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社会中国青年现代性的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中国青年论文,实证研究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研究设计与有效样本分布
本次调查对青年现代性的测量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与青年的现代性行为特征有关的测量指标。主要测量青年对社会变革与新生事物的接纳度、青年的时效观、青年的计划性，以及青年对他的信任度；二是与青年的现代人格有关的测量指标。主要测量青年的“平权意识”、“独立性”和“进取性”。
本次调查所采用的方法为多阶段、不等比分层抽样。该次调查共发出城市问卷6000多份，回收有效问卷5394份；共发出农村问卷3500多份，回收有效问卷2872份。有效样本分布情况如下：
城市有效样本的分布情况为：
①性别分布：男性占51.8%，女性占48.2。②年龄分布：19岁及以下占3.7%，20—24岁占42%，25—29岁占36.7%，30—34岁占17.3%。③婚姻状况：未婚占55.3%，已婚占44.6%，其它占0.1%。 ④职业分布：体力型职业占50.87%，脑力型职业占35.02%，服务型职业占8.59%，大学生5.5%。
农村有效样本的分布情况为：①性别分布：男性占57.2%，女性占42.8%。②年龄分布：19岁以下占11.2%，20—24岁占37.6%，25—29岁占31.6%，30—34岁占19.6%。③婚姻状况：未婚占46.1%，已婚占53.8%，其它占0.1%。
二、调查结果与分析
（1）中国青年乐于接受社会变革，乐于接受新经验和新事物。 现代人的一大重要特点就是乐于接受社会变革，乐于接受新经验和新事物。城市青年中对公关、法人、股票、董事、信用卡、保险公司、分期付款、合同、债券、支票等这类新事物的知晓、了解率平均高达86%。即使是象企业破产这类涉及到劳动者切身利益的社会变革，绝大多数的中国青年也是持“同意”的接纳态度。城市青年中赞成“负债太多而又毫无还债能力企业应破产”者占75.1%，反对者仅占15.8%。此外， 还有9%的青年表示说不清。农村青年对企业破产的接纳度虽然不及城市青年，但多数农村青年也是持认同态度。只有近1/3（29.4%） 的青年明确表示不赞成。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负债企业与青年关系密切程度的加深，青年中反对破产的比例有所增加。当问到如果您的朋友在该企业您是否同意破产时，城市青年中明确表示不同意破产的人从原来的15.8%增加到22%。农村青年中这一比例的增长幅度更大，从原来的29.4%增加到37.8%；当进一步问到如果您是该企业职工您是否同意破产时，城市青年中表示反对的比例又增加2.1个百分点，达24.1%。 而农村青年中这一比例的增长则更高，42.3%的农村青年对此明确表示反对。然而，尽管如此，无论是城市青年，还是农村青年，无论是该企业与青年自身有关与否，中国青年中的大多数对“负债太多而又毫无还债能力的企业应破产”这类新生事物和新的社会变革，在总体上持接纳态度。
2.中国青年较为守时惜时，并富有较强的计划性。现代人的另一重大特点是守时惜时，做事有计划。那么，中国青年是否守时惜时，并有计划性呢？本次对中国青年时效观的调查结果表明：绝大多数的中国青年已经基本树立起了具有现代意识的“时效观”，能做到守时惜时。89.1%的城市青年表示自己在与朋友约会时通常是“准时到达”；42.2%的青年表示上班时“从不迟到”，加上“很少迟到”（53.6%）的比例，两者之和达95.8%。
大多数中国青年的计划性也较强。61.7%的城市青年表示自己“每做一件事都先计划”（19.1%）或“做多数事时先计划”（42.6%），“只在做少数几件事上事先计划”的占34.3%，而“从不事先计划”的仅占4%。农村青年中表示“每做一件事都先计划”（28.8 %）或“做多数事时先计划”（38.9%）两者之和的比例达67.7%，“只在做少数几件事上事先计划”的占24.8%，而“从不事先计划”的仅占7.5%。
3.中国青年对他人的信任度很低，这表明转型时期的社会凝聚力还有待于加强。人际关系中具有较高的信任度，也是现代人的一大特点。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青年在此方面的得分却相当的低。46%的城市青年表示自己在和一个从不认识的人打交道时对他“很不信任”（4.2%）或“不信任”（41.8%）的比例之和仅占14.4%，此外，还有39.6%的青年回答“说不清”。农村青年中对陌生人表示“很不信任”（10.5%）和“不信任”（51.5%）的比例更高，两者之和达62%。
即使是在好朋友之间，相互之间的“防范心理”也较强。约1/3 的城市青年（33%）和农村青年（35.2%）对“防人之心不可无，即使对好朋友也不可过于交心”的说法表示认同。而明确表示反对上述说法的，无论是城市青年（51.1%），还是农村青年（52.4%）中，都只是刚过半数而已。
如此众多的青年在本次调查中表示自己对陌生人与好朋友不太信任，以及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在1992年和1994年的调查中发现干群之间、团员和非团员之间的心理距离较大，这些事实表明：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目前的“社会凝聚力”还不高。而人际关系中的信任度不高，既是前一时期“社会凝聚力”低的结果与表现，又对后一时期“社会凝聚力”的提高具有不良的消解与抗拒作用。因此，提高人际关系中的信任度，应提到社会与青年工作者的重要议事日程。
4.中国青年现代人格的发展具有严重的不平衡性，“独立人格”、“平权人格”的发展，远远超过“进取人格”的发展。我们在城市问卷设计了10项具体指标对青年的现代人格进行测量。因子分析（FACTOR ANALYSIS）结果表明：10项具体指标可分为3个公共因子：即“平权意识”、“独立性”和“进取性”。3 个公共因子所包含的项目及其得分均值见表1—1。
表1—1 中国城市青年的现代性人格
量表记分方式为：正题“非常同意”记5分，“很不同意”记1分；反题“很不同意”记5分，“非常同意”记1分。量表最大值为5分， 中值为3分，最小值为1分，均值越大表明现代性越强。
从表1—1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青年在“独立人格”和“平权人格”量表上的综合得分均值较高， 两者的综合得分均值均超过中值（3分），分别为3.66分和3.37分。换句话说，绝大多数的中国青年具有较强的平权意识（65.6%）和独立意识（64.1%）。而平权意识和独立意识较弱的比例只占少数，分别为34.4%和33.9%。
分组统计资料显示：年龄与青年的平权意识呈正相关关系，而与青年的独立意识呈负相关关系。低年龄组（14—19岁）青年中平权意识高的比例（69.4%）比高年龄组（30—34岁）要高10.7个百分点。但独立意识高的比例在年龄上的分布趋势则正好相反，低年龄组青年中独立意识强的比例（61.8%）要比高年龄组（71.2%）低9.4个百分点。
职业与青年平权意识的关系也非常密切。体力型职业青年（如工人）的平权意识高于脑力型职业青年。这一事实与其说反映的是他们比脑力型职业青年更具有强烈的平等意识，还不如说是他们在现实生活中面临更多、更频繁的社会不平等，从而产生了更强的平等需求。职业与独立意识的关系也十分有趣。在独立意识强方面，商业服务人员方面最高（76.4%），机关办事人员居中（65%），科研单位专业技术人员最低（60.4%）。这是否与技术人员的工作更需要与他人合作这一客观事实有关，还有待于在以后的研究中进一步证实。
令人忧虑的是，中国青年现代人格的发展具有严重的“不平衡性”。青年在“进取人格”量表上的得分较低，综合得分均值低于量表中值（3分），只有2.87分。换句话说， 绝大多数中国青年的进取意识不强。青年中进取意识强的比例只占35.2%。这表明：青年“进取人格”的发展，大大滞后于“独立人格”和“平权人格”的发展。
深层分析表明：青年人格发展的这种不平衡性，不仅表现为如上所述的这种“外在的不平衡”，而且还表现为一种“内在的结构性不平衡”。例如，在“进取性”强（占青年总数的35.2%）的青年中，“独立性”也强的占58.1%。在“独立性”强（占青年总数的64.1%）的青年中，“进取性”也强的只占31%。
再进一步，从构成青年人格结构的“三维性”角度来看， 青年中3种人格的得分都低的为9.6%，“一高两低”的占34.8%， “两高一低”的占40.3%，而3种人格的得分同时都高的比例仅占青年总体的15.2%。换句话说，青年中有75.1%的人不同程度地承受着人格现代化进程中的“高、低”不协调发展的矛盾，而真正做到三种人格同时协调发展的只占极少数（15.2%）。
本次调查发现，青年“进取人格”的发展远远地滞后于“平权人格”和“独立人格”发展，这一事实表明：青年教育工作者和大众传媒在注重培养青年“独立性”和“平权意识”的同时，还应强调对青年“进取心”的培养。否则，必然导致一部分“平权意识”和“独立意识”较强，但缺乏“进取心”的青年，到“体制外”去寻找“能量”释放的渠道。这无论是对青年自身，还是对社会来说，都是“人力资源”上的一种巨大“浪费”。更为严重的是，还可能因此而影响到社会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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