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重大理论成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学发展观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成果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7)06-0004-08
胡锦涛同志指出，“经验表明，一个国家坚持什么样的发展观，对这个国家的发展会产生重大影响，不同的发展观往往会导致不同的发展结果”①。由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确立的“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重大理论成果，它所具有的鲜明的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和实践特色，所蕴涵的完整的科学理论，以及在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一系列战略思想中科学发展观所处的统领地位，都值得我们在实践中不断深刻理解和全面把握，从而使科学发展观不断丰富充实完善，以利于我们赢取更为可喜的发展成果。
科学发展观的三大理论特色
每个国家的发展都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今天的发展既是昨天发展的继续，又是明天发展的基础。从历史的角度看，科学发展观的形成蕴涵着中国几代人的理性探索，凝结着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群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心血，也反映了多年来世界各国发展的经验教训。科学发展观既坚持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发展的丰富思想，又着眼于世界发展趋势、立足于新的发展实践，进一步回答了我国怎样发展的基本理论问题，赋予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以鲜明的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和实践特色。
科学发展观的民族特色表现在，从中国近现代开始，中华民族追求发展的思想源远流长。从学习西方船坚炮利的洋务运动、学习西方宗教的太平天国、学习西方政治制度的辛亥革命、学习日本明治维新的戊戌变法，一直到“五四”前后我国思想界的四次大论战，包括1915～1927年的东西文化论战、1933年的中国现代化讨论、上世纪30～40年代的中国文化出路的新论战、20～ 40年代的中国应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的论战，无不渗透着谋求中国发展的思想及其策论。其中有严复翻译《天演论》导致章炳麟的“种族革命”理论；有孙中山从“振兴中华”到提出“三民主义”思想、“建国方略”和“三大政策”；也有梁启超从“保国保种”思想转向根本改造国民素质的“新民”理论；更有陈独秀、胡适高举“科学”、“（人权）民主”的大旗到陈独秀所说的“欧化”，胡适所讲的“西化优于东方化”成为东方各国的发展趋势。特别是在中国现代化的讨论中，以“现代化”取代“西化”概念，实际上引出了整个中国出路即中国发展道路问题。当时参与讨论者大多数不赞成“私人资本主义”的取向，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受社会主义思潮影响的，有受国家社会主义、统制经济、自足经济的思想影响的，也有受法西斯主义思潮影响的。而以恽代英、杨明斋、杨铨为代表的“以工立国”与以章士钊为代表的“以农立国”的辩论，实际上成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宣传中国走工业化道路的成功典范。就在谋求发展的过程中涌现出“以人为本”的价值追求，而贯穿其中的则有孙中山的新“民权”思想、梁启超的“新民”思想、李大钊的“平民主义”思想，一直到毛泽东的“民众”思想即倡导人民当家做主的思想。所有这些宝贵的思想资源对于形成我们今天的“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理念有着极为重要的精神启迪。
科学发展观的时代特色表现在，马克思发展理论的复苏和当代发展理念的吸纳。众所周知，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的研究曾经停滞和冷落了整整一代人（20世纪50～70年代）的时间。当时在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起支配作用的权威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危机与崩溃的观点，而且这一观点被推到了极端，资本主义的现代发展和消费社会完全被排斥在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视野之外。马克思关于历史发展的概念被完全描述成为遵循一条单线的发展图式，这一历史公式的唯一动力则是阶级斗争。于是，政治经济学不研究生产力而只研究生产关系，社会主义经济忽视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只讲中央统一计划等等。历史已经证明，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忽视，给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发展都带来了不利影响，而对社会主义经济优越性的自满又反过来束缚了理论思维的发展。20多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不仅解放了社会生产力，而且也解放了对于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理解和认识。中国经济社会的现实发展终于构成了理论探索的研究主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及其关系相继成为理论研究的兴奋点。
坚信“有容乃大”的中国人对于当代西方发展理念的吸纳不可低估。最早影响较大的是把经济增长等同于发展的理念，从哈罗德—多马模式、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动理论到刘易斯的二元结构模式等，都从不同层面反映了这种发展观的主要思想。后来，经济学家迈克尔·托达罗和丹尼斯·古雷特提出，要把握发展的含义，必须懂得发展的三个重要的价值标准，这就是：一是维持生存，诸如食物、住房、卫生保健和安全保护等基本生活必需品；二是自我尊重，除了收入以外，还必须提供就业机会、教育条件，并对文化和人类价值给予更多地关注，还要给个人和国家带来更大程度的自尊；三是自由，使个人和国家摆脱对其他民族的屈从和依附，摆脱对愚昧和使人类痛苦的力量的屈从和依附，扩大个人和国家在经济和社会方面选择的范围。六七十年代以《增长的极限》为代表，标志着人们对传统发展理念的全面怀疑。生态经济学家赫尔曼·戴利提出“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更是对以往发展内涵的补充和革命性创新。资源、环境、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问题相继被提出，特别是法国学者佩鲁提出，发展要从人出发，以人为中心，发展的动力和目的在于人。这种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是当代西方发展理念的重大更新和进步，是对传统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发展模式的深刻反思。阿马蒂亚·森也提出，自由不仅是发展的首要目的，也是发展的主要手段。所有这些人文精神的苏醒对科学发展观的确立起到了重要的启示作用。
科学发展观的实践特色表现在，它是在总结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来的。非平衡发展与相对的动态平衡发展是经济发展的两种不同的发展思路和发展模式。建国以来，我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采取非平衡发展模式实在是当时发展形势所迫，非不为也，实不能也。应该看到，当时毛泽东并不是不要经济发展，就是在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不利于发展的情形下，他也曾亲自研究农业生产经验、亲自制定“鞍钢宪法”、亲自提出“十大关系”，但他过分强调打破平衡的经济大跃进，强调以生产关系的变革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邓小平为了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夺回被“文革”所耽误的宝贵时间，为了十几亿中国人的生存“球籍”，抓住了世界大战打不起来的国际和平环境，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主张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利用非平衡发展的速度和效益，明智地抓住机遇加速我国经济发展。江泽民执政的13年是我国GDP增长最快、人均收入增长最快、国际地位提升最快的13年，他明确提出“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也曾提出“现代化建设十二大关系”和“科教兴国”战略，提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然而对于发展思路和发展模式的根本转变、对于非平衡发展进程中涌现的大量矛盾和现实问题还来不及处理和解决。
“思想的逻辑与历史的逻辑是一致的”，这是马克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唯物史观的观点。真正实现从非平衡发展到相对的动态平衡发展思路的转变，是制约我国持续发展诸多瓶颈因素和矛盾的揭示，特别是2003年春天“SARS”事件反思之后所实现的。正所谓人的正确思想不是先验的，只能从实践中来。十六届三中全会科学发展观战略思想的提出，实现了从以GDP为中心到“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转变，才真正开始实现从非平衡发展到相对的动态平衡的发展思路转变，并进一步端正“为谁发展”和“靠谁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属问题，重视解决发展动机和发展效果相统一问题。在实践和理论、历史与现实的映照和反思中，开始形成了“一切发展都是为了人民、一切发展都必须依靠人民、一切发展成果都必须让人民来共享”的科学发展的价值原则。标志科学发展观形成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总体要求，就继承发扬了马克思“以人为本”的唯物史观思想，而且丰富了这一思想的时代内涵，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世界观的新高度和精神境界。这一战略思想的转变，表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和对经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认识达到新的境界，从理念、政策到思维方式上自觉把握平衡与非平衡发展的关系达到了新的水平，这也是党的执政能力迅速显著提升的重要标志。同时，也表明了中华民族人文主义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得到发扬光大。
科学发展观所蕴涵的实践性，更集中地表现在人文精神与科学理性的高度融合之中。20世纪人类文化的发展见证了这一人文精神与科学理性融合为“世界观”的历史进程。20世纪60年代，英国思想家查·帕·斯诺在《对科学的傲慢与偏见》中提出“两种文化”的范式，他指出现代科学是人类文化海洋中的一座孤岛。他强调的是科学技术使人类不再随波逐流、居无定所，从此有可以安身立命的据点，并开始掌控人类自身的命运。他提醒我们，科学技术是与人类其他文化样式（哲学、宗教、艺术）不同的文化样式。他区分“两种文化”的意义，在于要人们注意科学技术已经不再仅仅是认知的手段，而且是改变世界进而改变人类自身的特殊文化样式。
对于这一点，德国思想家尤尔根·哈贝马斯在1968年8月发表的《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中讲得更加清楚明白，他说：“科学与技术的合理形式，即体现在目的理性活动系统中的合理性，正在扩大成为生活方式，成为生活世界的‘历史总体性’。”②他提出的“科学技术扩大成为生活方式”的思想具有深远的理论影响。他所谓的“交往理性”开始包括着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进程。在他看来，由科学技术所形成的“生活方式”具有“世界观功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更新，使目的理性活动的子系统不断发展，从而通过对宇宙的解释使统治的合法性的文明形成为问题。”③这样，他的“交往行动”特别是科学技术活动成为生活方式，进而具有世界观功能。他指出，这一“世界观服从于相互作用的联系的逻辑，它们回答了人类集体生活与个人生活史中的重大问题”④。
在他之后，德国思想家乌尔里希·贝克1993年提出“世界风险社会”理论，把人为技术、制度所积累的核风险、金融风险和生态风险等纳入人们世界观的视野，并成为“世界主义者宣言”的范畴⑤。1997年，法国思想家让·波德利亚出版《消费社会》一书，他提出，当今世界人们受到了“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所包围，消费已成为人类的“自然环境”，成为人类“一种系统的行为和总体反应的方式”⑥。他在后马克思主义队伍中名声鹊起的“消费社会”理论，就是从对“物的形式崇拜仪式”批判开始的，他提醒人们消费方式正在影响着他们对于世界的认知方式和生活方式。
20世纪所有这些人类文化发展的趋势，说明了人文精神和科学理性融合的世界观意义，这就是：人是发展的目的和重要指标，发展是经济增长基础上的社会全面进步，发展必须保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以及社会经济发展形态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等具有世界观意义的命题。从斯诺到哈贝马斯，说明了人文精神与科学理性的融合改变了世界观的内涵及其功能，即从认知世界观到能动实践的世界观。科学发展观的世界观意义，就在于科学发展观是一种能动的、实践的、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提升自身能力的实践世界观。主张以人为本、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既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全球化挑战的世界观回应，也是与政绩观、群众观、人才观、荣辱观相结合的世界观体系；既是对马克思的发展理论的继承和创新，也是当代先进文化理念的集中体现；既是科学理性和人文精神相结合的成果，也是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同时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和时代精神交融汇合的产物。并且，科学发展观不仅仅是中国发展的经验结晶，随着中国发展经验的传播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它对人类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必将产生深远的历史影响。
科学发展观是一个完整的科学理论
正如中国革命经历了长期探索，找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确立了“科学革命观”一样，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历长期探索之后，在十六届三中全会形成了“以人为本、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可以说，科学发展观站在指导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历史高度，端正了“为谁发展”和“靠谁发展”的思路，从而成为中国共产党把握和处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全面性、战略性的严整理论体系，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性、长期性的指导思想。科学发展观理论内涵十分丰富，涉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各个环节，涵盖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的各个领域，贯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各个方面，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科学理论，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和发展空间。就目前理论界所达成的共识来看，科学发展观已具备了整体性、系统性、层次性、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性、实践性、开放性、前瞻性等特征，构成理论体系的基本要件已经具备。
作为逻辑范畴体系的科学发展观，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和表述。正如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所指出的那样，科学理论的“范式”一般具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基本假设、基本概念层次，第二层次是解释层次，第三层次是操作层次。自然科学理论如此，社会科学理论同样如此。
作为体系的科学发展观，其理论结构的基本概念，即逻辑起点应当是“以人为本”的人的发展，即“每个人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明，取代资产阶级的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⑦。“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之所以与其他发展理论相区别，就是以“每个人的发展”为逻辑起点，而不是一部分人的发展和另一部分人的不发展，同时人的发展又是指每个人在劳动、社会关系和个体素质诸方面的全面协调发展，这才能够体现“一切发展都是为了人民、一切发展都必须依靠人民、一切发展成果都必须由人民来共享”的精神实质。而人民则是每个人的总和，在这里，“每个人的发展”是能够把“以人为本”与“科学发展”直接连接起来的唯一逻辑中介。“每个人的发展”之所以还不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因为还未达到共产主义社会的自由发展水平，还仅仅是社会主义阶段的目标追求和价值起点。“每个人的发展” 并不是单个人的抽象的发展，而是社会关系中的具体的“现实的人”的发展，以区别于抽象的人道主义或人性论的逻辑起点。科学发展观总体上就是分析、研究和解决社会主义社会中人的发展状况、趋势及其规律，这也是科学发展观之所以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的根本所在。除了科学发展观的逻辑起点，科学发展观的基本核心概念层次，还包括科学发展观的思想精髓、本质核心、主题要义、总体要求几大内涵。科学发展观的思想精髓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其中特别是求真务实，求以人为本之真，务科学发展之实，这是科学发展观形成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基础。科学发展观的本质核心是“以人为本”，强调一切发展为了人民，一切发展依靠人民，一切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和分享。科学发展观的主题要义是又好又快地发展，实现文明发展、和谐发展。科学发展观的总体要求是统筹兼顾，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总之，科学发展观的基本概念层次涉及指导中国发展全局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功能，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层次。
科学发展观的解释层次，其中包括科学发展观的价值目标、价值实现原则、价值实现方式、价值实现动力的内涵。科学发展观的价值目标应该是建设富强、文明、民主、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其中包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要求，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科学发展观的价值实现原则是统筹兼顾，主要是城乡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发展统筹、人与自然统筹。科学发展观的价值实现方式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执政党的建设和生态建设。科学发展观的价值实现动力是改革创新和对外开放，改革、创新和开放是科学发展的不竭动力，体制改革、科技自主创新、理论创新、扩大对外开放已经成为我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发展的根本动力。科学发展观的解释层次是对科学发展观的基本核心概念的阐释和发挥，是实现科学发展的必要条件。
科学发展观的操作层次，是解决社会主义阶段每个人的发展所必须解决的所有相关问题，这就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平发展道路、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等一系列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的领导核心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结合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关键所在。执政党合格的执政能力是每个人的发展的重要的政治保障，新农村建设是每个人的发展的城乡布局结构和自然历史环境，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是每个人的发展的根本动力和生产力布局，和平发展道路是每个人的发展的外部国际环境，社会主义荣辱观是每个人的发展的内在精神情操和道德底线。实现科学发展的国际环境，就是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就是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所有这些必要和充分的条件，都是每个人的发展所不可缺少的实践条件。这一操作层次是开放性体系，可能还会增添其他新的操作条件和实现途径。
科学发展观的操作层次，包括科学发展观的政绩观、人才观、群众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内涵。正确的政绩观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前提，没有正确的政绩观不可能落实科学发展观。而共产党人树政绩的根本目的是为人民谋利益，根本途径是把人民的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结合起来，对干部的评价、考核要转变到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能力、处理利益关系的能力和驾驭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能力上来。科学的人才观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关键，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要确立人人都是人才、都可以成材的人才观，要用事业凝聚人才，用实践造就人才，用机制激励人才，用法制保障人才，要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正确的群众观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立场观点方法，确立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唯物史观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动力，不确立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以人为本只是一句空话，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既是衡量干部政绩的最终标准，也是衡量科学发展的实践标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价值论基础，是以人为本的科学世界观体系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和社会主义荣辱观，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贯彻现代化建设各方面，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凝聚力量、激发活力，倡导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此外，操作层次还包括实现科学发展的一系列战略任务，如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发展社会主义各项社会事业，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建设和谐世界。科学发展观的操作层次，是科学发展观的充分条件，也是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将随着实践的进展而不断得以充实补充。
科学发展观的这一理论体系的表述方式，采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采纳的“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方式，从“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的直接中介“人的发展”基本范畴出发，演绎成为一个开放性的理论体系。能够比较合理地解释科学发展观与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的内在联系和相互关系。既肯定了科学发展观与马克思的发展理论的渊源关系，又凸现了科学发展观的创新内涵。科学发展观的完整理论既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和创新。近30年来，前所未有的中国人的发展与中国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实践，开拓了我们的理论思维能力，以高度抽象的理论概念直接把握事物的本质，这就是辩证法。从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恰恰是我们这代人责无旁贷的历史责任和神圣的社会使命。
科学发展观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的统领地位
党在十六大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除了科学发展观，还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走和平发展道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所有这些思想都贯穿了科学发展的要求，贯穿了以人为本这个核心。掌握了科学发展观，就掌握了理解这些思想的关键。换言之，执政党的执政能力是人的发展的重要的政治保障，新农村建设是人的发展的城乡布局结构和自然历史环境，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是人的发展的根本动力和生产力布局，和平发展道路是人的发展的外部国际环境，社会主义荣辱观是人的发展的内在精神情操和道德底线。所有这些条件，都是每个人的发展所不可缺少的实践条件。
把握科学发展观与其他战略思想的关系，核心问题是正确理解科学发展观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之间的关系。平心而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的含义，关键就是社会主义的真谛在于实现“以人为本”与社会公正，只有“以人为本”与社会公正才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质与核心，社会和谐不是一种社会形态，而是实现“以人为本”与社会公正的社会结果与社会状态。胡锦涛总书记最近指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我们党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最重要的依据，也是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本质属性的解析。其实，在我国，各阶层、各党派、各民族、各团体政治上享有平等地位，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改革开放以来，尽管社会上出现了多样化的趋势，我国的社会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不同群体的具体利益是有差别的，存在着矛盾；但这些矛盾仍然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与旧社会的矛盾有本质的不同。列宁说过，“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然存在”。应该看到，新的社会阶层是在党和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允许下出现的，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和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主导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总体条件下存在和发展的，其经营活动都要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新的社会阶层不同于社会主义改造以前的私营工商业者，他们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当前出现的分配差距相对扩大等现象，是可以通过深化改革逐渐得到解决的前进中的问题。总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是在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进程中提出来的重要理论，是贯彻“以人为本”和社会公正价值原则的实践中所形成的价值命题。科学发展观不仅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必需的物质基础和社会条件，而且还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锻造了社会主体力量，提供了人民群众能够实现各种经济、政治、文化权利的社会可能性，从而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提供了各种潜在的和现实的条件。无论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还是安定有序、充满活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每一个基本特征和基本要求，都必须由“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为统领才能逐一实现。离开了科学发展观的统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将只能停留在空想社会主义的幻想之中，无法实现。况且，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恰恰就是在马克思发现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之后才有可能。因此，科学发展观对于十六大以来其他一系列重要战略思想的统领地位是毫无疑义的，它们之间主要是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关系，不单纯是价值目标与价值手段之间的关系。
科学发展观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间的关系，除了一脉相承的关系之外，还有继承、发展和创新的关系。科学发展观对于“发展才是硬道理”和“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创新，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更加关注发展的科学性，即从解决温饱到解决人的全面需求，从把握一般经济发展规律到全面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第二，更加关注人的发展问题，即“以人为本”要求维护好、发展好、实现好人民群众的各项权利，构建和谐社会更需要调动全体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第三，更加关注自然对发展的关联度，即把人口、资源、环境、生态问题与发展问题紧密联系，自觉把握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关系，达到可持续发展。
科学发展观提出仅仅几年时间，就在实践中显示出强大威力，得到广泛认同。在推进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进程中，要进一步解决好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实现文明发展、和谐发展、又好又快发展，就必须坚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鉴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已经不能在传统工业化道路上继续下去，无论是资源结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还是党的执政理念、干部的思维方式和评价体系及社会管理模式都必须加以调整。因此，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理应成为今后相当一个时期的党领导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的指导思想。为了使我国经济社会能够持续地科学发展，不再发生或左或右的摇摆，以党和国家的法定方式，确立科学发展观对于党的全部工作的指导思想地位，这是一个确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对于经济社会建设的指导地位所必须的重要的政治举措，也是进一步提高我们党的整体执政能力、领导水平、思维方式和治政作风的必要的重要条件。这一举措，有助于树立理性思考的科学精神、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和尊重民意的民主精神，对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并将这一战略思想从理念转变为体制、机制、制度、政策和法律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同时，进一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进一步完善科学发展观的干部考核指标体系。中组部最近颁布的领导干部考核指标体系已经有了显著进步，但还不完善，如指标体系没有权数，具体指标没有量化等。符合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的干部考核指标体系应当包含以下四大指标：经济指标，包括GDP、政府财政收入，人均收入等；人文民生指标，包括居民失业率、居民安全感等；可持续发展指标，包括政府负债率、企业破产率、资源产出率、城市单位面积GDP产出率等；生态环境指标，包括公众对环境满意率等。这四大指标之间的权数应为：经济指标权数为2，人文民生指标权数为4，可持续发展指标权数为2，生态环境指标权数为2。这个指标权数非常重要，它突现了人文民生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体现着科学发展以人为本的根本原则。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是各级干部的综合素质，其中包括干部对于科学发展观的理解能力、学习能力、执行能力、平衡能力、创新能力以及纠错能力、人气指数、亲和力、凝聚力、意志力、心理稳定力等。在这方面，必须强调干部的各种素质是一个整体，应当有一个整体综合评价指数，特别要重视干部评估的科学性，这就需要建立体制外的专家评估系统，这有利于防止一言堂、家长制、独断专行、小圈子等封建专制的影响。同时要注重干部人才使用的时效性即“用当其时”的问题，其实干部的真正有用期是有限的，所以既不能把干部当作私有财产，也不能搞内耗浪费。另外，尚需要注重干部素质被群众认可、接受的问题，要把素质的主观内涵与客观展示结合起来，把发展动机与发展效果统一起来。这就有一个健全民主选举、决策、管理、监督机制，铲除腐败的土壤和条件问题，特别是注重健全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度和不可分割性。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没有民主选举，就不可能真正实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因为干部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只有认真实现政治文明，才能对人民负责，才能有真正的民主决策、管理和监督。我们应当借鉴世界文明中和谐社会的建设经验，面对民主政治问题跨出历史性的步伐。其实，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并不缺乏民主政治的思想和实践，延安时期的“三三制”、开国时期的“新政协”和“共同纲领”，都是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相结合的产物。当今世界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更是离不开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并重的“协同治理”。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我国的反腐败斗争已经到了如何依靠群众、从群众监督中找到制约腐败的根本办法和制约机制的阶段。协商民主和选举民主可以使干部始终明白共产党的权力真正是人民群众赋予的，共产党的干部必须对人民群众负责，必须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不搞省市以下的民主选举，难以解决地方领导班子建设问题，难以解决民主监督的问题，难以完成人民当家作主、党的领导和依法行政三者相结合的历史使命。协商民主是一种民主治理形式，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的结合有利于防止滥用权力，有利于权力的科学配置、有序运作、有效监督。从现在起，我们必须有充分心理准备，中国共产党迟早要过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相结合这一关，有没有理论准备和思想准备，对于实现政治民主、培养忠实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家的结果是不太一样的。
收稿日期：2007-03-01
注释：
①胡锦涛：《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04年3月10日，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②③④［德］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47、54页。
⑤薛晓源、周战超：《全球化与风险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07～108页。
⑥［法］让·波德利亚：《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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