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研究
越日“伙伴关系”发展评析：内容、动因与特征*
王 森 刘美武
[内容摘要] 自2002年越日双方开启伙伴关系进程后，两国关系呈快速发展的趋势。这是越南的外交新思维和日本的东南亚外交战略对接的结果。越日伙伴关系主要包括5方面内容：第一，升级越日战略伙伴关系层次是顶层架构；第二，强化越日经济融合程度是核心内容；第三，推动越日防务安全合作是拓展方向；第四，促进越日人文社会交流是战略基础；第五，深化越日在东盟和大湄公河两个层面的合作是地区构想。越日伙伴关系具有3个特征：第一，中美战略竞争的大环境是越日伙伴关系发展的主导性牵引力量；第二，对华海洋权益争端为越日伙伴关系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第三，双边对话机制是保持越日伙伴关系长期稳定的有效渠道。对越日伙伴关系发展的分析，有助于拓宽越日关系的研究领域，跟进越日关系的发展动向，同时对中国做好政策应对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越南 日本 伙伴关系
冷战后，世界各国的结盟行为相对减少的同时伙伴关系外交却蓬勃发展。[注] 张锐：《试论中国伙伴关系网络的政治安全效应》，《国际展望》2016年第5期，第41～42页。 近年来，越南把加强越日关系视为其外交“头等优先”的目标之一，全方位强化与日本的配合与交往，推进战略伙伴关系基础上的全面合作。与此同时日本安倍政府出于对多重因素的考量，也积极推动发展与越南的战略伙伴关系。自2002年越日双方开启伙伴关系进程后，两国关系呈快速发展的趋势，中间经历了2006年“战略伙伴关系”和2014年“广泛战略伙伴关系”两次重要升级。越日伙伴关系的发展变化值得关注。
一、学界针对越日伙伴关系的既有研究及评价
当前学界对越日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越南视角分析越日关系发展的背景、动因和合作领域。首先，从越南大战略调整出发进行系统探讨。澳大利亚著名越南问题学者卡尔·赛耶综合考察了1975年至2015年间越南外交政策的演进，认为越日关系的发展是越南能够灵活地调整其外交战略的一种体现，为其维护主权和国家独立、经济社会发展和融入国际社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注] Carlely A. Thayer, “Vietnamese Diplomacy, 1975～2015: From Member of the Socialist Camp to Proactive International Integration,” pdf, pp.194～214. 于向东和彭超从越南发展与日本关系的战略选择角度出发，指出“越南外交领域实现革新，开始实行多样化、多元化的外交方针。越南要与世界各国做朋友，首先就是改善与近邻大国的关系。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发展与日本关系，是越南摆脱外交孤立状态，拓展周边大国外交的首要选择和迫切需要”。[注] 于向东、彭超：《浅析越南与日本的战略伙伴关系》，《东南亚研究》2013年第5期，第44页。 越南社科院日本问题研究学者范洪泰认为两国已经构筑了深厚的战略伙伴关系，因为“两国可以在许多领域分享战略利益”。[注] 白云怡：《揭秘一个“八成人对日本有好感”的越南》，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7-12/11425568_2.html。 其次，关注南海因素对两国关系的影响。郭渊指出，越南以油气招标为诱饵，试图将美、日等区外大国拉入南海，以利益链条加强区域外大国对南海问题的关注，力图使南海问题进一步国际化。[注] 郭渊：《地缘政治与南海争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48页。 最后，分析经济合作在越日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许梅重点分析了经贸合作的情况，指出在日越关系的建立与发展过程中，“经贸合作始终是重要的纽带，也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注] 许梅：《日本与越南的经贸合作及日越关系的发展》，《当代亚太》2006年第3期，第38页。
二是从日本战略视角来考察越日关系发展。首先，一些学者分析日本安倍政府战略转向对日越关系的影响。他们认为，日本安倍政府的外交战略向东南亚、澳大利亚、印度的转向是推动越日战略伙伴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注] Thuy Thi Do, “Locating Vietnam-Japan’s Strategic Partnership in the Changing East Asian Political Landscape,” http://www2.jiia.or.jp/pdf/fellow_report/140711_Vietnam-Japan_Strategic_Partnership-Final_paper_Thuy_Thi_Do.pdf. 于向东和彭超指出“日本出于地缘政治战略的考虑，试图引导东亚合作，扩大对东南亚和东盟的影响，也积极发展与越南的关系”。[注] 于向东、彭超：《浅析越南与日本的战略伙伴关系》，《东南亚研究》2013年第5期，第45页。 张继业和钮菊生通过研究发现，安倍政府上台以来，日越关系发展步入快车道，双方拓展与深化在外交、安全、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使这一关系呈现出全方位、深层次、战略性的发展态势。[注] 张继业、钮菊生：《日越关系新发展：动力与前景》，《国际问题研究》2017年第1期，第90页。
其次，也有学者关注日本发展日越伙伴关系的中国因素。海洋争端和中日战略竞争是影响日本对越政策的主要中国因素。常思纯认为，安倍政府深化对越安全合作的背后有着联手越南制衡中国崛起,巩固日本国内安全战略调整成果等多重战略考量。日越安全合作的深化推动了日越关系的提升,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南海的紧张局势,加大了中国周边安全压力。[注] 常思纯：《安倍政府对越安全合作：路径、动因及影响》，《日本问题研究》2018年第4期，第17页。 郭渊指出，日本对南海格局变化所起的作用应该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因为南海国际贸易通道对日本的发展日益重要。南海周边地区成为日本实施“海洋战略”关注的目标。[注] 郭渊：《地缘政治与南海争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93～204页。 邓仕超指出，冷战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东盟关系加速发展，迫使日本积极发展与东盟的关系。[注] 曹云华：《东南亚国家联盟——结构、运作与对外关系》，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年版，第267页。 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ISEAS)高级研究员马尔库克(Malcolm Cook)也认为2012年安倍晋三第二次当选后，外交优先方向快速从东北亚转向东南亚，其背后的关键动因就是中日的战略竞争。[注] Malcolm Cook, “Southeast Asia and the Major Powers: Engagement not Entanglement,” Southeast Asian Affairs , Vol.2014, 2014, pp.37～52.新西兰奥克兰大学日本与海洋安全问题专家科里·华莱士(Corey J. Wallace)指出日本这一对东南亚的兴趣也是担忧美国是否能长期致力于保卫日本的一种应对措施。[注] Corey J. Wallace, “Japan’s Strategic Pivot South: Diversifying the Dual Hedg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 Pacific , Vol.13, No.3, 2013, pp.479～517.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研究人员比尔·海顿(Bill Hayton)认为作为与越南同样有着对中国担忧的美国盟友，日本与越南关系的发展可能会变得越来越重要。[注] Bill Hayton, “Vietnam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 Emerging Security Partnership,” pdf, p.29.
为建立、完善公司厂区内排水沟的长效管理机制，落实二级单位排水沟管理责任，提高废水源头管理能力，实现公司完全雨污分流，自6月1日起，六国公司执行《厂区排水沟沟长制管理规定（暂行）》，建立公司“沟长制”，对全公司的排水沟实行“包沟到人”管理，及时整改责任水沟内水质异常、水沟淤积、渗透等现象。“沟长制”实行以来，至8月10日，该公司已陆续完成厂区电缆沟污泥清理、磷酸至机运段排水沟改造、厂区电缆沟南端P02段排水管线改造及磷酸、磷铵车间排水沟及道路整改。
许多同学认为,和都是H3PO4电离后产生的离子,而且都带负电荷,应该是可以大量共存的。事实上,由于电离出H+的程度大于其水解的程度,使溶液呈现酸性,而在溶液中只能水解结合H+,使溶液呈现碱性,一个呈酸性的离子和一个呈碱性的离子是不能大量共存的,两种离子相遇后,它们之间会发生H+的传递,而最终形成,反应的离子方程式如下:
三是综合评估越日关系发展的限制因素及发展趋势。主要观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越日在民主、人权等问题上存在分歧。日本宣扬的“普世价值”暗含对越南在内的“非民主”政治体制的批评，并以软实力影响、冲击越南，并暗中“期许”越南发生符合日本想象的变化。这是越南不愿意看到的。第二，越日对双方合作领域的重点有不同期待。越南希望日本加大经济援助，但日本更多的想突出政治和安全合作。[注] 兰强、董冰：《越南入世和越日关系的新发展》，《和平与发展》2009年第2期，第19页；常思纯：《安倍政府对越安全合作: 路径、动因及影响》，《日本问题研究》2018年第4期，第22页。 第三，越日关系受两国国内因素影响。日本《外交学者》杂志副主编克林特·理查兹剖析了日本与越南当下的交往关系，犀利地直指看似突飞猛进的日越关系不过是表面风光，因为忙于国内事务的安倍政府根本没有多少时间和精力来管顾越南。[注] 《日媒：突飞猛进的日越关系只是表面风光》，http://military.people.com.cn/n/2014/0609/c1011-25122379.html。
综上所述，当前对越日关系的研究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的学术参考，但对越日“伙伴关系”这一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关键问题的探讨仍然有深化空间，特别是对越日伙伴关系所呈现出的特征鲜有涉及，而且在越南大国平衡外交这一框架下讨论时，对日本的重视程度还不充分。[注] 部分作品里甚至没有探讨日本，只是探讨中美俄印，特别是中美两国与越南的关系，参见于向东：《越南与大国关系的若干动向》，《东南亚研究》2001年第5期；王国平：《越南外交中的大国因素》，《东南亚》2005年第2期。 因此，研究越日“伙伴关系”得以建立和发展的动因、内容和特征，对于拓宽越日关系的研究领域，跟进越日关系的发展动向，及时做好政策应对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越日伙伴关系的主要内容
随着1973年《巴黎协定》的签署，越南战争接近尾声，河内开始寻求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力量以帮助重建遭受战争破坏的国家经济。作为经济和技术强国，日本能够为越南国家重建作出贡献。与此同时，日本努力向更加“自主外交”的方向发展，并于1977年形成了《福田主义宣言》。1973年，越日两国建立外交关系。1975年越南统一后不久，两国签署战争赔偿协议，日本允诺提供135亿日元无偿援助，并开始向越南提供官方发展援助。但由于越南侵略柬埔寨，日本冻结了达成协议的援助款，要求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并与美国等西方国家配合，阻碍国际金融组织向越南提供其急需的财政援助，越日两国政治经济关系在1979年至1991年间发展非常有限，停滞不前。1991年柬埔寨问题政治解决后，越日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等各方面关系得到发展，双方陆续签署《官方发展援助协定》、《航空协定》等多份合作文件。进入21世纪，越日双边关系快速发展，建立起伙伴关系。两国伙伴关系主要包括5个方面的内容。
孩子上初中后，辛娜结束了相夫教子，她找了一份工作，在一家地产企业做销售。窗口行业，免不了要涂脂抹粉展现魅力。举手投足间，辛娜展现了一种成熟少妇的风韵，极具自信和魅力。职业套装下的那两条长腿也如一对复苏的蝮蛇，彼此交替地焕发出某种足以致命的毒素。
(一)升级越日战略伙伴关系层次是顶层架构
近年来，越日两国外交战略协作逐渐加强，不断升级伙伴关系层次，高层保持经常性接触。[注] 越日基于诸多共同战略利益，近年高层交往甚密。据统计，建交以来日本首相先后10次访越；越共中央总书记4次访日，越南国家主席2次访日，政府总理6次访日、10次非正式访日，国会主席2次访日。数据截至2018年6月。冯学涛：《陈大光访日：越日关系的现实与前瞻》，http://www.nanhai.org.cn/review_c/287.html。 2002年4月，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对越南进行访问，双方确立了长期稳定的信任伙伴关系框架。在随后的双边互动中，两国从政治和经济方面巩固和充实这一关系。2002年10月，越共总书记农德孟访日期间，双方再次确立遵循“长期稳定的信任伙伴”原则，以促进两国关系发展。2003年越日从经济合作入手，签署《改善在越投资环境第一阶段共同意见》。2004年7月日本外相访问越南，双方签署了《努力将可持续伙伴关系提升到新高度》的联合声明，为提升双边关系的定位奠定了基础。
（四）强化改革举措，提供最强保障。要坚持改革创新，坚持问题导向，着力破解难题、补强弱项、补齐短板，妥善解决改革存量问题，确保完成改革增量任务，实现工作创新发展。统筹推进以政治改造为统领的五大改造新格局，是政治性实践性很强的系统工程，要全面深化监狱工作改革发展，深化监狱体制改革，完善刑罚执行制度，加快推进监狱基础项目建设、信息化建设、改造设施建设，不断适应改造工作新格局、服务改造工作新格局、保障改造工作新格局。
2018年6月29日和11月23日，日本国会和越南国会先后批准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展协定》(CPTPP)，而就在越南国会批准协定的前一天，也即11月22日，越南驻日本大使馆与日本贸易振兴机构联合举行座谈会，讨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展协定”对越南与日本可能产生的影响。[注] 《CPTPP对越南与日本企业有何玄机？》， http://nanhai.haiwainet.cn/n/2018/1123/c3542185-31444553.html。 可见在这一问题上，两国联动密切，未来经济融合会进一步加强。
2014 年3月，越南国家主席张晋创访日，越日战略伙伴关系升级为“广泛战略伙伴关系”。[注]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Japan-Vietnam Joint Statement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Ext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for Peace and Prosperity in Asia,” http://119.90.25.30/www.mofa.go.jp/files/000031617.pdf， 下文的总结和梳理重点主要在2014年以后的进展。 此后，越日两国高层领导人每年访问互动。2015 年9 月，阮富仲作为越共总书记首次访日，双方签署《越日关系共同愿景声明》，重在着眼于长远、从战略上挖掘合作潜能。2016 年以来，随着越共十二大后越南领导层更替，越南新领导层与安倍政府互动更加积极。2017年两国高层互访频繁，年内实现了5次互访，日本天皇明仁及夫人对越南进行历史性访问，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年内更是两次访问越南。2018年是越日建交45周年，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于5月29日至6月2日访问日本，与日方共同出席纪念两国建交45周年系列活动，并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会谈，双方发表了《联合声明》，对近期越日“致力于亚洲和平与繁荣的广泛战略伙伴关系”蓬勃、全面、务实发展表示满意，并宣布促进两国关系在多个方面进一步发展。[注] 《越日发表联合声明》，http://cn.news.chinhphu.vn/Home/越日发表联合声明/20186/24641.vgp。 需要指出的是，根据陈大光逝世后所披露的消息来看。陈大光曾多次前往日本进行秘密治疗，这足见越南高层对日方的信任程度。越南总理阮春福也先后于2016年5月、2017年6月和2018年10月3次访问日本。由此看来，越日充分利用对话机制定期高层互访和会晤加强政治互信，并在国防和安全以及人员交流方面加强务实合作。同时，双方还将在行政改革、电子政务建设、提高生产率以及其他如优质农业、环境、教育培训、文化、旅游、医疗保健、体育、消防和人员交流等方面加强联系。[注] 《日越将推进战略伙伴关系》，《参考消息》2018年10月9日，第1版。
(二)强化越日经济融合程度是核心内容
经济合作一直是越日伙伴关系的主要内容，长期以来强化经济融合程度是双方关系的关键着力点。进入21世纪，日本与东盟新成员国尤其是越南的经济关系发展很快，特别是自2009年《越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VJEPA)生效以来。目前，日本是越南最大官方发展援助国，第二大投资来源国，第三大国外旅游市场，第四大贸易伙伴。
官方发展援助是日本对外经济活动的重要形式之一，也是越日伙伴关系中的一项“重头戏”，越南也一直希望日本能提高对越南的官方发展援助力度。1992年，日本将越南作为官方发展援助的10个重点国家之一。由于经济长期低迷，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日本的官方发展援助一直在减少，但主要是减少了对泰国、马来西亚的援助，对东盟新成员国的援助不但没有减少，而且还有所增加，即援助从部分老东盟成员国转移到新成员国。[注] 该数据来源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白石昌也教授2010年3月16日在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作的《日本对印支三国及缅甸的官方发展援助》公开讲座。转引自曹云华：《东南亚国家联盟：结构、运作与对外关系》，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年版，第281～282页。 作为东盟的新成员国，越南接收的日本官方发展援助不断增加。从1995～2006年，日本对越南的官方发展援助每年都在1000亿日元上下波动。越南利用日本官方发展援助在社会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过程中取得“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这鼓励日本考虑增加对越南的官方发展援助。[注] Thuy Thi Do, “Locating Vietnam-Japan’s Strategic Partnership in the Changing East Asian Political Landscape,” pdf, p.11. 事实上，2006年以来，日本一直是越南最大官方发展援助国，占比高达30%。而从2011年开始，越南成为了日本官方发展援助最大的受援国，是日本最重要的官方发展援助合作伙伴。
护理前,两组SAS、SDS评分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护理后,两组SAS、SDS评分均明显下降,观察组下降程度明显大于参考组(P<0.05)。见表1。
日本对东盟投资的国别分布在冷战以后出现了一些比较大的变化。冷战时期，日本对东盟的直接投资呈现集中化和发展不均衡的特点，印尼是日资的最大接受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投资不均衡趋势有所缓解，但仍主要集中在老成员国中，新加坡接受日资的比重自80年代中期以来不断上升，而印尼接受日资的比重大大下降。在新成员国中，日本主要投资对象国是越南。1992年以后，日本对越南投资的增长速度非常快。随着日本对湄公河次区域开发兴趣的增加，日本不断加大对该地区东盟国家的投资力度。[注] 曹云华：《东南亚国家联盟：结构、运作与对外关系》，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年版，第280～281页。 从2015年开始，日本成为越南第二大海外投资来源国，存量投资达389 亿美元。[注] General Statistics Office of Vietnam, “Statistical Yearbook of Vietnam 2015,” http://www.gso.gov.vn/default_en.aspx?tabid=515&idmid=5&ItemID=16052. 2017年在对越南投资的125个国家和地区之中，韩国排名第一，日本继续保持第二位，其注册额为494.6亿美元，占投资总额的15.5%。[注] 《2017年越南外资吸引情况》，http://cn.news.chinhphu.vn/Home/2017年越南外资吸引情况/201712/23877.vgp。
需要强调的是，作为第一个承认越南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发达工业化国家，日本将越南发展看作一项系统性工程，既在涉及发展的方方面面给予全方位支持，又通过签署《日越合作2020以及2030愿景框架下的越南工业化战略》、《日越农业合作中长期愿景》等文件以及其他多种措施，在越南工业化、农业现代化、越南国家治理现代化以及可持续发展等关键领域重点施援。越日以实现两国经济无缝对接与战略捆绑为目标，深化在援助领域的战略合作，并以此为重点辐射带动贸易与投资合作，从而使越日经济关系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经济范畴，具有深刻战略意涵。[注] 有关越日经济合作的研究，可参见张继业、钮菊生：《日越关系新发展：动力与前景》，《国际问题研究》2017年第1期，第93～94页。
日本与越南贸易额在21世纪增长速度很快，远远超过了日本和东盟创始国的增长速度。从2001年到2008年，日本向越南出口由17.85亿美元增加到77.67亿美元，从越南进口由26.16亿美元增加到90.27亿美元，分别增加了335.1%和245.1%。[注] 刘昌黎：《日本-东盟贸易的新发展》，http://q.ifeng.com/group/article/96857.html。 2017年，两国双边贸易额达330亿美元，其中日本对越南出口的主要是机械、设备、运输工具，占总出口额的50%，而日本从越南进口的主要是纺织品和木制品，占进口额的38%。[注] 《越通社简讯2018.11.2》, https://zh.vietnamplus.vn/%E8%B6%8A%E9%80%9A%E7%A4%BE%E7%AE%80%E8%AE%AF2018112/87930.vnp。 两国还计划实现至2020年双边贸易额比2014年翻一番的目标。
2006年10月，在越南总理阮晋勇访问日本期间，两国将伙伴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决定开启“为了亚洲和平与繁荣战略伙伴关系”的新篇章。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指出了“战略伙伴关系”的5个领域，即促进对话；日本对越南的经济援助；经济关系；科技合作；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以及在国际舞台上的合作。2007年11月，越南国家主席阮明哲访日期间，双方发表了《促进越日关系深入发展的联合声明》并签署了《建设战略伙伴关系的合作计划》。除了政治领域的互动，两国在经济领域也签署多个合作文件。如2006年和2008年越日双方签署有关改善在越投资环境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文件。2008年12月，越日签署《关于日本帮助越南发展工业技术的备忘录》。2009年4月，越共总书记农德孟应邀访日，与日本首相麻生太郎共同发表联合声明，双方正式建立“致力于亚洲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此后两国每年举行对话，进一步夯实这一战略伙伴关系框架的实质内容。2010年10月，阮晋勇与造访越南的日本首相菅直人在河内签署《关于为了亚洲和平稳定全面发展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双方就推进越日双边和多边领域的合作，包括共同促进联合国安理会改革、扩大安理会常任和非常任理事国名额等事项达成广泛共识。[注] 于向东、彭超：《浅析越南与日本的战略伙伴关系》，《东南亚研究》2013年第5期，第47页。 2011年10月，阮晋勇率越南政府高级代表团访日，双方发表《关于在战略伙伴关系框架内行动计划的联合声明》。这也是阮晋勇再次当选为越南总理后首次出访东盟以外的国家，向日本传达了对其信赖之意。[注] 《日学者评日越首脑会谈 称越南彰显对日信赖之意》，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11-11/2142613.html?agt=15438。 2013年1月，日本再任首相安倍晋三在访美意愿被婉拒后，首次出访即对越南进行正式访问。这一外交安排“尽管有对阮晋勇再任总理后首访日本的回应之意，也显示了日本在东南亚的战略需求和越南的战略地位”。[注] 于向东、彭超：《浅析越南与日本的战略伙伴关系》，《东南亚研究》2013年第5期，第47页。 在安全领域，双方于2011年10月签署了《关于加强防务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开启国防政策对话机制，并于2013年5月在河内举行了首次海上安全对话。
（3）打入管钉。首先做好孔位标记，采用土层锚杆钻机钻孔，然后顶入管钉，水平管间距为1000mm，沿坡面排距为1400mm。
(三)推动越日防务安全合作是拓展方向
从通常意义上来讲，防务安全合作是双边关系中比较敏感的领域，因此在这一领域合作的深化是双边关系发展的重要标志。在越日伙伴关系中，防务合作也经历了从一开始较为边缘到逐步深化的过程，特别是在21世纪第2个10年里，防务安全合作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支柱作用。[注] 有关日越防务合作的研究，可参见常思纯：《安倍政府对越安全合作：路径、动因及影响》，《日本问题研究》2018年第4期，第17～23页。
首先，双方的安全合作机制不断完善。2011年10月，时任越南国防部长冯光青访日，两国签署《防务合作备忘录》，实质性地开启两国安全合作进程，确定在人员互访与机制化会晤、舰船互访、人员培训、军事航空、海上搜救与人道救援、反恐、维和等方面加强合作。[注] Carl Thayer, “Vietnam’s Ext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with Japan,” http://thediplomat.com/2014/10/vietnams-extensive-strategic-partnership-with-japan. 2015 年阮富仲访日期间，越日将“加强两国安全与防务领域合作”写入《越日关系共同愿景声明》，并签署《加强海上安保机构间合作备忘录》、《加强联合国维和合作备忘录》两大文件。[注]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Joint Vision Statement on Japan-Vietnam Relations,”pdf, pp.3～4. 2018年4月越南国防部长吴春历访问日本，与日本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举行会谈，双方签署了面向下一个10年的越日防务合作共同愿景声明。[注] 《越南国防部与日本防卫省签署防务合作共同愿景声明》，http://cn.news.chinhphu.vn/Home/越南国防部与日本防卫省签署防务合作共同愿景声明/20184/24401.vgp。 迄今，越日已搭建起战略伙伴关系对话、国防政策对话、安全事务对话三大机制，涉及外交、国防、国内安全、情报等诸多部门。
病虫害是农业种植中必须注意的部分，也是玉米高产栽培技术推广过程中需要进行配套推广的内容，推广工作人员需要针对所选玉米品种进行病虫害防治内容的筛选，例如某山区多发玉米丝黑穗病和玉米螟，玉米种植过程中需要进行相应的药物处理和施用，用粉锈宁、萎锈灵、速保利、氧环宁缓释剂、多菌灵可湿性粉剂等对玉米的拌种都可以达到防治的好效果，玉米喇叭口期用苏云金杆菌300ml兑水50kg进行喷雾可以有效抑制玉米螟，因此玉米病虫害并不可怕，只要采取了合适的防治手段，就可以得到有效抑制，可以成为玉米高产栽培技术推广应用的有效辅助手段。
其次，主要从越南的实际需要出发，以海上安全、国际维和为重点，加强务实合作。在与日本的双边防务合作中，越南特别有兴趣学习日本海军和海上安全方面的专业知识。因为“日本是亚洲唯一了解海军战术的国家”。[注] “Vietnam Seen as a Potential Role Model for Japan,” The Japan Times , June 14, 2014.日本也积极支持越南海上能力建设，并以日越合作为依托加强在南海的军事存在。2014年8月，安倍政府宣布斥资400 万美元向越南提供6艘二手海上巡逻船。2015年9月，日本表示再向越南提供此类船只两艘。[注] Prashanth Parameswaran, “Japan Pledges New Vessels, Loans to Vietnam in Boost to Strategic Partnership,” http://thediplomat.com/2015/09/japanpledges-new-vessels-loans-to-vietnam-in-boost-to-strategic-partnership. 2016 年5 月，安倍在与阮春福会晤期间表示，“要抓紧研究向越南提供全新巡逻船事宜”。[注]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Japan-Vietnam Summit Meeting,”http://www.mofa.go.jp/s_sa/sea1/vn/page4e_000459.html. 在国际维和方面，日越签署合作备忘录，日方在人员培训、装备供给、医疗保障等方面向越南提供支持。2018年8月20～24日，越日两国联合国维和部队举行交流活动，分享在执行联合国维和任务中经验。越南希望日本向越南分享关于组织、训练、培训、设备购置等方面的经验并给予有效的帮助。[注] 《越南与日本两国联合国维和部队举行交流活动》，http://cn.news.chinhphu.vn/Home/越南与日本两国联合国维和部队举行交流活动/20188/25131.vgp。
此外，越日还加强在舰船互访、联合演习、军事医学以及情报共享等领域合作。2017年5月,日本海上自卫队直升机护卫舰“出云”号、护卫舰“涟”号及美国海军高速运输舰同时停靠越南金兰湾国际港,进行海上灾难救助演习。这也是日美舰艇首次同时在金兰湾靠港。2018年4月，越南108号中央军队医院和103号军队医院同日本順天堂大学签署合作协议。日本还打算与越南签署《秘密防务情报分享与保密协议》，以便进一步向越南提供有关情报、出售先进军事装备等。[注] “Japan Eager for Security Agreements with Philippines, Vietnam,” http://asia.nikkei.com/Politics-Economy/International-Relations/Japan-eager-forsecurity-agreements-with-Philippines-Vietnam. 虽然日本与越南的大部分军事互动都是象征性的，但这种情报共享安排将为两国在“战略伙伴关系”中的双边合作增添重要内容。[注] Bjørn Elias Mikalsen Grønning, “Japan’s Security Cooperation with the Philippines and Vietnam,” The Pacific Review , Vol.31, No.4, 2018, p.540.
(四)促进越日人文社会交流是战略基础
在越南方面看来，与中国和美国等其他重要伙伴的关系往往会在国内产生分歧。越南与中国存在历史纠葛和海上矛盾，特别是越南国内强烈的反华民族主义对两国关系造成了不利影响。[注] 李大陆：《南海争端中越、马、印尼三国对华制衡战略的差异性分析》，《当代亚太》2017年第2期，第36～63页。 美越之间则存在着人权问题和越南战争遗留问题等意识形态分歧和障碍。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加强与日本的双边关系几乎是越南精英阶层和公众的普遍共识。所以有学者认为，与东亚其他复杂的双边关系不同，越日关系总体来看是两个“没有问题”的邻居。[注] Thuy Thi Do, “Locating Vietnam-Japan’s Strategic Partnership in the Changing East Asian Political Landscape,” pdf, p.1, p.2. 这有效地保证了越日双方推进战略伙伴关系的进度不受情绪干扰，反过来又会对两国的相互认知产生正面反馈。
(1)在电子邮件文档内容的特征提取上，本文选取了电子邮件特征中的语言、结构、格式三个特征进行综合分析，使得识别的准确率更高。
在越南的战略伙伴关系中，越南与俄罗斯、中国和印度的战略伙伴关系被河内列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是越南与外国建立的最高级别的合作伙伴关系框架，这意味着在所有领域和各个层面开展合作。2014年越南与日本的战略伙伴关系被提升到了“致力于亚洲和平与繁荣的广泛伙伴关系”的新水平，这反映了越南对日本在其整体外交关系中日益增长的重要性的认识。
东南亚国家是战后日本开展外交最早、影响最大、根基最巩固的地区之一 。冷战结束后，日本的战略调整基本上是连贯的，其核心目标就是成为“普通国家”，谋求政治大国地位和在亚太地区的主导权，恢复其国际责任感与国际影响力。[注] 郭新宁：《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合作研究》，时事出版社2009年版，第237页。 日本一直把东南亚地区视作其实现政治大国目标的前沿。[注] 曹云华：《东南亚国家联盟：结构、运作与对外关系》，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年版，第10页。 安倍再次出任日本首相的第一年便出访东盟各国，这意味着日本更加重视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2013年，安倍在出访印尼时在联合记者会上确认与东盟的关系是日本外交“最重要的支柱”，同时提出日本东盟外交5原则，即创造并扩大日本与东盟的普遍价值观；由法律而非力量支配的自由、开放的海洋是共同财产，日本愿与东盟国家全力维护海洋权益和航行自由；积极推进日本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合作，促进投资；共同发展并维护亚洲多样的文化和传统；促进青年交流。[注] 《安倍发外交五原则结束东盟行 被指突出军事色彩》，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3-01/19/c_124252030.htm。
回到教室里，孩子们都放学走了，看着空空荡荡的教室，我忽然感到一阵莫名的心酸。说实话，我干这个民办教师，并不是贪恋这三四百块钱的工资，像我这样有胳膊有腿的人，随便在哪打个零工都比现在挣得要多，这两年我也不止一次萌生过离开的念头，可最后还是留了下来。这么多年了，娃娃们的读书声，花朵一样的小脸，简陋粗糙的讲台，上课下课的铃声，早已经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流在我的血液里了，我真的无法从这样的生活里从容地抽身。
(五)深化在东盟和大湄公河两个层面的合作是地区构想
通过伙伴关系的建立，越日两国不仅实现了关系的全方位深化，同时对东南亚地区也形成了互相支撑的局面。越南支持日本在东南亚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东盟是越日倚重以实现战略目标的地区组织。有学者认为，越南希望“组织成员身份能够通过约束中国并将地区国家拧成一股绳的方式，来遏制中国的潜在侵略”。[注] Evelyn Goh, “Great Powers and Hierarchical Order in Southeast Asia: Analyzing Regional Security Strategi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 Vol.32, No.3, Winter 2007/2008, p.129.这也符合日本和其他东盟国家通过多边机制“社会化”中国，防范大国竞争的愿望。为此，面对日益崛起的中国，东盟国家对日本支持东盟共同体的构建和肯定东盟中心地位表示赞赏。2013年12月，在东京举行了纪念东盟—日本关系40周年峰会，日本和东盟领导人同意通过一项关于东盟—日本友好合作的远景声明和一项执行该远景声明的行动计划，以推动东盟—日本的战略伙伴关系在未来几十年中发展。在峰会上，越南总理阮晋勇肯定了越南高度重视东盟—日本战略伙伴关系的一贯政策，并主张日本与东盟继续加强和深化关系，同时合作解决本地区和世界各地的共同问题。[注] Nhan Dan, “Contributing to Deepening the Sound Strategic Partnership with Japan,” http://en.nhandan.org.vn/politics/external-relations/item/2206502-contributing-to-deepening-the-sound-strategic-partnership-with-japan.html. 2018年11月，在新加坡举行了纪念东盟—日本关系45周年峰会暨第21届东盟—日本峰会，双方对过去45年来的友好合作表示充分肯定，重申进一步全面加强双方关系的承诺。[注]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21st Japan-ASEAN Summit Meeting,” https://www.mofa.go.jp/a_o/rp/page4e_000946.html#section1.
日本目前正在支持东盟国家加强海岸警卫队等能力建设。这包括向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越南提供巡逻艇。日本还协助东盟国家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包括气候变化、高科技犯罪和网络安全等。同时日本也在寻求促进直接武器出口，支持东盟国防基础设施建设。日本认为，“东盟自身的实力和应对中国日益增长的海上压力的韧性，对于抵御中国向争议海域扩张具有重要作用”。[注] Thuy Thi Do, “Locating Vietnam-Japan’s Strategic Partnership in the Changing East Asian Political Landscape,” pdf, p.3.
农业高新技术企业是常州市农业科技创新工作的主要力量，对加快农业结构调整、提高农业整体效益、推动传统农业的改造与升级，支撑现代农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目前，常州市共授牌农业高新技术企业86家，经营范围覆盖苗种、畜牧、水产、园艺、饲料、农机、休闲农业等领域。2017年，全市农业高新技术企业共申请专利25项，获得专利授权7项。
另外,考虑到“经济的战略意义”，日本担忧过分依赖中国的经济增长，可能会导致潜在的中国经济和军事胁迫。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是日本和越南最大的贸易伙伴，同时也是造成两国最大贸易逆差的国家。特别是2013年越南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为237亿美元，与2012年相比增加了44.5%。[注] “China Remains Vietnam’s Biggest Trade Partner in 2013,” China Daily , January 29, 2014 。不过在经历多年越中贸易严重不平衡后，2017年越南对华贸易逆差大幅收窄。据越南统计总局发布的数据，全年中越双边贸易额预计938亿美元，其中越南对华出口353亿美元，同比增长60.6%，位居美国、欧盟之后；自华进口585亿美元，同比增长16.9%，进口额稳居进口来源地首位。越南对华出口增幅远远大于自华进口增幅，贸易逆差进一步缩小，对华贸易不平衡状况得到进一步改善。越南对华出口产品中，农产品、计算机、电子产品及零部件增幅较大。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胡志明市总领事馆经济商务室：《越南对华贸易逆差大幅收窄》，http://hochiminh.mofcom.gov.cn/article/zxhz/tjsj/201801/20180102700553.shtml。因此，日本学者小川庆(Takayuki Ogasawara)直截了当地说，发展越南的出口产业将有助于它避免缺乏竞争力被中国所压倒。日本和越南应该避免对中国的严重依赖，因为这将缩小两国的行动自由。[注] Takayuki Ogasawara, “The Prospects for a Strategic Partnership between Japan and Vietnam,” http://www.iips.org/en/publications/data/AJISS-Commentary124.pdf . 例如，越南拥有排名全球前十的稀土储备，为了克服中国对稀土供应近乎垄断的局面，双方在河内开设了一个联合研究中心，以改进从越南大型未开发稀土储量中提取和加工这些材料的技术。
接下来几年，越南从2018年至2021年担任东盟与日本对话机制的协调国，这也会对促进越日伙伴关系的深化以及同时强化越南在东盟与日本关系中的地位和角色产生推动作用。
三、越日双方建立和发展伙伴关系的动因
伙伴关系是“国家间基于共同利益，通过共同行动，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建立的一种独立自主的国际合作关系”。[注] 门洪华、刘笑阳： 《中国伙伴关系战略评估与展望》，《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2期，第68页。 当今世界全球性相互依存的现实日渐明显，各种力量对比此消彼长，“伙伴关系”取代冷战中盛行的盟国关系，占据了许多国家外交策略的中心地位，[注] 奥尔格·斯特吕弗：《中国的伙伴关系外交：利益与意识形态间的考量》，《国外社会科学》2016年第4期，第157页。 成为许多国家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方式。在此背景下，新世纪以来越日共同推动“伙伴关系” 政策一方面各自有着自己的多重战略考量;另一方面也是双方对彼此战略需要的结果。
(一)越南贯彻“独立自主、全方位、多样化”外交路线的需要
首先，越南推动构建越日伙伴关系是其“外交新思维”的重要体现。越南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实行“一边倒”的外交路线，除与苏联东欧等“经互会”成员国有易货贸易外，基本上处于闭关锁国状态。[注] 梁宏、朱兴有、金玲、王翠芳、付光焰：《变革中的越南朝鲜古巴》，深圳出版发行集团/海天出版社2010年版，第46页。 1986年，越共在第6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确立了全面革新开放的路线后，越南的战略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广交友、少树敌”为总方针，“独立自主、全方位、多样化”为总路线的“外交新思维”由此出台。在此后的几年内，越南实现了从柬埔寨的完全撤军，同中美日等主要大国关系的正常化，为越南实现融入地区及全球的外交目标铺平了道路。[注] 梅记周：《越南独立以来外交政策的演进》，《社会主义研究》2012年第1期，第137页。 随后，历届越共领导层都沿着这一道路不断发展、深化越南外交。[注] 比如，越共“十大”确定的对外政策主要内容是：继续扩大对外关系，巩固同本地区国家、大国和重要合作伙伴间的长期稳定关系；加强同各国的经贸关系，在加入WTO后，进一步积极主动地融入国际，重点是同一些大国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和地区合作协定；扩大对外经济交流与合作，努力改善投资环境，吸引更多的国际资金；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开展双边和多边外交，积极参与各种国际论坛，努力提高越南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开展多种形式的外交活动，形成一股强大的综合外交力量，为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服务。越共“十一大”提出“外交工作的任务是为促进工业化、现代化，维护便利的和平环境，牢牢保持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提高国家地位；为世界和平、民族独立、民主和社会进步作斗争”。越南外交主要是服务国家发展和安全，提高国家地位。梁炳猛、滕成达：《越南：成功换班稳过渡》，载黄兴球、庄国土主编：《东盟黄皮书：东盟发展报告(201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29页。 2016年越共“十二大”提出，未来5年的主要任务包括：执行独立自主、全方位、多样化的外交路线，积极主动融入国际；保持和平稳定的环境，为建设和保卫祖国事业创造有利条件；提高越南在世界和地区的地位、威信。[注] 梁炳猛、侯尚宏、尹全芳等：《越南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选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8年版，第148页。
越南这一外交政策背后所蕴含的是微妙的“大国平衡”战略考量。其目的是与所有大国建立等距离、相互依存的关系，而不过分偏向任何一方。正如一位日本学者所指出的“作为一个小国，越南在历史上受到中国、法国、俄罗斯和美国等大国的强烈影响，形成了一种敏锐的平衡感”。[注] “Vietnam-Japan Relations Will Continue to Grow Steadily,” http://english.vov.vn/Politics/ VietnamJapan-relations-will-continue-to-grow-steadily/265153.vov. 其大国平衡外交的娴熟技巧，表现在其与主要大国的双边和多边安排中建立了多重相互依赖关系，以便“任何想要侵犯越南主权的国家都是在侵犯其他国家的利益”。[注] Nguyen Hong Thach, quoted in Carlyle A. Thayer, “Sino-Vietnamese Relations: The Interplay of Ideology and National Interest,” Asian Suvey , Vol.34, No.6, June 1994, p.528.正如越南前副总理兼贸易部长武可恩简洁地指出的那样，“我们建立越多的相互依存关系，我们就越容易保持我们的独立和自力更生，就像一根单独的象牙竹子，很容易倒下，但一丛竹子却会牢固地生长”。[注] Thuy Thi Do, “Locating Vietnam-Japan’s Strategic Partnership in the Changing East Asian Political Landscape,” pdf, p.8. 因此，在越南的战略伙伴关系安排中，“竹林丛生”哲学显得很重要。[注] 越南2001年开始使用战略伙伴关系定义与部分国家的关系，这些国家要么是与越南有全面的双边关系，要么是对其国家利益意义重大。 冷战后的越南没有正式的盟友，但截至目前，越南同16个国家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同12个国家建立全面伙伴关系，[注] 与战略伙伴关系不同，全面伙伴关系并不必然需要联合机制来监督双方条约和在关键领域长期行动计划的实施。Thuy Thi Do, “Locating Vietnam-Japan’s Strategic Partnership in the Changing East Asian Political Landscape,” pdf, p.8。 同老挝、柬埔寨建立特殊战略关系。越南目前是东盟国家中唯一与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以及7国集团(G7)所有国家、20国集团(G20)中的13个国家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和全面伙伴关系的国家，而且这些国家都是越南重要的贸易投资伙伴。
越日两国大众对彼此印象良好。在2008年日本外务省进行的一项关于日本在东盟6国中形象的民意调查中，越南民众对所有关于日本的调查问卷，都给出了最积极的答案。特别是98%的受访者都认为日本是越南值得信赖的朋友，100%欢迎日本公司来当地建立工厂和基础设施。就二战期间日本侵略东南亚的问题而言，87%的越南民众认为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行为现在不再是一个问题，这在东盟各国中比例最高。即使像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这样有争议的问题，越南民众也倾向于同情日本人的解释。他们认为，中国以某种方式“政治化”了这个问题，而且考虑到中国在越南的历史记录，中国自己也是“双重标准”。与此同时，日本人认为越南是他们感觉最亲近的东南亚国家。[注] Thuy Thi Do, “Locating Vietnam-Japan’s Strategic Partnership in the Changing East Asian Political Landscape,” pdf, p.16.
各个接头做无缝处理。先进行侧墙顶部和底部的碳纤维布粘贴，粘贴完成后在外侧进行碳纤维布环形箍的粘贴，碳纤维布环形箍在侧墙外侧底部重叠后，在外侧采用不锈钢压条和膨胀螺栓进行加固。
其次，越南希望通过获取日本的充裕资金、先进技术和更广大市场，来实现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综观越南冷战后的外交转变过程，可以把越南对外政策基本特征和主要内容概括为：以东盟为依托，以大国为重点，经济外交是中心。[注] 曹云华：《东南亚国家联盟：结构、运作与对外关系》，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年版，第181～184页。 受长期战争的影响，越南经济革新的初始条件较为落后，为了赶上或超过先进发达国家，1986 年越共召开六大，提出了革新“要实现飞跃性的发展”。越南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理论从六大开始，到2001年九大才最后形成，2006年十大时基本完善，[注] 梁炳猛：《革新开放后的越南共产党(1986～2010年)：以全国党代表大会为视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65页。 这一时期的越南经济增长迅速，1992～2006年每年GDP增长7%～8%，因此越南共产党越来越重视其执政的社会经济表现所发挥的合法性基础作用。但这也给越共带来了新的挑战，即保持经济持续发展。[注] Tran Truong Thuy and Nguyen Minh Ngoc, “Vietnam’s Security Challenges: Priorities, Policy Implications and Prospects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 pdf, p.103. 由于越南经济发展日益依赖外部世界，经济任务越来越多地体现在越南的外交活动中，最终导致了所谓的“经济外交”，即为了经济发展而进行的外交。越南将独立自主的多样化的政治外交与全面开放的经济外交紧密结合起来，并强调新时期越南经济外交的实质是为了扩大市场，引进更多的资金、技术、设备，切实为实现国家工业化、现代化服务。在对外经济关系上，坚持以出口为导向的发展战略，实现了从主要同社会主义国家开展合作向实行广泛的对外开放政策的根本转变。[注] 梁宏、朱兴有、金玲、王翠芳、付光焰：《变革中的越南朝鲜古巴》，深圳出版发行集团/海天出版社2010年版，第46页。 2016年越共“十二大”提出，要大力落实积极和主动融入国际的战略方向，其中“经济融入是重心，其他领域融入必须为经济融入创造条件”，要进一步推进和深化与合作伙伴的关系，特别是与对国家发展和安全有着重要作用的战略伙伴和大国关系，将已经确立的框架关系发展到实质性关系。[注] 梁炳猛、侯尚宏、尹全芳等：《越南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选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8年版，第177～178页。 2018年8月越南举行题为“外交方向：在深入国际一体化时期大力推进为国家发展服务的外交工作”的第30届外交会议。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国家主席陈大光、政府总理阮春福以及国会主席阮氏金银等均出席会议。在会上阮春福重申，经济外交仍是主要任务，并建议视此为评估越南驻外大使馆，总领事馆的工作效果的标准。[注] 《阮春福总理：外交工作应以企业为核心》，http://cn.news.chinhphu.vn/Home/阮春福总理外交工作应以企业为核心/20188/24977.vgp。 由于越南决心实现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主要目标，越南在全方位外交中的一个高度优先事项是加强与发达经济体的实质性关系，日本是东南亚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和主要的官方发展援助提供者，也是资金和技术的重要来源，对于越南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近年来，越南领导人多次将日本称为“第一大经济合作伙伴”或“头等重要的发展伙伴”。[注] Dinh Thi Hien Luong, “Vietnam-Japan Relations in the Context of Building an East Asian Community,” Asia -Pacific Review , Vol.16, No.1, 2009, p.108.
第三，越南也希望在一定程度上借重日本提升综合安全实力，维护“主权和领土安全”。自1986年实行革新开放以来，越南领导人对传统的基于强大军事实力基础的安全观逐渐向“综合安全”和“共同安全”认知转变。基于对安全的新认知，1988年，越共政治局十三次会议决议提出了构建国家安全的几个要素，即“强大的经济基础、足够强大的国防力量和广泛的国际合作关系”。[注] 越南共产党：《越南共产党政治局十三次会议决议》，越南事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4页。 这一思路也在越南革新事业中得到贯彻和深化。2016年越共十二大指出“革新时期……发展社会经济是中心……加强国防安全是经常性重要工作”。“将国防安全与外交紧密结合起来；加强国防安全的国际合作”。[注] 梁炳猛、侯尚宏、尹全芳等：《越南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选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8年版，第28、35页。
越南外交政策的核心任务之一是处理好与地区邻国(特别是与其接壤的邻国)和大国的关系。日本既是越南地区邻国，又是一个大国。从过去的经验来看，越南必须与邻国建立长期稳定的关系，以确保周边环境的稳定，这样才能维护越南的安全和领土完整。[注] Thuy Thi Do, “Locating Vietnam-Japan’s Strategic Partnership in the Changing East Asian Political Landscape,” pdf, p.6. 尽管处理与中国的关系仍然是越南的首要任务，但是，随着近年来越中两国南海岛屿主权争端升级，越南对华疑惧加深，更加关注安全等高级政治领域。越南高度重视与日本、韩国和其他东盟国家的关系，以此作为对中国方面意图的传统怀疑的“对冲”。发展与日本的“伙伴关系” 不仅可以减少越南在经济方面对中国的过度依赖，促进越日双方在安全领域的合作， 也可以推动越南在安全领域有效地实施大国平衡战略，借助日本制衡中国，达到保卫其“主权和领土安全”的目标。
(二)日本加强对东南亚外交的战略需要
近年来，日本从拉近民众间情感、增加文化社会吸引力、从而夯实这一战略基础的角度出发，着力于深度挖掘合作潜力，进一步推动两国人文社会关系的发展。除了增加两国地方交流、扶助弱势群体、简化签证程序以便利人员往来外，日本把合作重点放在教育与文体上。[注] 张继业、钮菊生：《日越关系新发展：动力与前景》，《国际问题研究》2017年第1期，第94～95页。 在教育领域，日本推动日语教育进入越南小学和中学，并斥资1623 万美元创建“越南—日本大学”，致力于将其打造成东南亚最高质量大学。[注] “Vietnam, Japan to Boost Education and Training Cooperation,” http://en.qdnd.vn/vietnam-and-the-world/vietnam-japan-to-boost-education-andtraining-cooperation/388413.html. 目前共有25万名越南留学生和实习生在日本学习与生活，越南官方称其是“增进两国人民友谊的核心因素”。此外，在文体领域，两国将重点放在促进青年往来与文体艺术交流上，包括依托“哇计划—通过融合与和谐实现互动亚洲”、“日本与东亚青年人与学生交流网络”等计划深化双边往来与交流，日本支持越南申办2019 年亚运会并发展足球等运动等。截至2018年，两国共举办了5届日越文化节。越南国会主席阮氏金银评论这一文化活动，给越南人民留下“日出之国”风土人情和文化的美好印象。[注] 《国会主席阮氏金银会见日越友好议员联盟特别顾问武部勤》，http://cn.news.chinhphu.vn/Home/国会主席阮氏金银会见日越友好议员联盟特别顾问武部/20181/24088.vgp。 这种相对较为融洽的国民情感现状，为越日两国推动伙伴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有利的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越日关系在21世纪的突破性进展——2006年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和2014年升级为广泛战略伙伴关系，均是在安倍晋三执政时期实现。尽管从历史经纬来看，长期以亚太国家自居的日本极少将国家战略边界延伸至印度洋地区，然而2006年9月安倍第一次组阁后，日本却成为国际社会对构建、推动印太战略最为积极的国家之一，日本也正式将国家战略视野与利益边界扩展至印度洋区域。[注] 王竞超：《日本印太战略的兴起与制约因素》，《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8年第4期，第24页。 2018年日本政府将所谓“印度洋—太平洋战略”改为“印度洋—太平洋构想”。一方面希望借此赢得东盟国家的支持；另一方面也是中日关系改善的结果。[注] 《印太“战略”变“构想”？日媒：中日关系改善 避免引中国误会》，http://www.cankaoxiaoxi.com/china/20181114/2352939.shtml。 安倍时期的日本外交政策的三大基石是加强日美同盟、深化与邻国的合作关系、加强经济外交以重振日本经济。[注] “Foreign Policy Speech by 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 Fumio Kishida to the 186th Session of the Diet,” http://www.mofa.go.jp/fp/pp/page18e_000037.html. 然而，日本的区域政策正面临着来自其体制约束和东亚权力转移进程的挑战。在国内层面，经济的停滞不前和领导层频繁更迭，加上人口的缩减，共同造成了日本“失去的二十年”，限制了其对亚洲的承诺。在区域层面，“亚洲首次见证了日本和中国作为大国的复兴，以及美国因其自身力量的预算限制而对亚洲作出的长期承诺的矛盾心理”。此外，这一权力转移进程是在一个缺乏防止安全困境和潜在冲突恶性循环有效多边框架的区域内发生的。[注] Thuy Thi Do, “Locating Vietnam-Japan’s Strategic Partnership in the Changing East Asian Political Landscape,” pdf, p.9. 有学者认为，由于在东北亚的地缘政治空间日益缩小，日本正通过与东盟、澳大利亚等力量缔结战略伙伴关系进行“双重对冲”，即一方面应对与东北亚邻国关系困难；另一方面也是担忧美国是否能长期致力于保卫日本及其在东亚存在(如钓鱼岛，日方称尖阁列岛)的一种应对措施。[注] Corey J. Wallace, “Japan’s Strategic Pivot South: Diversifying the Dual Hedg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 Pacific , Vol.13, No.3, 2013, pp.479～517.在实施这一战略的过程中，越南被日本视为“有共同利益的战略伙伴”，具有关键意义。[注] “Japan, Vietnam to Hold Maritime Security Talks in May,” https://www.japantimes.co.jp/news/2013/04/15/national/politics-diplomacy/japan-vietnam-to-hold-maritime-security-talks-in-may/.
首先，由于经济外交是安倍晋三时期日本外交政策的关键组成部分，日本政府在发展与东盟特别是越南的关系上有很强烈的动机。2015年12月31日，东盟共同体宣布建成，一个人口6亿，GDP近3万亿美元[注] 按照IMF预测，2018年东盟10国GDP合计约为2.896万亿美元，比2017年的2.76万亿增长约4.9%。 的巨大的统一市场对日本振兴经济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一段时期以来，日本企业逐步倾向于把东南亚作为中国之外的一个替代性投资目的地，即“中国加一”投资战略。越南、泰国和印尼经济增加速度快，是日本投资者首选国家。特别是越南，逐渐吸引了日本的最大投资。日本投资者认为，越南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方面有很多优势，比如“庞大”和“强劲”的人口、熟练的劳动力、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安全和稳定的社会环境。[注] Thuy Thi Do, “Locating Vietnam-Japan’s Strategic Partnership in the Changing East Asian Political Landscape,” pdf, p.11.
日本也是东盟主要的官方发展援助提供国之一。大湄公河次区域(GMS)[注] 湄公河各国包括泰国、柬埔寨、老挝、缅甸和越南等5国。2009年11月，第一届日本—湄公河首脑会议在东京举行，中国虽然也属于这一流域国家，但一般情况下，日本将中国排除在外。曹云华：《东南亚国家联盟：结构、运作与对外关系》，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年版，第289页。 受到了日本特别重视。安倍政府将民众、基础设施、经济和制度这四方面的连接作为湄公河次区域互联互通的四大支柱。[注]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New Tokyo Strategy 2015 for Mekong-Japan Cooperation，”http://www.mofa.go.jp/s_sa/sea1/pagele_000044.html.转引自张继业、钮菊生：《试析安倍政府的湄公河次区域开发援助战略》，《现代国际关系》2016年第3期，第37页。 日本承诺在湄公河地区投资的57个官方发展援助项目，其中26个位于越南，包括非常重要的基础设施项目，如“大黄埔”第二航站楼、诺白国际机场、长航国际机场。日本政府曾制定《东京战略2012》、《新东京战略2015》等，都把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推进重点。现在，日本希望通过对缅甸、老挝和柬埔寨基础设施项目的密集投资，将越南的支持模式扩展到湄公河地区的其他地区。[注] Thuy Thi Do, “Locating Vietnam-Japan’s Strategic Partnership in the Changing East Asian Political Landscape,” pdf, p.3. 2018年10月9日，第10届日本与湄公河流域国家峰会在日本东京举行，各国领导人决定将日本与湄公河流域各国合作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并通过了《东京战略2018》草案。[注] 未来合作方向将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其一，灵活有效互联互通，进一步建设基础设施，积极展开实施“工业2.0湄公地区愿景”与扩大交通基础设施、电信、能源、数字经济、贸易投资等领域的高质量基础设施的伙伴关系。其二，以人为中心的社会，促进工业、国际经营、人工智慧、金融、农业及食品工业等领域的人力资源发展；促进医疗、教育、司法合作。其三，实现一个绿色湄公河地区，就区域内气候变化对策、海洋污染对策和水资源保护等展开合作。《阮春福总理在日本与湄公河流域国家峰会上提出建议》， http://cn.news.chinhphu.vn/Home/阮春福总理在日本与湄公河流域国家峰会上提出建议/201810/25356.vgp。 有分析人士认为，日本相关战略的推出，可能预示着中日两国即将在该区域展开新一轮的竞争。但也有观点认为，湄公河流域国家对发展基础设施的需求巨大，十分需要外部的投资资金与合作，中日两国在湄公河次区域开展合作有很大的互补性，应该能够获得“双赢”的效果。[注] 《日本借〈东京战略2018〉强化对湄公河流域影响力》，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8/1010/c1002-30332296.html。
第二，东南亚是日本大国外交的一个重要着力点和在国际舞台上争取外交支持的重要力量。越南作为东亚政治中一个重要参与者，在东盟地位的提升越来越引起日本的关注。比如，越南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从一开始就“不顾中国的外交压力”始终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东盟国家之一。[注] 2005年日本首次争取入常时，只有新加坡和越南明确表示对日本的支持。 日本还认识到，越南可以借助与朝鲜的外交关系在朝鲜问题上发挥作用。越日两国还在东亚峰会、东盟和中日韩峰会(东盟+3)等国际多边机制上进行了有效协调。此外，考虑到越南和日本在亚太地区有许多共同的重要合作伙伴，双方有机会在双边框架之外进行合作。
第三，安倍政府的东南亚政策首次包含了明确的防务安全合作维度。尽管日本一直是“在大多数东南亚国家享有积极公众情绪的重要经济参与者”，但其东南亚政策从未超越1977年的福田主义。在福田主义中，日本强调与东南亚建立互信，并承诺永远放弃军事力量。[注] Phuong Nguyen, “Japan’s Pivot Should Be Sustained: View from Southeast Asia,” https://www.cogitasia.com/japans-pivot-should-be-sustained-view-from-southeast-asia/. 现在，安倍政府希望在经济关系上更进一步的同时扩大安全领域的合作。日本在2014年版《国家防卫计划大纲》中承诺积极推动联合训练、演习和能力建设援助以及在灾害管理领域的合作。[注] “National Defense Program Guideline for FY 2014 and beyond,” https://www.mod.go.jp/j/approach/agenda/guideline/2014/pdf/20131217_e2.pdf. 在这种背景下，日本将越南、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视为潜在力量，它们将在“推动东盟地区主义以及面对在领土争端中态度日益强硬的中国中维持地区平衡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注] Thuy Thi Do, “Locating Vietnam-Japan’s Strategic Partnership in the Changing East Asian Political Landscape,” pdf, p.13.
四、越日伙伴关系发展演进的特征
越日伙伴关系在过去将近20年的发展中，不断深化、充实和调整，逐渐呈现出一些特征。
(一)中美战略竞争的大环境是越日伙伴关系发展的主要牵引力量
冷战结束以来，中美之间经济的不平衡增长、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以及美国整体实力的相对衰退显示中美之间开启了权力转移的漫长进程。[注] 余珍艳：《权力转移理论与中美关系》，《国际关系研究》2018年第2期，第109页。 近年来，中美在东亚地区的战略性对抗不断上升，两国关系已成为一种战略竞争关系。美国为保障其在东亚地区的战略、外交与经济等领域的主导地位，“锁定” 中国作为最主要的“战略竞争者”，正在不断推进针对性的战略步骤。[注] 《专家：中美东亚战略对抗不断上升中国没必要遮掩》，http://world.people.com.cn/n/2014/0408/c157278-24846235.html。 中美这种战略竞争态势将会深刻影响到该地区的安全秩序。所有东盟国家都明白，如想保持东盟在地区安全事务中的领导地位，就必须在中国和美国之间保持平衡，并迫使中美为获得东盟支持展开争夺。[注] 阎学通、张旗：《道义现实主义与中国的崛起战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09页。 越南在推行其对外政策时，必须充分把握中美战略竞争这一宏观环境，避免对中美任意一个国家依赖。一个有效的做法便是向其他国家寻求国际支持，而这些年来对越南来说外交方面成就最大、合作最深的3个国家里，日本便是一个，另外两个分别是俄罗斯、印度。[注] Bill Hayton ,“Vietnam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 Emerging Security Partnership,” pdf, p.29.
日本之所以在近年来积极推动越日伙伴关系升级，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的首肯和支持。日越关系发展的同时，美越关系也实现了突破。[注] 杨耀源、杨超：《21世纪以来越南对美“伙伴关系”政策评析：内涵、起源、特征及影响》，《当代亚太》2016年第5期，第135～152页。 没有美国的主导性作用，缺乏外交自主性的日本很难快速扩大越日伙伴关系的成果。[注] Bjørn Elias Mikalsen Grønning, “Japan’s Security Cooperation with the Philippines and Vietnam,” The Pacific Review , Vol.31, No.4, 2018, pp.536～550.日本的目标很明确,欲以越南为“棋子”,通过加强合作,拉拢越南联手制衡中国,并扩大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影响力。而如前所述，越南实行的是大国平衡战略，并非想与其中任何一个大国进行直接对抗。在对日关系上，越南更希望获得日本的经济援助，以推动本国经济发展。因此，越南并不会甘心仅作为“棋子”被日利用。尤其是在特朗普任美国总统后，在美国的亚洲政策表现出极大不确定性背景下，越南将更加避免在中国和美日之间“选边站”，而是谋求盘活越南外交,实现本国的主张和利益。[注] 常思纯：《安倍政府对越安全合作：路径、动因及影响》，《日本问题研究》2018年第4期，第20～23页。 事实上，近年来考虑到中日关系的敏感性和中美关系的竞争性，越南有意识地均衡地发展与中日美三国的关系。2015年，越共总书记阮富仲即先后出访中、美、日，推动越南与三国关系齐头并进发展。可以预计，除非发生根本性的颠覆区域战略形势的重大事件、迫使越南作出重大战略选择，日越关系的发展不可能脱离越南全方位均衡发展大国关系的总体框架，其在发展的速度与深度上将受制于越南与中国等其他大国关系的发展。[注] 张继业、钮菊生：《日越关系新发展：动力与前景》，《国际问题研究》2017年第1期，第102页。
(二)对华海洋权益争端为越日伙伴关系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
中国与日本存在东海钓鱼岛争端，与越南存在南海争端，这两组海洋争端一定程度上为越日关系的走近提供了重要契机。
然而，工程施工的时候，中铁建公司作为河道疏浚方故意刁难、拖延疏浚工程，造成方少瑜无法履行合同。方少瑜当时意识到，我一个外地人在当地挖沙，肯定和当地有很多利益冲突，他们才联合刁难我。邓强作为城投公司的董事长，肯定默许肇庆城投贸易公司的这种行为。
从长远来讲，中国为太平洋、印度洋的“两洋国家”，而南海是沟通两洋的咽喉要道，菲律宾和越南是中国在南海的“瓶颈”，日本深谙此道。有学者就指出由于中国实力的崛起所导致的东亚海上力量平衡的变化以及由此给日本带来的威胁感是其加强对越南等东盟国家关系的根本原因。[注] Bjørn Elias Mikalsen Grønning, “Japan’s Security Cooperation with the Philippines and Vietnam,” The Pacific Review , Vol.31, No.4, 2018, p.540.在2016年7 月举行的亚欧会议、东盟外长会议上，越日领导人就“南海仲裁案”协调政策立场、对华施压，并就日方增加对越援助以尽快提升越其上执法能力达成共识。
越日伙伴关系中的安全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将加大中国周边安全压力，同时也会对中国南海维权造成一定困难。近年来，越日领导人会谈时频繁提及南海问题，认为中国加快岛礁建设等威胁地区安全，并共同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积极对华施压。2017年2月，日本防卫大臣稻田朋美与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一致同意，加强支援东南亚国家的“能力建设”，借此实现对南海的介入。[注] 社説，日米同盟を強めアジアの安定に貢献を[N]，日本経済新聞，2017-02-06，转引自常思纯：《安倍政府对越安全合作：路径、动因及影响》，《日本问题研究》2018年第4期，第17页。 2018年10月越南总理阮春福访日期间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一致同意，将共同致力于维护南海的和平与安全。安倍在记者会上说：“我决心与阮春福总理携手努力，推进实现印太地区的自由和开放。”阮春福未点名中国，但他在记者会上也表示，必须确保南海的和平、海上安全以及航行和飞行的自由，“对于日本作出的旨在确保印太地区经济繁荣、贸易自由和航行安全的努力和倡议，我表示欢迎和支持”。[注] 《日越将推进战略伙伴关系》，《参考消息》2018年10月9日第1版。 但是，受自身大国平衡外交，对中美战略竞争环境的谨慎以及中越双边关系较高程度的制度化等因素的影响，[注] 钟飞腾：《国内政治与南海问题的制度化——以中越、中菲双边南海政策协调为例》，《当代亚太》2012年第3期，第95页；Li Jianwei, “ Managing Tension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Comparing the China-Philippines and the China-Vietnam Approaches,” pdf, p.18。 越南将保持较高的对华接触意愿，避免在南海问题上对华硬制衡。[注] 李大陆：《南海争端中越、马、印尼三国对华制衡战略的差异性分析》，《当代亚太》2017年第2期，第41页。
(三)双边对话机制为越日伙伴关系长期稳定提供了有效渠道
德国学者格奥尔格·斯特吕弗指出，伙伴关系“最重要的特点，是国与国合作的结构性框架，超越了一般外交往来，并给参与国的政府部门与机构提供了定期交流的机会”。[注] 奥尔格·斯特吕弗：《中国的伙伴关系外交：利益与意识形态间的考量》，《国外社会科学》2016年第4期，第158页。 这种结构性框架和定期交流机会往往以双方开展对话的形式展现出来。
2007年5月，越南外交部和日本外务省成立了越日双边合作委员会，同时建立年度会面机制。这一委员会与会面机制的建立，开启了两国对话活动的大门，为双方关系的稳步长远发展打造了密切有效的沟通渠道。以防务安全合作为例，2010年越南与日本建立了“全面讨论政治、外交、国防和安全事务”的外交与国防副部级“越日战略伙伴关系对话”框架(“2+2”)，后来又在这一框架下分别搭建副部级国防政策对话和警方副部级磋商机制，并谋求开启由外交、防卫、海洋安全相关部门官员共同参加会谈的“3+3”机制。在一系列的铺垫和互动的基础上，越日“3+3”海上安全磋商框架呼之欲出。[注] 李秀石：《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研究》，时事出版社2015年版，第325页。 另外，在常规对话之外，越日两国高层在多个场合机动性探讨安全问题，有学者统计自从2009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总理、外长和防长进行了至少23次会谈。[注] Bjørn Elias Mikalsen Grønning, “Japan’s Security Cooperation with the Philippines and Vietnam,” The Pacific Review , Vol.31, No.4, 2018, p.536.截至目前，双方已举行6次国防政策对话会。2018年7月，越南国防部副部长阮志咏和日本防卫省副大臣真布朗在东京共同主持越日第6次国防政策对话会。双方一致同意推动防务合作关系深入发展，使其成为致力于亚洲和平与繁荣的越日广泛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支柱之一。双方就促进各级代表团互访，维持与提高国防政策对话机制的质量，举行双方海陆空军磋商，在多边国防安全论坛加强合作与互相支持，促进军医、网络安全、国防工业、联合国维和行动、海上安全和搜寻救难等领域的合作等方面达成一致。[注] 《越南与日本举行第六次国防政策对话会》，http://cn.news.chinhphu.vn/Home/越南与日本举行第六次国防政策对话会/20187/25006.vgp。
第三，新媒体赋予我们行动与实践的权力。表达本身就是一种行动，这里的行动强调表达与现实的行动相结合[9](P13)，强调虚拟与现实的结合与行动。新媒体通过信息赋权使得每个个体都有可能成为自由表达的主体，然后通过交互行为快速地将表达转化为实践，线上活动和线下活动的结合，最大可能地打开了现实行动的空间，推动了传统信息传播中难以达到的实践改革。
五、结 语
2002年越日两国确定建立长期稳定的伙伴关系框架以来，这一伙伴关系不断升级，到2014年升级为“广泛战略伙伴关系”。越日伙伴关系包含政治、经济、安全和人文交流多个方面的内容，是越南外交转型和日本东南亚外交战略对接的结果，同时具有受中美竞争和南中国海争端等外部因素推动的特征。越日伙伴关系的发展，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中国周边外交格局、地缘战略和地缘政治关系。[注] 于向东、彭超：《浅析越南与日本的战略伙伴关系》，《东南亚研究》2013年第5期，第50页。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中国都会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倡议，而日本近年来也从“印太战略”到“印太构想”，不断阐发其外交理念。东南亚地区是中日两国外交布局中均重点关注的地区，两国在该地区的外交竞争不可避免。但是，对越南而言，越日关系远不如越中关系基础深厚、稳定持久、交往频繁。虽然越日双方不断深化伙伴关系，但是迥异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使得双方的差异难以真正消弭。随着日本越来越把官方发展援助作为推行价值观外交的“软性制衡”的工具，越南出于维护本国利益特别是现行政治体制的需要，也会对日本保持一定的警惕。[注] 考虑到主题的聚焦和篇幅的限制，本文未就越日伙伴关系发展的约束性因素进行专门讨论，有关的研究可参见张继业、钮菊生：《日越关系新发展：动力与前景》，《国际问题研究》2017年第1期，第102～103页；兰强、董冰：《越南入世和越日关系的新发展》，《和平与发展》2009年第2期，第19页;《日媒：突飞猛进的日越关系只是表面风光》，http://military.people.com.cn/n/2014/0609/c1011-25122379.html。 总而言之，审慎地看来，对于越日伙伴关系发展可能造成的影响，中国既应高度重视，也无需过度担忧。
[作者简介] 王森，云南财经大学“一带一路”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刘美武，云南财经大学海外学院副教授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亚投行与区域内传统国际金融机制叠加互动的间性治理优势研究”(项目编号：17BGJ036)的阶段性成果。文中错漏由笔者负责。
标签：越南论文; 日本论文; 伙伴关系论文; 云南财经大学海外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