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现代舞蹈发展趋势的思考_现代舞论文

对中国现代舞蹈发展趋势的思考_现代舞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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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舞的出现,适逢整个社会经济文化的转型期,因而“年代”在这样的情境中就超越出本身的时间涵义,带有特定的价值。这种价值不仅是对中国传统舞蹈本身异化的突破性表现的认可,更是对传统舞蹈,尤其是承袭宫廷舞蹈的那种被驯化为美丽、柔顺,以致失落了精神重量的舞蹈表现与审视观念的一种终结。当然,这是从文化视角来看待中国现代舞出现的价值问题。其实,从中国现代舞如火如荼地迅速红遍整个文艺市场,甚至在寻常百姓中也一如往昔秧歌热般形成高潮,与当下中国社会文化思潮被世俗化裹挟有着相当大的关系。对此,我们从客观事物发展的多种角度重新审视,将有助于我们从深层次上思考中国现代舞的走向。

就像任何艺术都会与一定的文化根源相对应一样,现代舞也不例外。自20世纪二十年代兴起的现代舞浪潮,标志着欧美舞蹈开始了一场意义深远的大变革。现代舞的先驱者一反古典浪漫派舞蹈奢靡浮华的风气,不约而同地从原始舞蹈的韵味中寻找舞蹈的本质。如依莎多拉·邓肯(Isadora Duncan)对古希腊的迷恋,玛丽·魏格曼(Mary Wigman )对非洲舞蹈的追索,玛莎·格莱姆(Martha Graham )从印地安文化中吮吸养料,她们以极大的勇气使舞蹈直面人的生存状态,与先民舞蹈重新接通了血脉……由此,舞蹈学界普遍认为:西方现代舞是在西方古典芭蕾刻板教条发展到极致时反叛而产生的,它带着鲜明的个性与自由奔放的色彩,用阐释人性与人类社会本质问题的独特语言,建立起了较为完整的现代舞表现手段和现代系统。现代舞成为反对芭蕾的封闭僵化前提下产生的文化与历史的必然现象,它反对一味技术炫耀和唯美主义所倡导的使肢体成为一个华美躯壳,成为以赏心悦目为观感享受的表演“工具”。笃信新的舞蹈创作只能产生于自己内在的生命力与自身创造性的外部形式有机融合。舞蹈学界的这种认识观点,并不都是从舞蹈本身形式演变出发的,而是受到自20世纪初叶逐步发展,充满重大变革的世纪潮流的影响。在这样一个充满动荡和激变的世纪中,人们从自然观、宇宙观、社会观、人生观、伦理观、到生存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都发生着剧烈而深刻的变化。由此形成的现代舞必然包容了诸多的舞蹈美学的意念,可谓是交叉学科的一种文化结晶,也正因为具有如此蕴涵丰富的社会理念作背景,才使得现代舞作为一种以感性肉体和理性灵魂为基础的非描述性的艺术,既能够表现某种概念或观念,又不是一种纯理性,类似语言描述那样精确的、纯符号性的审美对象,且是一种流动性强,甚至转瞬即逝的文化现象。正由于这种模糊的非限定性,让观众尽情去看、去听、去感悟并用自己的心灵去接纳,从而做出自己的解释与判断。直至20世纪80年代末,出现“后现代舞”才逐渐被认可,它反对的形式和美学观念是又一次高度程式化、规范化、体系化、模式化、古典化了舞风。因而它反对死气沉沉的陈腐形式和僵化的审美观念,即古典现代舞的旧有形式和美学观。它较之前者,无论在创作观念和审美理念上,还是在训练体系和创作手法上,都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自由性,并且有向原始主义和真实主义复归的趋向;具有更开阔的视野和更广阔的生活来源;更注重创作的过程体验,更加有意识地运用即兴创作和动作实验的各种观念和方法;反对权威崇拜,以求得某种所谓绝对的自由选择。到了90年代,美国“后现代舞”流派日渐成熟,它继承了美国早期现代舞的某些特质,创作观念,竭力排除了各种障碍,包括心理上的冷漠因素和剧场中的空间距离,它成为用肉体与精神融为一体的舞蹈。

因而,我们可以看到从古典芭蕾体系中破壳而生的西方现代舞,有与之相对应的一套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作支持。即依托于现代主义形成后陆续出现的各种“先锋艺术”的实验和理论阐释。其实,不论是西方现代主义还是后现代主义,都是以变革作为社会乃至文化发展的驱动力,都是基于对人类理性的“失望”,而产生强烈的变异心态。因而,现代舞的发展与西方社会的发展有着紧密相联的关系,成为西方文艺体系中的组成部分。

在中国现当今艺术史上,30年代与80年代中期以后是现代主义进行着本土化多方面转化的时期。国外现代主义百年递进的历程,在中国不可能用二三十年便一蹴而就。从二三十年代的“囫囵吞枣”到八十年代的“仓促赶路”,无一不暴露出中国传统文化中“急功近利”的弱点。当下的事实也表明:现代主义在中国只算是完成了本土化进程的前沿性试验,并没有充分得到社会现实与社会文化这二者的内在呼应,就是在形式诸方面也只是处于“临摹”与“后临摹”的阶段。现代主义在中国,应该说尚处在“本土化”的前期。由此,表现在中国现代舞的编创上便有一个自觉的意识过程,回顾八十年代初关于舞蹈的反思,关于舞蹈观念更新的讨论,鲜明地反映了中国舞蹈人这方面的自觉。面向二十一世纪中国现代舞的奠基,应该具有中国独特的文化精神为依托和舞蹈美学为基础,使东西方文明趋于平衡,使人为的精神家园洋溢东方美学的深厚底蕴。这是当代中国舞界的历史责任,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对于在西方出现的形形色色现代及后现代文艺思潮,可以理解是与西方社会自身的历程,特别是人文精神发展的历程密切相关的。而中国在接受这些文艺思潮时必须认清东西方的差异,切不可盲从。与西方相比,我们跨越了一个建立规范和完善秩序的时代,这就使我们对非理性的肯定与西方人不是在同一基点上,对准的不是相同的目标。西方人是源于对资本主义条件下高度发达的科学理性和过分严密的社会理性的不满,我们则主要是源于对缺乏理性秩序的封建性和权威意志的不满。因而人文背景、文化结构均不相同。再者,中国并没有完整的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理论体系,没有相对应的完整现代舞理论体系。没有成熟得乃至僵化的“芭蕾系统”,因此如果只简单地套用西方现成的现代舞理论体系来观照中国现代舞,便没有坚实的理性依托和精神保障。正是这种原因,我们有时会见到一些与现代舞乱挂钩的荒唐现象:在古典舞、民间舞中简单地放入一些现代舞的“语言”符号,便堂而皇之称为“中国现代舞”;有些编导,过分紧密地胶着于玄妙高深,热衷于渲染某些本能意识,但却丧失了应有的价值判断,只能徒增舞蹈语汇的迷茫与杂乱。

应当看到,中国传统的哲学思维方式,叙事的诗性语言都是中国几千年民族舞蹈发展的养料。其实,就是在西方现代舞发展史上,东方文化与艺术也曾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

诸如,美国现代舞先驱者邓肯就是在本世纪初从东方的艺术宗教或者大自然和希腊的艺术中获取灵感的,直到西方后现代舞鼻祖默斯·堪宁汉(Merce Cunningham)又一次回到了东方寻求灵感,从而找到了更深层次的东方哲学理念。他学了中国的《易经》,意识到“变”是天地间万事万物的根源。之后,更涌现出一代热衷于东方文化,尤其对中国艺术倾注了极大热情的美国现代舞人如埃里克·霍金斯(

ErickHawkins),从中国的太极思想及哲学方法中提取了那种“攻中有守”的用力方法,点明了人的动作均始于骨盆,具有内劲和后劲;露丝·圣丹妮丝(Ruth St.Denis)则认为东方宗教最能反应人类的精神活动和灵性顿悟,就连玛莎·格莱姆(Martha Graham )也心悦诚服地遵循了东方传统,认为大地而非天堂乃万物之本。直到后来美籍韩国著名新先锋派现代舞蹈家洪信子的作品中带有浓重的儒学与佛学影响,埃索舞蹈剧院中许多作品给人明显的东方情调,美籍以色列著名现代舞蹈家纳哈林根据中国书法创作的令中国舞人猛醒并急起直追的《墨舞》等等,不胜枚举。

中国现代舞第一次公开倡明自己身份当属80年第一届全国舞蹈比赛的《希望》,这个没有具体人物与情节线索的男子独舞用裸露的动态躯干与充满形式意味的肢体律动展现了一种全新的舞蹈的可能性,它标志着中国现代舞的第一次重大突破。这一突破不仅体现在“舞蹈语”冲击了“文学性”的舞蹈结构的守恒,而且体现在以“忧患意识”冲击了“原始的圆满”的舞蹈功能的局限。正因为《希望》的揭竿而起,人们才由此把那些出现在这之前,而作者不愿戴上“现代舞”帽子的舞蹈、舞剧归入此属,比如蒋华轩的《刑场上的婚礼》、《割不断的琴弦》和舒巧的《奔月》。而《希望》之后,即八十年代初至九十年代,现代舞的创作更层出不穷;胡家禄的《绳波》、苏时进的《黄河魂》、王玫的《潮汐》、金星的《半梦》等,中国当代舞蹈家们在“中国现代舞”的名义之下以独立的思考先锋向前。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现代舞往往是无可归类的舞蹈,我们无法界定现代舞是什么,划出一条非泾即渭的限界,我们只能说现代舞不是什么(不是中国古典舞或中国民间舞),因为在所谓有“中国现代舞”那一类中,既无法在动作形态的美学特征中,也无法在结构技法的创作意识上使划归此类的舞蹈找到一个可以趋近并凝聚的内核。于是,借用欧美现代舞的人体运动方法来表现非现代题材的舞蹈可以是中国现代舞;对“风格化动作”变形、变奏、重组、重塑来表现现代题材的也可以是中国现代舞;还有超越舞蹈之“悦人以媚”的功能而“启人以思”的舞蹈,都可以是中国现代舞。值得一提的是,在“解放思想”伊始,中国舞蹈的第一个“现代”选择便是向历史复归,即舞剧《丝路花雨》的问世,面对中国舞蹈复归本体的现代选择,我们不可回避地要审视中西方舞蹈的比较问题。我们民族对舞蹈之本体的认识受制于对宇宙之本体的认识,我们认为宇宙是由“混沌”生成,宇宙之“气”的生成过程是圆流周转、循环往复、周而复始的,这与视宇宙本体为分层结构、直线发展,以“十字架”为其文化特征的西方古典芭蕾有很大的差异。我们内收而他们外射;我们示意而他们示形;我们形方动圆而他们形圆动方。更与欧美现代舞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欧美现代舞从邓肯开始,就一直从艺术精神、艺术形象及创作手法对传统提出尖锐的挑战,许多欧美现代舞的舞蹈家,其舞派特征往往就在于把某一主张推向极至。而中国现代舞强调了主体性但没有走向主观随意性,强调了结构的变异性但没有忽视其功能的适时性;强调了人体运动的自然但没有排斥人体律动的历史积淀。中国现代舞不管有多少外在的机遇,毕竟是在有着悠久舞蹈文化传统的土壤上萌生的。由此可见,东方有吸取不尽的艺术精华,中国有令西方人赞叹的精神文化,我们未必要一味追随西方的现代舞,而在现代审美理想上走得太远,我们有自己的内秀与气质,可以根据东方民族特有的审美理想做出审美选择。中国现代舞不能脱离中国国情,应吸取历史上“新舞蹈”在欧美地域之外的传播与接纳的教训,总结西方现代舞东渐变异的经验,进而,不只是停留在对自己浓厚文化底蕴的表面图解上,而是深掘真正的文化根基,走出一条属于我们自己的现代舞蹈路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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