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景诗潜入“归化”时间考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时间论文,宋景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宋景诗是何时潜入归化地区的？一、回顾民间、个人以及新编《土默特右旗志》说法，对诸说作考查和评述；二、运用官方记载，考查宋在同治二年至四年的活动，说明至同治四年四月宋仍活动在内地；三、进一步分析各种史料、说法，并以“赵老同”（宋的化名）师徒的活动佐证，说明宋是在同治中叶到萨厅的。论文还就“同治中叶”说作了进一步的深究。
关键词：清史 宋景诗 潜入 “归化” 时间
笔者曾撰《宋景诗隐身绥西考索》一文[①]，认定宋景诗确曾化名为“赵老同”于清同光年间隐身于“归化”；所谓归化是流传于鲁西民间的一种说法，其确切的隐身处是这一地区的萨拉齐厅，换言之，此地也是当时归化城土默特的一部分。本文接前文主要考述这样一个问题：宋景诗究竟是在何时潜入这一地区的？从三个方面考述，以供讨论。
一、对已有诸说的回顾
自50年代初至今，关于宋景诗落足归化地区的时间有种种说法。
按陈白尘氏撰写的《宋景诗历史调查记》，得之鲁西民间的说法有：宋景诗晚年在归化；“最后是往西跑啦”，“在归化落了户”；“宋景诗在山西住了20年”；“在内蒙古一带隐姓埋名住了多年”。有人在“关外”见到了宋景诗，“那时他已经80岁了”[②]（宋80岁时终老于今包头，见注①）。若以宋在塞外呆了20年论，他应是60岁到“归化”的，宋生于清道光四年（1824年）[③]，60岁那年该是光绪九年（1883年）。“20年”、“晚年”、“多年”之说都是泛估。虽然如此，仍值得肯定的是：这些得之于50年代初宋氏故里乡亲们的说法是十分可贵的——第一，它肯定了宋景诗并未被官方“捕杀”；第二，它提供了宋起义失败后的最后行踪；第三，它毕竟提示了宋到“归化”的一个粗略时间。至于鲁西乡人所说的“山西”、“关外”、“口外”、“内蒙古”、“归化”，陈氏认为这些“都是对归化的概称”[④]。
个人方面，较早的有西北李静慈氏1951年撰文引前清贡生雷文坛的说法：“宋景诗失败以后，并没有死，云游陕甘，常来往包头归化之间，教了一些徒弟学拳棒。他后来还当过义和团的大师兄们的老师”。据李氏介绍，雷文坛是“陕西郃阳人”，曾任陕甘固原提督张行志的幕友，这些说法是民国10年（1921年）李氏直接听自雷氏的[⑤]，它有力地证明宋氏在起义失败后隐身包头归化之间，即萨拉齐厅，且雷氏至少是光绪年间生活过来的人，又是官场中多知善谈、消息灵通人士，说法的得来肯定有据，所以弥足珍贵。但是，根据李氏转述的雷文坛的话仍无法判断宋景诗起义失败后是哪年到达“归化”的。
若以栖身于萨厅的赵老同（宋景诗到“归化”后所用的化名）的身世来考查宋景诗到“归化”的时间，他作为一个山东人是什么时间到萨厅的，这自然是顺理成章、顺蔓摸瓜的事。事实是：赵在萨厅时、从不显山露水，他的亲传弟子游四喇嘛于清末去世（或说民国初年去世）；再传弟子郭誉宏于民国13年去世，三传弟子著名的武术家荣连珍（又名云连生）、程全忠分别于1940年和1946年去世[⑥]，二、三代传人自然都是见过赵的；现第四代弟子也多已谢世，偶有健在的也属于耄耋之年，忆述旧闻能力已差。赵老同的生平史实所以能流传下来，一归因于他死后历代弟了们的称扬[⑦]；二归因于30年代编撰《绥远通志稿》时的专访调查[⑧]，以至有其传略编入稿中。[⑨]令人遗憾的是：自50年代迄今，包括赵老同第四化传人在内的呼和浩特、包头、萨拉齐武术界的人，都只能言赵于同治年间来萨[⑩]；笔者曾多年、多次就赵老同来萨的年头询及武术界前辈，他们都不能确切回答，或说是“大约50岁左右来萨”，或说是“在萨呆了多年”，或说是“终老于包头，活了80岁”。[(11)]这也难怪，事隔数代，时过境迁，同鲁西乡人们的说法一样，多是粗略的、约摸推测的，来自传闻的，因此，对于这些说法必须作合情理的分析、科学的筛选。
较早地将宋景诗与赵老同联系起来，并提出赵老同到萨厅的较为具体的时间的是荣祥先生。荣氏在1956年10月给陈白尘先生的信函中提到“他（指赵老同，笔者注）来口外时，正是同治中叶”[(12)]。这一说法虽未能反映出更具体的年头，如赵于同治中叶的何年到萨，但毕竟已是较为具体的时间概念了，而且说法是有力的，因为，它来自30年代编撰《绥远通志稿》时，主编人荣氏和专设的采访组的调查了解。那时，赵老同的第三代门人、在家乡萨拉齐于光绪年间见过祖师赵老同的荣连珍、程全忠，正在绥远国术馆任教练，荣祥与他们是乡梓，对他们是熟悉、了解的，此其一。其二，更有土默特旗总管满泰向他详说过赵老同的为人事迹，“而满泰是赵老同二徒弟关兴保的女婿”[(13)]。此处说到的关兴保、满泰、荣连珍和荣祥，都是家在萨拉齐境内的、属归化城土默特旗籍的蒙古人。满泰文武全才，民国年间曾总理过当地旗务。荣祥也曾总理过当地旗务，极富学养，又广闻见，他所说的赵老同“来口外时，正是同治中叶”，可以说是言之有据的。
最新的说法出自1994年版的《土默特右旗志》。志中《大事记》“同治二年（1863年）”下注有：“赵老同（据说是黑旗军首领宋景诗的化名）潜入旗境，招收尤四喇嘛（尤四应为游四，作“尤”，误。笔者更正）、霍茂、关兴保为徒，传授了阴把缠枪等武术。”[(14)]毋庸置疑，这部新编的志书从体例、内容、篇幅、文字诸方面看都是高水平的，但也有失误之处，如将赵老同“潜入旗境”（原来的萨拉齐厅，今天的土默特右旗，笔者注）之说列在“同治二年”项下就有失妥当，撰文者显然是依据了这样的逻辑：传说赵老同是宋景诗，宋是同治二年起义失败的，那么，他应该是这年“潜入旗境”的。殊不知，这种说法即使聊备一说也是难以成立的，不仅不合情理，而且也与同治二年后宋景诗在内地的活动情况相矛盾。
以上是对宋景诗落足“归化”时间诸说的回顾、考查和评述，显然，多数说法是粗略的、含糊的，有些又是互有歧意的。下面，从另一个角度来作深层次的分析考述。
二、同治二年后数年宋仍活动在内地
宋景诗第二次起义战局上的失败发生在同治二年八九月之交。九月底，转战于直鲁的义军将领多英勇殉难，军队亦溃散，以岗屯为中心的鲁西地区遭到官军和民团血洗，到此，大规模的起义可以说失败了。但宋景诗还活着，还在斗争，同治二年后仍活动在内地。
为了说明这一问题，特作如下考析。先来反观清统治阶层的态度和动向。
宋景诗哪去了？朝廷上下都在着急。同治二年八月庚子（二十六日）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宋景诗首匪，是否尚在窜贼之内？僧格林沁信函亦未叙明，并著侦查确实具奏。”[(15)]整个统治阶层所着力的是：推测宋氏意图，加以防范。1、防止入晋：“贼踪日近邢洺，晋省边防，尤应早为设备。”（二年八月二十六日）[(16)]2、防止北进，危及京畿：“现在宋逆窜至东光一带，该处东距天津，南距武德，在在须防。”（二年八月二十九日）[(17)]3、亦防入豫：“刻下皖捻尚在汝洛一带盘据，因伊洛二河水势盛涨，不能过渡，一经水落，势必全股西趋。”（二年九月初一）[(18)]4、更防义军“回窜东省，遂其勾结裹胁之谋。”（二年九月初二）[(19)]5、并担心宋重振声威：“惟贼踪诡异，犹恐所至潜行煽结，余烬复燃。”（二年九月三十日）[(20)]
清廷在布置军队对分股迂回作战的义军“前截后追，四面截击”[(21)]的同时，实行分化离间政策，妄图捉拿宋景诗。同治二年九月甲寅（初十日）谕内阁：
凡宋景诗之伙党内，有能不甘从逆自拔来归者，朝廷悉准赦其既往之罪，仍著带兵大员及地方大吏妥为安插。……总之，朝廷所必欲诛者，唯宋景诗一人，其余被胁之众，概可从宽；……将此旨刊刻誊黄，广为晓谕，以示朝廷法外施仁之至意。[(22)]
统治者下催文派密探，设卡布防，“悬赏购线”，“逐处挨查”[(23)]，务欲将宋“殄除”。
再分析官方文书，考实宋的活动，从中可勾勒出他在同治二年九月初直至四年四月在内地的大体行踪。
1、同治二年九月初：开州渡河，顺流而下，暂隐入东平。是年九月二十四日刘长佑奏：“宋逆由开州太平庄抢船而渡，经署开州知州任凯率勇兜剿，余船三只，向濮州一带驶去。”“该逆乘黄水泛溢，顺流驶下，追之莫及。”[(24)]继有九月二十五日僧格林沁奏：宋“前经马队追剿，在开州河沿率党百余人弃马抢船入河逃逸，至东阿县登岸南窜”，“宋景诗现向东北山中逃去”。[(25)]又有二十七日闫敬铭奏：“该逆实由开州抢船，由濮范水套直达东阿境内子山下，凫水翻山向平阴、东平一带窜去。”[(26)]考析官书，宋景诗于开州渡河经濮范水套进入东平、平阴丛山中是确实的，只是清廷“访拿”不到宋，对宋的意图——是北上潜回，或是南下投苗（苗沛霖），还是坐窝深山，捉摸不透。
2、同治二年九、十月之交：南下投“叛练”苗沛霖。苗沛霖为安徽凤台人、割据地方的团练，对清廷则叛服无常，清廷称之为“叛练”。宋景诗在同治元年初随胜保“回防”皖北时即与苗沛霖有过联络，后入陕，又与苗部有过“密约”，向胜保献策，“请苗部入陕”，以抵制胜保的政敌多隆阿入陕。[(27)]就在宋隐入东平山水时，清廷就作过这样的猜测：“如果宋逆确由此路遁走，非欲于兖沂等处勾串教匪余党，即图窜越豫境与各捻股结连，及投入苗沛霖伙内，以为藏身之固。”[(28)]而事实上宋正是南潜投苗了。可征的史料有：“同治二年癸亥秋”，“时苗沛霖分众围攻蒙城县一年有余，几乎倾陷。忠亲王僧（格林沁）率马步数万，前往救援，于蒙城城外东、北、西将贼围裹三面。贼赴沛霖老巢告急，适山东长枪会匪宋景师（原文如此）被僧王打散后，逃窜至彼，力劝沛霖亲往调度，不可轻敌。沛霖从其谋，星赴蒙城。”[(29)]同治二年十一月壬子（初九）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唐训方奏，蒙城解围，阵斩苗逆……进克苗逆老巢。……旋将下蔡攻克，苗逆妻子均就戮。现在逆党苗添庆、宋景诗等余众不满三千，向西南窜去，著唐训方会商陈国瑞……务将窜出之苗添庆、宋景诗等逆党，悉数擒获，毋任漏网。”[(30)]这两条史料极为重要，不仅说明宋确实由鲁之东平南下投苗了，而且还积极地参加了苗部对官军的抵抗斗争，时间是同治二年的九、十月之交到十一月初。
3、同治二年十一月率军进入湖北，投入“亳捻”张宗禹大营；同治三年太（太平军）捻联合前后曾随捻军、“联军”流动作战；同治四年春，回师北上，兵锋危及豫中、直边和鲁西南；四月，参加了围歼僧军的曹州会战。就宋景诗的这一行踪，分别考证如下。
投“亳捻”：同治二年十一月初，苗部失去首魁，老窝又被剿夺，清军大军压境，形势吃紧，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宋投苗不久又继续南下，投向在湖北分军活动的“亳捻”，和他一起行动或互为声势的是苗沛霖的侄子苗添庆。可证的史料是：（1）《清穆宗实录》卷84载：“宋景诗一犯，自山东潜逃，现复率众由下蔡向西南窜去，恐其遁归商邱原籍，及与窜豫之张总愚等捻股合伙，著张之万禀遵前旨，遴派干员，于由皖入豫一带，及商邱地方，认真剿截，并设计诱擒，毋任恶首逃逸。”[(31)]（2）《剿平捻匪方略》卷210载：“查张宗禹股匪窜踞浙川，逼近襄、郧，自应赶紧派兵前往会剿。……而苗逆余党苗天（原文写作天）庆复有纠合宋景诗溃匪图窜孝感之信。……襄、郧、隋、枣、应、孝一带，告警频仍。”这段记述说的是“同治三年正月”[(32)]的事，透出了宋在同治二年十月二十九日下蔡失陷后进入鄂北、投入张（宗禹）捻大军的信息，自投苗部到投张捻，一直有一支小部队跟着他，无疑，这是分散在河南黑旗的聚合、重振。
随捻军和联军流动作战以及北上回师作战：
《山东军兴纪略》明确记载：“宋景诗先投‘叛练’苗沛霖，后又投亳捻”。[(33)]当时的形势是：太平天国西上的遵王赖文光、扶王陈得才等部队在太平天国十四年即同治三年（1864年）春为了回援天京，在河南与捻军先后会合；六月天京陷落后，遵王赖文光和梁王张宗禹等把太平军和捻军正式结合起来，从此由太平军和捻军组成的联合军对以僧格林沁为首的清军展开了流动战。自是年八月初到年底，联军由河南进湖北、又折入河南，跨豫、鄂两省绕大圈作战。次年正月到二月，在豫东迂回绕圈牵制官军。三月，由河南考城入山东，在鲁西南绕一圈后进入苏北的海洲、沭阳。四月，由苏北的邳州回军山东郯城，趋临城、宁阳、汶上，再西走范县、濮州，最后到了曹州府治荷泽以北黄河边上，到此，又绕回了鲁西南。[(34)]联军作战的主要对手是僧王统率的各路大军，曹州大会战就在这一带展开。
自同治三年二月始，官书鲜有关于宋投捻后在捻军和联军中活动的具体记载，但得之刺探而来的信息还是有的。如（1）同治四年二月初二刘长佑奏：“臣查此起捻匪，虽系残败之余，实多凶悍死党”，“并闻宋逆景诗亦在其内。该匪狡猾异常，诚如圣谕，恐有余匪入境勾结，尤为直东两省隐患。”[(35)]对照联军的行动，此时宋正活动在豫东。（2）同治四年三月初十日，清廷问：“捻军大队之内，‘是否有宋景诗在内？’”刘长佑十二日奏答：“据探闻，宋逆景诗由确山被官军击败，带领马贼约二千人，分股疾趋，并声言欲回堂邑报复前仇。”同日又续奏：“臣复查现据探报，此股贼匪即有宋景诗在内，声言欲回堂邑与柳林团寻仇。”[(36)]而清廷在十一日即传谕：“此股逆匪既有宋景诗在内，难保不复窜直、东一带熟路，肆行滋扰。临清州南北各州县，闫敬铭务当调派兵勇，与直隶防兵互相援应，严加防范。”[(37)]（3）官书又载：“三月，捻入山东，突骑剽疾，数日间，曹、单、定陶、荷泽、运城、钜野逆氛遍野。宋景诗率马贼二千趋堂邑，直边皆警。”[(38)]（1）（2）（3）所引官书说明：同治四年二、三月，宋就在豫东随联军迁回行军作战，确山（在河南）战后更北上，迫近直鲁，当联军进入鲁西南时，宋也出现在直鲁边境上，想率军打回堂邑县。扩而言之，宋自同治二年十一月于湖北投捻后，到同治四年四月，一直随捻军（后是联军）流动迂回作战，所经地区有鄂、豫、鲁三省，也可能到过苏北，到曹州会战前，他也在鲁西南。
参加曹州会战：曹州会战即高楼寨战役，同治四年（1865年）四月末，联军凭借黄河、濮范水套的地理优势，采取事先埋伏、诱敌深入、四面合击的战术，一举歼灭僧王的马队，僧王本人也丧身于是役。当时，清廷宣布僧王之死时承认：“此股贼匪，虽系穷寇，内有牛洛红、张宗禹、陈大喜、宋景诗、赖文光等著名贼首，凶狡异常，”“该亲王力竭阵亡”，“何胜震悼”。[(39)]陈白尘氏对宋景诗参加此次大战是肯定的[(40)]。笔者认为，官书记载联军“勾结郓北伏莽，聚集马步数万[(41)]投入此役，宋既已随联军到此地，参加曹州会战该是无疑的。
由上分析可知：自同治二年九月到同治四年四月末，宋仍活动在内地。除官方记载可证外，尚有鲁西民间传说可征，如说宋景诗等“后来都投小燕王——张宗禹去了”，“听说宋景诗投了‘长毛’”，“宋景诗后来一直闹到曹州府，曹州一仗，打败了僧王”，[(42)]等等。整个同治中叶清廷一直在侦辑着宋的动向，到同治七年三月初五日清廷还在发问并责令臣下：“宋景诗是否亦在贼中，遇有擒获贼匪，讯供时可得该逆踪迹。”[(43)]其实，宋就在同治中叶已潜入了一个为统治者始料不及的地方：归化；化名则是赵老同。
三、同治中叶潜入“归化”说释义
既然同治四年四月底前宋景诗还在内地，那么他之潜入“归化”，则该是在此以后的事了。综合考析各个方面，宋确是在同治中叶落足“归化”的。
现在，首先回到荣祥先生的说法上。荣氏追溯赵老同到归化的社会背景时说：“他来口外时，正是同治中叶。当时这里正因马化龙在金积堡抗清，有延及口外之势，人心惶惶”[(44)]。马化龙起义是同治年间陕甘宁回民起义中影响较大的一支。同治二年（1863年）11月，马化龙于宁夏金积堡起义，延续到同治十年（1871年）失败。其时回民起义之火燃遍关中，“会发捻群党西窜，关中回民响应，凶焰遂烈”[(45)]。马化龙起义对归化地区、对萨拉齐厅的影响，不仅有，而且影响很大。同治九年的《创筑围堡训练民团碑记》这样记载：
溯自同治六年，陕甘逆氛窜扰草地，逼近萨厅。是年冬，奉府尊文大公祖谕，在关帝庙设团防局经理其事。于是筹捐经费举办。七年创筑围堡，八年加工倍修。当是时，狼烟四起，鹤泪频惊。我文大公祖督同在局诸绅商等，日夜训练民团，监筑围堡，侦探防守，不遗余力。……然设使曩时民团不练，围堡不修，非不较省民财，而当贼扰檀盖卯独、大小佘太之际，萨厅地方既无地险可守，又无兵力可恃，贼氛乘虚而入，旦晚可至，嗟我萨民其不为贼所鱼肉者几稀矣！[(46)]。
由碑文可知：同治六年，马化龙起义军的前锋部队已进入萨境之西，如檀盖卯独、大小佘太（时属萨厅，今归巴盟乌前旗），逼近萨厅厅治。为之萨厅风声鹤唳：又是建城池，又是训练民团，又是侦探防守，设团防局，摊派筹款，不用说，确是“人心惶惶”了。
综合如上分析，宋潜入归化地区萨厅的时间为同治中叶的四至八年，因为到同治九年冬，此地已没有因马化龙起义而“人心惶惶”的问题。新编的《土默特右旗志》也在《大事记》“同治六年（1867年）”下作了这样的记述：“是年，甘肃宁夏回民起义军东进，萨拉齐大规模筑城练丁，严守关隘，起义军侦知，绕道而行。”[(47)]审其时并度其情，宋潜入“归化”更大的可能是在同治五年或六年，最早是四年年底。
揆之赵老同徒弟游四喇嘛的行事也有助于弄清赵老同到萨厅的时间。吴桐先生谈到游氏时说：“他非常忠实于赵老同的教训，侍奉赵老同终身。当清军平‘回乱’时，萨拉齐厅绿营军知道他武艺高强，再三邀请他从军，游四喇嘛坚不允从。”[(48)]（原文“游”为尤，误，笔者改）吴氏的这段话得自赵老同的第三代门徒荣连珍。按：这里所说的清军“平回乱”，指的是左宗棠任钦差大臣率楚军赴西北攻回，事起于同治七年（1868年）。又：次年（同治八年）9月，又有刘松山率老湘军从陕北绥德南下进攻马化龙部之举。吴氏所说的游氏遵从师训指的是赵对徒弟的三条约束：“第一，不准把武艺传给官家子弟；第二，不准充当官兵营伍的教官；第三，不准给官吏、富豪作看家护院的保镖。”[(49)]——游氏遵从师训，拒绝参加绿营军去平“回乱”，大体上在同治七八年。那么，赵与游师徒关系的结合，就不是起于同治八年，也不应该是七年，很可能是起于同治五年或六年，试想：赵老同即宋景诗初潜入萨境时注意的是隐伏，不可能马上结识、传授游四，更有，如果没有至少二、三载的朝夕相处、精心传授，怎能有同气相求、心心相印的师徒关系呢？当然，包括吴桐先生在内的武术界人士（主要指赵之四代传人）所谈的“清军平回乱”、游氏拒绝从军，也可能是同治七、八以后的事，诚如此，联系荣氏所说的“有延及口外之势，人心惶惶”，以及对萨厅当时情况的分析，赵、游师徒关系的结合也应始于同治五年或六年，迟则不应晚于七年。如是，则赵老同到萨的时间可推为同治五至七年，再早一点，则是同治四年的下半年。
若按同治四年后官书里失去了对宋活动的记载（同治十年英翰捏造的“拿获”宋的假奏文除外）[(50)]而论，不妨作这样的推测：同治四年四月末曹州会战后，宋没有随联军撤走，而是想留在并事实上留在鲁西作斗争；他的活动是隐蔽的，可能钻过水套，隐伏过丛山。鲁西百姓所传宋景诗“后在沂山为王”，“在沂山教了许多徒弟”，“到沂州临朐县盘龙山去了，在那里还是占山起义”，[(51)]该是这时的情况。官方没有反映，一是没有顾及到此，二是他在鲁西呆的时间不长。大约在同治四年末或五年，已潜入塞上了。为什么会是这样？原因有三：1.宋景诗领导的黑旗军起义有着浓重的地方起义特色，从宋本人到部下，都眷恋乡土，痛快于同地主武装柳林团斗争、报仇，除不得已暂离家乡，是决不远走的，这有假降胜保、跟随胜保入豫、入皖、入陕的表现可证。[(52)]2.同治四年三四月宋随联军回山东后，他是带有部队的，但昔日的部下不会多，在严峻的斗争面前和残酷的斗争环境下，他们各有各的想法，旧部多是解体了，这一点，从陈氏的《调查记》所载的“黑旗人物志”也可以看出。他们毕竟是那时代的农民阶级，逃不脱那个时代农民阶级的斗争规律，乍起乍落在所难免。更有当时的形势，黑旗军已无法在家乡组织起来，清廷更在四处捉拿宋，宋没有再在家乡继续活动的可能。3.归化地处塞上，不为统治者注意，宋景诗年轻时“曾到关外去贩过马”[(53)]，或许那时就到过“归化”，他对关外是熟悉的，所以就潜入了关外——归化。潜向归化地区的不只是他一人，至少有黑旗大将温连科，[(54)]此外还可能有将领陈发泰、刘开基等人。[(55)]
结论
宋景诗以化名赵老同潜入“归化”是很成功的，以至官方没有任何觉察，因而没留下有关他“遁入”归化的任何记载。
综合考析，他潜入“归化”的时间应是同治中叶。更大的可能是同治五年或是同治四年年尾，如果走河道，年尾黄河已结冰，不用闯官卡、官渡，可以踏冰而过到达塞上。
《土默特右旗志》作“同治二年”说是欠妥的。因为同治二年八、九月之交黑旗军与清军的作战方式不管对与否，是有计划的，更是激烈的，宋氏回师岗屯不成，两次渡河都是有战略战术目的的，只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投向了苗部，后投向了张捻大军。换言之，宋作为最高首领不可能在黑旗将士分股同清军作战的时候，只顾自己，“离队出走”，潜入“归化”。还有，根据官方记载，同治二年九月初至同治四年四月末他仍活动在内地，这已有成系列的事实可证，而民间的说法也可印证这些事实，并补官方记载的不足。
与此相关，出版于1979年的《辞海》将“宋景诗”词条述为：“1863年（同治二年）抗击清军僧格林沁，失败后，转入东平湖，不知所终”[(56)]，也是欠当的。至于出版于1982年的《中国近代史词典》将宋景诗的结局释为：“于1863年返回山东，重举义旗，10月，被僧格林沁所部清军击败，乃离队出走，不知所终。一说1871年（同治十年）为安徽巡抚英翰拿获杀害”[(57)]——说法显系是片面的，错误的。因为50年代的调查即已表明：宋“失败后没有死”，晚年就在“归化”，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他还由“归化”回过老家山东一次。[(58)]
限于资料有限，史实难征，本论题只能考述到这样一个水平。企盼同好者有新的说法，以便更好地解开宋景诗隐身“归化”之谜。
注释：
①《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
② ④ (51)宋景诗历史调查组调查、陈白尘撰述《宋景诗历史调查记》，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222、223页。下注引此书皆简称为《调查记》。
③前揭《调查记》第16页。
⑤李静慈《关于农民革命领袖宋景诗的二三纪事和传说》（1951年8月10日撰文），发表于西北艺术学院《艺术生活》1951年5、6合期。转引自郑天挺、孙钺等编辑《宋景诗起义史料》，中华书局，1954年，第14页。下凡引自该书者，皆略写为《宋景诗起义史料》。
⑥游、郭、荣、程诸人事迹分别见史银堂主编《土默特右旗志》“第24编人物，第83章人物传”：“赵老同师徒”（1118页）、“郭誉宏”（1121页）、云连生（1131页）、程全中（1150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4年——下凡引自此书者略写为《土默特右旗志》。参见笔者著文《武林大师程全忠》和《蒙古族武术家荣连珍》，二文分别刊登于1994年5月21日和1994年7月3日的《内蒙古日报》。
⑦ ⑧ ⑩ (12) (13) (44) (48) (49)前揭《调查记》：“附录三：关于赵老同与宋景诗”，第265—269页。
⑨涉及赵老同的事迹最早的书即是《绥远通志稿》。有关其内容的有：《绥远通志稿》卷96“人物（方技）赵老同”、同卷“尤四喇嘛”（“尤”应为“游”，通志稿作“尤”，误，笔者更正），内蒙古大学蒙古学文献信息中心所收藏手抄复印本。
(11)笔者《调查笔录一》，孙继贤先生提供，1975年10月；《调查笔录二》，胡文广、胡文秀先生提供，1979年8月；《调查笔录笔录六》，潘文先生提供，1994年8月。孙、二胡、潘皆是荣连珍和程全忠门下弟子，终身习武。
(14)前揭《土默特右旗志》之《大事记》，第24页。
(15) (16)《清实录·穆宗实录》卷77，中华书局，1986年，第576页，下注时，略写为《清穆宗实录》。
(17)刘长佑奏文，见《崇厚奏稿稿本存录〈廷寄〉》。引自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编辑、孙钺主编《宋景诗史料》，开明书店，1953年，第106页。下凡引自该书者，只注出书名《宋景诗史料》。
(18)英桂奏文，见《剿平捻匪方略》198卷第1页，引自《宋景诗史料》第106页。
(19) (21)《宋景诗史料》第110页。
(20) (28)同治二年九月丁巳（十三日）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见《清穆宗实录》卷79，第614页。
(22)《清穆宗实录》卷78，第606页。
(23)同治二年十月十五日闫敬铭又奏言，见《剿平捻匪方略》卷203第22页。引自《宋景诗史料》第128页。
(24)《剿平捻匪方略》卷201，第3页，引自《宋景诗史料》第120页。
(25)同上，卷201，第12页。引自《宋景诗史料》第120页。
(26)同上，卷201，第17页。引自《宋景诗史料》第124页。
(27)前揭《调查记》第110—111页。
(29)《征剿纪略》卷4第40页。引自《宋景诗史料》第125页。
(30) (31)《清穆宗实录》卷84，第759页。参见“议政王军机大臣字寄，同治二年十一月十一日（军剿）”，引自《宋景诗档案史料》第367页，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1959年。
(32)《调查记》第213—214页。
(33)《调查记》第210页。
(34)《调查记》第213、214页。
(35)《刘武慎公奏稿》卷7，第414页，见《宋景诗起义史料》第166页。
(36)同上，卷8，第1至3页，见《宋景诗起义史料》第167页。
(37)《清穆宗实录》卷133，第138页，同治四年乙丑三月丙午（十一日）谕军机大臣等。
(38)《皇朝掌故汇编》卷49兵制3，见《宋景诗起义史料》第168页。
(39) (41)《剿平捻匪方略》卷230，第18页。引自《宋景诗起义史料》第168、169页。
(40) (42)《调查记》第219、210页。
(43)《剿平捻匪方略》卷304第21页。引自《宋景诗史料》第135页。
(45)《平回方略序》，引自《宋景诗起义史料》第11页。
(46)张树培总纂《萨拉齐县志》卷15，《艺文》，厚和大小铅印局，1943年。
(47)《土默特右旗志》，第24页。
(50)同治十年（辛末）二月（辛酉朔）壬午（二十二日）英翰奏，见《清穆宗实录》卷306，第54页。参见注①笔者文。
(52)《宋景诗起义史料》第26页：“同治元年（1862年）正月至四月——在河南、安徽”；第31页：“在陕西”；第39页：“从陕西回直东”。
(53) (54) (55)前揭《调查记》第17、237、247、249页。
(56)辞海编辑委员会编《辞海》（缩印本）“宋景诗”词条，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第1008页。
(57)陈旭麓、方诗铭、魏建猷主编《中国近代史辞典》，“宋景诗”词条，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年10月，第364页。
(58)前揭《调查记》第222页至225页。参见笔者著文，见注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