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中国改革开放的方向_中国改革开放论文

社会主义:中国改革开放的方向_中国改革开放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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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A898;F06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08)06-0049-05

改革开放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使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改变。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目的在于总结改革开放的丰富经验,进一步推进和深化改革开放。只有在改革开放路径上取得突破性的新进展,才是对这一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历史事件最好的纪念。只有高举解放思想的大旗,围绕“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逻辑主线,用解放思想推动改革开放,才能在坚持改革开放上实现新突破,在推动科学发展上取得新进展,在促进社会和谐上见到新成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自觉把解放了的思想统一到科学发展观上去,统一到更好更快地发展上来。

一、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中国的重大抉择

20世纪的中国经历过两次截然不同的开放。从19世纪40年代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是中国由一个古老的文明中心被船坚炮利的帝国主义列强强行纳入由西方主导的全球化的过程,中国近现代史就是在帝国主义列强对外扩张的大背景下发展的。当时西方列强主导下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已经形成,该体系以对世界广大地区的殖民为基础,以这些地区的停滞或扭曲的发展为代价。如毛泽东所说:“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绝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1]。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中国自1840年开始的百年屈辱历史,我国走上了国家独立、民族振兴、人民当家作主的康庄大道。但是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之前,中国除了与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有一定的经贸往来之外,基本上走的是一条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进行经济恢复和以国家工业化为目标的经济建设的自我发展道路。这一时期既是中国抵抗“西方中心论”、远离经济全球化进程的阶段,也是我国探索如何实现国强民富的过程。这种脱离和抵抗尽管实现了政治、经济上的独立,但其自身具有无法克服的缺陷。

20世纪70年代,中国经济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这时走什么样的道路来加速发展成为一个根本的战略问题。1978年末,中国做出了影响深远的战略抉择:走适合中国国情的改革开放发展之路,既要借鉴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绝不照搬西方的发展模式。中国人民经过第一次思想大解放,彻底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作出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历史性决策,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毅然决然地踏上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征程。改革开放就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就是要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1978年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从那时以来,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新的壮丽史诗,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改革开放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从未遇到过的新课题,改革开放进程实际上就是中国不断融入世界经济的过程,就是走进和不断深入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战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表明,发展与开放之间的关联度十分显著,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无法回避这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全球化大趋势。改革开放之所以深入人心是因为它符合中国国情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所以能够得到社会各阶层的普遍支持、配合和参与,是因为各阶层都从改革开放中得到越来越多的实惠。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清除了长期以来困扰着中国的观念障碍,使长期封闭、半封闭的中国尽快地融入世界经济,尽快从历时数十年的自我发展转向更积极的国际合作。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前20年对外开放的基本特点是在政策的引导和推动下,逐步提高开放程度、扩大开放领域,通过特殊政策来启动经济开放,使中国的企业经营机制、价格形成机制、资源配置等都发生了向开放型经济方向的根本性转变。中国政策型开放走的是一条体制外突破的道路,它所采用的各项政策不能用计划体制的现有规则来解释,或者严格地说是计划体制框架所不能容纳的。政策型开放的最初目的在于探索开放的可行性,这一方式可以比较有效地避免政策失误所造成的全局性震荡。政策型开放对旧制度既有瓦解作用,又对新制度带有探索作用,政策型开放的这种制度催化与探索决定了中国走向制度型开放的历史必然。如果没有20年开放过程的政策积累和体制转型,中国经济体制与WTO规则的距离是难以在短期内消除的。开放实践中出现的各种新问题使改革本身就需要解决规范化、制度化的问题,开放得更深层意义与其说是对经济运行机制的促进,不如说是对旧有制度体系的挑战。因此开放的重要性大于改革,制度型开放是政策型开放的必然归宿。

2001年11月10日,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上,通过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法律文件,它标志着中国终于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之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必然,加入WTO标志着中国的对外开放进入了制度性开放阶段;加入WTO,中国已由有限范围和有限领域内的开放转变为全方位的开放,由以试点为特征的政策主导下的开放转变为法律框架下可预见的制度性开放,由单方面为主的自我开放转变为与世贸组织成员之间的相互开放。中国加入WTO所表明的这种质的跨越在于从自主选择的开放政策,转变为按照国际社会统一规则的开放方式,这种跨越既是WTO对中国的要求,也是中国开放自身发展的需要和结果。

二、改革开放不是回归资本主义

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历史进程始终贯穿着姓资姓社、姓公姓私的争论,而每次改革开放的突破都是以解放思想为先导的。解放思想不仅成为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可或缺的强大动力,也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可或缺的强大动力。因此,没有解放思想就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现在中国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

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是个很好的名词,但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2]。经济全球化使市场经济体制超出了资本主义的范围,成为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一种经济运行方式。第二次思想大解放使我们认识到:计划和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方式,并不具有社会经济制度属性;中国要逐步融入世界经济,就必须彻底改革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起符合现代社会化大生产发展需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走改革开放发展之路的必然选择。

从经济上分析、判断社会性质是唯物史观的基本方法,生产力发展水平是衡量社会进步的核心标准,重视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一文中指出,人类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而且是在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的,因此人类在追求社会发展进步过程中无法选择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只能以继承现存的社会生产力作为自己的起步点,并且以解放和发展新的更高的生产力作为自己一切规划和行动的出发点。这表明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它直接受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制约。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国家能够跨越资本主义制度,而不能跨越资本主义时代所代表的生产力和交往水平。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是社会主义所必须继承和具备的基础,跳过市场经济的企图是幻想。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需要,是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奠定物质基础的需要,这样做只能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而不是相反。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使人类第一次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结合在一起。一方面承认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的统一性,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改革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另一方面,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有自己特殊的制度要求和价值标准,不能用市场经济的标准代替社会主义的标准。九十年的社会主义探索实践证明,拒绝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必然成为封闭的、发展缺乏动力的、与世界发展水平逐渐拉大的“社会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的是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优点与市场机制的作用有机结合起来,形成更加合理和有效的社会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所以,不能把我国历史地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说成是“资本主义化”,不能由此而怀疑和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作为科学的概念和伟大的实践,将社会主义社会当作一种不断发展和改革的社会,是运用唯物史观考察社会主义社会的必然结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不是纯粹理论上的市场经济,更不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而是一种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的经济形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就是既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又要坚持社会主义国家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实践已经证明,中国的改革开放改掉的是不切合中国实际的非社会主义的东西,离开“三个有利于”标准谈改革开放,很可能南辕而北辙。因此,从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和思维中解放出来,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要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上进一步解放思想,从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绝对对立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三、以人为本、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本质

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问题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孜孜以求的重大课题,马克思主义把人的自由解放与全面发展视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和最高目标。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核心内容,未来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我们党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在根本上与唯物史观是一脉相承的,同时又以新的理论概括突现了其重大的实践指导意义。所以,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当代运用,科学发展观开辟了运用唯物史观观察社会历史、解决现实实践问题的新境界,从而拓展了唯物史观研究和运用的新视野。

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进步性和合理性在于人民群众真正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全面准确地理解以人为本、社会和谐,就要围绕发展这个主题,厘清人的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我们所追求的发展,就是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本质。只有树立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才能真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只有不断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才能确保科学发展观的真正落实和目标的真正实现。

第一,正确把握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性与人的自觉能动性的关系,树立人的发展引导社会发展、社会发展制约人的发展,社会发展的实质是人的发展的观念。社会发展的规律是人活动的规律,离开人在实践中的目的和追求就没有社会发展的规律。以人为本是科学社会主义本有的题中之意,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基本要求。在发展的动力机制上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坚持人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第二,科学发展观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机结合起来,是对科学社会主义思想遗产的继承和发展。坚持以人为本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地位,在价值取向上就是要坚持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坚持生存权和发展权是最基本的人权,坚持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并以此指导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政治建设和社会建设。

第三,从谋划发展的思维方式上坚持以人为本。由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就是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映,解决又好又快发展中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必须立足于有利于人民的现实生活和长远发展,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因此,从思维方式的角度把握以人为本,就必须在发展什么、为谁发展、靠谁发展、怎样发展的统一中加以理解。只有立足于促进人的全面、可持续发展,协调人的发展与经济社会的发展,才能从过程与结果的统一上把握发展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诉求。

第四,社会建设与人民幸福安康息息相关,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建设和谐社会。实现社会和谐、建立美好社会是全国人民的共同理想,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基本内容,和谐社会建设要以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现实、最直接的利益问题为重点。社会发展是一个不断解决问题、克服矛盾的过程,和谐社会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始终要看“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

四、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解放思想、开拓改革开放新路径

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历史进程始终贯穿着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每次突破都以解放思想为先导,每一次思想大解放都明确地具有改变现实的指向:破除“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解放思想;破除斯大林模式的影响,坚持走自己的道路是解放思想;破除超阶段的“左”的框框的束缚,坚持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是解放思想;破除离开发展生产力抽象谈论姓资姓社、姓公姓私的思维定势的干扰,坚持“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是解放思想。因此,改革开放命题是在解放思想的伟大实践中提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解放思想的伟大实践中逐步开辟、拓展并越走越宽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逐步形成和丰富、发展的,中国每一次改革的深化、开放的扩大都离不开思想的进一步解放、观念的进一步更新,而解放思想和观念更新又进一步推动了改革开放。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推动中国改革开放不断走向胜利的思想武器,改革开放的每一次重大发展,理论上的每一个重大突破都是解放思想的结果。真正的解放思想是围绕事关全局和长远的重大思想理论问题辨明是非,突破僵化的不合时宜的旧思想、旧理论、旧模式的束缚,为开创新的局面扫除障碍。今天所进行的社会变革,新旧思想之间的较量,不同体制之间的碰撞,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等涉及到政治权力的再分配、物质利益的再分配、社会关系的再调整,难免遇到重重阻力,遭到种种“非议”。所以,应清醒地认识到“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它涉及的面很广,涉及一大批人的切身利益,一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复杂情况和问题,一定会遇到重重障碍”[3]。从这个意义上讲,更需要保持理论上的清醒与坚定。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可恤。如果说真理标准大讨论掀起的第一次思想大解放树立了实践标准,引发了新时期改革开放的“新的伟大革命”。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的第二次思想大解放树立了“三个有利于”判断标准,实现了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转变。第三次思想大解放所指向的则是突破传统的发展理念,树立以人为本的标准,解决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力度不同步问题。目前,改革开放已经进入以推进政府改革为重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要务的发展阶段。只有消除两大改革不对称性给权钱交易留下的空间,加快民主政治建设的进度,才能使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协调发展。

解放思想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谋划改革开放新路径,关键要看思想解放的力度。解放思想的力度如何最终要看是否有利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我们必须克服程度不同的“路径依赖”,突破长期以来形成的政府主导经济的思维定式,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上,在经济与社会统筹发展的问题上,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问题上来一次思想大解放。只有弄清怎样的发展才是科学的,才是真正的解放思想,也才能真正推动进一步的改革开放;只有继续解放思想,才能不断变革创新,形成发展的新理念、改革的新举措、开放的新格局;只有进一步解放思想才能在坚持改革开放上实现新突破,在推动科学发展上取得新进展,在促进社会和谐上见到新成效。

改革开放走过了30年,新的起点、新的阶段、新的矛盾、新的任务、新的机遇、新的挑战,对我们解放思想提出新的要求。面对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不断发展壮大自己是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和战略任务。第三次思想大解放首先要大力更新观念,要立足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阶段性特征,自觉地把思想和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把思想观念从不适应、不利于科学发展的状态中解放出来,破除传统的重经济增长轻社会建设的思维定势,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着力查找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中有待进一步解放的思想空间,着力克服制约科学发展的观念障碍和体制障碍,着力探索促进科学发展的新思路、新途径、新举措,着重破解影响科学发展的难题,激发科学发展的积极性,实现改革开放成果的普惠共享。

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具体体现。关注民生要从构建和谐社会的大局着眼,没有社会和谐难以实现科学发展。关注民生,改善民生,不仅是深入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也是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客观需要。关注民生要从具体工作决策着手,要从群众最关心的切身利益做起,始终把群众的呼声当作第一信号,把群众的利益当作第一选择,把群众是否满意当作根本标准,让更多的群众享受到改革发展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正得到实惠。应清醒地认识到改善民生必须充分考虑各方面的条件和承受能力,谋发展必须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改善民生的程度统一起来。只有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不断为社会和谐创造雄厚的物质基础;同时更加注重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更加注重发展社会事业,才能使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问题落到实处。

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必须适应改革开放形势的新变化,不断探索和完善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劳动创造历史,奋斗铸造辉煌。大发展的机遇前所未有,我们一定要抓住机遇,跟上时代进步的大潮。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已经并正在为世界经济发展作出重大贡献。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使神州大地上焕发出新的生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奋进在科学发展伟大道路上的中国人民,正在谱写更加幸福美好生活的新篇章。尽管航程上布满暗礁险滩,但是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领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定能实现。

[收稿日期]2008-0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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