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贫困文化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贫困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013(2000)02-0053-03
何谓“贫困文化”？中国研究者通常的解释是：“贫困文化是现代社会中的一种亚文化现象，是指社会上多数人均处于中等以上生活水平时，仍有一部分处于贫困状态的人所形成的一套使贫困本身得以维持和繁衍的特定的文化体系”。[1]“穷人由于长期生活于贫困之中，结果形成一套特定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价值观念体系等，这些方面便组成贫困文化而代代相传”。[2]最早提出贫困文化概念并从理论上系统阐述的是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Oscar Lewis)。“刘易斯发现资本主义社会中生活于贫民窟、犹太人居住区、违章住户聚居地等贫困环境中的人具有相类似的家庭结构、人际关系和超越国界的价值观体系”。“穷人实际上拥有一种自主的亚文化，它是一种自生自灭的文化”。[3]贫困文化的研究具有特殊的价值，通过这种研究可以对贫困的形式、起源、后果以及有关政策、人民应付贫困的办法等获得新的认识。然而，中国贫困文化理论本身还很不全面，很不完善，还有大量的需要认真思考和探讨的问题。笔者在此就中国贫困文化及其研究中的问题作些探讨。
一、中国贫困文化滋生的“贫困环境”及其基本类型
概括而言，贫困文化是处于贫困环境中的穷人所具有的特定的文化体系，是直接根源于贫困经济的文化。在刘易斯的贫困文化理论中，所谓“贫困环境”是特指资本主义社会中凭直觉看来很赤贫的贫民窟、违章住户聚居地。住房条件差、拥护不堪、群居成为这些社区的明显特征，然而最重要的特征是核心家庭之外的组织的缺乏。由此可见，刘易斯的贫困文化概念只适应于特定的时空条件，即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特定的城市社区——贫民窟、违章住户聚居地等贫困环境。中国贫困文化滋生的“贫困环境”具有自己的特征，它不同于刘易斯所描述的“贫困环境”。
在中国现阶段，贫困文化滋生的“贫困环境”可分三类：一是农村贫困地区。这是中国滋生贫困文化最主要的一种贫困环境。中国国家级贫困县有500多个，主要集中在西南、西北的黄土高原、黄河滩区和老少边穷地区。这些贫困地区山高路远，人口居住分散，可谓“十里不着村，百里不着店”。相当一部分处于无电无路无电话的“三无”状态，交通通信落后，信息闭塞，经济活动单一，商品经济不发达。人口结构的低异质性、人口活动的低流动性、传统家族势力强大、血缘关系浓厚等都是这些地区的特点。研究中国贫困文化的学者所指的贫困文化，大多是指中国农村贫困地区的贫困文化。这是一种农村区域性贫困文化，它与刘易斯的贫困文化是有较大区别的。
二是农村非贫困地区的贫困环境。在这种贫困环境中的贫困者所在的社区经济相对发达，周围大多数家庭都比较富裕，而他们及其家庭则处于贫困状态。这种个体性贫困产生的原因各不相同，或因疾病、意外事件等造成劳动能力丧失，或因家庭人口太多，或因本身素质低下。因此，磁生于这种个体性贫困状态的贫困文化其形式和内容都是多样的，而且也不同于贫困地区滋生的贫困文化，属于个体性贫困文化。
三是城镇贫困环境。《国家八五扶贫攻坚计划》没有把城镇贫困问题列入政府扶贫的具体计划之中，但城镇的绝对贫困是客观存在的。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多重转换，城镇贫困人口的比例逐渐上升，约占城镇人口的5%，达2000多万人。城镇贫困人口主要由下列几个社会群体构成：其一是下岗无再就业能力的职工及其家属，这部分人占有很大比例，是构成城镇贫困人口的主体；其二是对物价上涨缺乏抵御能力的低收入者，包括离退休职工，这部分人占相当比例；其三是因自身素质低、竞争能力差而在劳动力市场中被淘汰的群体；其四是因特殊原因如车祸、疾病、火灾等丧失劳动能力和条件，没有收入来源的群体；其五是部分无业人员；其六是流入城镇务工不着或被辞退无收入的农民工，他们是逐步扩大的城镇贫困群体，但至今没有列入城镇贫困人口，也被漏在城镇社会网络之外。很明显城镇各贫困群体所处的贫困状态是不一样的，滋生于这些贫困状态的各种城市贫困文化也是有很大差别的，而且也不同于农村贫困文化。城市贫困文化本身也分为区域性贫困文化和个体性贫困文化。
总之，中国贫困文化滋生的“贫困环境”是多种多样的。中国贫困文化的基本类型有农村贫困文化和城市贫困文化；区域性贫困文化和个体性贫困文化。研究中国贫困文化必须从具体的贫困环境入手，切忌抽象化、泛化。
二、中国贫困文化的性质和地位
贫困文化通常被理解为是一种亚文化，是一种消极的问题文化。也就是说，贫困文化通常与知识贫乏、眼界狭小、生活无计划、自我控制能力弱、自暴自弃等相联系。刘易斯认为，贫困文化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穷人对社会中主要制度的背离、失调。在贫困文化中长大的人具有绝望、依赖和自卑感，对人生抱着宿命论式的消极态度，他们具有明显的及时行乐取向，往往只顾眼前利益而不考虑到将来。贫困文化的存在既不利于贫困者改变自身的贫困状态，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也是有百害而无一利。
笔者认为，这样的定性定位大有值得商榷的地方，贫困文化不能与消极的问题文化划等号。首先，贫困文化是生活于贫困状态中的人们所特有的文化，贫困状态不同，有滋生的贫困文化的性质、地位是不同的。其次，同样的贫困文化相对于不同的历史条件，它的性质、地位也是不同的。就中国贫困文化的重要类型农村区域性贫困文化来看，它的消极面确实比较突出，表现为科学文化知识缺乏，安于现状的“守常”观念，依赖、依附的心理，懒散的人生态度，落后的消费观等等。但是也应该看到，这些地区的大多数贫困者由于长期处于贫困环境中，养成了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良好品质，他们善良淳朴，乐观开朗，相信党和政府。刘易斯曾推测认为：虽然社会主义国家仍然有贫困存在，但几乎没有资本主义社会贫民窟中的城市居民所特有的绝望、冷漠的迹象。他将此归因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乐观主义，高度有组织的社区结构和随之而来的权利感和尊卑感（这里把下层阶级看成是人类的希望）。[3]刘易斯的贫困文化理论早就受到了人们的责难，其中也包括了对他的“贫困文化是穷人对社会中主要制度的背离和失调”的观点的批判。罗德曼就曾指出：“穷人没有抛弃社会及其文化的一般价值体系，所以他们能在文化的根基上增加价值选择，这有助于他们适应被剥夺的环境。把贫困家庭的行为看作是他们克服贫困所造成的问题的方法而不是被看作问题更适当些”。[3]如果说刘易斯所阐述的滋生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贫民窟、违章住户聚居地的贫困文化都不能与问题文化、消极文化、反文化等同的话，那么我们就更不能简单地将中国的贫困文化与消极的问题文化，甚至反文化等同起来。穷人绝不是愚昧、落后、懒惰、消极无为、目光短浅的代名词。作为贫困文化研究者，一方面要深刻提示贫困文化的消极落后方面，但同时也应积极挖掘和弘扬其积极的方面。任何片面的观点和看法都是有害的。
三、中国贫困文化的主体
此处所谓文化主体是指文化的创造者、维护者、体现者。中国贫困文化主体可以从历史和现实两个层面来分析。从历史来考察，中国贫困文化是中国几千年传统小农经济意识的反映，是各种经济、政治、社会和自然条件长期综合作用的结果。广大劳动人民长期处于贫困境地，他们生活艰难，知识贫乏，眼界狭小，心理麻木，观念陈旧。而剥削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也总是把宿命论的消极的文化价值观灌输给穷苦劳动群众，欺骗和愚弄他们。这样，广大穷苦人民几乎是毫无选择地就只能认同并接受贫困文化。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落后，经济发展缓慢，再加上政府和人民对贫困及贫困文化的消极作用没有充分的认识，因此贫困文化在中国的影响仍十分深广。直到改革开放，人们才清醒地深刻地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贫穷并不光荣，贫困文化有消极落后的一面。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建设的发展，贫困文化的消极落后性更充分地显露出来，贫困文化才真正受到人们的批判。因此，从历史层面分析，中国贫困文化的主体应该说是多元的，既包括广大贫苦民众也包括统治阶级和政府。从现实层面分析，首先，中国贫困文化的主体主要是目前仍然生活于贫困境地的贫困者及其家庭。为了生存和适应环境，他们继承并继续创造着贫困文化。贫困的环境不变，在他们身上反映出来的贫困文化的特征也不可能消失。其次，中国贫困文化的主体也包括一部分脱贫致富者，这部分人虽然经济条件变好了，生活富裕了，但他们的文化价值观并不“富裕”，他们的行为方式也并没有上什么档次。在他们身上，贫困文化的特征仍然非常明显。例如一些先富起来的人，基于本身致富的经验，他们仍认为读书无用；一些人富裕了，不是把更多的钱物用于扩大再生产，而是用于高消费、修坟、盖祠堂等；一些人素质差，缺乏经济意识和各种抵御风险的能力，一有风吹草动很容易重新陷入经济贫困，返贫现象的大量存在在某种程度上说明这一点。在中国现阶段，一部分富裕者之所以也是贫困文化的主体，这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刚开始走上小康的国家，中国今天的富有者大多是昨天的贫穷者，一部分所谓先富起来的人，他们经济条件好了，但因为不注意提高自身素质，他们原有的文化价值观、行为方式等文化传统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它仍制约和影响人们的行为和思想。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文化发展与经济的变化具有不平衡性，经济条件改善了，生活富裕了，文化意识水平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得到提高。文化意识的
改造提高是一个自觉的过程。中国是一个长期处于贫困的国家，而现在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贫困文化的积淀是深厚的，要对之进行批判改造必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此在中国由贫穷开始走向富裕的特定阶段，贫困文化的特征不仅在贫困者身上有突出表现，而且也在一些富裕者身上反映出来。
明确中国贫困文化的主体，是为了更好地改造贫困文化。中国贫困文化的改造是一个系统工程，一方面贫困经济、贫困环境的改造仍然是根本。另一方面，要注重贫困者的文化知识、心理素质、思想观念等的培养提高，注意提高富裕者的思想文化素质。要通过各种形式对群众进行教育，逐步引导人们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克服听天由命、消极无为的观念，树立人定胜天、积极进取的思想；克服安贫乐道和宁愿苦熬不愿若干的懒汉意识，树立穷则思变、苦干脱贫致富的志向；克服不求更好、但求温饱的思想，对立追求更好、合理消费的意识；克服老守田园、安土重迁思想，树立大胆开放、敢于流动闯天下的思想；克服传统小农本位、重农轻商的心理，树立现代农业和市场经济观念；克服“等、靠、要”的依赖思想，树立自强、自信、自立观念。这些新思想的形成，将会斩断人们与贫困文化的联系，培育他们的现代人文精神，从而能从根本上挑战贫困，不断创造新生活。
四、中国贫困文化的研究范围
文化有广义文化和狭义文化之分。广义的文化即人化，它映现的是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类的物质和精神力量所能达到的程度和方式，包括物质文化、行为文化（规范文化）和精神文化。狭义的文化特指以社会意识形态为主要内容的观念体系。贫困文化中的文化应该取其广义。中国贫困文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体系，它的具体内容极其丰富，它既以有关的物化文献、文化物品等客体形式存在和延续，又广泛地以特定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性格特征、审美趣味、知识结构、行为规范、风尚习俗等主体形式存在和延续。因此，中国贫困文化的研究也应从多方面展开。刘易斯的贫困文化的研究范围非常广泛，他曾列举了70多种反映贫困文化性质的特征，他把这些特征归为4大类，即贫困文化作为亚文化与社会间的关系；贫民窟或违章住户聚居地的特点、性质；贫困家庭的性质及行为方式；个人的态度、价值观和人格结构等。刘易斯的研究结论并非完全正确，但他的研究方法和形式是值得借鉴的。中国贫困文化研究的实际情况是，研究范围过于狭窄，一般只是对贫困地区人们的文化知识水平、教育程度、思想观念等方面的情况进行分析，而缺乏对人们的行为方式、家庭模式、人格结构以及贫困社区的特点性质等方面的研究，综合的系统的研究更是少见。所以，中国贫困文化的内容相对贫乏，有的甚至仅流于形式。有鉴于此，中国贫困文化研究应进一步开拓其研究领域，丰富其理论内容。一方面，要紧紧抓住贫困文化心理及其所具有的价值观念这个核心。另一方面，要具体地深入地研究贫困文化环境的社区性质和特点，并且要加强贫困文化的比较研究。只有这样，才能正确解释说明特定贫困文化产生的实际背景和原因，贫困文化研究的成果才能有效指导实际的扶贫工作。
收稿日期：2000-0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