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条件与挑战——基于二元响应模型的计量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区域经济论文,上海论文,模型论文,条件论文,组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言及文献回顾 本文开展的研究，旨在回应学术界关于上海合作组织是否需要将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其建设目标继续推进的争论。为此，我们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具有内生性的假定下，通过二元响应模型，实证检验上合组织成员之间是否具备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现实基础；同时，有必要对目前出现的逆经济一体化现象的成因进行分析。通过以上工作，为上合组织今后的发展提供理论建议。 目前，世界经济出现了两种发展趋势：一种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其组织机构的主要代表是世界贸易组织（WTO）；另外一种就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机构包括诸多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例如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参加区域经济合作就成为一种必要的战略选择。为了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也为了缓解我国日益严重的能源短缺问题，中国必须加入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世界浪潮中去。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通过经济合作来实现的。区域经济合作从低级到高级可以分为5个阶段：优惠贸易协定、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和经济同盟。优惠贸易协定是指成员国之间通过协定对特定商品或服务提供优惠关税；自由贸易区是成员国取消国家之间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促使商品的自由流动；关税同盟是在自由贸易区的基础上，对非成员国采取统一的关税；共同市场是在相互之间取消贸易壁垒并建立统一对外关税的同时，成员国之间的生产要素可以完全自由流动；经济同盟是区域经济合作的最高阶段，成员国之间商品和生产要素可以完全自由流动，统一对外关税，并且采取共同的经济政策。 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于1996年，截至目前共举行了十三次峰会，由一开始的以安全合作为驱动演变为现在以安全和经济合作共同驱动。2003年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多边经贸合作纲要》后，经济合作的机制不断得到完善，并且启动了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的措施，各国之间开始了以上海合作组织为桥梁的经济和技术合作。但是自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在总理会晤、经贸部长会晤以及每年一度的峰会上，中国提出了诸多推动区域内经济合作的建议都没能通过，甚至前几届峰会上提出的落实经济合作的相关政策也被搁置。导致上海合作组织这几年来在经济合作上面裹足不前，剔除中国经济增长的大环境后，甚至被认为在经济合作上倒退了。 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本文提到的逆经济一体化，主要是指像上海合作组织和欧盟这类国际组织，短期内在区域经济合作方面出现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的情况。 目前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区域经济一体化及影响因素的分析；上海合作组织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遇到的问题及困境研究；运用二元响应模型解释区域经济一体化协定的问题。 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及影响因素分析方面，目前国际上主要以鲍德温等人的研究成果为主。他们①首先总结了1995年以前的研究，主要是比较分析区域内国家建立一体化组织后形成的贸易转移和贸易创造两个方面，认为当贸易创造超过贸易转移时，一个国家才会倾向于成立一体化组织。弗罗因德和奥尼拉斯②则总结了1995年至今的研究成果，包括外部最优关税、国内政治，包括特殊利益集团等一系列的因素，都会对区域经济一体化产生重要影响。另外，在某一个自由贸易协定（FTA）对另外一个自由贸易协定（FTA）的影响方面，贝尔等人③通过一般均衡模型计算了一个FTA对该FTA成员国成立其他FTA的影响，以及该FTA对没有其成员国参与的FTA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都有显著的影响。格罗斯曼等④认为两个国家在谈判是否成立区域经济合作组织时，要考虑到两国的政治因素以及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同时这些影响因素对两国采取何种合作方式都有很大的影响——是最初级的优惠贸易协定还是成立自由贸易区，甚至更高级别的合作形式，如关税同盟等。天然贸易伙伴（Natural Trading Partners）是最近几年讨论区域经济合作中经常涉及的概念。一开始是由旺纳科特和卢茨⑤提出的，克鲁格曼⑥、富弗兰克尔等⑦的文献当中也都提到过，是指那些拥有共同的边界、相似的文化或者语言等的国家，这些都属于天然贸易伙伴，因为这些因素都有利于两国之间的经济交流，可以推动两国形成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从而增加经济合作带来的利益。区域经济合作带来的利益分配问题，也直接关系到区域经济合作协定的签订与否。维纳布尔斯⑧提出，仅仅在成员国之间拥有比较优势，容易导致成员国之间收入分配两极化。因此，相较于南南合作并签订区域经济合作协定，很多发展中国家更喜欢选择与发达国家签订区域经济合作协定，即南北合作；因为发达国家甚至在世界范围内都拥有比较优势，也就是绝对优势，可以带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关于上海合作组织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遇到的问题及困境研究，则主要以国内文献研究为主。这些文献以大量的篇幅从理论上分析目前所遇到的困境，但是几乎很少涉及实证方面的数据、量化分析，很少能集中于一点。这就造成文献的研究内容比较宽泛，缺乏实证依据。陈琨⑨提出上合组织中既有发展中国家，又有大国，并且与中国共同拥有漫长的边界，不可能不成为中国外交的重点。而对于俄罗斯来说，与独联体国家的关系才是其外交的主要优先方向，因为那里集中了俄罗斯的安全和经济利益。中国作为一个能源消费大国，在作出外交决策的时候一定不会忽视能源的因素。上海合作组织对维护中国与中亚的油气资源贸易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而对于俄罗斯来说，中亚各国丰富的油气储量对极力要实现大国复兴的俄罗斯来说是一个诱人的筹码。因此，它在能源领域加紧维修改造旧有管道的同时，积极谋划新的管道建设，以加强对中亚能源外交的控制。李福川⑩研究了俄、白、哈关税同盟及对上海合作组织的影响。俄、白、哈关税同盟对上海合作组织部分成员国的排他性影响，使成员国双边贸易摩擦变成多国贸易摩擦，由于关税同盟的正式运行，中国与其中一国贸易摩擦的影响会自动扩展至另外两国。刘洪洋、胡劼（11）分析了上海合作组织发展面临的挑战。首先是定位不清，定位包括政治定位、功能定位和政治地理定位；其次是成员国之间进一步合作的经济基础不够坚实，由于六国的经济发展程度都参差不齐，都需要大量资本的投入，经济结构很难互补，造成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矛盾，在一些领域还形成了竞争；再次是内部凝聚力受到极大挑战，中亚自古以来就是多种文明交汇、冲突、融合的地方，这里聚集着俄罗斯文化、突厥文化、伊斯兰文化和汉文化等多种文化。贾俐贞（12）提出了上海合作组织的脆弱性，具体表现为经济发展水平上存在巨大差异、经济和贸易结构的雷同化、内部市场的狭小和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内部缺乏核心的经济力量和协调机制。李立凡（13）总结了在推动上海合作组织经贸合作中出现的一些主要障碍：首先是金融瓶颈，如银行的信贷风险。近年来，中亚国家银行业发展的主要特点是，对实际经济领域的贷款规模不断扩大，由此也产生了银行面临的系统性信贷风险因素不断增加；其次，上海合作组织中各成员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经济结构的互补性尚待开发，一些国家对合作的重点还存在分歧；最后是各成员国之间还没有就贸易自由化的具体时间表达成一致，部分成员国对于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可能对本国产业带来的竞争压力感到担心。郑雪平、孙莹（14）认为，上海合作组织区域内的次区域、跨区域经济组织大量存在，弱化了上海合作组织的经济职能。目前，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主要面临来自欧亚经济共同体、亚欧会议、亚洲银行中亚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挑战。此外，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普遍不高且参差不齐，影响了贸易投资便利化的推进，造成相互投资规模小且贸易量不大。 最后关于二元响应模型，这个模型是贝尔和伯特兰在2004年、2007年、2009年和2011年的一系列文章中介绍和使用的。他们（15）假设，在一个贸易模型中，产品市场特征为垄断竞争，该产品仅需劳动力和资本两种生产要素，且不同大陆上任意两国之间的运输成本已知，运用二元响应模型，样本包括了1996年之前存在的1431对签订了FTA的国家，成功解释了其中1145对国家间拥有的FTA，也就是解释了97%的FTA。在肯定FTA的内生性之后，Baier和Bergstrand（2009）（16）通过匹配计量的方法（matching econometrics）得出两国之间的距离和GDP是影响两国签订区域经济合作协议与否的最主要因素，并且在这两个因素有利的情况下，两国实施区域经济合作后，贸易流量趋于稳定的增加。 虽然国际上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因素研究比较多，但是应用这些成果、相关的计量方法对上海合作组织的研究，截至目前还较少。本文拟在上海合作组织经济合作遇到挫折的大环境下，通过实证分析，来探求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文章主要结构如下：第一部分是引言和文献综述；第二部分是引入二元响应模型以及相应的影响因素的介绍和计算方法；第三部分是实证结果及分析；最后是结论，通过前面的分析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计量方法、数据测度及样本的选择 本文采用二元响应模型（Binary Response Model）。该模型可以从一个潜在变量模型推理而来：
其中
表示的就是一个潜在变量，是一个观测不到的变量，在我们这里的经济意义就是指一个国家从区域经济合作或者加入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时带来的效益；
是一个常数；x是一个包含多个解释变量的向量，例如涉及的一个或多个经济特征；
则是一个包含多个系数的向量；最后的e是一个独立于x的误差项。 我们将潜在变量定义为：
其中G（·）表示的是一个服从标准正态分布或Logistic分布的方程，从而确保P（FTA=1）取值于0到1之间。 模型的解释变量x是个包含多个变量的向量，这里我们选取了10个变量Natural、Remote、RGDP、DRGDP、DKL、Veto、System、Gov1rlc、Frac和Checks。以下逐一介绍他们的含义及计算方法： Natural是指两国是否属于天然贸易伙伴，若是天然贸易伙伴则取值为1，否则为0。天然贸易伙伴是指两国是否接壤，或者具有相似的文化、语言等。例如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这两个国家是相邻国家；又例如俄罗斯和吉尔吉斯斯坦，虽然这两个国家没有接壤，但是曾经都属于苏联，有着许多相似的文化，因此也是属于天然贸易伙伴。美国和加拿大，这两对国家既有共同的边界，更有相似的文化，也属于天然贸易伙伴。东盟十国之中，有些国家是接壤的，有些国家的领海是有交集的，而且文化也有一定的共同性，所以东盟十国相互之间都是天然贸易伙伴。中国和南非，无论是地理上还是文化上都没有交集，所以不属于天然贸易伙伴。 Remote是指两国经济中心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经济中心之间的平均距离。在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我们对于每个国家的测量起点不是该国的地理中心，也不是该国的行政中心，而是该国的经济中心。虽然很多国家的经济中心和行政中心是一致的，但是我们使用的是该国的经济中心，例如中国，我们测量时使用的是上海而不是北京；又例如印度，我们使用的是孟买，而不是新德里。其计算方法如下：
RGDP和DRGDP则分别表示两国的GDP之和与GDP之差，前者表示两国的经济发展规模，而后者表示的是两国的经济发展的相似度。考虑到这2个值会相对较大，为计量方便，所以对它们分别取对数值进行计算。 DKL测量的是两国自然要素禀赋的差异，因为每一个国家的自然要素禀赋很难直接测量和表示，故我们用两国的人均GDP来分别代替两国的要素禀赋。 最后5个指数System、Gov1rlc、Frac、Checks和Veto，前面4个指数是我们从世界银行政治制度数据库（The World Bank’s Database on Political Institutions）中选出来的。System显示一个行政首脑的选举制度，取值分别为0（直接的总统选举制，Presidential）、1（组合选举总统制，Assembly-elected President）、2（议会选举制，Parliamentary）。 Gov1rlc表示的是一国最大政党的政治倾向，分为右翼（1）、左翼（3）和中性（2）。 Frac度量一国立法机构的席位在不同政党间的分散程度。 Check和Veto都是表示一国否决者的数量，只是基于不同的计算方法，其中Veto来源于亨尼兹（2002）（17）的2013版本。经过测算，两者的相关系数为0.3187，不存在共线性问题。 所有变量的含义列于表1。 在此之前，几乎所有的已有研究都将FTA作为一个外生变量来处理，我们认为这有可能会导致误差。因为FTA与一国GDP等因素的具体关系并不确定，有可能FTA的存在推动了一国经济的增长，也可能是一国经济的发展促进该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最终导致参与各种经济合作组织。 二元响应模型可以计算出样本内任意两国之间签订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议的概率。我们对样本的选取，除了目标区域，还必须包括与这些目标区域同一洲的国家以及不同洲的国家，包括同一洲中与他们签订和没有签订经济合作协定的国家。我们这次检测的目标区域是上海合作组织，自然包括上海合作组织的6个成员国：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但是乌兹别克斯坦部分数据缺失，因此暂时没有加入。因为其中3个国家——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都互相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除此之外又仅仅与俄罗斯签订了区域经济合作协定，所以在选取与目标区域签订和没有签订经济合作协定的国家时，我们主要是考虑中国，而与中国签订区域经济协定主要是FTA，包括东盟十国、巴基斯坦、新西兰、智利、秘鲁、冰岛、瑞士、哥斯达黎加和南非等国，没有签订区域经济合作协定的则选取了同一洲的日本、韩国和蒙古等国和不同一洲的美国、加拿大等国。 根据上面这些样本选择的要求，最后我们选取了30个国家作为样本，分别是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韩国、日本、巴基斯坦、新西兰、智利、秘鲁、哥斯达黎加、冰岛、瑞士、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文莱、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蒙古、印度、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南非；每2个国家组成一对，总共435对国家。 在数据选择上，有截面数据和面板数据两种选择，由于样本数量比较大，而且选择的指标也比较多，经过再三考虑以及数据收集，最后我们选取了最新的一年2012年的数据作为研究对象，也就是使用截面数据，435对国家，每一对国家包括了Natural、Remote、RGDP、DRGDP、DKL、Veto、System、Gov1rlc、Frac和Checks总共10个指标的4350个数据进行计量分析。 实证结果及分析 由于被解释变量是区域经济合作协定，属于0～1变量，是非连续的，故不适合采用最小二乘法（OLS）进行线性概率模型回归；我们假定残差项服从正态分布或者Logistic分布，因此我们采用最大似然估计（MLE）进行Probit和Logit模型的估计。此外我们用这两种模型同时进行估计，可以比对两种方法回归出来的数据，根据数据差异性的大小，可以知道数据的稳健性。
我们分别用Logit方法和Probit方法对这30个国家2012年的数据进行计量，实证结果如下页表2和表3所示。
由表2和表3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Logit模型的估计值大约是Probit模型的1.6倍，对比可以发现两种方法的估计值差别并不大，且显著性不受影响，故回归结果是稳健的。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才可以大胆地应用回归出来的系数进行计算。 从表2和表3都可以看出，对样本国家签订区域经济一体化协定的影响因素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具有显著影响的因素，包括Natural、RGDP和DRGDP；其次是有一定影响的因素，包括Remote和DKL；第三类是影响比较小的因素，包括Veto、Gov1rlc、Frac和Checks。也就是说，两个国家是否是天然贸易伙伴、两国距离其他国家的平均距离的大小和两国间的GDP规模、差距，对两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相对于其他因素，影响要显著得多。 要特别说明的是DKL（两国要素禀赋差异）这个影响因素。一般认为，两个国家的要素禀赋对于两国的经济合作会有很大的影响，然而我们这里的回归结果表明，其实两国的要素禀赋在这方面的影响并不大。我们可以理解为，随着劳动、资本和技术在国际上的流动性越来越强，要素禀赋对一国经济发展的制约相对来说在不断下降，对一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影响也在下降。 我们再来关注目标区域国家：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1996年3月，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签署协议，决定成立四国关税同盟，旨在协调四国的经济改革进程，加快四国一体化进程。1999年2月，塔吉克斯坦加入这一联盟。2000年10月，俄、白、哈、吉、塔五国签署条约，决定将关税联盟改组为欧亚经济共同体。所以截至2012年，样本目标区域内，除中国外，其他国家之间都相互签订了区域经济合作协议，而且是较高级别的关税同盟。 我们再来看根据Probit模型和Logit模型回归出来的关于目标区域国家之间，存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协定的概率。从表2和表3我们看到十个影响因素里面Natural、RGDP、DRGDP和Remote的影响显著，其他的影响因素不太显著，所以我们剔除其他6个因素，仅取前面4个因素来估计目标区域签订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议的概率。我们放在表4和表5，分别表示的是俄罗斯和中亚国家以及中国和其他4个国家签订区域经济一体化协定的概率。 从表4的数据可以看到，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这几个国家之间签订区域经济一体化协定的概率很高，均超过了0.7，其中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之间签订区域经济一体化协定的概率更是达到了0.86，从实证分析的角度证明了，俄罗斯和中亚国家之间的区域经济合作是很有必要的。实际上，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之间都已经成立了关税同盟这样高水平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这和我们分析得到的概率数据是吻合的。
表5中，中国和俄罗斯两国之间，签订区域经济一体化协定的概率非常高，达到了0.93。这充分说明了为什么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以来，特别是2001年签署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备忘录以来，中国始终积极建议进行更深层次的区域经济合作，甚至提出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建议。因为对于中国、俄罗斯和中亚国家来说，建立自由贸易区可以对区域内的所有国家都带来经济利益。 从我们实证分析得出的结果来说，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之间建立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是正确的，符合各国的利益。但是目前上海合作组织在这方面步履维艰，不得不使我们要从经济因素之外去寻找原因，即在这个问题上，起决定作用的不是经济利益的问题，而是地缘政治问题，其中大国因素是主要原因。 亚瑟兰提出，政治因素在区域经济合作中，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之间，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自从苏联实施计划经济并迅速地推动了经济发展以来，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都采用了计划经济，国家干预经济的程度非常之深。在国家之间建立区域经济合作组织这个问题上，更是处处显示出政府对各种政治因素的考虑。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刚刚独立，开始走上正道，但是又担心其他大国对它们进行威胁与干预，例如最典型的冷战时期美国的“美元加大棒”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发展中国家为了壮大自身力量，不得不和周边国家联合起来，采取共同的措施对付西方国家的经济入侵。（18）这其中便酝酿出了许多发展中国家之间签订区域经济合作协定的案例，例如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Economic Community of Central African States，ECCAS）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建立的。 目前，上海合作组织内部已存在为数不少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包括像欧亚经济共同体、独联体、中亚经济共同体等早已存在的合作组织。其中又以欧亚经济共同体运行最为充分，机制最为完善。截止到2013年，除中国外，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员国之间都已经加入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欧亚经济共同体。欧亚经济共同体在一体化程度上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统一了大部分的商品关税，甚至在某些税收和运输费用方面也进行了统一协调。上海合作组织区域内存在的这些经济合作组织，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的基础，成员国之间角色冲突的概率大大增加，导致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对该组织的关注度下降。在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方面，上海合作组织内各成员国也有很大的不同。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而上海合作组织内的其他成员国，在苏联解体以后，国有经济的比例大幅度下降，私有经济已经占据主体地位。国家间的政治经济制度当然不可能决定两国间的经济合作，但是不可否认，在意识形态的差异之下，对某些问题可能会持有不同的看法和立场，导致采取不同的措施，这些都会影响国家间的经济合作。 而且，上海合作组织内部各成员国在经济发展程度上存在较大差异，各个国家对于参与上海合作组织并从中获得利益的看法不一。最为明显的是在能源领域的合作。中亚国家加入上海合作组织的目的之一就是确保本国能源出口战略的多元化，而中国则是要确保能源进口的多元化。中亚国家希望通过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吸引来自中国的投资，共同开发相关能源产品，从而达到发展经济的目的。但是，俄罗斯一直视中亚国家为自己的核心利益区、战略大后方，任何其他国家在该地区的经济和政治活动都会招来俄罗斯的极大关注，所以中国和俄罗斯在上海合作组织区域内既有合作也有竞争，关系比较复杂微妙。除此之外，在运输方面，中亚国家铺设的东线和西线石油天然气管道，目的就是为了实现本国能源出口的多元化，以应对俄罗斯在这方面对本国的掣肘。 从表6中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最大进口国都是俄罗斯，其中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两国从俄罗斯的进口占总进口额的30%以上，充分说明了中亚国家与俄罗斯之间经济联系的紧密性。而中国既不是中亚国家的最大进口国，也不是最大出口国和投资来源国。因此，以目前上海合作组织内各成员国的经济情况来看，非常有潜力提高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的进出口贸易和投资的水平。
我们知道，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原来都是苏联的一部分。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成为与中亚国家联系最为紧密的国家。为了让各国经济能够尽快得到恢复，必须恢复之前存在的经济联系。为此，它们成立了独联体以及后来的欧亚经济共同体。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中亚国家都非常依赖俄罗斯，俄罗斯甚至将中亚国家默认为本国的核心利益区。对于其他大国插手中亚，俄罗斯向来高度敏感。如果在上海合作组织内建立自由贸易区这样的区域经济合作协议，肯定会加强中国与中亚国家间的经济往来。俄罗斯可能会认为，这无疑会破坏中亚国家与俄罗斯之间的政治和经济联系，削弱俄罗斯在中亚的影响。所以，对于进一步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内的经济合作，俄罗斯始终持消极态度，更不要说建立自由贸易区了。与此同时，则极力借助欧亚经济共同体，加强与中亚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增强其对中亚国家的影响。 同时，中亚国家间关系的变化也是造成上合组织逆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因素。苏联解体时，由于经济、文化、血缘、语言和政治心态的高度一致，中亚各国为了求生存，纷纷采取“抱团取暖”的合作态度来共同度过苏联解体带来的剧烈震荡。在此后的十余年间，中亚各国也多次试图参加伊斯兰国家组织、突厥语国家组织等其他一些地区性组织以获取外援，摆脱俄罗斯的影响，但最终收获不大。于是在这一过程中，中亚国家多次采取了增进本地区经济合作的措施。从1990年签订《经济、科技与文化合作协议》开始，经历了1994年加入“统一经济空间”、1998年加入“中亚经济共同体”、2002年加入“中亚合作组织”。但是，随着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逐渐扩大，传统的经济联系日渐削弱，同时，在边界划分、跨界民族、交通运输、水资源分享、能源合作等方面的矛盾日益尖锐，中亚各国间的经济合作非但没有得到加强，相反还出现了诸多逆一体化的现象。 所以不难理解，虽然在上海合作组织内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可以对成员国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但是地缘政治因素，特别是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政治博弈，仍然在其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到目前为止上海合作组织在区域经济合作方面仍然处于停滞不前的状况。 结论及政策建议 前文开展的实证检验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在上海合作组织内部推动区域经济合作，以及将来成立FTA，有助于增加各成员国的经济利益。正因为如此，俄罗斯与中亚国家之间建立了自由贸易区甚至关税同盟。但是，近年来中国在上海合作组织各届峰会和其他场合提出的加强经济合作的提议，却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在区域经济合作方面仍然裹足不前，其中主要原因就在于俄罗斯的态度。俄罗斯并非没有看到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都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其实它也采取了一系列相应的措施，如加入WTO、组建俄白哈关税同盟等。显然，俄罗斯并不拒绝区域经济一体化，而是希望推进由俄罗斯主导的单向区域经济一体化。毕竟，俄罗斯历来将中亚国家视为自己的利益范围，不愿意看到其他大国在中亚过度活跃，从而丧失自己在中亚的影响。 中国要想进一步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在经济合作上的发展，必须首先取得俄罗斯的谅解，加强中俄之间的政治互信。俄罗斯认为，其他大国在中亚地区的活跃，一定会影响到俄罗斯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我们应尽力让俄方了解到，我们加强该区域国家间的经济合作，根本目的是为了促进各方的经济发展，俄罗斯也可以从中获得经济利益，且政治影响不会被削弱。同时，也要发挥负责任大国的应有作用，积极促进中亚各国对话，劝说各国采取更加灵活务实的态度，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推进创造有益的地缘政治环境。 其次，可以按照从点到线再到面的路线开展经济合作。我们从表5中的数据可以看到，中国和俄罗斯成立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概率很高，也就是说，双方可以从中获得利益是非常确定的。中国可以先和俄罗斯签订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议，例如FTA，开展经济合作，为将来中亚国家加入做好铺垫。 最后就是要夯实基础，不用急着在上海合作组织里面建立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应先把已经确定的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的措施落实到位。例如在能源合作方面，我们现在正在将原先修筑的中哈石油管道，与俄罗斯在哈萨克斯坦境内的石油管道联合起来，这样，在我们可以更方便地获得能源的同时，俄罗斯也可以从中受益。 在上海合作组织内推动区域经济合作的实质性发展，还有许多的问题需要克服，特别是中俄两国间的沟通与合作。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相信，在上海合作组织内开展更深层次更广范围的经济合作，甚至建立自由贸易区这样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都是可以推动区域内各国经济发展的。 当然，俄罗斯加入WTO之后，也可能造成对中俄之间经贸合作的影响，进而波及上合组织的区域经济合作，这些因素都有待进一步的检验。但是，无论如何，中国作为地区大国，经济实力与地缘区位是我们能够拥有的为数不多的优势战略资源，必须充分发挥这些资源的作用，坚定不移地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从而实现我国的国家利益，同时造福上合地区。此外，我们不得不承认，目前中亚地区出现的诸多逆经济一体化现象，究其原因，恰恰需要通过一体化手段才能根本解决，从水资源的分配，到交通运输便利化的实现，皆是如此。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在关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研究中，大部分学者都将区域经济一体化协定的存在与否视为外生标量，即认为此类协定的形成具有偶然性和随机性。不可否认，中国与远在欧洲的冰岛和瑞士签订FTA协定，而中国和近在咫尺的韩国、日本却没有签订类似的协议，就佐证了这一点。然而，本文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协定并不完全由偶然性因素决定，因此，尽管还不能够将区域经济一体化协定当做内生变量，但是，至少可以尝试在内生性的假定下展开相应的研究，可以为我们认识客观现象提供不同的视角。 ①Richard Baldwin,Anthony Venables,"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in G.Grossman and K.Rogoff,ed.,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Vol.Ⅲ，1995,Amsterdam:North-Holland ②Caroline Freund,Emanuel Ornelas,"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2010,pp 139-166. ③Scott Baier,Jeffrey Bergstrand,Ronald Mariutto,"Economic Determinants of Free Trade Agreements Revisited:Distinguishing Sources of Interdependence",2011,Unpublished. ④Gene Grossman,Elhanan Helpman,“The Politics of Free-trade Agreement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85,No.4,1995,pp.667-690. ⑤P.Wonnacott,M.Lutz,"Is Therea Case for Free Trade Areas?",In J.J.Schott ed.,Free Trade Areas and U.S.Trade Policy,1989,pp.59-84. ⑥P.Krugman,"Is Bilateralism Bad?",in E Helpman,A.Razin eds.,International Trade and Trade Policy,1991,Cambridge,MA:MIT Press,pp.9-23. ⑦J.Frankel,E.Stein,S.J.Wei,"Trading Blocs and the Americas:The Natural,the Unnatural,and the Supernatural",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995,Vol.47,pp.61-95. ⑧Anthony Venables,"Winners and Losers from Regional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Economic Journal,2003,Vol.113,pp.747-761. ⑨陈琨：“论中俄上海合作组织政策相异的原因”，《改革与开放》，2011年第2期。 ⑩李福川：“俄、白、哈关税同盟及对上海合作组织的影响”，《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2011年第7期。 （11）刘洪洋、胡劼：“浅析上海合作组织发展面临的挑战及中国的应对策略”，《改革与开放》，2010年第9期。 （12）贾俐贞：“构建上海合作组织自由贸易区的战略思考”，《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7年第1期。 （13）李立凡：“论上海合作组织经济与贸易合作——兼论中国对推动上合组织经贸一体化的设想”，《世界经济研究》，2007年第4期。 （14）郑雪平、孙莹：“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的现状、问题及发展路径”，《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2006年第3期。 （15）Scott Baier,Jeffrey Bergstrand,"Economic Determinants of Free Trade Agreement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Vol.64,No.1,2004,pp.29-63. （16）Scott Baier,Jeffrey Bergstrand,"Estimating the Effects of Free Trade Agreements on International Trade Flows Using Matching Econometric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Vol.77,No.1,2009,pp.63-76. （17）Witold Henisz,"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for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Industrial Corporate Change,2002,Vol.11,No.2,pp.355-389. （18）Andrew Axline,"Underdevelopment,Dependence,and Integration:The Politics of Regionalism in the Third World",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77,Vol.31,pp.83-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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