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兰#183;巴尔特的互文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尔特论文,罗兰论文,互文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克里斯特瓦的互文性概念提出后，首先得到了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的阐释，这集中反映在巴尔特1973年为法国著名《通用大百科全书》撰写的《文本理论》中① 这一词条的发表，“如是”小组的后结构主义文本理论及其核心概念互文性被正式引入了“文学共和国”的体制话语。尽管这一理论依然因其论战色彩和极端态度而令许多研究者感到无法亲近，但文学史家必须承认，它已经构成了20世纪法国文论遗产的一部分。
巴尔特能成为这个概念的第一个权威阐释者，是因为他是这种思想尚处于萌芽状态时的第一个倾听者。1966年，克里斯特瓦刚到法国不久便在巴尔特开设的研讨班上首次介绍了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并首次提出了互文性概念。这次课堂发言为她后来发表的《巴赫金：词语、对话和小说》一文做了准备，此后她又在1969年发表的《符号学》一书中更全面地提出了包括互文性概念在内的“文本科学”②。巴尔特的《文本理论》很大程度上是对克里斯特瓦“文本科学”思想的概括和转述，但他同时也借用这个概念逐渐丰富了他自己有关阅读活动的思考，并在这种思考中再次扩展了互文性概念的边界，使其重点明显地转移到了读者一边。
准确地讲，巴尔特并没有建立一种像克利斯特瓦或者后来的里法泰尔（Michael Riffaterre）和热奈特（Gérard Genette）那样系统的互文性“理论”，也不常使用“互文性”这个词，而是更喜欢以他特有的方式谈论“互文”（intertexte），仿佛“互文”比“互文性”一词更轻巧，更容易把玩。我们甚至可以说，“互文”在他那里并不是一个含义精确的术语，倒像是修辞学上所说的“抽象比喻”。他有时把各种文化语料或文化规约叫做“互文”，互文是“对文化代码的引用”，这是他赋予互文的最主要含义；有时更加随意地把个人阅读或思考时的参照对象叫做“互文”，比如他说自己在阅读文学作品时总是以普鲁斯特为“互文”，即他读任何文学作品时都会从某个细节、手法、句式或语调联想到普鲁斯特；又如他说当他处在“社会神话学”阶段时，他的“互文”是萨特、马克思和布莱希特，“符号学”阶段的“互文”是索绪尔，“文本性”阶段的“互文”是索莱尔斯、克里斯特瓦、德里达和拉康。谈到这些曾对他的思想形成起过作用的“互文”时，他特意做了如下说明：“互文不一定是一个影响范围，更应该说是一种由修辞格、隐喻、思想-词汇组成的音乐；是像‘美人鱼’一样的能指”（《罗兰·巴尔特谈罗兰·巴尔特》［1975］，《全集》卷三，第206页）③。
巴尔特的互文思想虽然缺乏系统性，但我们仍可以从他1967-1973年间发表的各种文章和访谈中看出他赋予“互文”的主要含义。除《文本理论》之外，他直接论述或提到“互文”概念的重要论著还有《S／Z》（1970）、《叙事的结构分析——关于〈使徒行传〉第10-11章》（1970）、《从作品到文本》（1971）、《文本的乐趣》（1973）、《爱伦·坡的一篇故事的文本分析》（1973）等④。从中可以看出，他所说的“互文”指的仍然是他人的文本，“文本”本身则首先是一个比喻。在这个意义上，他与克里斯特瓦的互文性概念相吻合，但与后者相比，他对互文性的阐释显然更彻底，也更随意。尤其重要的是，他把关注点转移到了读者一边，使互文性问题成为他设想建立的“阅读理论”的一部分⑤。克利斯特瓦的互文性强调写作是一种摧毁-重建工作，巴尔特的互文观则更多地强调阅读的乐趣和主观性。克利斯特瓦的文本理论主要以文本自身的生产性为中心，以写作活动为思考对象，写作本身被看做是一种写作-阅读，而巴尔特的阅读理论思考的是读者（批评者）对已经写成的文学作品（对象语言）的阅读，文学作品在读者多元而无限的阅读中不断地显示其无限而多元的意义，如此一来，文学批评（元语言）就变成了一种阅读-写作。因此，相对于克里斯特瓦的广义互文性概念，巴尔特的互文概念的边界再次得到扩展。由于他把文本的接受者考虑了进来，所以不仅先前的文本和同时期的文本可以构成一部作品的互文因素，而且后来的文本也可以看做是一部作品的互文因素。以下我们分别考察其互文思想的几个要点。
“作者的死亡”
在克里斯特瓦提出互文性概念的1968年前后，巴尔特也发表了著名的《作者的死亡》一文⑥。这篇文章中虽然没有出现“互文性”或“互文”的字样，但其中表达的理论意图和文学观与克利斯特瓦完全相同，是对克里斯特瓦的互文性概念和刚刚被介绍到法国的巴赫金对话理论的呼应，是互文性概念的理论前提；同时，互文性概念的提出也是对“作者死亡”命题的呼应。并且从更高层次上讲，他们两人都是对德里达颠覆形而上学和传统真理观的解构哲学的呼应。在文学的层面上，不论是“互文性”还是“作者的死亡”，其用意都是要破除影响、来源、渊源、遗产、继承之类的文学“血缘”观。
巴尔特认为，“作者”的概念是现代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它折射出了浪漫主义对个人价值的推崇，也反映了商品经济社会中的“产权”意识，同时它也是传统真理观的同谋。这些观点在国内的巴尔特研究文章中已被屡屡提及，此处不再赘述。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巴尔特否定作者概念的一个直接论据是书写与口头交流的差异。同在克里斯特瓦那里一样⑦，这里也有德里达的书写差异论的影子。传统文学观把文学话语混同于普通的口头交流，文学话语仿佛也像口头变流那样是同一个人发出的、在场的声音，而巴尔特则指出，文学话语是“写作”，写作是一种非交流的、不及物的、不直接作用于现实的语言活动，不具有声音的在场性：话语一旦与说话者的身体“脱钩”（décrochage），进入白纸黑字的书写空间，其声音就失去了来源，文本就切断了与主体的联系，作者也就进入了自己的死亡空间。反过来讲，作者死亡之时，正是写作真正开始之时。把写作与交流区分开来，这便是《作者的死亡》立论的出发点：“写作是对一切声音、一切来源的摧毁。写作是一个中性的、混合的、偏斜的地方，我们的主体在这里消逝；写作是一个黑白空间，任何同一性都在这里丢失，首先丢失的是写作者身体的同一性。”（卷二，第491页）。巴尔特此处所说的“声音”专指作者的声音，不同于他在《S／Z》中所说的来自文化文本的“声音”。承认作品来自同一个声音，就是承认作品有一个可以追溯的意义来源或“产权所有者”，就是把作品的写作和接受想象成一个线性的、单向的过程，仿佛透过作品的虚构和寓意，最终仍然是作者本人在倾诉，然而：“我们现在知道，文本不是由一些揭示某种神学的（仿佛是作者-上帝的‘启示’的）唯一意义的词语组成的一条直线，而是一个多维空间，多种多样的写作在其中相互结合，相互冲突，任何一种写作都不是原作：文本是引文的编织品，引文来自文化的无数个中心。”（卷二，第493-494页）⑧
写作区别于说话，因为写作必然是或应该是一种丢失主体的话语行为。这一观点还可以从巴尔特的另一篇论文《爱伦·坡的一篇故事的文本分析》的结束语中找到：“写作恰恰是在言语停止的时候到来。从这时起，我们再无法辨认谁在说，只能确认它开始说”。（卷二，第1676页）我们知道，在巴尔特的文学价值评估体系中，作品中是否还残留着可以辨认的声音来源，即作者是否彻底死亡，是用来划分古典文本和现代文本的一个重要指标。
《作者的死亡》一文还指出，在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早有一些作家率先意识到了写作活动的这种独立自足的本质，如马拉美、瓦莱里、普鲁斯特、超现实主义诗人，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动摇了作者的统治，对先于文本而存在的写作主体概念提出了质疑。此外，语言学家的研究（如本维尼斯特）也揭示了语言活动中的主体二重性：话语主体不同于语言之外的现实主体。
互文、文化引文、“后来的文本”
大约从1970年起，巴尔特开始在自己的多篇文章中借用克利斯特瓦发明的互文性一词⑨，并为这个词增加了一个派生词“互文”（intertexte或inter-texte）。在《S／Z》一书的结尾部分，他为“互文”下了这样一个不是定义的定义：“互文没有别的法则，它唯一的法则就是可以被无限地重复使用”。这段话出现在“巴尔扎克文本”一节中，以下是相关的上下文：“不过，要治愈这种病［指小说中讲述的阉割］，就必须走出《萨拉西娜》，向［巴尔扎克的］其他文本迁徙［……］：这样迁徙下去，一个文本就可以逐渐地与任何系统发生联系：互文没有别的法则，它唯一的法则就是可以被无限地重复使用。就连作者本人——旧批评的有点老朽的神——也可以，或将来也可以构成一个文本，像其他文本一样的文本：只要不再把作者当做主体、支柱、来源、权威、父亲，仿佛作品是通过表达的途径从这个父亲派生而来的；只要把作者本身也看做是一个纸上的存在，把他的生平看做是（词源意义上的）传记（bio-graphie，生命-书写），是没有参照物的书写，是联接的材料，而不是传承的材料：那么批评的任务（如果这还能算是批评的话）就是把作者的文献形象反转过来，变成一个无法定位的、没有责任的、被卷入他自己的复数文本中的一个小说形象：这样的历险工作已经有人讲述了，但不是批评家，而是作者本人，如普鲁斯特和让·热奈”。（卷二，第697页）
在这段论述中，巴尔特借助互文这个概念，表达了对主体和权威的批判，对渊源和影响的拒斥，其理论意图与《作者的死亡》完全一致，与克里斯特瓦的互文性概念也完全一致。此外，他同克利斯特瓦一样，也喜欢用“引文”这个比喻来说明互文性的表现方式。他在《作者的死亡》中就已经使用了“引文”的比喻（“文本是引文的编制品”）来质疑作者的原创性，作者不是像上帝那样的原创者，而是一个像福楼拜笔下的布瓦尔和佩居歇（Bouvard et Pécuchet）那样的抄录员，其作品是对“文化储藏”中的无数条现成引文的抄录和模仿，就连作者想表达的所谓“内在的东西”也不过是一部早已编纂好的词典，其中的任何一个词都需要借助其他词来解释。“生活从来都只是对书的模仿，书本身也只是一个符号的编织物，模仿丢失了，被无限推移”（《作者的死亡》，卷二，第494页）。“文化引文”的观点在巴尔特的其他论文中反复出现：“任何文本都被夹持在互文中，因为互文本身也是另一个文本的文本间隙。这种互文不可能混同于文本的某个来源：寻找一部作品的‘来源’和‘影响’，那是为了满足传承的神话；一个文本所由组成的那些引文是无名的、无法定位的，但又是已经被读过的，是不加引号的引文”（《从作品到文本》，卷二，第1214页）；“［文本］不是一个完成的、结束的产品，而是一个正在进行的生产过程，它‘连接’在其他文本、其他代码上（即互文），连接在社会历史上，但不是通过决定论的途径，而是通过引文的途径”（《爱伦·坡的一篇故事的文本分析》，卷二，第1653页）；“任何文本都是由先前的引文编织而成的新织品．［……］互文是由一些无从考证其来源的、无名的表达方式、无意识的引文或不由自主的、不加引号的引文组成的总体场域”。（《文本理论》，卷二，第1683页）
从这时起，巴尔特对互文和互文性的阐释已有所扩展，他利用互文性与作者及来源问题相区别的理由，明确地把互文性问题转移到阅读活动中来思考。互文性与作者无关，但与读者有关，互文性是阅读的结果：“［文本中的］某个特征甚至可以指向其他文本：这就是互文性。这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是克里斯特瓦提出的，它意味着一种话语特征指向另一个文本，几乎是无限意义上的另一个文本。因为我们不应把引文混同于文本的出处（出处只是引文现象的最小版本），引文是一种不可定位的参照，它参阅的是一个无限的文本，即人类的文化文本。这尤其适用于文学文本。文学文本由非常多样的程式话语（stéréotype）编织而成，因此在文学文本中，对先前文化或周围文化的参照和引用现象极为频繁。在我们所说的互文因素中，还应该包括后来的文本：一个文本的来源不仅处在文本之前，而且处在文本之后。莱维-斯特劳斯采取的就是这种非常令人信服的视角，他说，俄狄甫斯神话的弗洛伊德版本也是俄狄甫斯神话的一部分：如果我们读索福克勒斯，我们应该把索福克勒斯当做弗洛伊德的引文来读，同时也应该把弗洛伊德当做索福克勒斯的引文来读。”（《叙事的结构分析——关于〈使徒行传〉第10-11章》，卷二，第848-849页）
这里出现了一个新的互文维度。克利斯特瓦的互文指的是先前的和同时代的文本，巴尔特则把“后来的文本”也看做是互文，从而使得以时间先后为基本坐标的“来源”和“渊源”问题更彻底地失去了有效性，也使我们更容易理解互文性研究为什么不能混同于影响研究。按照巴尔特的说法，弗洛伊德对古希腊俄狄甫斯神话的精神分析学解释也属于俄狄甫斯神话的一部分，即后人对前人的阐释反过来构成并不断地重新构成前人的文本。这种不分时间先后的阅读理论是以前的文学史学家所无法想象的。但用这种阅读理论来反观20世纪下半叶的西方文学批评，我们确实可以将许多批评名著看做是“后来的文本”。仅以巴尔特为例，他的《S／Z》不是已经构成了“巴尔扎克文本”（不等于巴尔扎克本人的著作）的一部分吗？读过这本书的人，谁还能清白无辜地回到“原来”的《萨拉西娜》呢？法国学者洛冈在其论文《语文学与诗学交汇点上的互文性》中指出，根据巴尔特的互文思想的启发，人们在研究中世纪文本时，也完全可以把现代人在精神分析领域和历史领域取得的成果考虑进去，把现代人的解读当做中世纪文本的一部分⑩。
一个文本的经典地位看似作者建立的，却往往是在后人的阅读和重写中建立的，这就是“后来的文本”作为互文的重要性。后来的文本当然是后来的读者写出的，因此后来的文本不可逆转地实现了读者的独立创造性。如果说克利斯特瓦的互文性理论试图说明作家如何把先前的文本变成自己文本的一部分，那么巴尔特的互文思想则在相反的方向引导我们去思考，读者如何把自己的阅读变成先前文本的一部分，今人如何把对荷马史诗、《红楼梦》的阅读变成荷马文本、《红楼梦》文本的一部分。至此，我们已经进入了真正的阅读理论，而不是单纯的文本理论或写作理论。
“读者的诞生”
承认后来的文本也是互文，这是巴尔特对互文性理论的拓展。而后来的文本只可能来自后来的读者，只可能以后来读者的视野为边界，这显然是一个无边的边界。这里有必要回到《作者的死亡》一文。从该文的结束语即可看出，提出作者死亡的命题，是为了拒绝渊源和权威，但最终是为了恢复读者的地位：“读者的诞生必须以作者的死亡为代价”（卷二，第495页）。从根本上讲，作者死亡的命题并不是要说明文本完全没有声音和意义（这只是就作者而言），而是要强调文本具有多重声音和无限意义，但这些声音和意义只能在读者一边听到。这就是为什么巴尔特说，写作的真正场所不在作者一边，而在读者一边。一个文本不是某个作者个人的原创，而是由多种文化代码编织而成的，多种文化代码只有在读者的阅读活动中才能聚拢起来，形成同一个互文空间：“读者就是这样一个空间，构成写作的所有引文都无一遗漏地写入这个空间”。（卷二，第495页）
在宣布作者死亡的同时，巴尔特也把读者的地位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我们不能因此以为他是要用读者的主观性来替换作者的主观性。细究起来，他对读者概念的阐释几乎和克里斯特瓦对文本概念的阐释一样难以捉摸，因为在他那里，读者并不是一个实体，尤其不能从生平的意义上来理解：“读者是一个没有历史、没有生平、没有心理的人；他只是把构成写作的全部痕迹聚拢在同一场域中的某个人”。（卷二，第495页）
由此可知，巴尔特要求恢复读者的地位并不意味着停止对传统主体观的批判，因为读者本身也不是一个先在的主体，而是一个互文空间，一个文化汇集点。美国批评家卡勒认为，巴尔特的读者概念可以理解为“传统的贮存库和运用者”，即阅读传统和阅读习惯的体现者；“读者不是作为一个人或一个主体出现的，而是作为一种作用而出现的：也就是使阅读得以进行的那些符码得以体现”(11)。
互文的乐趣，或“生活在无限文本之外的不可能性”
用巴尔特的话说，读者要想成为这样一个互文空间，就必须善于“多重倾听”（pluralité d'écoute），即善于倾听回响在文本中的各种文化声音，各种“画外音”。虽然巴尔特的读者概念是一个非生平意义上的功能概念，不能等同于某个具体的经验读者，但我们依然有理由认为，巴尔特以自己的全部批评实践证明了，他本人就是最懂得发挥这种“多重倾听”功能的“听者”，且有一套非常新颖的倾听法，这就是他在《S／Z》中独创的“文本分析”（关于这种互文阅读法，此处暂不讨论）。巴尔特在谈及《S／Z》的写作过程时说，他是在一种极度兴奋、幸福、愉悦的状态中写这本书的，他写下了他对巴尔扎克文本“不恭敬的、却又充满迷恋的”阅读，写下了《萨拉西娜》这部短篇小说让他无数次“中断阅读”、“抬起头来”、细细品味、恣意联想到的一切（见《书写阅读》，卷二，第961-963）。说到底，巴尔特所热衷追求的，并不是多么高深的文本“理论”，也不是什么“结构”或“解构”，而是作为一个读者（批评者）从文本的阅读-写作中获得的满足和幸福，从“文”之“体”中获得的愉悦，因为他归根结底是一个文学官能主义者，一个文本享乐主义者，一个品酒师一样的高级读者。
在这样的阅读乐趣中，互文完全变成了一种个人感觉的尺度，它仅仅是一种阅读效果，与被阅读作品的写作过程无关。巴尔特在《文本的乐趣》中谈到，当他读一段关于司汤达的生平介绍时，他会想到普鲁斯特作品的一个细节，或者他会透过普鲁斯特去读福楼拜作品中的某些描写，然后他总结说：“我品味着句式的统治、来源的颠倒，享受着让前文本来自后文本的这种随意。我知道，至少对于我，普鲁斯特的作品是参照，是普通数学（mathésis），是整个文学宇宙学的曼陀罗（mandala）——正如塞维尼夫人的书信对于她祖母、骑士小说对于堂·吉诃德一样。这丝毫不意味着我是普鲁斯特‘专家’：是普鲁斯特向我走来，而不是我去呼唤他；他不是‘权威’，他只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记忆。这就是互文：生活在无限文本之外的不可能性——无论这文本是普鲁斯特，是日报，还是荧屏：书造就意义，意义造就生活”。（卷二，第1512页）
巴尔特的思路因自己的独特“阅历”而枝蔓丛生，使互文（普鲁斯特的作品）成为一种“循环往复的记忆”。他的这种阅读经验引导我们去思考互文性与读者的记忆和学识的关系问题。后来的许多互文性研究者都把文学记忆作为互文机制的一个重要特征来探讨，因为互文的识别说到底是一个记忆问题。更一般的讲，阅读就是记忆，是对已读文本的再过滤和再建构。一个满腹经纶、“阅历”丰富的读者很容易在阅读时浮想联翩，在当前文本和已读文本之间建立各种关联。以巴尔特本人为例，他在研究《萨拉西娜》时，为了方便分析，首先需要把该小说分割成几百个长短不等的“阅读单位”，但他明确承认，他的分割标准相当随意，毫无方法可言，全凭个人感觉，凡是能让他捕捉到几个画外音，让他心不在焉、想到其他文本、有足够意义密度、有许多题外话可说可写的地方就是一个“阅读单位”。他还谈到，每个人都有一份属于自己的保留书目，甚至一本书（如普鲁斯特的作品对于他本人），这几本书或这一本书可能构成这个人一生的阅读参照。不仅如此，人们甚至会把阅读参照变成生活参照，按照书本去生活，如堂吉诃德，如包法利夫人（当然他们已经是书本中的人物了），这也许就是巴尔特上文最后一句话的含义：“书造就意义，意义造就生活”。书成了生活的源头和摹本，因为书赋予生活以意义。对巴尔特而言，互文的定义和乐趣即在于此：不可能生活在文本之外。
注释：
① Roland Barthes,《Théorie du texte》,in Encyclopaedia Universalis.
② 关于克里斯特瓦的互文性概念和相关理论，笔者已在两篇论文中做了专门探讨：《克里斯特瓦的互文性概念的基本含义及具体应用》，载《法国研究》2006年第4期；《人与文，话语与文本——克里斯特瓦互文性理论与巴赫金对话理论的联系与区别》，收入《欧美文学论丛》第三辑“欧美文论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
③ 《罗兰·巴尔特著作全集》2-3卷，巴黎，瑟伊出版社，1994年版（Roland Barthes,Oeuvres complètes,tomes 2-3,Paris,Seuil,1994）。本文所引巴尔特的各种文章和著作均出自该版本，以下只在文中注明卷次和页码，不另作注，必要时标明所引文章的篇名和第一次发表时间。
④ 这几篇论著的法文标题分别是：《L' analyse structurale du récit.A propos d'‘Actes’10-11》，《De l'oeuvre au texte》，《Le plaisir du texte》，《Analyse textuelle d'un conte d' Edgar Poe》.
⑤ 1972年巴尔特为“阅读与教学”研讨会提交了一篇题为《阅读理论》的论文。他认为阅读活动是一个典型的跨学科研究对象，并设想了四个研究层次，其中第四个层次为“互文层次”，这个层次的研究主要在于揭示文本中社会代码的作用：“互文层次：来自程式话语的压力和／或来自先前的文化文本的压力：义素分析、社会代码的社会符号学。”（卷二，第1455-1456页）。
⑥ 英文本发表于1967年，法文本发表于1968年。
⑦ 在讨论克里斯特瓦与巴赫金的联系和区别时，我们已经看到，克里斯特瓦对巴赫金的改造和发展起因于巴赫金的“不严谨”。克里斯特瓦认为巴赫金没有考虑口头交流和书面交流的差别。在书面交流中，不可能有主体间性，只可能有文本间性，所以在文学写作的范围内，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或主体间性理论）更准确地讲是一种互文性理论。
⑧ 从“我们现在知道”这句话以及它所引出的话题，我们可以辨认出1968年前后法国文论界的理论氛围，正是在这时，克里斯特瓦刚刚把巴赫金的文学空间观和对话理论介绍到法国，所以这句话可以理解为“现在由于有了巴赫金的话语理论，我们知道［……］”。
⑨ 在巴尔特的各种访谈录中，互文性概念出现得更早。以笔者的阅读范围所及，巴尔特在1967年的一次访谈中已经提到克里斯特瓦的互文性：“一部作品的写作，如陀思妥耶夫斯基、萨德、雨果的作品，表面上是一行词语，实际上包含着对其他写作的重复、戏拟、回响，以至于就文学而言，我们可以谈论的不再是主体间性，而是文本问性，正如克里斯特瓦用这种方法研究洛特雷阿蒙时所表明的那样。如果说文学是各种写作之间的对话，那么很显然，整个历史空间都重新回到了文学语言中，但这种回归是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是以那些研究文学生产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或理论家意想不到的方式”。（《关于〈时装系统〉和叙事的结构分析》，卷二，第458页）
⑩ Marie-Rose Logan,《L' intertextualité au carrefour de la philologie et de la poétique》,Littérature,1981,n°41,p.49.
(11) 乔纳森·卡勒著：《巴尔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