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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日本曾发生历史教科书问题。2000年4月，日本文部省接受有关中小学教科书出版社的申请，着手审定2002年开始使用的中小学包括历史在内的社会学科教科书（每4年审定一次，一次使用4年），在各有关出版社送审的教科书（下称“送审本”）中再次出现美化近代日本侵略历史、掩盖战争罪行、为侵略战争翻案的问题。此事披露后，在日本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应。日本一些媒体批评日本在历史教科书问题上“大幅度倒退”。（注：日《每日新闻》2000年9月10日）我国外交部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日本侵华时犯下的战争罪行“不是修改教科书所能淡化或者忘记的”，“‘教科书问题’的实质是日本自身能否切实正确认识和对待过去那段侵略历史，真正从中汲取教训，不再走回头路”。（注：《人民日报》2000年9月13日）
一、倒退到80年代初期水平
据了解，此次各有关教科书出版社向文部省提交的“送审本”，在掩饰日本二战时的战争罪行、美化日本近代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战争方面，同1982年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原有7家中学教科书出版社在有关日本对外侵略和战争罪行的记述上大幅度倒退；二是一个名为“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的组织抛出了一部“新历史教科书”，宣扬“皇国史观”，肯定“大东亚战争”，宣称日本发动对外侵略战争是为了从西方白人的殖民统治下“解放亚洲”，是所谓“自卫战争”。
前者的主要问题：一是将“侵略”改为“进出”。前述7家出版社出版的现有教科书中均有日本对外侵略的记述，例如，日本“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日本对满洲的侵略”，“近代日本对中国和朝鲜的侵略”，“从亚洲国家看日本的侵略”等。而各出版社的新“送审本”，除一家出版社保留“侵略中国”、“15年侵略战争的开始”等两处外，其余6家全部删除了“侵略”二字，有的将“侵略”二字改为“进出”，有的则改用其他说法。二是淡化或删除一些突出的战争罪行。7家出版社的原有教科书均有“从军慰安妇”的记述，现在的“送审本”只有3家提及，而且在内容叙述方面也予以淡化。关于南京大屠杀，现有教科书有6家使用了“南京大屠杀”、或“南京屠杀”一词，而新“送审本中”，有两家将“南京大屠杀”改称“南京事件”，有1家保留了“南京大屠杀”一词，其余几家虽然用了“屠杀”一词，但在正文叙述中全部改为“杀害”、“杀了”等中性词汇。关于牺牲人数各出版社也由现在的“20几万人”、“30万人”等具体数字改为“大量”、“许多”、“很多”等含糊说法。此外，现行教科书中有5家记述了“三光作战”，新“送审本”只有一家保留下来。现行教科书有一家记述了731部队，但在新“送审本”中却删除了。三是将现行教科书中记述的日本在我国东北地区和朝鲜进行的殖民统治以及在占领东南亚期间所犯下的罪行也大部删除，少量保留部分也进行了淡化处理。对此，有的日本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20年后，中学历史教科书的有关记述又回到了80年代初期的水平。
后者则更是一部问题百出的教科书。这个组织编撰该教科书的基本指导思想是全面贯彻“皇国史观”，力图向青少年灌输“日本是以天皇为中心的神国”思想。对日本近代以来的对外侵略及其战争罪行则极尽美化、掩饰之能事。其做法是：
第一，不仅沿用军国主义的说法，把第二次大战期间日本的对外侵略称作“大东亚战争”，而且把“大东亚战争”描绘成“解放亚洲的战争”，是所谓“自存自卫战争”。该书还详细叙述了1943年日本召集部分傀儡政权举行的“大东亚会议”，称该会议“一致通过了倡导各国通过自主独立和相互合作发展经济，尊重各民族的传统文化，消除种族歧视的大东亚联合宣言”，和1960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殖民地独立宣言“宗旨是一样的”，力图把日本打扮成倡导“解放殖民地”的先驱。与此同时，该书还通过具体描述西方的“黄祸论”，宣传日本的侵略战争是“自卫战争”，是“不得已进行的战争”。
第二，歪曲日本侵略中国和朝鲜的历史。该书称，“卢沟桥事变”是当晚“有人向演习中的日军开枪”引起的，暗示“七七事变”是中方挑起的。关于“九一八事变”，该书宣称，“满州事变和日本政府的方针毫无关系，是日本陆军的下属部队关东军发动的”，“日本的行动是对中方破坏活动的一种自卫行为”。不仅如此，该书还竭力美化日本的殖民统治，称“满州国的目标，是在中国大陆建立第一个现代化法治国家。满州国经济在建设五族协和、王道乐土的口号下取得了迅速发展”。
第三，该书竭力回避和抹杀日本所犯的战争罪行。对于“随军慰安妇”，日军抓劳工和强制劳动等等罪行丝毫没有提及。对于南京大屠杀也采取否定立场，说“南京大屠杀还有许多疑点，争论现在还在进行。在战争中，尽管有某种程度的杀害，但不属于屠杀那种类型”。
二、教科书问题由来已久
在日本，教科书问题由来已久。众所周知，战前日本使用“国定”教科书，按照1890年颁布的“教育敕语”，对青少年进行军国主义教育，灌输民族优越感和对外侵略扩张思想。日本投降后，在美国对日占领政策的压力之下，日本废除了“国定”教科书和“教育敕语”，并按照“和平宪法”精神，颁布了《教育基本法》和《学校教育法》。从此，日本中小学教科书改为由民间教科书出版社编写、文部省审定的办法出版发行。出于对日本军国主义为害亚洲和日本的反省，早期的教科书均能较为客观和实事求是地记述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和战争罪行，日本文部省的审定也较为宽松。然而，进入50年代以后，随着日本经济的恢复和重整军备的开始，尤其是1952年一大批受盟军“整肃”和“监禁”的军国主义分子重返政界，日本一部分右翼政治势力开始发起对中小学历史教科书的攻击。自50年代起，他们共发起3次攻击和强令修改中小学历史教科书的高潮。
1954年，战前曾任内阁文部大臣的鸠山一郎组阁，在其任期内发动第一次攻击和强令修改教科书的高潮。1955年当时执政的民主党（当年与自由党合并为自民党）抛出了一份《令人忧虑的教科书》的宣传材料，大肆攻击中小学教科书是“马列主义的和平教科书”，是“偏向教育”，为修改教科书大造舆论。接着，文部省加强了对教科书的审定。这次审定的结果有80%以上被判定“不合格”。当时，文部省提出的审定意见是：“不要把战争写得一片黑暗，写得更光明些”，“对本国的行为不要用‘侵略’一词，要改为‘进出（进入）’”，“关于太平洋战争，不要净写日本的坏话，即使是事实，也要写得浪漫些”，“不要写原子弹爆炸的悲惨面”等等。从此，日本的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不仅有关日本在二战中种种战争罪行的记述被强行修改或删除，连“侵略”、“日本的侵略”等词汇也从教科书中消失。这种情况大约持续了20多年，有的日本学者把这一时期称作“教科书的冬天”。
日本当局对教科书的控制，遭到日本人民和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反对。1970年法院判定文部省的有关审定违反宪法。此后，文部省对教科书的审定不得不有所收敛。从70年代中期起，中小学历史教科书又开始恢复，并逐渐增加了对日本侵略和南京大屠杀等战争罪行的记述。然而，这一动向再次引起自民党和部分右翼政治势力的“惊慌”。因此，进入80年代又出现第二次攻击和强令修改历史教科书的高潮。1980年10月，右翼组织“昭和史研究会”和经团联的外围组织“经济宣传中心”等，先后以《令人可怕的教科书》、《充满疑问的教科书》等为题，抛出了有关中小学历史教科书的调查报告，煽动人们对教科书的不满。自民党也成立“教科书问题小委员会”，并召开各种会议研究修改教科书问题和有关法案，同时把“彻底弹劾‘左翼偏向教育’”、“推进纠正偏向教育运动”列入自民党代表大会通过的1981年和1982年的“运动方针”。在以上背景下，文部省再次加强了对中小学历史教科书的审定，让出版社“改善”和删除有关侵略战争的记述。例如，要求把“日本侵略”改为“进出”或其他词句；把南京大屠杀写为“南京事件”，并写上“在混乱中”发生；以及删除有关731部队的记述等。据报道，在此次审定中，包括高中社会学科（日本史、世界史、政治、经济等）在内的教科书被强令修改达600处之多。此举在日本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应。在内外压力下，文部省不得不放松对教科书的审定。这样，自80年代中期起，日本初高中历史教科书又写进南京大屠杀事件，有关731部队的问题也在教科书中出现了。1992年“随军慰安妇”问题被揭露后，各出版社又把“随军慰安妇”问题写进1994年开始使用的教科书中。
新一轮攻击中小学历史教科书的高潮形成于1996年，而实际上开始于1993年。这年8月，自民党成立“历史研究委员会”，参加该委员会的自民党参众两院国会议员共105人，其中包括桥本龙太郎、森喜朗等自民党现有许多头面人物，其成立“宗旨”是：对“大东亚战争”进行“总结”，纠正“片面的、自虐式的历史观”，“确立以公正的史实为基础的日本人自身的历史观”。（注：日本“历史研究会”编：《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中译本，第612页）该委员会于199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50周年之际，出版《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为侵略战争全面翻案。在上述背景下，1996年夏，一个名为“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的右翼组织（1995年1月成立，由部分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师等组成）首先发难，攻击记述南京大屠杀、“随军慰安妇”等日本战争罪行的教科书是“反日的、自虐的、黑暗的”，要求从教科书中删除。随后，10余个攻击教科书的全国和地方右翼组织应运而生。它们同国会和地方议会中的部分右翼议员相互勾结，彼此配合，又是出书，又是讲演，又是请愿，又是提出法律诉讼，掀起了一个全国规模的要求修改教科书的“国民运动”。其声势之大、规模之广远远超过80年代初期。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活动得到了日本许多著名大企业的支持和资助，活动经费十分充足。另据日本媒体和有关人士披露，文部省在这次要求修改教科书的“国民运动”中也扮演了重要脚色。它过去的做法是对已送审教科书中有关侵略和战争罪行的记述提出审定意见，强令修改，结果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此次则改为事前作工作，施加压力，使前述7家出版社“自我限制”，“主动”删除和修改有关日本侵略和战争罪行的记述。
三、“重新塑造日本人”
以上情况表明，自50年代中期以来，每当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中比较全面地记述第二次大战期间日本的对外侵略及其所犯的战争罪行时，日本就会发生一次攻击教科书、并强令其修改运动，而且声势和规模一次比一次大。此次不仅有众多右翼组织打头阵，而且其背后有自民党部分政治势力和财界的推动和撑腰，日本这样兴师动众，拿中小学历史教科书开刀，其用意和目的何在，值得认真研究和思考。
第一，正如去年9月我国外交部发言人所指出的那样，“‘教科书问题’的实质是日本自身能否切实正确认识和对待过去那段侵略历史”。众所周知，战后深受军国主义之害的广大日本人民出于对过去战争的反省，不仅对日本在第二次大战的侵略行径和战争罪行有所认识，而且热切希望和平，反对日本走回头路。日本中小学历史教科书客观地记述日本的对外侵略及其种种战争罪行，反映了日本人民要把这些事实传授给子孙后代，以便使日本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的良好愿望。然而，日本人民的这种愿望是那些要为日本侵略历史翻案的势力所不容的。这些人在历史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是肯定那场战争，而且决心要使“那样的历史认识成为国民的共识和常识”。因而，每当中小学教科书有关日本侵略及其战争罪行的记述达到一定程度时，他们便发动一场运动予以压制，强令删除和“改善”。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日本围绕中小学历史教科书的斗争，是正确认识和对待日本侵略历史，还是否认日本侵略历史的斗争。
第二，企图通过否定侵略历史为日本人民树立新的精神支柱。众所周知，第二次大战前，天皇制和“皇国史观”是日本军国主义控制日本人民的精神支柱，并通过“国定”教科书把它灌输给青少年，把青少年培养成为军国主义卖命的忠实臣民。日本投降后，天皇的地位发生变化，“皇国史观”成了过街老鼠，精神支柱崩溃。1948年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判定日本犯有侵略罪和违背人道罪，并将一些战争罪犯判处绞刑。这一判处结果不仅在片面的“旧金山对日和约”中为日本政府所接受，同时也为广大日本人民所认同。然而，那些为侵略历史翻案的政治势力却把这种历史观称之为“东京裁判史观”，是胜者对败者的不公正判决，是导致日本人心涣散的根源，强调要通过肯定过去的战争，树立新的精神支柱。1965年被奉为翻案“鼻祖”、为翻案奠定理论基础的右翼作家林房雄发表《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一书。他宣称：“一国的繁荣不能仅仅用经济繁荣来衡量，重要的是确立（新的）精神支柱——恢复国民的自信。日本已经繁荣，但灵魂之旗尚未飘扬起来。被强制性的割断历史和战争犯罪意识，使多数日本人萎靡不振，在一片升平的暗谷中彷徨。我写此书，目的就是为了恢复在充满苦难的‘东亚百年战争’中英勇善战的日本人的自豪和自信”。（注：林房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封面）1968年自民党大会通过的当年“运动方针”提出：要“以庆祝明治维新百年纪念为契机创建新历史学”，要“摆脱占领史观，彻底扫除思想混乱”。（注：荒井信一：《战争责任论》，第203页）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则把树立新精神支柱称作树立“日本的主体性”。1985年7月他在自民党夏季研修会上慷慨激昂地发表一篇演说，强烈抨击“东京裁判”和“东京裁判战争史观”，批评一些日本人根据“东京裁判战争史观”写日本过去干的坏事是民族“自虐”，强调当前“需要的是按世界史上的公理，来评判日本过去的业绩，以确立日本的主体性”。（注：日《自由民主》杂志1985年9月号）显然，教科书问题所以不时发生，就是日本有人企图作为“确立日本主体性努力”的一部分，要通过篡改和美化侵略历史使青少年对日本军国主义在二战时的“英勇善战”感到“自豪和自信”，以树立新的精神支柱。
第三，更值得注意的是，自50年代以来，教科书问题都是与重整军备和谋求大国地位相伴随而发生的，或者说其直接目的是为扩充军备和谋求大国地位服务的。众所周知，自1950年建立“警察预备队”后，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日本重整军备遭到日本人民的强烈抵制和反对。自卫队被称为“私生子”，青年人拒绝当兵。为此，日本内阁调查室1957年2月发表一份“日本人防卫意识调查”，在结论中提出：“今后，如何在一般国民中，尤其是在青年中提高对国家的关心，鼓舞他们具有旺盛士气，是形成日本人防卫意识的核心问题。”并说，“当代日本政治极其紧迫的课题是培育产生新民族主义的精神土壤”。在这种背景下，文部省加强了对中小学历史教科书的“审定”，以淡化历史教科书中对日本的对外侵略和战争罪行的描述。（注：荒井信一：《战争责任论》，第198页）80年代初，日本开始提出“第三次远航”、“第三次开国”的口号，确立了走向政治大国的目标。在这种背景下发生了前述声势浩大的第二次教科书问题。有的日本学者指出，1991年海湾战争后，在日本有人提出做“普通国家”的口号，自主防卫论盛行，尤其是自1996年4月美国总统克林顿访日发表《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以来，双方通过签署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和日本国会通过《周边事态法》等加强了日美同盟。日本为了建立支援美军作战的“国家动员体制”，需要对青少年进行“爱国心”和“牺牲自己，为国尽忠”的精神教育，以便需要时将他们动员起来，支持和支援美军作战。（注：日《日本的进路》杂志2000年11月号）
以上情况说明，教科书问题，既是一场有关如何认识和看待日本侵略历史的历史观的斗争，也是一场争取日本青少年的斗争。一名攻击现有教科书最激烈的右翼学者说，斗争的焦点是“如何再一次塑造现在的日本人”，“如何把自己的孩子造就成比平成时代的日本人具有更坚强意志的日本人”。（注：日《正论》杂志2000年2月号）看来，这是一场关乎日本未来前途和走向的斗争，其动向值得关注。
本文完稿于2001年1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