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反思
社会主义与人类未来（下）
夏振坤
摘要：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已经经历了一百多年的革命实践，其间既有失败的教训，也有成功的经验。回顾历史，总结教训，应当合理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必须遵循“ 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根据时代发展不断进行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特别是面临第四次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我们更需要深入思考社会主义的发展与人类未来的走向。当今人类社会正面临着由第四次科技革命带来的重大变革。社会经济基础的深刻变化将人类推向“ 四维文明空间”的发展阶段，它必然要求地球人类的上层建筑实现与之相适应的发展。在全球范围来看，这种发展应当走相互融汇之路，即经过修正的资本主义与经过进一步创新的社会主义有机融合。就当下来看，在我国，必须长期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通过深化改革，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而在文明地消除“ 野蛮对抗”、构建“ 命运共同体”方面做出“ 可能共信”的样板，化解第四次科技革命可能带给人类的危机。
关键词： 资本主义；特色社会主义；上层建筑；文明空间；共产主义
三、人类社会正面临大改革的现实
1.总的想法
人类社会在浩瀚无际的大宇宙中，实在太渺小了。对于宇宙乃至宇宙外的多宇宙，我们的认识，还只是刚刚开始！我现在愈来愈感到，人类社会的变异，在冥冥之中，依然会遵从大宇宙的演进法则。而比较接近那个法则的理论，可能就是“ 耗散论”，即由混沌走向有序，由小系统的“ 混沌—开放—交流—融汇—有序”上升到大系统的同样过程，由一个国家的 “由混沌走向有序”到地球人类的“由混沌走向有序”。
对应来看，就我们地球人类而言，在“ 冷战”结束以前是处于混沌（无序）状态的。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大大小小的国家逐步开放，交流就活跃起来。通过交流，资本主义系统与社会主义系统便开始逐步融汇开来。这种融汇的先发性效果，就是属于“ 基础”的科学技术实现了从未有过的级数式创新。如果今后不出现“ 逆潮流的大干扰”，人类社会这个大系统由“ 基础的跃迁”进入上层建筑的跃迁，从而走向“ 有序”，不是不可能的。而那种跃迁，并不是“ 谁吃掉谁”，应该是“ 取长补短”式地“ 融汇”，成为一种“ 新的社会形态”。由此，我们在讨论未来人类社会变革时，不应该在指导思想上犯“ 惯性错误”。
此外，我之所以认为今后人类社会实现上层建筑的跃迁应该走“ 融汇”之路，主要是考虑到今天第四轮的科技革命，较之以前三次的科技革命远远不是在一个量级了。如果说过去的三次大都是属于延伸、改进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的控制与利用，以扩大自身的生存空间，那么这一次就大不相同了。它除了这些方面之外，已经开始在突破这个极限，甚至包含危及人类继续存在的巨大风险！全世界的科学界，都在关注人工智能与人的基因工程的研究，霍金临终还在呼吁要防止“超级机器人”会毁灭人类。而如果人类要进行一场“谁吃掉谁”的大战，霍金的可怕预言就真的可能发生！所以，文明必须走“相互融汇”之路。而且，以今天人类的 “文明素质”，也是有可能的。
在这个大背景之下，人类社会在今后的大改革、大适应中不是“谁吃掉谁”的问题，而是能否“共生共荣”的问题、 “共赴挑战”的问题。为此，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都必须按照时代的大趋向进行修正与改革。这也是一种创新，而且是一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创新！
2.资本主义必须大力修正
资本主义从18世纪发轫至今，已有300年了。即使是现在看来，它发展生产力的潜力，似乎还没有用尽，还有相当的“剩余潜力”。特别是在一些后发型的国家，为了“唤醒”那些长期“沉睡”的追求利润的狂热，它似乎是一剂“不可或缺的兴奋剂”。所以，我对于资本主义的总体评价，是抱着一种“历史辩证”的态度的。因为，历史的演进是有着“基本条件约束”的，企图整体性地从中世纪形态一下 “跳跃”到后资本形态，往往是力不能及的！苏联70年、中国前30年的经验，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前者企图 “绕过资本主义”一下跳到未来社会形态的彼岸，后者前30年也是如此。而历史证明这是走不通、跳不过去的！
资本主义的历史功绩，就在于它从灵魂到体制“颠覆”了一切中世纪的“半奴隶”型的“安于现状”的思维价值、社会惯性和一切陈规陋习，把人性中沉积千年的“追逐财富”的冲动充分地释放出来了！而这种 “迸发出来”的社会冲动，正是资本主义后来的科技进步、文艺复兴、工业革命、社会改革的“原动力”，并由此大大地将人类由农耕文明提升到工业文明。人类就此从对自然界的依赖中，大踏步地向前跨越了一个台阶。
不过，在历史地认定资本主义所确立的工业文明的进步性的同时，千万不要以为这种文明就已经“登峰造极”了。现有的科学成果已经向我们说明，目前这一些进步，如果拿到浩瀚的宇宙中去，那还只能算是“文明的起步”啊！（这话不是我说的，而是大历史学家汤因比说的）由西方资本主义所发轫的现代工业文明，在摆脱中世纪的野蛮的同时，无可避免地必然也会留存许多“兽性的野蛮”，而且这种野蛮利用新的科技和文化武装起来，似乎变成“用文明伪装的野蛮”了，变成“更可怕的野蛮”了！
因此，西方的工业文明，明显地存在大力修正的必要性。
第一， 规制文明存在很大“ 漏洞”。西方工业文明的“市场+民主”的制度模式，曾经一度“响彻云霄”，在欧洲大部分地方普及了资本主义制度。但是，在欧洲（主要是西欧）行得通的事，拿到别的地方，就不那么灵了。在拉丁美洲就变了样，充其量也只能是一种“穿着”资本外衣的“四不像”——既不像公认的资本主义，也不是一贯的民粹主义，又不像原来的社会主义，当然还谈不上是专制主义。在俄罗斯，苏联解体后西方也曾经幻想用“休克疗法”把它一下变成西方的模样，结果失败了，但至今仍不死心。后来，更变本加厉制造各种借口甚至谎言，在阿拉伯世界大搞“颜色革命”乃至军事入侵，造成那些地方的文明大破坏大倒退，也伤了自己的元气。也许，人们会说：日本不是“像模像样”的资本主义吗！须知，那是美国的枪杆子AI写作的“宪法”啊！如果日本真的成为了一个“正式的国家”，未来的“可能性”是谁也难以预料的。
这充分说明，资本主义的制度取向确有诸多的偏颇。事实也证明，市场决非“万能”。无规导的市场绝不可能“自然而然”地生长出合理的制度。因为，市场是按照“利益最大化”的规律来运作的，“马太效应”无处不在。市场完全自由运作的结果，只能是“两极分化”，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西方资本主义搞了几百年，不仅非洲依然贫穷落后，就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本身，同样也是两极分化。这里，有一个不能明说的资本主义 “铁律”：资本主义的制度，本身就必然要求70%的人口永远处于“贫困求生”的边缘，永远成为为那30%的富有人口打工的“草根族”。在其国内如此，在国际更是如此。这种不可明说的本质“心计”，往往会用许多看似“华丽”的“人权”、“博爱”的外衣掩饰起来。而在最近的中美贸易战中，美方情急之下，竟然脱口说出来了：“中国不能搞2025”！这不就是说你中国只能搞“中国制造”，不能搞 “中国创造”？！你只能当“打工仔”，只能在70%的圈子里“安心听命”？！上面这些“偏颇”，显然就是一种十足的“文明垄断”的霸凌主义！是完全违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
于是对女神展开夏季攻势，又展开秋季攻势、冬季攻势和春季攻势，却收效甚微。楚墨的所谓攻势仅限于上前搭讪，“你好”“你好吗”“你 好啊”“你 好 哇 ”“ 你 好噻”“你好不好”等等，至多配合上他拙劣的摘帽、点头、弯腰、鞠躬甚至单膝跪地。他造作并且夸张的表演非但毫无浪漫可言，简直让人厌恶透顶。
第二， 新自由主义是一大败笔。资本主义“输出民主”也是一个“历史的败笔”。迄今为止，西方舆论中即使是开明的见解，也只是认为，美国的衰退是近期“三位总统痴迷于输出民主”造成的。殊不知，这哪只是 “三位总统”的个人行为？！我认为，这本来就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原有的“属性”。因为，作为原旨的“资本”，本身就包涵了“无限扩张”的禀性和“优胜劣汰”的“片面性”。处于 “霸权地位”的国家，必然习惯性地总想按照“丛林法则”、用“恶性竞争”（包括不义战争）把“属于劣势人类”的民族和国家“稳定在”70%低级人类的范围之中，以“永保30%的优势人类的霸权”。然而，在客观上，现存的人类，在制度文明方面却存在诸多“难啃的骨头”！于是，就有了“输出民主”的“新自由主义狂想曲”。——这里，我不想讨论这种“输出民主”是如何丢掉了他们“人道”、“人权”的遮羞布，如何造成了被害国的文明倒退和人民灾难 （这些我在其他的著作中已经详细地阐述过了），只想专门探讨一下由资本主义的“不良禀性”所导致的有悖人类文明的负面后果。为什么 “输出民主”就可以“确保”资本的霸权呢？因为，现行的西方民主（虽有其符合文明的一面）有其重大的缺陷。这种缺陷，集中到一点就是：容易被外力巅覆！特别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其本身社会发育不足，导致西方民主所倡导的“个人自由主义”和“小政府”根基浮浅，不伦不类，处于一种“混沌态”，存在诸多“漏洞”。这样的社会基础与“虚弱政权”为外力实现“颜色革命”和“资本国际控制”提供了诸多方便。这或许也是资本主义的又一个“潜在的铁律”吧？！
第三，“市场万能”的悖论。资本主义所崇尚的“小政府”，并非普世价值。我认为，按照社会发展的规律，上层建筑规模的大小不可能有一个固定的“标准”，而要取决于当时当地那个国家的文明发展程度。具体说，要看其工具文明对上层建筑的 “文明调控”能力、社会文明的结构化程度和精神文明的发育高低。如果用美国的标准去要求那些兵荒马乱、灾害频仍的国家，显然是不现实的。即使在美国，最近一次的加州山火也充分暴露出其“小政府”重大弱点。
以上陈述的三点充分说明：资本主义尽管有其可取的优点（我始终认为，至今为止资本主义在有些方面仍然有其值得保留的优点，在拙著《发展与文明》一书中已有细述），但是确实存在很大的缺陷，有的缺陷甚至是“致命的”。这些缺陷之所以存在，而且有的表现得十分顽固，恐怕与盎格鲁·撒克森人的价值观有很大的关系。这种价值观有两大特点，一是极端性，二是扩张性。且这两个价值取向结合起来，就成了排他型的价值标准。这种价值标准，往往就成为符号领域的诸如极端个人主义、片面自由民主、小政府主义、新自由主义，甚至优生民族主义等等的“源头”；成为在实际领域诸如“丛林法则”、“零和游戏”、“以邻为壑”，以及海盗行为、侵略战争、贩卖黑奴、屠杀印第安人、“颜色革命”等等的“精神依据”。当然，从源头上说，这与西欧的地理环境有较大关系。但是，在当今“文明共生时代”，对于历史上形成的文明糟粕，绝不应“抱守残缺”，继续自恋下去！
农村发展和振兴工作既是一项重要工作，也是一项长期工作，需要有长远的战略规划，脚踏实地抓好每一项工作，落实好每一项举措，为制度改革和农村进步带来显著变革。同时，要找准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弊端，充分利用“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新阶段，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教育上加大资金投入，促进城市农村教育资源共享，用现代化的教育，转变农民认识上的老旧观念，澄清理论理解上的误区，使农民从思想上接受改革，享受改革带来的成果，用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不断将农村振兴战略推向更高的阶段。
3.社会主义必须继续创新
社会主义，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前，可以说还没有成功的例子。我认为，其原因有二：一是先天的误读，二是后天的误判。
第四，关于共产主义“速胜论”问题。由社会主义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阶段，这个问题是在苏联建国以后才浮出水面的。马恩生前是把二者 “笼统”地进行表述的，而且一再表明达到共产主义是有明确“条件”的，其条件现在看来应该是“极其苛刻”的！——要知道，“按需分配”至今即使是生产力最发达的国家也远远做不到！
其中t为温度，单位℃，W为含水量，单位为%。由方程可以直观地反映出温度越低，蜂蜜黏度越大；含水量越高，蜂蜜黏度越小的变化趋势。用该方程模拟蜂蜜在5 ℃～25 ℃之间不同含水量蜂蜜的黏度实验数据的关联回归系数R2=0.973 6，回归系数良好，说明可以运用该方程来估算不同含水量的蜂蜜在5 ℃～25 ℃内不同温度时的黏度值。
所谓先天的误读，是指苏联的开国者们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误读。由于那种误读，当然也有“毫无经验可循”的因素，致使苏联在建立新社会的上层建筑时，犯了超越现存基础的、而且是十分粗暴和野蛮的错误。而在当时，全世界的共产党都是“以苏联马首是瞻”，这无疑造成了全世界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经典解读——“社会主义=全面公有化（剥夺私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历史事实证明，“苏联社会主义”没能走通，所以，照苏联模式走的其他国家也不可能成功。
所谓后天误判，是指取得了政权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过低估计了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的潜力，过高自信了“革命的主观能动性”，也缺乏对“文明演进标准”的必要知识，以致对“消灭资本私有制”的后果和对“资本私有制”发展生产力尚有的潜力估计不足，对“财富极大涌流”的标准理解太低，对“人民需求”的满意度不够重视等，总之把“向共产主义过渡”看得太简单。在苏联，甚至上世纪末就宣布“实现了共产主义”。
第二，要从理论上解除“ 后顾之忧”。尽管对未来社会的演进尚没有起码的依据可以描绘其“ 蓝图”，也无法说明其具体的“ 日程表”，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立足于苏联“ 70年实践”的经验教训，并结合第四次技术革命的大势，导出 “可行性方向”。我在这里“ 抛砖引玉”提几点极不成熟的看法：
第一，关于“消灭私有制”问题。关于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消灭私有制的严重后果，我在前面关于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的原因中已经作了阐述。那种政策的源头就在于误读了马恩的原意。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明确指出：“能不能一下子就把私有制废除呢？答：不，不能，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现有的生产力扩大到为建立公有经济所必要的程度一样。因此，很可能就要来临的无产阶级革命，只能逐步改造现社会，并且只有在创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后，才能废除私有制。”①这里有三个问题值得推敲：第一个问题，“废除”可能有多种途径，可以是强力地“消灭”，可以是文明地“退出”，也可能是自然地“消亡”。苏联是用的第一种途径，中国前30年是用的第二种，未来我认为极有可能会是第三种。第二个问题，在什么条件下才可能“废除”呢？是“只有在废除私有制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创造出来之后”！这“只有”和“之后”是十分明确的，问题在如何评估“大量”？“大”到什么程度才属“必需的”？这就是问题的要害所在！一百多年前，最富的英国的GDP达到几十亿英镑，那时就以为不得了了！而到今天，几万亿美元也还远远没有达到那个“大量”！因此，我认为这个“大量”应该理解为“公共产品的财富大大超过私有制的财富”。只有到那种条件下， “资本私有制”相形见绌，用不着搞什么 “消灭私有制”它就可能“自行消亡”了。第三个问题，如何理解“只能逐步改造现社会”？这“逐步改造”四个字存在极大探究的“空间”！具体地说，就是应使人类的社会制度无阻碍（或少阻碍）地促进生产力的健康而高速发展。显然，这种对上层建筑的要求，不仅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如果不大力修正根本办不到，就是现存的社会主义制度，也必须进一步创新——这种“创新”既包括自然科学方面进一步激发科技创新的机制创新，又包括社会科学方面大胆开启上层建筑的体制创新——才有可能达到！
第二，关于“专政”与“民主”问题。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过去主要都是依据《哥达纲领批判》中的这句话：“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②马克思虽然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命题，但是没有对这个“专政”的内涵进行展开。即使在《共产党宣言》中说的“十条”和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中的“十二条”，几乎都是经济与文化教育方面的措施，并无政治方面的“专政”内容。如果把后人的某些“非文明”的“暴政”也算到马恩的账上似乎并不恰当。而既然是后人的“发展”，就有值得依据实践后果进行探究的空间。
在关于民主方面，马恩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民主论述不多（这也是尊重历史，又或许是我读书太少）。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说过：“首先无产阶级革命将建立民主的国家制度，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③马克思在 《哥达纲领批判》中说：“这一切美妙的玩意儿都建立在承认所谓人民主权的基础上，所以它们只有在民主共和国内才是适宜的。”④这两句话，也许是我“断章取义”，但是至少可以说明马恩并没有把民主和新的社会制度对立起来！而苏联70年的实践和我国前30年发生的“文化大革命”之类事件则说明，社会主义如果没有民主，也有可能变成“可怕的暴政”！总结过往的经验教训，社会主义必须切实认真地思考如何建立“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我以为，这个问题是关系社会主义能否持续地存在并走向共产主义的大问题！因为，如果没有一个适合社会主义价值的民主，没有一个可以有力制约“中世纪专制回归”的强大机制，在任何国家都难以真正避免 “路径依赖”而走回头路。
第三，关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能否共存问题。这里指的是经过修正的资本主义与经过进一步创新的社会主义能否在一国之内共存的问题。从我国40年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我看是存在很大可能的。问题是这种格局，应延续多久？我认为，应该是整个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直到达到“私有制自行消亡”的那种“生产力大量涌流”、公共产品可以“按需配置”的时候。换句话说，只要“资本私有制”发展生产力的潜力还没有“用尽”，这种共存的格局就是不能改变的！
俞吾金认为，“马克思的实践概念首先是一个本体论意义上的概念”[13]94，因此马克思对于实践及其基本形式——生产劳动的认识和把握是立足于人的生存。
本文基础数据主要来源于永川区国土资源与房屋管理局提供的1：10 000土地利用现状图、2006-2020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永川区行政区划图、2010年土地利用变更调查资料，并利用ArcGIS9.3工作平台进行数据处理与空间分析。
但是过去100年，人类在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却错误地估计了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时间制约”，犯了“速成论”错误。我现在估计，“社会主义阶段”很可能是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也许需要十几代人的功夫。而且那个“社会主义”，还不应该是原先（未经过创新）的那种社会主义，而是经过不断与时俱进的创新了的社会主义。故也可以说，社会主义，不管是什么模式的社会主义，应该都属“由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一个绕不过的中间准备的历史阶段”，这个阶段是很长的。在这个漫长的历史阶段中，我们最基本的政策应该是“修正了的资本主义与创新式的社会主义”长期共存，用资本主义补充社会主义创新之不足；用社会主义规范资本主义不文明的短项。只有这样，人类才可能平安地到达大同的彼岸。
四、“文明空间”的拓展
我在前面第二节，对“新的时代潮流”的走向作了一点粗放的描述。在这节，我还想再补充一些想法。来势凶猛的第四次科技革命，看来决不是一种局部性的技术革新，而是一次新的划时代的“文明大挪移”的起步，即由工业文明上升到智能文明。因此，我们在思考社会主义乃至未来社会形态时，必须首先考虑到新的“生产力”对其“生产关系”、新的“基础”对其“上层建筑”的“呼唤”，否则就可能由于缺乏思想准备而陷于被动。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分三个层次来阐述。
1.“文明空间”及其前三次挪移的回顾
关于人类文明的演进，我在《发展与文明》一书中，作过比较系统的阐述。现在，我想换一个角度，用“文明空间”的概念再来探索一下文明开拓的“矢向”，可能更为形象一点。
首先，采猎文明可以说是“一维文明空间”。所谓一维，即人本身的文明进化。由野蛮蒙眛空间开始进入人的初始文明空间，或者说是“点线文明空间”，是实现由“混沌初开”到采猎文明的大挪移。其所以能实现这次大挪移，主要是学会了使用石器与发明了用火。通过利用自身的能量（人身能源）加上石器的手段延伸，不仅可以采猎到更多的果实与野兽，“生存空间”大为扩展，而且繁殖效率大大提高。人类因此在自然界占有了数量优势；用火的发明，不仅更加有利于防御野兽和抗御寒冷，更重要的是人类从此进入了“熟食空间”。熟食大大“节省”了人类消化食物的能量消耗，节省下来的能量又转而促进了大脑的发育，从而使“思维空间”突破式地拓展起来。人类就此在自然界也占据了质量优势，不可逆地开启了走向文明的步伐。
在这一阶段，人口对资源的压力总体上可以忽略不计，也谈不上什么社会分工，后来的所谓“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还处于氏族的“胎胞孕育”阶段。故，人类除了应对大自然 （如大气候的变化）和野兽的挑战之外，其他的挑战较少。那时的人类，也确实有点“伊甸园”的味道。但是，也正因为如此，客观的“文明挑战”力度很小， “文明演进推力”就不大、不迫切。所以，一维文明延续的时间很长，经历了若干万年的历史。
其次，农耕文明可以说是“二维文明空间”。所谓二维，是在人本身的文明进化这一维之外，加上了农业资源（以土地为主）这横向开拓的一维。长度乘宽度，便成为“平面文明空间”，实现了由采猎文明向农耕文明的大挪移。其所以能实现这第二次文明空间的大挪移，基础性条件就是工具文明的空间由“石器文明”上升到了“铁器文明”、“熟食文明”上升到了“火药文明”。在此基础上，其他规制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的空间都有了新一轮的开拓与提升。如，由于采猎时代的随机性、碎片性、不稳定性逐渐被农耕时代的必然性、区域性、稳定性所取代，规制文明便由“氏族文明”上升到了“君主等级文明”，精神文明就由“神鬼文明”上升到了“封建专制文明”等等。
再次，工业文明也可以说是“三维文明空间”。所谓三维，就是在长乘宽的平面式基础上再加上“高”的第三维，故可以说是“立体文明空间”或“地球文明空间”。在这个阶段，由于蒸汽机的发明而导致的机械化、电气化，把工具（含能源）文明推进到一个全新的阶段。人类有了在“平面文明”基础上向纵深开发的能力，各种加工业、矿冶业、制造业、运输业、金融业相继开创出来。立体的工业文明与平面的农业文明不同，它在“基础”领域趋向集中而不是分散，趋向分工而不是全能，趋向扩张（不受地点时间的限制）而不是收敛。所以，工业化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的社会大分工，城市化、农业现代化、阶层分化、社会职业化急速地膨胀起来。这种趋向，反映在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领域，由于经济利益的多极化、多变化，精神文明趋向多元化，规制文明趋向民主化，社会文明趋向程序化。经过300年的时间，工业文明的空间，从横向看几乎占领了大部分地球，从纵向看则物质文明大有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层次之势。但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由于受到发展阶段、历史传统、人文素质乃至地缘政治等等主客观的限制，则表现为形形色色、参差不齐，甚至形成对抗。但是，从总体看来，人类由中世纪的农耕文明空间进入近现代的工业文明空间，是人类文明的一次巨大的飞跃。人类，离原始的野蛮更远了，距未来的 “全面文明”更近了。
2.前三次文明空间大挪移的一些启迪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上述三次文明空间的大挪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演化过程。我在这里只是简要地做个“概说”，重点想探讨一下这三次大挪移说明了什么？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什么启迪？
第一，说明人类文明的演进是与“人的发展”息息相关的；而人的发展则与由“自在之人”向“自为之人”演进的程度密不可分。具体地说，当人完全处于“自在”状态时（如在采猎文明前期），人类的“能量”完全消耗在 “求生存”上，几乎没有“剩余能量”用在“提高文明素质”（如发育大脑）上。而在用火与石器发现与发明后，大脑才发育起来，使人类有了更多的“思维能量”用于提高人类的文明素质。也是从这个意义上，西方奴隶制时代所以产生一批杰出思想家、文学家、诗人等文明的建树者，而他们几乎都是奴隶主或奴隶制的受益者，正是因为在当时，只有他们能做到从“劳苦谋生”中解放出来，有充裕的能量用于“提高文明素质”。到了工业文明阶段人类有了真正的社会分工，出现了现代知识分子阶层，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成了专业性的职业。而这些专业性的知识分子，可以摆脱“为生存而劳作”的“能量消耗”，而集中能量来用于 “文明的开拓”。从而人类的文明、特别是工具文明才第一次有了突飞猛进的提高。所以可以预料，到了“四维文明空间”时代，由于人工智能在更大的广度与深度上取代人力，人类的能量必将以不可预期的幅度与速度更加集中地投入“文明创新”的洪流。近五年新科技的超“摩尔定律”的迸发，就是一个明确的信号！人类文明，必将进入超速演进的新时期。
第二，说明文明的演进在宏观上大体是沿着工具文明的创新——生产关系的跟进——上层建筑的改革这种基本轨迹演化的，只不过是跟进与演化的方式不同而已（自发的或革命的）。具体内容我曾经多次述及，就不必重复了。这里要补充的是，过去三次大挪移，无论是自发的或革命的，大都具有渐进性（由局部发轫逐渐推及其他）、可控性（可预知后续）和非毁灭性，都给人类留下了预设的时间与空间。
第三，说明每次大挪移往往并非人类天生“必然而然”或自觉而为的，而是各种“客观的”大挑战与大危机（如，生存空间的恶劣、气候的区域性大改变、战争、地缘政治的严峻挑战、大灾荒等等）“倒逼”的！是那种“生死存亡”的极致性危机“倒逼”出来的！这也就是为何有的民族会率先挪移，而有的却长期滞后不前、有的经过曲折而实现挪移的一种原因。其所以说是“一种”，因为它不是“全部”。我们可以西欧、非洲、中国为例：
而在非洲，特别是在“黑非洲”，历史进程又是另一种情况。就“生存环境”来说，非洲比起西欧就好很多了，可以说在近代以前就像“伊甸园”那样，不然也不可能成为人类初始发源的“根据地”之一。生存环境好，又缺乏竞争者，一无挑战，二乏竞争，三少“文明积累”。一个条件都不具备。再加上后来的帝国主义的殖民化。这些应该是非洲文明演进滞后的重要原因。
西欧，在文艺复兴以前，原是一个生存环境十分恶劣的区域。但仅仅是生存环境恶劣，并不足以说明它必定实现挪移，否则，就无法解释我国一些大山区为何长期落后。当然也不是后来欧洲中心论者所鼓吹的“人种优越”。主要有三大原因促进了西欧的文明大挪移。一是海洋与大山的分割造成各个民族与公国之间的竞争性特别强烈，从而上层建筑很难形成稳定持久的“专制大帝国”。中间虽然有过几次靠武力建立的大帝国，但都成了“历史的过客”。二是海路的方便（而农业的滞后）促使流通与商业的早发。人口的交流与商品的交换，天生就不可能形成一个“封闭”的系统，按照“耗散结构”的原理，必然就会拥有较为旺盛的“新陈代谢”的机能。三是奴隶制使“上流社会”的一部分人有可能集中能量从事“符号文明”领域的研究与创作，他们中间的优秀人物成为各个领域“文明的开拓者”。如果没有这些“领军人物”的文明成果，或者缺少前面两个原因，“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就不可能在西欧出现，也就不可能由西欧来牵头引领人类的“工业文明大挪移”了！当然，这一切都属于客观历史的“安排”，不是以人类主观意愿为转移的。
在中国，近百年来，文明空间的挪移走的是一条曲折的道路，即“觉醒—反复—再觉醒”的曲线。从上个世纪初到50年代初，是第一次觉醒。那一时期，由于国民党的迅速保守化，对内实行怀柔落后文明压制先进文明，对外实行放任的开放，结果既无力 “挪动”国内的封建农耕文明的根基，又无力抵御外来帝国主义的瓜分，酿成日寇入侵、险些亡国灭种之大祸！血与火的事实使中国人民逐步觉醒起来，高度一致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高举“反帝反封建”大旗，摧毁了以国民党为代表的“半封建、半殖民”文明的上层建筑，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华文明的挪移带来了一次重大的历史机遇。在20世纪50年代的前中期，全国一片莺歌燕舞，对中华文明的新生与现代化充满着无限的期望。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从50年代后期开始，现实的发展逐渐偏离了合理的方向。同时，由于国际上的封锁，国家几乎成了一个封闭的系统，更大大加重了“井底效应”，最终导致了“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使本来应到手的“文明挪移”之果失之交臂。中华民族险些错过了一次走向现代文明的重大的历史机遇。经过那次浩劫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全国人民一道，在痛苦反思的基础上，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作出了“拨乱反正”、清除 “文革”遗毒、实行改革开放的划时代的伟大决定。中国人终于迎来了再一次的大觉醒！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那次“再觉醒”，今天中国文明挪移的“大奇迹”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
第四，说明文明演进的速率成效与当时当地不同文明间的竞争与挑战的剧烈程度有很大的相关性。人性具有两重性，惰性与积极性。当过于 “太平无事，一切顺利”时，惰性就会滋长起来。惰性与保守是“孪生兄弟”，它必然会导致“安于现状，不求进取”。这从中国过去的历史就可以得到说明。而竞争的激烈程度又与挑战双方实力的大小密切相关。如果一方实力过小，就可能被另一方的文明取代；如果双方实力各有千秋，就有可能“逼出”一种新的文明来！
第五，说明文明的演进是带有偶然性的。文明的演进不可能照人们的主观设计“按部就班”地进行。人们可以阶段性地“循势施策”，却不可能“规定”目的地。
3.“四维文明空间”的猜想
第四次科技革命速度之急猛、态势之复杂变幻难测，我绝对没有把握说出一个“所以然”来，而只可能根据第二节和本节前面的分析，依据马克思“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原理，做一个“力不能及”的猜想。
所谓“四维文明空间”，是指在三维文明（或地球文明）的基础上，向 “宇宙”纵深开拓的 “文明空间”。这一文明空间的开拓，起自人类开启“太空探索”的那一刻。这个空间实在过于浩瀚缥缈，我们这里只可能从目前第四次科技革命的“趋势”来粗略估计一下大致的“走向”。而且这种估计的重点，也只是放在我们“地球人类”的上层建筑“进一步改革”的“模糊方向”上。
第一，关于生产关系的演进方面。由于经济运行物质基础（工具文明）的网络化（特别是物联网的普及）、虚拟化、平面化和劳动力素质的高智化，在其传递与管理层面，可能省略大量的 “中间环节”和层次，从而工业文明所依托的“等级关系”和“集中趋向”可能会为“合作关系”与“分散（平面）趋向”取代。企业结构方面，可能会出现大量的中小企业、家庭企业与更少更加多能的特大型、外包合作企业协调并存的结构。而且那种外包与合作，可能会逐渐褪去雇佣或买卖关系，蜕变为一种新型的、平等的“合伙关系”，或技术高度专业化与组装高度全能化互补的 “契约关系”。而这种关系，完全有可能不受地域、国家、制度等等限制。因此，在未来，可能“全球性多元合作”的生产关系会愈来愈占据更为重要的地位。从而，未来的生产关系可能是：由一种灵活的“共同体”关系代替工业文明的稳定的“雇佣”关系：由“机械化石油＋集中雇佣”的经济基础向“智能化核能＋离散共同体”的经济基础挪移。当然，这只是模糊的想象而已！
第二，关于制度文明演进方面。以上述物质文明为基础，国家的职能可能发生巨大的变化。就国际来说，原来工业文明时代的“国家垄断”、“ 以邻为壑”的功能可能会愈来愈难实现。任何企图“封闭国界”“ 独善其身”或凭借实力“霸道阻扰”几乎是不大可能的了。人类只能走向愈来愈“多边合作共赢”的制度文明。就国内来说，在任何国家，不仅“二维文明空间”的专制服从文明没有市场，就是三维文明空间的那种“ 多党民主文明”也会愈来愈“ 捉襟见肘”。像第一点所述的那种高度分散化、平面化、虚拟化、共生型多元化（而不是“ 排斥型多元化”）的经济基础，必然要求一个更加包容、更加法治、更加协同、更加智能的规制文明。因此，“ 专制文明”、“ 人治文明”、“ 民主文明”都将成为“ 过去式”。新的物质文明，呼唤一种新的“智主文明”——或许是一种运用“大数据”技术设计的，用“ 智力选票”取代“ 人头选票”的既有广泛“ 协商民意”基础又有合法“ 程序集中”机能，既有随机应变（非机会主义）的活力又有长远可持续定力的新式民主。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包含港澳在内的珠三角城市群融合发展的升级版，是从前店后厂模式转变为教育、科技、人文、产业全方位合作最重要的示范区，是“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支撑节点，是国家实现更高水平、更高层次对外开放新格局的必然选择。创新理应是粤港澳大湾区的第一品牌，协同创新则是大湾区引领全球新一轮创新发展的核心命题。
第三，关于精神文明演进方面。作为上层建筑顶端的精神文明是最难预料的。因为，人的“ 大脑”最不容易预测。但是，不妨以人与人、人与物的“ 常情”来“ 臆断”一下，可能会是这样：
（1）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而且每个人的发展成为一切人发展的条件。
在思想方法方面，原来西方工业文明所遵循的“理性主义”，在历史上也曾起过了不起的巨大作用，特别在科技与工业革命上，起到了“ 石破天惊”划时代作用。不过，到了今天，人类面临如此复杂、如此“难以琢磨”而且如此危险——人类可能毁灭——的新时代，如果还继续因循旧的思维定势，坚持“ 非此即彼”、“ 非友即敌”、“ 非胜即败”、“ 非生即死”的零和思维，不承认“ 中间状态”、不考虑“ 辩证换位”，我可以肯定地说人类必定会“ 走向灭亡”！当然，人类并非“全属愚妄”，必有那“力排妄议”的集团、民族、国家乃至国家联盟会扭转危机，坚持“ 和谐共生”的思想方法，提倡统筹兼顾、合作共赢，构建起“ 命运共同体”。
第四，关于社会文明演进方面。如果说，人类前三次的社会文明分别是氏族（血缘）文明、宗法（多缘）文明和法治（有形程序）文明，那么第四次即将到来的可能是网络程序文明。因为，人是“社会动物”，整个社会需要最基本的“ 凝聚力”。在未来，不仅那种“ 血缘”、“ 多缘”的纽带会被“虚拟化”冲淡，就是“ 有形法治”也会被千奇百怪、吊诡莫测的网络犯罪所扭曲。即使现在，许多“案件”几乎离不开移动网络程序。以此类推，未来社会的基本凝聚力可能离不开“网络程序”，它必将渗透到社会的一切方面，离开了它，社会就可能解体，至少也会出现巨大的社会混乱。
五、充满憧憬的未来
1.从“特色社会主义”看到的希望
中国共产党人近40年来，一代接一代 “摸着石头过河”所创立的特色社会主义，虽然还在继续改革完善之中，但其在历史上的重大意义，正在愈来愈清晰地显露出来：既是对共和国前30年新民主主义的继承发展和“ 农业社会主义”的拨乱反正；也是对苏联“向共产主义急行军”的重大矫正；还是对东方文明走向现代文明乃至为未来社会奠定基础的一个伟大的创新；而且，它的外延也给整个人类文明的演进“辐射”出积极的价值。
(3) 对于溶洞被淤泥或其他软弱土体充填的情况，利用泡沫混凝土作桩，穿越溶洞，与桩间土形成复合地基共同承担荷载。桩长增加，桩侧摩阻力增大，单桩承载力提高，地基承载力得到提高。但桩长继续增加，地基承载力提高有限，存在“有效桩长”。
再次，特色社会主义“ 政府与市场”的结构，通过“ 深化改革”有可能形成一种更有效的“ 互补关系”。西方工业文明所形成的政府与市场结构，虽然在保障自由、减轻负担、激发活力、防止专制方面有其优点，但在解决 “政府缺位”（面对重大灾害和危机，由于政府过小而难以应对）或“ 市场失灵”（经济危机）这些致命的大问题上，则显得软弱乏力，难以奏效，使社会遭受了许多可能避免的损失，甚至成为社会安全的致命伤。而目前的特色社会主义，如果政府能克服过大（剔除那些政府应该不管的事），市场能克服无序（进一步完善法治），逐步建构起“ 有权威的适强政府”和“ 有活力的法治市场”，就能够有效地解决上述西方那种“政府过小”和“ 市场过滥”的问题，并成为迎接第四次技术革命的有力杠杆。
第一，特色社会主义的“ 未来价值”。目前的“特色社会主义”，应该说还没有完全定型，还有着繁重的深化改革的任务。至少，在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方面，还处于“观察阶段”和“启动阶段”。但是，即使如此，已经可以初步看到一些“有希望的苗头”。这些苗头，如果人们培植得当，也许就可能茁壮成长，既可能克服西方工业文明的许多缺陷，又可以弥补原来社会主义的瑕疵，还有希望适合未来社会的诉求，最后定型为未来新文明的参天大树。
首先，“ 公私混合”的经济基础，对于保证生产力的持续稳定发展具有长远的巨大的潜力。它是保证我们得以走向未来“ 彼岸”的决定性根基，也是防止“ 灭私狂热症”，并由此造成经济社会倒退的“ 生命屏障”。因为，这种经济基础是一个“ 双保险”的“ 永动机”：它有机地将“ 私保自发创新”同“ 公保平衡稳定”巧妙地结合起来了！它具有防止西方工业文明两极分化、社会失衡的机能。最近几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西方一片狼藉，中国却能“ 安然无恙”就是明证。而且，其优点还不止如此。这种“ 公私混合”的基础，很有希望 “渐进式”地塑造成为在遥远的未来“公私融合”的——不必通过“消灭私有制”——“社会共有制”。有平等产权的“ 混合股份制”，有可能如马克思所预言成为其载体。
其次，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党主政，多党参政”的协商民主，有可能演化为一种新型的制度文明。目前，这种体制虽有不足，但在一些方面确实显露出可塑的生命力。如可以避免西方民主的“ 党派战争”；可以提高“ 决策效能”；可以保障政策与规划的一惯性和长期性；更重要的是具有“ 统筹各方，合力应对”的权能。如果能进一步强化党内民主、优化代表结构、增加协商的决策权能，并使其程序化、稳定化，很有希望形成一种可以适应新时代的，既具有坚实民意基础又具有高效集中能力的新型民主制度，从而在应对突发事件的动员能力和防止潜在危机的持续耐力上具有更大的潜力。
以上四个方面的历史地位，前两个我在本文第一节已经作了阐述。这里就后两个做一点补充。
复次，也是最重要的，特色社会主义的 “和谐共生”基本价值，必将是拯救人类、迎接未来的“治世良方”。和谐共生，本是中国传统文明中最根本的价值，它包含了“ 和为贵”、“ 达己达人”、“民本”等等诸多的价值取向。特色社会主义，结合当今国内国际的实际，在国内关系上主张“ 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 “求同存异”、“ 协商民主”，在国际关系上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 包容式发展”，不仅见诸文字，而且也正在逐步付诸实施。例如，国内的扶贫，特别是跨地域的扶贫，只有社会主义才可能做到；国际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得到愈来愈广泛的响应。
第二，特色社会主义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如前所述，我认为，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国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这个历史阶段，应该包括目前的 “继续深化改革”阶段和未来的“稳定发展阶段”。因此，它必将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是需要几代人才可能完成的伟大事业。
之所以特别强调“ 漫长”，是因为特色社会主义的“ 成熟远景”，绝不是“ 破私立公”或“ 兴无灭资”那么简单快速，而是“公私融合”（互补）“ 无资一体”（共同体）。由中国40年的特色社会
主义实践可以初步看到，在一定的国家体制、一定的政策体系下，这种融合是可能的，只是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达到合理。它不仅涉及利益关系的大调整，还涉及国家体制的大创新，更涉及精神文明（价值观念与人性演化）的大提升。更为根本的是，在上述调整与创新的基础上，社会财富必将呈几何级数的 “涌流”。这些隐隐约约的前提条件，都是需要时间的，一点也性急不得！在这个历史阶段，即使可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曲折，但我相信，智慧的中国人终究会走上那条“ 文明的康庄大道”。
2.刍议共产主义的时代化
第一，这个问题的现实性与关键性。一般以为，共产主义是遥远未来的“ 理想”，谁也看不见，似乎用不着关注。实际上“ 大为不然”！请看，为什么有些民营企业家会向国外转移资产？为什么有的高级人士会主张“ 国进民退”？为什么民企“ 日子不好过”？而且要命的是，这些“ 噪音”和“ 担忧”有一阵明显地冲击了经济的增长!为什么会这样？说到底，其实都与“ 共产主义”有密切关系。作为“ 噪音”的“ 国进民退”，显然与其对共产主义的“ 传统理解”有关，以为国营是方向，民营可有可无；作为“ 担忧”的“ 却步不前”，就是担心“鸟尽弓藏”，这是对共产主义就是“ 消灭私有制”心存远虑。而我认为，只要我们能够对共产主义加以时代化、中国化，从理论上作出与时俱进的“ 方向可信”的说明，这些误读和误会便“ 可以休矣”。
众所周知，马恩为自己确定的任务，主要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未来社会只是作了一些思所能及的预想。这也说明，马恩不仅是伟大的思想家，也是伟大的科学家。他们是忠实地遵守自己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用科学的态度对待资本主义和未来的共产主义的。我不是“事后诸葛亮”，而是本着“吃一堑长一智”态度，认为应该将《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和《共产主义原理》与马恩晚年通信结合起来，站在人类文明演进的最高视野上，进行辩证式的综合研读。由于我年事已高，没有精力作全面深入的研判，只能就有限的文献和我所知的社会主义实践以及新的科技革命，结合中国近40年的经验，谈一点想法。
首先，对未来社会必须以其“ 目标”来界定，而不应以其“ 手段”来界定。什么是未来社会的目标呢？过去，习惯把共产主义与全面国有、按需分配、计划经济划等号，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因为，所有制形式与分配方式都属“ 手段”，绝非“ 目标”。它们都无法标明新社会的实质！
我认为，任何一个新制度一定要比旧制度更能发展生产力、更能提高社会生活水平、更能提高人的文明素质、更能保障人类文明的持续演进发展。否则，它就不可能得到人民大众和整个社会的接受。而显然，只是“ 所有制形式”与“ 分配方式”，无法回答与满足上述要求。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在其著作中，对这个问题都有过原则性的表述，我总结主要是三点：
综上所述，随着我国与韩国之间经济与文化交流的逐渐频繁，我国学习韩语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多。但由于对韩国文化的了解不够深入，致使学生在学习韩语时困难重重。因此，应对韩国文化教育下的韩语教育问题进行具体分析，从韩语教师的文化素养以及教学模式等方面进行解决。提高教师的文化素养，合理设置教学内容，同时还应加强韩语教学的实践性，从而实现韩国文化教育与韩语教学的有效结合，提高学生的韩语水平。
文中采用0.25 μm GaAs PHEMT工艺，设计了一款工作频段为2～4 GHz的两级级联低噪声放大器，并对其进行Momentum联合仿真。仿真结果表明，在工作频段内，低噪声放大器的噪声系数不大于1 dB，增益则至少为30.6 dB，输入回波损耗小于-8 dBm，输出回波损耗小于-10 dBm且在全频段内保持稳定的工作状态。在S频段的通信系统中，该低噪声放大器优良的低噪声性能和增益性能具有广阔的工程应用前景。
1、乡镇村公益事业、公共设施用地；2、村民住宅；3、集体经济组织兴办企业或者与其他单位、个人以土地使用权入股、联营等形式共同举办企业的；4、以集体经济组织为主体开发建设公租房、乡村休闲旅游养老等产业，或者以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作价出资入股、联营与其他企业合作开发此类产业的；5、在33个农村“三块地”改革试点，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出让、租赁、作价出资或入股，用于商品住宅以外的经营性项目；6、返乡下乡创业人员，可依托自有和闲置农房院落发展农家乐；也可通过租赁农房或与拥有合法宅基地、农房的当地农户合作改建自住房。
在核心价值方面，原来西方工业文明所倡导的自由与人权，在历史上对摧毁中世纪农耕文明的专制主义（禁锢）、个人崇拜（愚民）、安土重迁（封闭）起到了“ 摧枯拉朽”的划时代作用。但是，历史的辩证法是永不停息奔腾向前的。随着新的智能文明的开启——虽远未成形，却可以看出那种“自由”与“ 人权”已经显露出明显的不足了！例如，在一个社会经济基础日益趋向平面化、分散化、虚拟化的大势下，无论是过度的自由（特别是难调适的个人自由），或是过度的集权（特别是缺乏民主基础的专制）；无论是过于偏狭的人权 (特别是忽视生存权的人权)，或是以邻为壑的暴力，都将成为人类文明的大问题！前者，如在美国由于“ 禁枪法案”无法通过，造成许多人成为“持枪自由”的无辜牺牲品；后者，如在中东血流成河，“ 难民潮”成了当今世界一大灾难，成为西方“ 人权至上”的莫大讽刺！由此看来，未来社会的核心价值必须来一次重大的矫正。如何矫正？我不成熟的想法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个问题，因为我在后面将有展开论述，故在此不赘述。
何谓“ 自由的发展”？就是经过漫长的不断改革与创新，特别是经济基础的“ 平面化”（非等级化）、“ 网络化”（非封闭化）与“ 伙伴化”（非雇佣化），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历史上各种法权的阶层限制、社会财富分配的各种垄断、知识信息的特权等等阻碍人的自由发展的桎梏被解除，人成为有可能自由发展的“ 自为之人”。
何谓“ 全面的发展”？“ 自由发展”是途径，“全面发展”是结果。随着“ 无人车间”的逐步普及，机器人取代人的劳作，使广大的劳动者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人们由为生活而劳作变得有大量的休闲时间；又由于“ 公共产品的充分保障”，必然就可以按自己的爱好学习多种知识与技能，成为“多面手”了，可以从事多种多样的工作与活动了。
我可以满不在乎地对他说，秦明，我们分手吧，我已经不爱你了，也可以在说完这句话后没等他张口就潇洒地转身离开，留他在原地瞠目结舌，如果还不解气，我更可以直接甩他一巴掌然后淡定地说一句，你滚吧。可是事实上在我刚开口说我们分手吧，秦明就毫不犹豫地说好吧后，我脑子里假想的场面都不存在了。我是转身离开了，可是转身之后，我泪流满面。
何谓“ 每个人的发展成为一切人发展的条件”？这种关系状态如果是在网络化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但是，随着网络化的普及，特别是物联网的普及，以及各种“ 网络管理”的正常化、合理化，可以看到，“ 网上查询”、“ 网上学习”、“ 网上交流”、“网上讨论”这种“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关系状态就完全有可能发生。
（2）在生产力超高速发展、物质财富极大涌流的基础上，实行“各取所需”。
从图1中可知，在低孔隙水压较低的应力状态下，蠕变为衰减蠕变变形，且蠕变速率一般较小，经过一段时间后变为零，蠕变变形值趋于稳定值，当载荷升至中等应力时，蠕变变形曲线为由衰减阶段凸形变成直线形线性增大，最终当处于高应力状态下时，蠕变在3个阶段均会出现，且蠕变较快经历衰减和稳定蠕变阶段后迅速进入加速蠕变阶段，蠕变速率陡然上升，岩石最后发生失稳变形破坏。但是在高孔隙水压和高围压条件下，即σ3=20 MPa、pw=10 MPa时，蠕变曲线并没有明显的稳定蠕变阶段，而是在高应力加载时，经历较长时间的衰减和稳定蠕变后，进入加速蠕变阶段才发生破坏失稳。
如何估判“极大涌流”？这个问题，我在本文前面已经作过初步的回答。这里再补充一点，就是达到这样一种境界：一方面随着社会存在的生产关系中平等式的“ 股份制合伙关系”远远多于落后了的主客式“ 劳资制雇佣关系”，多数人都拥有“ 平等的资本”，从而生产积极性与创造性极大地“ 释放”；二是社会的“ 公共产品”已经能够保障大多数人“ 衣食无忧”。
如何理解“ 各取所需”？我以为，过去翻译界将此词改译成“ 按需分配”似有不妥。因为“ 各取所需”不是分配问题，一方面 “公共产品”属“ 供给问题”，另一方面随着 “小批次大批量”的生产个性化，“ 需要决定生产”会代替“ 生产决定需要”。
（3）由于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分工的狭隘专业化将被“ 多面手的人”的“ 自由工作”取代。
我在前面已经讲了人的全面发展及其条件，在那种条件下，工业文明所造成的建立在“ 雇佣关系”基础上的“ 就业”与“ 失业”的那组概念，就会被“ 伙伴关系”基础上的 “工作”与“ 休闲”这组概念所取代。而且，“ 工作”的内涵，也将由单一专业的“ 固定职业”变成多种专业的“ 自由职业”了。
当然，也可能有另一种情况，“ 休闲多了”会否出现众多的“ 懒汉”？我想，到了那时，更加聪敏的人类也会发明出 “激励向上”的新机制的。
其次，到了“ 共产主义”，对生产资料私有制不是“ 消灭”，而是“ 自动消亡”。由于有了 “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人的素质必会随着兴趣与爱好而“ 多能化”、“ 高级化”，各种有不同知识与爱好的人，就会“ 平等自愿”地组成各种股份制的“合伙企业”或“ 跨国公司”。这很可能成为那时的主要“ 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已不是建立在资本与劳动分离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资劳合一而技能（知识）互补的基础之上。大家都是平等的“伙伴关系”，都是“ 资本所有者”，而且这种关系的流动性（ 身份的换位）也极大，也就不存在过去的那种相对稳定的 “私有者阶级了”。加上那时“公共产品”会“ 大量涌流”，所以，也就用不着以强力去“ 消灭私有制”，它是会“ 自行消亡”的。
其实，即使在今天我们也可以看到，有的民营企业，而且是大型的跨国公司，已经是全公司“ 人人持股”了，而且经营得很好，生命力旺盛。这就可以说明，上述的推论是有一定可能性的。
同样因为开启状态的麦克风，两人这段本不对外开放的双边会谈得以向媒体“直播”。当时，外界把奥巴马的话解读为，他不愿意和内塔尼亚胡打交道。
再次，由于“ 人的全面发展”，人类将由“ 自在”型文明进入“ 自为”型文明。近几年来，科学技术的发展几乎要突破“ 摩尔定律”了！它有可能演化出整个人类文明的变化甚至“ 整体结构”。尽管现在没有谁能明确地说清楚它的“ 形象”，但是，作为一种模糊的想象，那可能是人类的自在性大大地缩小，自为性极大地膨胀起来！随着机械的智能化和人体器官的机械化“ 双向拓展”，以及大数据技术的急速翻新和基因工程的进展，那时的“ 人”，可能已不是现在的人了。当然，据科学界的看法，有两种可能：如果“ 人的大脑”不可复制，由于其他器官可置换，人的寿命必将极大地延长，人也由于“ 全面的发展”而成为“ 智人”，人类将进入智能文明的新时代；而如果人工智能也可能具有“ 复制的人的大脑”，人类的灭亡就会来临！不过，多数科学家持前一种看法。我也相信，人类的理智必会战胜愚昧，“ 构建命运共同体”必会战胜“ 丛林法则”。人类必将通过创新各种规制，约束“ 新野蛮”，进入一个崭新的“ 自为之人”的“ 智人文明”新时代。而人类本身，或许会如科学家所说，成为“后人类”？！
结语
上面这篇论文，纯属“ 探路之作”。我已经过了鲐背之年，别无所求。只是“ 历史责任”和“ 个人兴趣”使我无法放下思考。特别令我不安的是，如果我们中国，不能在文明地消除“ 野蛮对抗”、构建“ 命运共同体”上做出“ 可能共信”的样板，也许人类的危机就可能成为现实！而要能做出这样的样板，在国内，就必须有“ 长期坚持特色社会主义”的耐心，长期保证“ 公私混合”的经济基础，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使我们的“ 综合国力”持续超越。由此之故，趁剩下这点余年，说了这点“ 悬念”。仅此而已。是对是错，留给后人评说吧！
注释：
①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04、304页。
②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73、374页。
中图分类号： D619
文献标识码： A 章编号：2096-5982（2019）06-0005-11
作者简介： 夏振坤，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湖北武汉，430077。
（责任编辑 胡 静）