，他是众神心目中最至尊的，也是从精神上可驾驭众神的“神王”。他能管理地下人间诸神，说服教育他们为众生造福。但由于世间万物生灵，有着自己不可逆转的命运，是属于六道轮回，所以，“拉”神一般不轻易过问琐事。不过，人类既然找到了“拉”这位救世主，则自然抓住不放，百般恭维祈祷，表白诚心，祭祀不已，力图减轻灾难，获取幸福。
先民们还想象出大神之下必定有诸多小神，不然如何传达信息，调迁派用，控制偌大世界。山有山神、雷有雷神、洪涝有龙神，一方地域有地方神等等。它们各司其责，是具体地管理人类脚下土地的神灵，是直接主宰自己生死祸福的神灵。只有“巴结”好这些具体主管自己的神灵，才可能祛灾禳邪，求得部落的安宁和平，繁荣昌盛。
人们还发现，在同一地域有的部落常常遭受灾难和横祸，有的部落却能幸免于难；有的部落横祸不断，病疫频起，元气大伤；有的部落却风调雨顺，人畜兴旺。他们把这种现象的产生归结于自己所供地方神身上，觉得神也有强弱优劣之分，便自行寻找自己信得过的神灵来当部落或家族的保护者。其中还不乏先辈中智勇超人的亡灵，或是战功显赫的英灵。通过他们的英名、战绩来威慑仇敌，镇伏邪恶。在这些保护神中，也有从外地“重金厚礼”聘请来的“德高望重”者。
这就是青藏高原产生各种林林总总神之现象的认识论基础，也是青藏高原成为神的世界的根本原因。其结果，形成了人与人、部落与部落的恩怨纠葛升级成为神与神之间的恩怨纠葛的奇特人文景观。雪域人把神完全拟人化、人情化了。
各种崇拜祭祀礼仪是青藏高原文化圈的又一特色。
煨
，一种象征主义的供养。用高寒地带的香柏、艾花、药草，撒之新糌粑、新牛奶，甚至糖果点心等佳肴，点燃柏枝，让混合香味飘向天际，再辅之于叩头转台，同时呼之神的尊名，念之赞美祈祷之词，借以传递对神的崇拜，自身的期望。遇到仇杀和战争，还用宰牲形式供奉保护神，期望辅佑助威。由于它是采用血肉祭祀，人们称其为“红”以区别平常的“白”。
“插箭垛”，即藏语中的“拉哉”，也是祭神的重要形式。在高山尖上、在垭豁口，用木杆带彩翎做成箭状（缺柴禾之地，用红柳条缠羊毛来替代），竖立成堆，叫做“插箭垛”。插箭的险峻地势实际也是所供养之神的驻场地。表示扼守一方要道，耸立双方边界制高点，起到镇慑护卫的作用。供奉箭翎，也就是给保护神提供武器。每年一定的月日（这天也许是传说中保护神的生日，或是保护神正式任职到岗的吉日。不论如何，它是经活佛高僧们卜算选定的），部落或是家族的全体男丁，到插箭垛插上自己拿去的翎箭，把旧的朽箭挑剔除去。有的还在插箭垛下埋下金银和麦禾，作为对保护神的供养。
在三岔路口和山包堆砌白石堆，也是祭祀神灵的另一种方式。路过的教民拣几块白石头添加在石堆上，再绕白石堆沿顺时针方向走圈，表示心地信仰的纯洁无邪。而白石头又俯首即拾，就地取材，方便又实在。
神祭还是歌舞的催生剂。丰收平安、引吭高歌、手舞足蹈，尽情表达内心的激情和对神的感恩戴德；横祸降临，又通过歌舞来表达痛苦困惑，祈求神灵禳灾祛难，赐给安宁。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藏民族擅长歌舞、擅长言词在一定意义上是与祭祀形式的丰富多姿有很大关系？
神灵祭祀对藏民族文化的发展所起作用是强劲的、广大的，是共同心理素质的催生婆，是部族凝聚力的粘合剂。
祭祀就要集会，集会就得盟誓，对着神吃咒发誓。这种集体的盟约，是信念与意志的融合，是情感的交汇，是统一行动及共同利益的协调。全部落都集合于“神”的旗帜之下，“神”又把大家捆拢到一块，给于每个部族成员力量、语言和勇气。其相辅相成的结果，使部落向心力增强了，文化特征固定化、永恒化了。
在统一的祭祀时日，四野八方的农牧民被神召唤到一块，以祭祀为中心，开展文化活动，进行竞技比赛，全面地娱悦保护神。每次祭祀又刺激了各种社会群体对艺术的热情和各种体育形式，不仅使原有的文化活动普及和深化，还导致了活报剧、藏剧、说书、杂耍等艺术门类的涌现传播。
综上所述，正是青藏高原的地理环境，孕育出了藏民族共同的心理素质、审美情趣、道德伦理、宗教信仰等文化特征。高原地理不啻是藏族文化形态的催化剂和摇蓝，只要抓住了高原地理，也就揭开了雪域文明的面纱，找到了这一文化形态成形的渊源，对很多文化现象也就不会感到神秘迷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