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政策中的疑点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疑点论文,政策论文,科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长期以来，我国存在科技管理体制与科技评价激励机制的分离，如项目管理由科技管理部门负责；职称评价机制由人事部门负责；人才选拔由组织部门负责。由于组织人事部门并不能完全了解科学技术的发展规律，而同级科研管理部门又不能制定人才培养计划，使我国的科技政策不能协调一致，严重者还会出现相互掣肘的现象。现就我国科技政策提出几个疑点，以引起科技界的关注。
科研人员的资历问题
科研是一种创造性极强的劳动，规定一定的资历有利于科研成果质量的提高。但什么样的资历才能作为科研资历，是否规定过死，也大有讨论之处。当前我国许多省部级科技计划的评审立项，都要求主持人具备高级职称资历。即使没有明确作出资历规定的，也实际上是依照这个标准在执行着。即便是较为公正的国家科学基金项目，主持人为高级职称的也占了91.7%。然而在职称评价机制上，却规定晋升高级职称必须有主持省部级的科技计划。比如，副研究员的评审条件，其中之一就要求是国家级、省部级重点科研项目的课题负责人和主要参加者。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于1996年对30732位国内科技论文的作者的职称进行统计分析。其中高级职称14685位，仅占47.8%。而中级以下职称竟占了52.2% 。据北京大学对1989～1993年的论文统计，发表论文的教授和副教授的人数之和已接近教师总人数的50%。这与中国科学技术信息所的统计大致相同。由于统计数字来源于国内优秀科技期刊和三大国际论文索引，即可作出这样的论断：在较高层次的论文发表中，非高级职称人员已超过了50%的中界线。北京大学的统计还表明，教授、副教授和讲师是北京大学发表论文的主要力量。相反，学校承担科技任务的负责人多是教授，而其论文的产出并不是最好的。甚至存在着某些教授5年时间没有一篇以第一作者发表论文的情况。另据广西对高校教师的一项调查表明，讲师发表论文的人数占总数的71.1%；而副教授以上发表论文的人数仅占总数的30.8%。讲师成果突出的主要原因是在争取晋升副教授。以目前的评审要求，通过努力是不难晋升的。副教授以上发表论文数较低，是因为正教授要求较高，大部分副教授觉得已到达顶点，干脆不再追求。而正教授则完全没有动力。从中不难看出，一部分人评上副教授和教授之后，写论文的积极性不是那么高了。
由于职称晋升、课题申请和论文作者的构成情况差别较大，且没有相关性，就出现了一些问题：其一是一些地方出现了科技计划包工头。一些能量大的高资历人员到处申请科研计划。拿到资助经费之后，就组织低资历的科研班子，将工作计划和部分经费分配给他们，待到计划完成之后，发表论文、申请成果奖励均以课题主持人的身份排在前面。而由于管理机制的限制以及科技资源的有限，许多低资历人员尽管可以挑大梁，但不得不依附于“包工头”身后，充当科技“打工仔”的角色。其二是低资历人员依附在高资历者的后面，极不利于科技创新和人才的脱颖而出。也有不少单位，由于缺乏某个领域的高资历带头人员，致使一大批青年科技人才失去挡箭牌，结果被闷在罐子里面，形成“马太效应”劣势，难以得到社会的承认。其三是产生了一种畸形机制：即有了高级职称的人，你想让他干，他未必肯干；没有高级职称的人，他想干，你却不放心，还不让他干。在这样的机制下，要使人才能够脱颖而出，科技与经济会得到较快的发展，岂不是天方夜谭！其四是一味地追求高资历，而不注重相关成果的取得，不利于人才的创造性开发。一部分人员由于受种种资历、资格的限制，在科学创造期间未取得高级职称，被拒之门外；而当资格熬到手时，很多人又可能过了创造高峰期，这不能让人感到惋惜。
学历视同问题
在现实当中，学历视同广泛存在着。比如考研规定要求学士学位（或本科学历）。过去曾经也规定了专科学历参加工作几年之后，或在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论文者可以同等学历取得考研资格。再比如，在职称晋升上，既规定了学历的一票否决制，又规定了破格的条件。破格实际上也就具备了视同学历。还有部门作出规定，申报助理研究员的资格，要求大学毕业，担任4年研究实习员以上，或获硕士学位工作满3年；申报副研究员的资格，要求大学毕业，担任助理研究员5年以上，或获博士学位担任助理研究员2年以上。这里的大学毕业加上4年研究实习员，相等于硕士学位加上3年工龄；大学毕业加上5年助理研究员，视同于博士学位加2年助理研究员等。还有一些特殊处理，如“文革”期间的本专科学生等同于本科学历。实践证明，学历视同有利于人才的脱颖而出。而现在的问题是，在学历视同上出现了逻辑混乱现象。其一表现在职称与学历的不相容上。比如，人事部人职发[1991]11 号文件第十一条规定“博士学位获得者可聘为中级职称”，即中级职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与博士学位相持平。但是，中级职称和副高级职称要继续晋升时，则必须具备本科学历（无本科学历不得晋升高一级技术职称）。我国自学考试的文件规定，小学高级教师、中学一级教师、经济师、会计师、统计师、工程师等中级以上职称者，可享有专科学历待遇。如果说这些系列的起点学历是低于本科，那么高教、科研、编辑等系列的起点却是地地道道的本科学历线。但现实的情况却是在这些系列当中，无论是中级职称，还是副高级职称，又都顶不上一个本科学历。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博士学位可以相当于中级职称，而中级和副高级职称却顶不了一个本科学历，中间的错位达到四级之多。再比如，当前大部分的职称系列要求起点为本科学历。如学历不达标，从参加工作到晋升为正高，要连续破四次学历格。破格晋升之后其职称水平应当是与正常晋升者的水平相持平的。但破格者与正常晋升者的学历差距并未因破格而消失。如果再次晋升还需要重新破一次格。这在形式逻辑上无论如何都是行不通的。反映了学历与职称的严重不相容，以及重学历轻职称的思想。
在实践中，一些政策中出现的学历视同，对于“不拘一格降人才”起到了积极作用，也是对学历神圣论的一个否定。但是在很多领域中，学历视同没有得到解决，或是没有得到合理的解决，这样就出现了一个人才评价的“逆充”现象（即算旧帐）。许多教授实际上已在带博士生了，但由于自己没有博士学位，只好放下正在进行的工作，回头拿博士学位。如果教授去读本专业以外的博士学位肯定是一件好事，如果教授仅仅是为了取得博导资格，被迫去读本专业的博士，则肯定不是一件好事。因此，学历视同问题，实际上是一个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的大问题。
科技投入的原则
知识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信息类知识，即公众知识；另一类是隐含经验类知识，即产权知识。按照谁投入谁受益的原则，公众知识应当以政府财政投入为主，产权知识应当以企业投入为主，然而现在的科技投入格局却不是这样。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1992年中国科技论文统计与分析》表明，1992年我国科技人员在1225种国内科技期刊上共发表论文98575篇，其中由国家级、省部级基金和海外基金资助的论文共有12392篇，仅占论文总数的12.57%，即便是加上其它基金论文和未标注的基金论文，这个比例也高不了多少。这说明我国公众知识的生产，大部分是非政府财政来支持的。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些众多的非政府财产投入？是职称的评定。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积称不仅是学术水平认可方式，也是科技劳动的分配方式，工资、福利、住房、医疗、子女就业、家属工作安排等都与职称有着广泛的直接的联系。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发表的论文情况统计来看，每篇论文的资助费用在一万元左右，甚至更高。而非基金资助的论文一般也在数百元到数千元之间，如实验和调研费用、图书资科费用、印刷出版费用、智力劳动时间的投入费用等。但是，这种机制的投入是难以较长时间维护高质量的科研的。一是职称的投入直接导致了智力劳动者的收入下降。一位讲师或副教授，按照发表一篇论文消耗两千元来计算，则一年发表4～5篇论文则要花掉全年的工资和奖金。这就注定了他们在这上面的投入是有限的，也会停滞的。二是论文发表到了一定的数量之后，或是晋升到满意的职称之后，就会开始休息，不思进取。这就导致了科学研究的低水平和周期性的重复。另外，还会出现一个事实，即不少论文作者靠出卖著作权来筹集出版费用。一个人写了一本专著，掏不起出版费用，署上十几个名字就解决了。这助长了学术界的弄虚作假和腐败发生。而产权知识的投入，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中，企业自身对R&D经费的投入约占70%，这与企业R&D经费投入的丰厚回报是分不开的。我国则相反，在R&D费的支出中，政府财政支出约占2/3，企业自筹经费仅占1/3。这样，无形中就会形成一种倾向，不是自己身上掉下的肉不必疼。其次是谁拿到了政府的课题和经费，谁也就拥有了技术的产权，这种分配是否公正且不说，是否有利于自身进步和经济发展也让人怀疑。再次，就是政府从效益好的企业中拿到税收，再将一部分税收资金划作科技经费，然后洒向许多科研单位和企业。经费在申请和评审中就被消耗了许多，并形成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现象。如果将效益好的企业中的税收回扣一部分作为科研基金，规定必须有科研单位的加入和政府计划的批准方可实施进行，则可能要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