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历史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争论文,主义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长期以来，发生在五四时期的中国思想界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被史学界多数论者看作是胡适向马克思主义发动的“猖狂进攻”，其实质是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与胡适所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两种敌对思想体系的大搏斗”。这种评价是否客观、准确，笔者认为，对这场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论争有重新认识和思考之必要。
一、是两个敌对思想体系的搏斗，还是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内部的思想分歧？
列宁曾经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①这就要求我们在评价一种思想和主张时，不能脱离历史事件产生与存在的特定的历史环境，不仅要看到它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而且还要看到它在当时历史环境中的作用。
五四运动促进了新文化运动的迅猛发展，在这场被胡适称之为“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中，西方的各种学说，各种思潮如潮水般涌来，“无政府主义者便介绍西洋的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者则介绍欧洲的社会主义思潮；德国留学的哲学家们则介绍康德、黑格尔、斐斯特等一流的德国思想家，……。”②一时间，异说杂陈，论争纷坛，每一种派别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都把自己的思想“描绘成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③中国思想界围绕如何改造中国社会这个中心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就是在这样的历史前景下，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第31期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当即受到李大钊等人的撰文驳论，由此展开了一场持续近二个月的关于“问题与义”的思想论争。
这场争论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第一，对于当时中国思想界蜂涌而至的各种国外政治思想及学术思潮，究竟应当采取什么态度。胡适认为：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应该“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而不要只空谈好听的“主义”④，否则，不仅毫无用处，而且十分危险。他说：“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当这种救世主张变成主义之后，“便由具体的计划变成一个抽象的名词”，从而也就失去了“主义”应有的真实的含义，“如果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有社会、政治和文化的需要，单会空谈一些外来进口的抽象主义，是毫无用处的”⑤他进一步又说，空谈好听的主义十分危险，因为如果“主义”变成一块招牌，任何人都可以用这一抽象名词来骗人，正象王揖唐也可以自称社会主义来招摇撞骗一样。因此，他奉劝舆论界的同志要“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些纸上的主义”⑥针对胡适这一观点，李大钊一方面“承认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主义的宣传，也确有被“假冒招牌的危险”，表示”以后誓问实际的方面工作。这是读先生那篇论文后发生的觉悟”⑦。另一方面，李大钊明确指出：问题与主义有着不能截然分开的联系，因为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这就需要“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思想主义”，主义与问题之间是交相为用，并行不悖的；“主义”的危险，不在主义本身，而主义的空想。不能因为主义存在被假冒的危险，就停止对主义的宣传，相反，为了揭露假冒牌号的主义，“我们越发应该一方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一方面就种种问题研究实用的方法，好去本着主义作实际的运动”⑧。第二，要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究竟应当采用什么方法？是实验主义的局部改良，还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对此，胡适从资产阶级立常发，以实验主义为理论基础，主张一点一滴的社会改良，反对“根本解决”的社会革命。他指出，要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必须按三个程序进行：“先研究了问题的种种方面的种种事实，看看究竟病在何处”；“然后根据于一生经验学问，提出种种解决的方法，提出种种医病的丹方”；最后“拣定一种假定的解决，作为解决的方法，并从而证明之”。凡是有价值的主张，都是先经过这三步功夫来的。因此中国的社会问题要从解决“大到总统的极限问题，小到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这样一个一个具体问题入手，进行一点一滴的改良，而高谈社会主义的“根本解决”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⑨很显然，以上论点是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主张有明显的差异。对此，李大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进行明确驳斥。他说：所谓根本解决“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这个基础一旦得以解决，则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一切法律政治伦理问题都可以随之解决。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没有组织，没有生机，任何改革都难以推行的社会，更“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⑩。
从上述双方的观点，我们可以得出两个方面的认识：其一，尽管胡适在他的自传中宣称由他挑起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是“我和马克思主义者冲突的第一回合”，但从其文章内容来看，胡适立论的初衷并不是蓄意要反对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而是对当时舆论界所崇尚的以空谈为特点，以“包医百病”为招牌，以贴标签为能事的教条主义危险倾向进行批评。而且，胡适强调研究实际问题，并非反对主义的宣传。他在文章中强调指出，“读者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并不是劝人不研究一切学说和一切主义。学理是我们研究问题的一种工具，……有了许多学理作材料，见了具体的问题，方能寻出一个解决的方法”(11)。把主义作为解决实际问题的工具，这一观点是与李大钊相一致的。据此，我们难以得出胡适主张的“少谈些‘主义’”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定论。其二，由上可知“问题与主义”之争是围绕如何改造中国这一中心问题展开的。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不同思想的分歧和争论。胡适作为资产阶级思想代表，全盘接受进化论，以实验主义为其独特的思想武器，主张点滴改良主义，反对社会革命；而李大钊则“从一个社会革命的信徒立场出发”(12)，主张以社会革命为手段，“根本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由此可见，是用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中国的指导思想，还是以实验主义为思想武器，就是这场争论的真正分歧所在。但是，应该看到，五四时期这场“问题与主义”的争论是反对封建专制、列强侵略的历史条件下展开的。胡适所倡导的改良主张在当时尽管和中国的实际有不切中之处，但就其目的而言，其矛头主要指向封建主义和反动军阀政府，其初衷是使中国摆脱封建主义的压迫和束缚，走上民主、富强、繁荣的近代工业化道路，再加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时间还不长，故“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实验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影响，明显地胜过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13)，客观上起着反封建的革命作用。对此，李大钊在自己的文章中也特别指出，“在根本解决社会问题的条件具备之前，无论改良还是斗争都是必要的”(14)。并没有简单地用革命来否定改良。因此，就争论的性质而言，我们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简单地把这场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内部两种新思潮关于如何改造中国的正常思想争鸣说成是两个敌对思想体系的搏斗，而应该看作是在如何改造中国，走上昌盛民主之路不同方法的争论。
二、是政治上的“激烈战斗”，还是学术上的平等辩论？
从50年代“胡适思想批判”运动开始，“问题与主义”之争一直被大陆思想界评论为“实际上是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反对资产阶级反动思潮和第一次公开激烈的战斗”，是两军对垒式的阶级对抗。胡适文章中对“主义”的批评被丑化为“泼妇骂街、唁唁狂吠”的造谣诬蔑；而李大钊在争论中对胡适的驳论又被夸为冷酷严厉的“痛斥”。诚然，如前所述，胡适的改良主义观点是同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不相一致的，其言论中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理论的指责也不无偏颇。但是，如果我们以历史的观点去阅读、分析这场论争的有关文章，就不难发现无论是李大钊，还是胡适，他们的争论并不是剑拔驽张，敌我相见，而是在相互尊敬的基础上自由平等的讨论问题，既相互辩驳，又相互肯定。
我们知道，五四时期，在反对封建主义的共同战斗中，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同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形成了统一战线。胡适和李大钊作为《新青年》编辑部的同仁，北大的同事，有着长期的私人友谊。当《胡适文存二集》结集出版时，他在扉页上题签“献给李守常”的字样，深切地表示对亡友李大钊的怀念之情。在胡适致陈独秀的一封信中，他说，尽管我们的政治主张不同，但我们之所以仍然可以成为朋友，就“因为你我脑子背后多少总还同有一点容忍异己的态度。至少我可以说，我的根本信仰是承认别人有尝试的自由”(15)。表现了在思想分歧上求同存异的学者风范。在“问题与主义”的争论开始时，胡适正式代理陈独秀主编《每周评论》，当《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引起蓝公武，李大钊等人撰文反驳时，他不仅没有利用主编之职加以拒绝，而是将来稿在刊物上全文发表。并且在文章中肯定蓝、李两人“把我的一点意思，发挥的更透彻明了，还有许多匡正的地方，我很感激他们两位”(16)。争鸣的态度是诚恳的。
作为争论的另一方，李大钊所表现出的一个追求真理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更值得称道。李大钊一贯主张思想自由、学术民主，认为对立面的斗争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动力，也是思想文化发展的推动力量。他曾指出：思想文化领域的争论只能通过说理斗争来解决，决不能依靠暴力予以强行禁止，“禁止思想自由，断断没有一点效果”。“假使一种学法确与情理相合，我们硬要禁止它，不许公然传布，那是绝对无效，因为它的原素仍在情理之中，情理不灭，这种学说也终不灭。假使一种学说与情理相背，我以为不可禁止，不必禁止，因为大背情理的学说，正应该让大家知道，大家才不会去信，若是把它隐蔽起来很有容易被人误信的危险”(17)。正因为李大钊具备了这种正确的论争态度，所以在“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中，针对胡适的改良主张，他既坚持原则，也十分注意论争的方式和策略。他始终把胡适的错误作为新文化运动内部的矛盾处理，而不是作为敌人的进攻而予以回击。在他的文章中，一方面指出自己与胡适观点的“稍相差异”之外，“或可与先生的主张互相发明”(18)。另一方面也明确承认在某些问题上与胡适的“意见完全相同”(19)。即使在这场争论结束之后，李大钊仍与胡适保持了密切的私人友情，在政治活动中，还是把他看成同盟者，多次合作，1920年，他与胡适等人共同发表了《争自由宣言》，呼吁人民起来“为自由而战”，反对北洋军阀当局禁锢思想自由的专制统治。这种同志式的合作关系直到胡适后来坚持与马克思主义为敌在组织上从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中分裂出去为止。
综观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发生在胡适与李大钊之间的这场“问题与主义”的争论，虽然立场相异，观点对立，但就争论的形式而言，我们既没有看到尖酸刻薄的造谣辱骂，也难以发现充满火药味的两军对垒式的“激烈战斗”，有的只是争论双方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平和、自由、对等的辩论。
三、对“争论”的几点思考。
发生在五四时期的那场“问题与主义”的论争已经过去70多年了。但是，今天仍可以给我们以深刻的历史启示。
首先，对思想文化领域的争论，应当划清政治斗争与学术争鸣的界限。各种思想流派的自由争鸣，作为思想文化领域的一种现象，和历史上任何社会现象一样，都是一定时代的产物。社会历史发展到一个新的转折时期，随着经济、政治的大变动。文化思想也往往会出现一个百家争鸣的局面。正如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随着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各种政治思潮、学术流派应运而生，纷纷发表各自的政治见解和救国方案。面对这种百家竞起、异说争鸣的复杂局面，要把学术与政治绝对地分割开来，固然是困难的，但它们毕竟是两个不同的范畴，人们可以在有共同的政治观点的同时，保留不同的学术观点。尽管在“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中，胡适从其实用主义立场出发，提出的主张局部改革，反对“根本解决”的改良主主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多有抵忤，但在反对封建主义使中国走上富强和昌盛的问题，与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李大钊的目的是一致的，只是在涉及到如何使国家、民族由弱变强的方法问题上产生了分歧。我们不能因为胡适从新文化统一战线分裂出去之后，走上了杜威的“实用主义”道路，就将胡适与李大钊之间正常的争论定性为两个敌对阶级的政治斗争，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态度。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已成为中国思想文化领域主导思想的今天，更应当划清政治斗争与学术争鸣的界限，创造宽松和谐的环境，使人们真正享有遵守宪法前提下的学术民主。允许不同学术观点与研究方法的并存，这样不仅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而且还能够正确、有效地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侵蚀，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供更多有益的理论财富。
其次，无论是政治上的论战，还是学术上的争鸣，都应当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这方面，李大钊早已为我们作出了典范。他指出：对待不同思想的论争，我们“一面要有容人的雅量，一面更要有自信独守的坚操”(20)。因此，我们看到，在当年与胡适的论争中，李大钊既有对马克思主义“自信独守的坚操”，在文章中公开声明自己信奉布尔什维主义，并自觉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来分析中国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对胡适的实验主义观点则表现出“容人并存的雅量”，明确承认在社会革命的“根本解决”以前，社会改良也是应当准备的。正因为具备了这种正确态度，李大钊才能在复杂的革命斗争中既热烈地倡导思想自由、平等讨论，又坚持同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作斗争，努力扩展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这种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的态度值得当今中国思想界效法。中国的国情决定了我们只能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不容怀疑的首要原则，但是，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方式、步骤等问题，无论是在学术上还是政治上，却是可以展开广泛的研究和讨论的。因为，“真理以辩论而明，学术由竞争而进”(21)。对各种理论问题作广泛探讨，充分的论证，才能掌握它的规律，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
第三、应当将理论的宣传和问题的研究相结合，既要反对效用即真理的实用主义，更要反对空谈泛议的教条主义。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历来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早在“问题与主义”的讨论中，李大钊就明确指出：我们既“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两者交相为用，并行不悖，把主义作为工具和材料，“以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22)。这种观点与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23)的论述是基本一致的。毋庸置疑，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必须以正确的理论为指导，确保社会主义的政治大方向。但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指引人们按照客观规律进取、探索的思想武器，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才能取得革命和建设的胜利，”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24)。可是，长期以来，由于受“左”的思潮束缚，我们未能很好地把马克思主义同我国的实践结合起来，而只是空喊口号，企图使激进的革命的主义宣传成为推进社会前进的主要动力，忽视了从实际出发运用正确的理论去解决我国社会所面临的生产力落后，经济发展缓慢等、系列实际问题，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这永远是应当牢记的深刻教训。所以只有把远大的革命理想和求实的精神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25)，作为判断姓资还是姓社的标准，才能形成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和政治体现改革的强劲动力，从而完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大业。
注释：
①《列宁选集》第2卷第512页。
②⑤(12)《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下册第181页、第201页、第203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3页。
④⑥⑦⑧⑨⑩ (11)(14)(16)(18)(19)(22)《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册，第91页、第92-93页、第106页、第105-107页、第93-94页、第109页、第94页、第110页、第110页、第104页、第110页、第109页。
(13)李新《伟大的开端》第222页。
(15)《胡适往来书信集》上册第356页。
(17)李大钊《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每周评论》第24号。
(20)李大钊《新旧思想论战》，《每周评论》第12号。
(21)《新青年》第2卷第1号。
(23)《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4页。
(24)《邓小平文选》第374页。
(25)《邓小平同志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至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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