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腐败链”的产生看党性修养的重要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腐败论文,重要性论文,党性修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我国，“腐败链”的产生和形成是不争的事实。它是当前腐败表现的新特征。它对党、国家和人民的命运和前途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砸碎“腐败链”刻不容缓。本文拟通过分析“腐败链”的现象、原因来论证党性修养的重要性。
一
随着改革开放进一步向纵深发展，市场经济日趋活跃，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又有着不同的表现。从近几年揭露的大案、要案中发现，腐败现象由过去集中发生于少数部门、个别领导身上，向某些权力部门和许多领导身上迅速蔓延，其渗透的领域和范围越来越广。腐败行为不再是独来独往的个体行为，而是由多个层次、多个岗位的掌权者狼狈为奸、内外勾结、上下串通、互相利用而结成的群体行为。在他们当中，往往是拔一个萝卜带出一片污泥。上至中央，下到基层，从党政机关到企事业单位，都有领导干部卷入其中。我们把这种腐败现象称之为“腐败链”。“腐败链”是当今腐败现象表现的新特征。何谓“腐败链”？我们定义为：“腐败链”是党政机关及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以权力为杠杆，利益为砝码，互相勾结和利用而结成的群体犯罪团伙。这个定义概括了构成“腐败链”的三个要素。其一，概括了“腐败链”的主体，即腐败行为的物质载体——从事公务的人。它们是一个群体，而不是单个的人。其主要成员是党员领导干部。其二，概括了“腐败链”的外部特征。它极为明显的外部特征是手中有权，身居要职，以权力为杠杆，以利益为砝码，结成团伙，集体作案。其三，揭示了“腐败链”的性质。它们是一个把公共权力蜕变为私有权力的群体犯罪。“腐败链”的产生和形成警示我们，腐败已经发展到更深更广更隐蔽的新阶段。我们面对的不再是单个行为的腐败分子，而是一个盘根错节，关系复杂的腐败行为团伙，我们党领导的这场反腐败斗争是一场非常艰巨复杂长期的深层次的严重政治斗争。看不到这一点，看不到问题的严重性，是极其有害和危险的。
“腐败链”的表现是多方面的，这里列举以下几种：
上梁不正下梁歪，从上至下结成“腐败链”。事业的成败，关键在领导。领导干部的表率作用，带动一方风气。领导干部自身不廉洁，必然是上行下效。原广东省食品集团总经理兼党委书记谢鹤亭，背离组织，逃避监督，上任三年，将一个3000多员工，22亿多资产，效益好的一个老企业整垮、赌完了，成为广东省有史以来的最大贪官。他身边的官员，从副总经理到分公司经理、部门主任、财务人员等耳濡目染，步其后尘，狼狈为奸，串成一串，共同侵吞、占有国有财产。
下梁不正上梁倒，从下到上结成“腐败链”。一些政治素质差，投机钻营，靠跑官要官的人为背靠大树好乘凉，寻找保护伞，以钱开道，吹喇叭、抬轿子，将个别意志薄弱，立场不坚定的领导干部拖下水。原贵州省建设厅副厅长兼房改办主任王才庚，后出任安居工程“万邦”房地产开发公司董事长和法定代表人。心术不正的杨某为谋取该公司总经理一职，实行“捧上”策略，以“糖弹”开道，不断加大“进攻（贡）”火力，王这样一位受党教育多年的领导干部在短短二年时间就被杨拉下水。王、杨结为团伙，挪用、蚕食国有资金，吸吮黎民百姓血汗。
内外勾结，里应外合结成“腐败链”。本单位与外单位、跨行业、跨地区的腐败分子互相勾结，侵吞国有资产。苏州交行原党组书记、总经理蔡涵刚，伙同原政协副主席、交行部门经理等人与社会上一些不法分子结成利益同盟，违章拆借41亿元，将大量资金搞到体外，流入自己腰包。此案涉及17个省市、近百家单位。
臭味相投，狼狈为奸，集体作案，结成“腐败链”。有的领导干部心有灵犀一点通，一拍即合，利用职务之便，欺上瞒下，中饱私囊。原陕西省民政厅正副厅长3人、处级干部8人、科级干部1人， 借主管农村救灾救济扶贫和社会福利工作之便，贪污受贿、私分公款70多万元。
人情、友情、亲情、情情相连，结成“腐败链”。有的领导干部在情与法的天平上，为情所左右，视党性于私情之下。老婆腐败丈夫保，儿子犯罪老子护。山东省日照市原市委书记王树文，其夫人徐峰丽耍弄特权，顶风走私；干儿子贪污、行贿。王置党纪国法于不顾，徇私枉法，指使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等人设置障碍，从中作梗，致使“腐败链”越连越长。
官官相护，执法人员与腐败分子结成“腐败链”。有的腐败分子在原单位违纪违法不但未得到惩处，还被“链”上的领导干部说情包庇、开脱罪责，易位换岗，加官晋爵，到新单位故伎重演，结成新的“腐败链”。有的干部在查处案件中，接受贿赂，与被查处的腐败分子勾搭结成“腐败链”。如黑龙江省在查处“国贸城”等大案中，涉及处以上领导干部60人，其中，厅级干部19人，执法人员22人；在北海房地产开发一案中，涉及原市委常委、纪委书记、土地管理局局长、规划局局长等120多人，其中厅级干部5人，处级干部20人。
凡此种种，“腐败链”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腐败链”已成为当前反腐败面临的严峻课题。
二
在我国，“腐败链”已经产生和形成，这是不争的事实。那么，它为什么会产生？它与党性修养有什么关系？这是研究从“腐败链”的产生看党性修养重要性问题的关键。我们认为，“腐败链”的产生和形成是多方面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党员修养不够，党性不强是“腐败链”产生和形成的终极原因。
第一，从结构上看，“腐败链”极为明显的外部特征是，它是由单个腐败分子串结而成的。没有单个腐败分子，腐败分子就结不成为链。而腐败分子之所以能滋生、蔓延，结成为链条，其原因在于当今社会具备了它们生长的基本条件。一般说来，腐败分子与“腐败链”产生的基本条件是相同的。关于这些基本条件在国内外理论界上的说法多种多样。在国内有两因素论，如：“主观和客观因素论”、“历史和现实因素论”、“权力蜕变与监督乏力因素论”等。有三因素论，如：“基础性因素、体制性因素、诱发性因素论”。“外来因素、体制因素、教育因素论”。还有“综合因素导致三个主义恶性膨胀论”。具体地说：一是我国近三千年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思想观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生作用的社会历史因素；二是在对外开放条件下，通过各种媒介把资本主义社会腐朽没落的东西传进来的外来因素；三是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空隙给腐败分子以可乘之机的体制因素以及教育失误、滞后的主观因素等等。在诸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恶性膨胀，使党内一些忽视自身修养，党性不强的党员蜕化变质，他们为维护和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互相勾结，集体作案，而结成“腐败链”。在国外，美国研究发展中国家腐败问题的专家罗伯特·克利特加德认为，腐败之所以能滋生和蔓延，是因社会具备了腐败条件，有了条件就产生了腐败的动机，有了动机才产生了腐败行为。为此，他把腐败条件和腐败动机概括为两条公式。公式1 ：腐败条件＝垄断权+自由处理权－责任制。其意思是，当官员享有垄断权和自由处理权而又无须对权力的行使承担必要的责任时，他就具备了从事腐败行为的条件。公式2 ：腐败动机＝贿赂－道德损失－[（被发现和制裁的机会）×（所受处罚）]＞薪金+廉洁的道德满足感。其意思是，当贿赂之所得减去从事该行为所承受的道德损失和法律风险后仍大于其工资收入和廉洁带来的道德满足感时，官员就会产生从事腐败行为的动机。从以上国内外研究的成果来看，尽管他们对于腐败，或“腐败链”产生的原因的说法不同，观点各异。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这就是，腐败与人的思想因素直接相关。人的思想因素是诸因素论的共同因素。
第二，从本质上看，腐败现象是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的产物，是一种不劳而获的剥削行为。剥削者的心理特征是贪得无厌。今天的腐败行为是以权谋私，其实质是一种权力寻租的剥削行为。因此，党内的腐败分子具有贪得无厌的心理特征。正是这种贪得无厌的心理特征，使腐败分子，由个体发展为群体，结成“腐败链”。客观地说，党内的腐败分子，他们原来都是共产党员，原有素质比较好，其中有些还是党龄长、资历深、业务能力强，为人民立过功的有功之臣。但是，在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特殊历史条件下，抗拒不了权、钱、物、色的巨大诱惑力，向腐败行为迈出了第一、第二、三……步，成为披着共产党员外衣，握着人民权力，干着谋私勾当的腐败分子。到后来，他们利令智昏，忘乎所以，以致发展到不能自拔、无地收敛的地步。为了满足贪得无厌的心理要求，他们感到独来独往的个体行为力不从心，于是，精心物色对象，编织网络，结成同盟，以便在更大范围和领域里进行以权力为杠杆，以谋取更大的私利为目的的腐败活动。而那些手握实权，党性不强的人便是他们的物色对象，上了“贼船”。其中，不乏有些人开始时是委身于老上级、老部下、老同学、老朋友、老知己，……，而被拉上了“贼船”的。可见，“腐败链”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而是在腐败发展到一定程度，腐败分子贪得无厌的心理追求下，逐渐产生和形成的。
第三，从事物发展的规律上看，“腐败链”的产生和形成是腐败发展的必然规律。改革开放以来， 党中央一直强调要反对腐败。 特别是1993年中纪委二中全会之后，党和政府加大了反腐败斗争的力度，取得了一个个阶段性战役的胜利。随着斗争的深入开展，腐败分子感到，要实施更隐蔽、更安全、更长久的豪夺，必须由个体行为发展为群体行为。另外，随着反腐败斗争力度的加大，他们感到随时都有被发现和制裁的危险，为了保全自己，要铺好后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于是，他们决心以权力为杠杆，以利益为砝码，向上下、左右、境内境外、国内国外，拉关系，搞网络，寻靠山，找保护。“腐败链”越连越长。
根据以上分析，由于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变化的条件，外因要通过内因产生作用。因此，“腐败链”是各种因素直接作用于人的思想而产生的结果。邓小平说得好：“关键在人”，在于人的思想。一个人的变质首先是从思想上开始的。因此，我们的结论是：党员、干部思想变质是“腐败链”产生和形成的终极原因。
三
既然思想变质是“腐败链”产生和形成的终极原因。那么，加强党员修养，增强党性，保持党员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就是砸碎“腐败链”的治本之策。由此看来，要砸碎“腐败链”，必须加强党性修养。
所谓修养，就是修身养性。我国从古到今的历代统治者都非常强调官吏要修身养性。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孟子也说：“修其身而天下平。”古人尚且能领悟到修养的重要性，把修养提到治国平天下的高度。共产党更深明此理。我们党自诞生之日起就要求共产党员要加强修养。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就是著名的代表作。什么是党员修养？刘少奇认为，党员修养就是共产党员应该把自己看作是需要而且可以改造的，是在不断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使自己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和高尚的道德情操、良好的文化艺术以及专业科学技术素养。这就是党性，是无产阶级阶级性的最高最集中的表现。这样的党员就是有党性修养的合格党员。列宁说，“政治上有修养的人是不会贪污的”。（《列宁全集》第33卷第87页）我们推而广之地说，没有党性修养的党员是会腐败的。一个政党修养得好，党员的党性强，是不会产生和形成“腐败链”的。
我们的前人非常强调要“修身为本”、“防微杜渐”。在中国历史上涌现了千千万万“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民族英雄。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性是人的社会性，是后天才有的，强调人的社会改造。一个人加入了党的组织，这并不意味着他的思想改造已经完成，更不能证明他的思想纯洁无瑕。毛泽东指出：“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这种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73页）刘少奇也说：共产党员“不要把自己看作是不变的、完美的、神圣的，不需要改造的、不可能改造的。我们提出在社会生产中改造自己的任务，这不是侮辱自己，而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要求。如果不这样做，我们就不能进步，就不能实现改造社会的任务”。（《刘少奇选集》上卷第93页）因此，一个共产党员入党之后，不论党龄有多长，职位有多高，资历有多深，都要不断地改造自己。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的今天，经济不发达，生活不富裕，社会上存在着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在权力、金钱、物质和美色具有强大诱惑力的情况下，更要求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时刻警惕自己，注意党性修养，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党员只有不断地修养、改造自己，才能增强党性，用党性抵制和战胜一切非党性的东西。只有这样，党员才能战胜自我，超越自我，防微杜渐，拒腐防变，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如果我们的党员都是这样的人，腐败分子就不会在党内滋生，党内就不会产生“腐败链”。当然，在事实上党内已经产生了“腐败链”的情况下，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内一部分党员忽视了党性修养的结果。因此，强调党性修养，注重党性锻炼，增强党性意识，这是从源头上砸碎“腐败琏”产生和形成的治本之策。
然而，我们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于那些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已经发生严重扭曲，满脑子里都是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并已经在行为上严重违法乱纪者，只谈党性修养，就显得苍白无力了。在反腐败斗争中，对于这类人，还要依法施以惩处。要遵照十五大报告的精神，“坚持标本兼治，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通过深化改革，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在党内决不允许腐败分子有藏身之地”。这样，“腐败链”就能被彻底砸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